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自问不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碌碌无为终其一生，是对生命的浪费。从苏格拉底的思想就可以认识到人类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让人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且没有遗憾。他对生与死的内涵认识得十分清楚，以真实为基本，追寻善、美的生活，相信灵魂不灭，所以，他赴死的勇气永远伴随着他。

    令人钦佩的是，苏格拉底对生存的使命与人生所应拥有的立场非常清楚，而他也一直将全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些见解，在柏拉图《对话录》的《申辩篇》中都有详细记载。

    苏格拉底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智慧，他自称“爱智者”，并孜孜不倦地追求智慧，用心研究自己和他人。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因受到死亡威胁或遭遇其他危险而改变。他曾对别人说：“假如我抛弃了这种生活方式，你们可以随时将我带到法庭。”

    苏格拉底不能粉碎德尔斐的神谕，并将神谕理解为他的使命。他将后半生全部投入到探索人类心灵的工作之中。他常常冷静地询问雅典的青年，什么是名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品德？他永远问多于答，让青年充分地发表意见、思考他的问题，然后他只用三言两语就能使青年们醍醐灌顶。但是，他永不休止地提问，加之他受青年欢迎的程度，却使他被人以“蛊惑青年”的罪名控告。

    仗义执言

    公元前413年，苏格拉底57岁。那时，斯巴达军占领了雅典国境的城堡德凯利亚，双方战争进入白热化。

    苏格拉底的学生亚西比德是一名贵族将军。此时，他向大家宣布自己征服锡拉库萨的计划，他自认是雅典的幸运儿，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美梦。公元前415年，他终于成为雅典海军舰队的总司令，率领舰队远征。

    才出发不久，亚西比德和他的党徒就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

    原来在雅典城里，每一个家庭门口的四方石柱上，都刻有赫尔墨斯的脸。有一天夜晚，它们全部被毁掉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亚西比德一行做的。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以“污辱神”的罪名，将他召回接受判决。在回雅典的途中，他逃到斯巴达，逃避了雅典法官对他的判决结果：死刑。

    逃到斯巴达的亚西比德背叛了雅典，并且撒谎说雅典的目的是占领斯巴达，建议斯巴达人在阿提卡兴建城堡。

    后来，亚西比德终于反悔，并对祖国发誓忠诚，获得了雅典人的谅解。于是在公元前407年，他回到雅典。但是，不被公民信任的他无法久居祖国，在公元前406年再度逃到斯巴达，而苏格拉底也在这一年初次担任公职，那时他已64岁了。

    公元前406年的夏天，雅典的军队在阿尔吉努萨伊群岛附近大胜斯巴达军队，但是，却损失了25艘战舰，牺牲了四千多名士兵。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若非指挥官的怠慢、不负责，这些人一定能得救。

    由500人评议会所选出的50个委员，审判了这次战争的指挥官。苏格拉底是50名委员之一，所以他也参加了审判。这次审判的经过，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曾有记载：“你们知道，这是我初次充任公职，过去我只当过政务审议会的议员。你们决定讯问那些在海战中没有救助遇难者的将军。他们漠视士兵死活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有违人性的。

    “那时与会的委员中，只有我一人反对这种残酷判决，搞得其他议员都想弹劾我、逮捕我，欲除之而后快。我相信，如果我是那种害怕被关在牢中或被判死刑的人，我可以随时推翻自己的主张，加入他们之中。但牢狱和死刑，不会令我害怕，所以我永远都是法律和正义的信徒。

    “另有一件事，发生在寡头政治那段时间。有一天，30个委员根据法条下了一道命令，把我和其他4人叫到他们那儿，命令我们将黎恩抓来，处死他。他们经常发些这样的命令，整日忙着害人，好像不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杀干净就无法睡觉似的。我没有遵从这个命令，而且我用实际行动表明我对死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抱定不做不合乎正义之事的决心。所以，当时的统治者虽然凶狠异常，却不能威胁我、逼迫我做出违心之事。

    “除我之外的那4个人将黎恩带来了，执行了死刑，我则独自一人回家。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权很快就崩溃了，否则我可能也会被抓去处死。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充任公职，一定采用最好的方法办理诉讼、维持正义。我想，要不是我来得这么晚，可能我都活不到现在。无论是参与公职或过私人生活，我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

