孩子爬在地下啃泥土。

    声音已经哭哑了；

    妈妈毫不关心的在摘棉花，

    对于怀中的棉絮又如此的溺爱。

    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看待着的。

    我摘下一个棉花桃，

    塞在孩子手里，

    他马上放在嘴边舔着啮着，

    痴呆地笑了。

    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容易满足。

    那女人反而怪起我来：

    “吓，那是作孽的，

    一个棉花桃要纺几丈线哩！”

    这首诗写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妈妈下地去摘棉花，把孩子——一个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放在地头上。孩子在地下爬着，啃着泥土，哭得声音都哑了。妈妈只管摘她的棉花，好像没听见似的。诗人摘了个棉花桃塞在孩子手里，孩子舔着啮着，笑了。做妈妈的反而责怪起诗人来，说这是作践了东西——一个棉桃能纺几丈线哩。

    上面这样的叙述绝不能成为诗，连故事也算不上，因为情节太简单了，而且在旧社会里，这样的事儿也太寻常了。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把这件简单不过寻常不过的事儿写成诗呢？因为从这个孩子想开去，他想到了千千万万的孩子，心头的激愤再也按捺不住了。做妈妈的怎么会不疼自己的孩子呢？可是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孩子哭得声音都哑了，这位妈妈却毫不在意。按说她应该心痛得什么也顾不上，立刻跑过去把孩子搂在怀里。可是她不，她顾不上孩子，她怀里搂着棉絮哩。这棉絮，是她一朵一朵亲手摘下来的，她小心地搂在怀里，好像既怕它痛，又怕它冷，真可以说到了溺爱的程度。而应该受到她爱抚的孩子，只好趴在地下号哭。在旧中国，得不到应有的爱抚的孩子到处都是。“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看待着的。”诗人愤慨地向社会提出抗议，为千千万万孩子提出抗议。

    孩子哭得声音都哑了，做妈妈的又毫不关心，总得想法子哄哄他才是呀。可是在棉田里，有什么可以哄孩子的东西呢？诗人只好摘下一个棉花桃，塞在孩子手里。没想到还挺有效，孩子捧着棉花桃又是舔又是啮的，高兴得笑了。他应该有吃的，可是没有；他应该有玩儿的，可是也没有。一个棉花桃就把他逗笑了，那模样儿真有点儿痴呆。即使真的痴呆，也不是他自己的缘故。他不但应该得到爱抚，还应该得到教育——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得到爱抚，得到教育。可是在旧中国，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也得不到，连一个既不能吃又不好玩儿的棉花桃，也不是轻易能弄到手的。“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容易满足。”诗人再一次用事实向社会提出抗议，为千千万万的孩子提出抗议。

    孩子不再哭了，按说做妈妈的应该感到欣慰。可是不，她反而责怪诗人糟蹋了棉絮。“一个棉花桃要纺几丈线哩！”她说。她爱惜一个棉花桃，爱惜几丈线，竟胜过了爱惜自己的孩子。这能责怪她吗？她要生活，日子苦得没法过了，她还得挣扎着活下去。她不是不疼自己的孩子，可是在生活的逼迫下，她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她得摘棉花，摘那赖以维持一线生计的棉花。她只好铁下心，由孩子爬在地下啃泥土；她只好铁下心，尽管孩子哭得声音都哑了；她甚至得铁下心，从孩子手里夺下那个棉花桃，夺下那个使她的孩子破涕而笑的棉花桃。“一个棉花桃要纺几丈线哩！”妈妈竟会这样忍心，咱们现在很难理解，因为咱们没有体验过旧中国的苦日子。但是咱们得知道，得记住，为了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咱们决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

    “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看待着的”，一句作为一节。如果跟第一节连在一起，当然也可以，可是不如单独作为一节好，念的时候念完第一节，稍停顿一下再念这一句，会感到力量强得多。“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容易满足”，也是一句作为一节，效果相同。像这样的结论性的语言，在诗歌中是不常用的，因为太概括，太直率，在这首诗里却用得挺合适，使咱们能从诗中写到的那个孩子和那个妈妈，想到在旧社会受苦的千千万万个孩子和妈妈。这首诗没押韵，但因为语言精练，意思深刻，能引起咱们的激情，所以仍然是一首好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