    抱定这种大无畏信念的苏格拉底，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然而，他已充分掌握了处理世事的智慧和方法。如果让他选择死亡与抛弃正义，他毫无疑问会选择死亡。

    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研究人类问题，他以清晰的思路，细致的分析探寻答案。什么是敬神？什么是不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思虑又是什么？疯狂呢？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政府？统治者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害怕和胆怯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他所关心的。

    苏格拉底绝不会为讨好掌权者而违背正义，他不害怕，更不屈服。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斯巴达将军莱山德的命令下，雅典的民主政治被解体，重建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实行寡头政治，而苏格拉底无视世事变幻，依旧坚持他的理想，不因局势改变而变节。

    公元前403年，苏格拉底67岁，柏拉图25岁。寡头政治解体，雅典的民主政治复活，但是，这时的民主政治不是苏格拉底理想中那种饱含人性与人文关怀的国家制度。而且这时的苏格拉底，也开始被某些人称为“培养叛逆者的人”。说这句话的人当中甚至有苏格拉底的朋友或学生，例如柯里西亚斯和查米德斯。

    柯里西亚斯是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是“三十人委员会”中最极端的一位。查米德斯也是柏拉图的舅舅。

    查米德斯与尤西德姆斯过于亲密。尤西德姆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查米德斯利用他获取好处，苏格拉底听说后，表示：“有操守的人不会像乞丐讨食一样，向自己的朋友哀恳，这不是一个自由人应有的行为。”

    但是，查米德斯无视他的话，也不改自己的行为，因此苏格拉底在尤西德姆斯及许多人面前痛斥查米德斯：“查米德斯的脾气简直像猪一样，猪用身体去碰石头，就如同查米德斯去恳求尤西德姆斯。”

    查米德斯听到这句话后，对苏格拉底咬牙切齿，所以，当他成为“三十人委员会”中的一名后，他立刻在法庭向苏格拉底提出一项禁令——“禁止教导辩论术”，这无异于禁止苏格拉底和青年们谈话。

    当苏格拉底看到“三十人委员会”任意将有一定声望的无罪庶民处以死刑，并且又煽动其他人民，进行一些龌龊勾当时，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所以，他对此进行了一番批评：

    “假设有一位牧牛人，他所养的牛群中的牛一天天减少，牛也日渐瘦弱，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是个水平差的牧牛人，这难道不好笑吗？好比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国内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国家的秩序也日趋混乱，可他并不觉得这是他的耻辱，也不承认自己是个不称职、水平低的政治家，这难道不奇怪吗？”

    有人听到苏格拉底的议论，就告发了他。因此卡里库勒斯和柯里西亚斯把苏格拉底召来，拿法条给他看，对他重申法律是禁止他和年轻人谈话的，于是苏格拉底就对他们两人说：“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没有领会，可否请教一下？”

    “可以！”他们说。

    “我服从法律，可是我是无知的，我总是担心自己因不懂法律而违反法律，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禁止我教辩论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你们认为我说了真话，指出了事实？还是说，你们认为我讲了假话、虚伪的话？如果你们认为我讲的是虚伪骗人的话，那么以后我就要讲事实了！”

    听到这里，卡里库勒斯愤怒异常，他说：“苏格拉底！你不要装傻了，你不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意思。好吧，我再清楚地告诉你，听好了，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和年轻人说话。”

    苏格拉底回答说：“不要生气，我只是担心自己会在无意中违背法律，所以请你们告诉我，年轻人的年龄范围是几岁到几岁？”

    “但凡还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以及尚未成熟的人，你都不能作为交谈对象。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没有达到法律允许担任审议员的年龄的人——你不可以和30岁以下的人说话。”

    “如果我上街去买东西，而那位老板却是30岁以下的人，那我也不可以问他东西的价钱吗？”

    “这是可以的。可是，苏格拉底！你好像对自己所熟悉的事情，有一种不断质问的毛病。你应该知道，明知故问这种习惯是不好的！”

    “按你的说法，如果有年轻人问我一些我所知道的问题，比如说：请问卡里库勒斯住在哪里？或是柯里西亚斯住在哪里？我也不能回答吗？”

    卡里库勒斯说：“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回答。”柯里西亚斯插嘴道：“苏格拉底，你千万记住，不要再去打扰木匠和铁匠了！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你时常在谈话中流露对他们的评价，就会伤害他们。”

    “假如那些工人问我有关正义、信念，或者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吗？”

    “是的，你不能回答。而且你也不能再讲那个该死的牧牛人的故事，如果你不改掉这些习惯，那就要小心你自己的牛群了。”

    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上的对话得知，卡里库勒斯和柯里西亚斯对苏格拉底生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所讲的牧牛人的故事。

    你永远也说不过我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出现过不少的哲学家，如泰勒斯、芝诺、毕达哥拉斯等。狄俄革涅斯在《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中写道：“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聪明的，有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但是这些哲学家热衷的是对天文、自然现象等的研究，致力于外界事物的本性及物质世界的形成与法则。

    他们尚未意识到，经过提问与相互讨论，可以归纳出人类内心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解决内心疑问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己与自然相通，凭借自然现象印证心灵。于是，他们提出这些说法：“水是万物的根源”“地、水、风、火是万物的根源”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受到了质疑，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质疑研究自然界的价值。他们不再以研究自然界为终生职责了，开始转变方向。在他们中间出现一批“诡辩家”，也有人称之为“智者派”。

    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智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哲学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希腊的历史上，绝不能忽略智者的存在。

    “智者”阶层的形成，与当时的民主政治的体系紧密相连。当时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是诡辩兴起的原因。年轻人的心里，充满了对财富、名声的渴望。智者应运而生，他们到处游历、探讨人性、教导青年如何平步青云。

    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所写的喜剧《云》中，揶揄苏格拉底关于“正义因”与“非正义因”之间的辩论就含有智者与诡辩术的缩影。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折射出当时的一种真实情况。苏格拉底就是在自然哲学研究之风衰微，智者及其学派以及智者运动随即出现的氛围中生活与研习的。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思想及精神是不能与这些绝缘而独自形成的。

    在人数众多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智者”中，比较著名的有普罗泰戈拉斯、普罗狄科斯、高尔吉亚、希庇亚等。

    普罗泰戈拉斯是阿布得拉人，他的生卒年不详，有人说他活了90岁，有人说他活了70岁。在他的一生中，几乎用了40年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在84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444—公元前441年）期间，他的生命走向巅峰。

    普罗泰戈拉斯在他的著作《论角力》一文中说：“人是万物的衡量者，心中有的即为存在，心中无的即为无有。”这是指真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自身认为什么是真理即为真理。他尤其擅长论辩术的运用，精通宣传自己与教导别人，所以有不少年轻人对他特别推崇。对此，苏格拉底却不以为然。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是由个人的主观确定的，如果说“知识就是知觉”，那么，理性与知识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就“道德”而论吧，甲所感觉中的道德是一种情形，乙所感觉的却又是另一种情形！相信普罗泰戈拉斯所说的话，就等于认定甲与乙都对。那么，一切证明和辩论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雅典有一名叫希波克剌忒斯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人物。他决定拜普罗泰戈拉斯为师，因此请求苏格拉底领他去拜会普罗泰戈拉斯。苏格拉底告诉他：“你只要付钱给他，他就会教你的。”苏格拉底又对这位青年说道：“将灵魂当做商品的人，与批发商品或零售商品无异。”

    柏拉图在著作中曾提到苏格拉底有关高尔吉亚的叙述：

    美诺说：“苏格拉底，人的美德是如何得来的？”

    苏格拉底：“美诺，帖撒利人曾以他们的骑术与财富闻名于希腊，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他们仍以智慧闻名于希腊。这要归功于高尔吉亚，因为他的智慧就在那里备受尊重与崇敬，他就敢于回答任何一个希腊人向他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

    高尔吉亚是一名极有声望的智者，他较苏格拉底年长，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80年，他的寿命在100岁至110岁之间。关于高尔吉亚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在他的《申诉与辩护篇》中有所叙述。从叙述中可以看出，修辞、演讲及辩论技艺之所以发展迅速是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

    还有一位名叫普罗狄科斯的智者也极有声誉。普罗狄科斯是苏格拉底的老师，在《美诺篇》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美诺的谈话，苏格拉底对美诺说：“高尔吉亚是你的老师，正像普罗狄科斯是我的老师一样。”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普罗狄科斯的学识评价很高。苏格拉底说：“我渴望听普罗狄科斯的讲话，他是一位智慧完美的人。”

    智者的语意是使知识有更重要的价值，苏格拉底并不否认智者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也说诡辩者是“使人变得更聪明的人”或“教导他人的人”。但是，苏格拉底也看出“知识的力量是可怕的”，盲目遵从而不加以思索的人是不适合掌握知识的。

    当然，智者所提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也给苏格拉底提供了思想探索的环境。苏格拉底和智者都已开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但是所用的方法和态度大不相同。

    苏格拉底研究人性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现实的物质享受，他不在乎生活是否富裕，也不在意能否闻名于世。他年轻时曾致力于阿那克萨哥拉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的学说，对它失望后便不再研究自然。他始终不忘“德尔斐神论”的喻言，所以视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为自己的责任。

    苏格拉底具备的能力比智者要高出许多。每当苏格拉底与人辩论时，总是先谦虚地表明自己知识浅薄，希望先了解他人的观点。这时，对方总是得意扬扬地卖弄自己的所有知识，苏格拉底听完后并不加以批评，而是先夸赞一番，然后再表示他还有一两处不甚明了，继而提出几个问题，揭示出对方理论中的不实处、谬误处，令对方词穷而折服，继而承认与赞成苏格拉底的主张。

    遵循灵魂的指引

    苏格拉底在欧洲思想史上的意义是什么？一般所说的思想，是指内心萌发的想法。它产生在生活中，并指导生活和行动。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说，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的概念，它从此之后统治着欧洲的思维。

    对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进行探讨，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他的思想及精神由何而来？因为思想的来源，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不断地思考、修正，最后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苏格拉底精神。

    苏格拉底是一位具有成熟“自觉性”的哲学家。他将这种“自觉性”视为一种思想，并看做一种使命。如果一个人被任命为使者，就一定要赋予他一项特定的任务，让他完成。对苏格拉底来说，这是神所给予的使命。他的思想可以被称为“天职”，他的这种“天职”与他的死有密切关系，他最后就是以死贯彻了他一生的原则。

    苏格拉底曾参加三次战役，每次都有“神秘的声音”呼唤他、指示他，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又对凯勒丰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这些都是苏格拉底所被赋予的使命。他在执行自己的使命时，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唤醒人们的“无知”呢？因为，他对“灵魂”有独特的看法。这是受俄耳甫斯教的影响，这一宗教给灵魂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永生不朽的个体，并具有‘神性’”。该宗教认为，只要人类能按该教礼仪立身处世，灵魂的神性就能得到恢复，并得以永生。

    关于“灵魂”，苏格拉底认为它具有俄耳甫斯教所认定的重要性及不朽性，并且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一种精神，我们当以此为凭据来断定我们自身的智、愚、善、恶等”。

    由此可见，灵魂并非鬼魂，而是一种自觉的人格力量。因此，苏格拉底一直强调，要“照顾灵魂，使之臻于至善至美”。苏格拉底所声称的“照顾”，与俄耳甫斯教所主张的“照顾”不同。按俄耳甫斯教义，“照顾灵魂”即是“按道德、礼仪行事”；而苏格拉底所认定的“照顾”，则是培养理性，使思考与行为都能合乎理性。

    基于此，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对自己所作所为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等于尽到了照顾灵魂的职责。苏格拉底所创立的这一观念，在基督教创立后，它日益为泰西人所接纳，并且成为欧洲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传统。

    实际上，国家的法制也是在不断修订、变化、发展的。在当时，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违反雅典的国法，但却被认为他的思想都触犯了雅典的法律。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并未违反雅典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更谈不上破坏了法律的规定，但他的思想与精神却超越了当初的那个时代。所以，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在当时受到抵制，并由此招来祸殃，于是他的思想与精神在传统中沉寂了，但却在大众的心中继续生存着。

    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辩”中曾强调，他自己的思想与精神要以灵魂不死的形式来表现，这是因为思想与精神是不会死亡的，将永远生存下去。这样，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未能消失，生存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生死息息相关，而处在动荡不安环境下的人们，更需要精神的粮食，苏格拉底也是一样。这时，苏格拉底已经转变了关注自然科学的方向，全心致力于研究人类和思想。苏格拉底与智者的斗争越来越明朗、尖锐。

    这时的雅典，人们虔诚地信仰神和传统宗教。他们迫切地想知道神对于希腊十分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如何判断的。

    可能神对苏格拉底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通过开朗而热情的凯勒丰传达了神示。当凯勒丰向神询问并祈求神示时，神告诉他，在雅典没有较苏格拉底更具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听到这一神示时，曾感到极其困惑与震惊，虽然他觉得神示是绝对正确的，但他对此却又不敢完全相信，他认为神示的这句话必然有更深的含意。后来，苏格拉底才接受了这一神示。

    于是，苏格拉底首先审视自身，然后再走出去寻找对此有所了解并作出阐释的人。德尔斐神殿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寻找智者的方法也是先了解自己。他经由与别人的问答，剖开自己的内在与别人的内在。他认为一个人思考，容易陷入自我矛盾的状态中，了解自己的最好办法，是以别人为镜子来照自己，也就是说经过交谈、答问，来考核自己和别人。

    当苏格拉底被审判时，他在法庭上的申辩中有这样一段话：“雅典人啊，我现在的申辩并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为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

    “你们如果判我死刑，再去寻找到像我那样与本邦结下不解之缘的人是不容易的，用粗俗点的话说，就像马虻粘在马身上那样，品种优良的马由于懒惰肥大起来变得有些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将我安排在此，也是这层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对你们每一个人提醒个不停、屡加劝告和责备。

    “诸位，遇到这样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你们若是听我劝告，留下我吧。就像把睡眠中的人唤醒那样，你们兴许会恼我，甚至会打我，或听信安倪托斯的话，轻易地处死我，从此，你们的余生过着昏昏沉沉的日子，除非是神关切你，给你们另外再派一个人来。我这样的人是神送来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是见得到的，多少年来，有关我自己的一切事务，我经常是把它置之脑后，总是不断地为你们忙碌着，像父亲和兄长对待儿子和弟弟那样，劝你们修身进德……”

    苏格拉底的申辩完全是出自一种强烈的感觉，他认为自己像“马虻一样”。虻是一种昆虫，体积比苍蝇大，这种昆虫可以附在马的身上或牛的身上叮它们，吸它们的血，所以被称为马虻。

    苏格拉底把雅典比喻为马，而他则紧紧附在马身上，令之厌烦的虻随时有送命的危险，苏格拉底以虻自喻，他知道自己也有送命的可能。

    为什么苏格拉底仍坚持像马虻一样呢？他是在执行他的使命。苏格拉底要使雅典人明白他们的无知，以此警示他们要洁净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深知，只有思想和精神将永存，不会消亡。

    除了苏格拉底将自己比喻为马虻外，还有人将他喻为“带电的鲟鱼”。凡是与他交谈的人，最后都会被他的问题所麻痹，以至于对什么都无法回答，暴露出自己的无知。

    至善至德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神圣的使命，即令自以为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无知，再进而呼吁每个人“关怀灵魂，获得至善的生活知识”。在他看来，道德是可以通过学习取得的。

    虽然苏格拉底不是一位普通的传道者，但他将致力于传授道德方面的知识为己任。他在伦理学方面的见解，与他的“灵魂论”和“知识论”是相互印证的。甚至可以说，他的“知识论”是“伦理学”的基础，这从他的观点：“罪恶根源于无知”“美德就是知识”“行恶之人只是对美德的估计错误，而不是心甘情愿的”中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认为“行恶之人只是对美德的估计错误，而不是心甘情愿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善良和幸福的，一个人会去做坏事必定是他的良知被蒙蔽，以至于没有看清事情的本质。

    如果人人都能明白，物质上的享受和巨大的财富带来的好处与灵魂的沦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做坏事了。而做坏事的人并不是真心地想去行恶，只是他误以为他做的事最终带来的是幸福。

    “美德就是知识”是指一种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善”的坚定信仰，而人之所以行善，之所以拥有各种美德，就是因为培养了理性的行为与思考。理性的培养，首先是依赖客观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一种回忆或认识的过程”，各种善的知识早已存在我们的心中，长者就是要设法鼓励人们辨识、发现它们，所以苏格拉底总是使用问答法激发人类心中的善。

    苏格拉底的“伦理说”，就是在阐扬“道德价值”，并认为它代表的是知识。他主张“罪恶根源于无知”，所以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就一定会行善；只要使人们都掌握理性的思考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上实行美德，这个社会就能和谐。

    亚里士多德曾质疑苏格拉底的“伦理说”是否正确，他批评苏格拉底忽略了灵魂的缺陷。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只要知道什么是善，就会去行善。然而这种认知的前提是，人的行为受理智的控制。

    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行为受感情的支配，这就是灵魂本身的缺陷。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苏格拉底有关伦理道德的学说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他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论析，已成伦理学的雏形。

    创立科学的治学方法——辩证法、归纳法，并且经由这种方法建立了他的知识论，是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通过交谈、辩论、问答的方式来获得真理，这就是苏格拉底所构建的辩证法。当他发现从最初的对自然的探索不能寻求到真理后，他转变了探索的方向，进而构建了辩证法。

    《斐德罗篇》中对辩证法有详细的介绍，方法是苏格拉底先建立一个“命题”，并假设其为真，然后一步步推想结论。“辩证法”不但为苏格拉底找到追求真理的方法，也为后世指出探求真理的可循途径。柏拉图曾运用此法，并进一步将推论的结果与观测的事实相比较，以证实推论是否能成立。

    在苏格拉底构建的所有学说中，知识论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苏格拉底知识论的效用最直接的表现在于推翻了智者所倡导的“真理就是知觉、感觉”的论点，以此恢复了真理的客观标准。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就是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真理的源头，这就是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主导，即“相论”。

    什么是“相”呢？这就是“概念”或是“共同的质”。“相”是某一事物具有的普遍的，而且不变的质的特性。这是由归纳比照同一类型、同一种属性事物的性质而来的，将这些事物的相似性质保持，摈除它们各自特殊而且互异的性质，这样就能为某一事物确立其“相”。

    例如，人们不能把棕色这一性质归纳入“马”这一“相”中，因为有些马虽是棕色的，但并非所有的马都是棕色的，同时也并非凡棕色的东西即是马。反之，人们可以把“四只脚”这一性质归纳入内，因为所有的马都是四只脚的。这也就是揭示事物与概念之间、个体与一般之间的差别。

    继承者——柏拉图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出身贵族家庭，具有极高的天赋，善于诗作，而且艺术修养也极好。无论其在希腊哲学发展史上还是泰西的哲学和文化发展史上以至文明发展史上，柏拉图所占的地位都极为重要。柏拉图是苏格拉底亲自教诲的学生，师从苏格拉底8年，尽得苏格拉底的真传。苏格拉底去世时柏拉图28岁。

    柏拉图写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传承至今，目前仍在世界各地产生强烈的影响。仅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可称是哲学家中的第一人。如果没有柏拉图的著作，后世就无法了解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

    从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中，可以感受到柏拉图所创制的文体，即“对话”的光彩夺目之处。柏拉图的文辞生动、优美而有力，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曾说：“柏拉图严格缜密的理论与诗的热情融为一体，以绮丽而又和谐的辞藻将此二者融合为一股无法抗拒的音乐洪流，展现在人们眼前，促使理论向前奔泻，向读者压将过来，由此使读者喘不过气来。”

    柏拉图前期的哲学几乎全是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过来的，柏拉图中期及晚期的思想则受到毕达哥拉斯有关数学方面思想的影响，但其中也含苏格拉底思想、精神及学说的成分。柏拉图与乃师苏格拉底不管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及学说上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都在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活动受挫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柏拉图的《对话录》大约用了50年的时间完成，因此，这些“对话”所表达的柏拉图的思想并不一样，因具体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与发展。

    《对话录》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含柏拉图的相论、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以及修辞、语言和自然哲学等各个方面。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不仅提出了自己个人的观点，而且还批判性地介绍了他之前及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它们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

    柏拉图在哲学史、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确定不移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之发展成为科学，确切点说是从苏格拉底的观点进展到科学的观点。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最后要明确指出的是，柏拉图的完全理想主义的观点，完全来自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则成为柏拉图哲学方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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