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原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花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煌煌，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
——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陡增。随着南宋在厓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插柳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歧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
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语）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谢枋得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江西）人。“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可见，谢枋得真乃性情中人，非我们想象中迂腐的读书儒士。
谢枋得像南宋宝祐年间，他参加进士科考，因在文章中极力攻击宦官董宋臣等人误国，被排于乙科，只得授司户参军一类的微官。愤怒之下，谢枋得弃官不做，转年参加兼经科考试，得任建宁府教授。宋将吴潜经略江西时，辟谢枋得为幕僚，他得以训练兵丁，筹集粮钱，干了不少实事。后来在建康任主考官时，他以贾似道的时政为考题，又讲“兵必至，国必亡”，激怒了当朝的贾似道党人，被追夺两官，发配到兴国军“劳改”。而后，南宋国势江河日下，叛将吕文焕身为向导，带着元军蹂躏江南，四处驰突。谢枋得与吕文焕侄子吕师夔是多年文友，应招拒敌之间，上书朝廷，以自己家族性命力保这位吕爷可信，并要求宋廷任命吕师夔为治江屯兵镇抚使。同时，他还自告奋勇，要亲自去江州见叛贼吕文焕，想要说服对方反正。
南宋危难之际，急欲用人，便授谢枋得为江东提刑兼信州知州。听说吕师夔率兵来，谢枋得还以为这位老友将要与自己会师报效国家，赶忙带部队前去迎接，并让前锋兵高呼“谢提刑来！”殊不料，没见吕师夔的笑脸，迎接谢枋得的是对方所率叛军的一阵箭雨。由于无备，谢枋得大败，最终导致信州也落入元军手中。情急之下，他只得变姓易名，逃往建宁唐石山，在市中卖卜为生。“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元灭南宋）遂居闽中。”至于他以家族性命担保的吕师夔，实则一无赖奸滑小人。元军到江州，他不发一矢，立刻献城投降。特别无耻的是，为了巴结攻宋的元军主帅伯颜，吕师夔在江州掠得两个美貌的宋朝宗室女孩，“盛饰以献伯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伯颜怒斥道：“我奉天子之命吊民伐罪，岂敢以女色沮我志！”谢枋得交友不慎，遇见吕师夔这种奸徒，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吧。
谢枋得在福建期间，教书为业，时时不忘恢复大业，交结了大批守节不屈的读书人，结成诗社，日相吟诵，怀念故国，激励后人。
圣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汉臣程钜夫（原名程元海，避元武宗海山讳，以字行）推荐南宋可用的名士，谢枋得名列第一。闻此讯，谢枋得以居母丧为名，拒不见召，并写信给程文海，陈说自己的心志。此信义理分明，义正辞言，是不可多得的“另类”正气歌，特摘录于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今先妣考终于正寝，枋得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亲丧在浅土，贫不能礼葬，苫塊余息，心死形存。小儿传到郡县公文，乃知执事（指程文海）荐士凡三十，贱姓名亦玷其中，将降旨督郡县以礼聘召。执事为君谋亦忠矣，岂知枋得有母之丧，衰绖之服，不可入公门乎？稽之古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严。自伊尹、傅说之后，三千年间，山林匹夫，辞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闻有冒哀匿服而应币聘者。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为人臣不尽孝于家而能尽忠于国者，未之有也；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亲丧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违礼背法，从郡县之令，顺执事之意，其为不孝莫大焉！传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执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与生我者等也。
转年，元朝江南行省丞相忙兀台携忽必烈圣旨，亲自到谢枋得住处，恭请他出山。谢枋得说：“上有尧、舜，下有巢、由（巢父，许由，传说中的上古两位大隐士）。枋得我名姓不祥，不敢赴召。”坚辞不出。忙兀台虽是个蒙古人，也很佩服谢枋得的气节，没有勉强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持忽必烈诏旨在江南又来寻访“人才”，自然想到谢枋得，并求降元的前南宋宰相留梦炎写信要谢枋得入朝为官。见信后，谢枋得复书一封，字里行间讥斥留梦炎，并申明自己誓死不为贰臣的决心：
“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金国）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当年）遣使祈请，明年（转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
同年秋，元朝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欲（以）荐（谢）枋得为功”，派已经入朝为官的赵孟来劝谢枋得入朝。赵孟硬着头皮来见，谢枋得对其大骂魏天佑：“这厮在福建为官，没做一件有利于民的德政，天天敲骨吸髓，惟知盘剥。他推荐我辈入朝，是想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软的不行，魏天佑来硬的，派兵士把谢枋得强“请”入建宁路治所（今建瓯）。相见之时，谢枋得“傲岸不为礼”，根本不搭理魏天佑，羞恼之下，魏天佑责斥说：“封疆之臣当死封疆，你信州之败，当时为何不死？”谢枋得淡然一笑，回答说：“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皆忠于赵氏，一人死于十五年前，一人死于十五年后，万世之下，皆为忠臣。王莽篡位十四年，龚胜到后来才绝食而死，也不失为忠臣。司马迁尝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种天下大道理，岂是魏参政你这种人能知晓的。”
怒极之下，老魏这个败类把谢枋得拘禁于道院之中，准备强行把他押往大都。
铁骨铮铮，谢枋得“即日食菜果”，不进米面，开始绝食前的准备。
福建、江西一带的南宋遗民，听闻此讯，纷纷前来看望谢枋得。他们到来只有一个目的：劝死！
南宋虽亡国，士人心中的凛凛生气并未灭亡。所以，他们衷心希望谢枋得能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慷慨成仁，绝不能玷污他自己不事两朝的清名。文天祥临刑前，也一直有邓光荐、汪元量和张弘毅三位老友相继“劝死”，激励他殒身求仁。
为此，谢枋得怡然允诺，临行前，他赋诗一首：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
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
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
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张叔仁作为谢仿得往来酬唱的诗友，热泪涌动，也赠诗道：“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验证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言语之中，惟恐谢枋得一步走错，活着回来做官。倘如此，一世清名，尽付东流。握着老友双手，谢枋得淡然一笑。他眼神中的坚毅，使得张叔仁坚信这位诗友定能求仁得仁。
送行人群中，还有晚辈蔡正孙。看见白发恩师即将走上不归之路，这位青年士子深为其凛然、傲然的姿态所感动，赋诗送别道：“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冰自清。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离明坤顺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谢枋得含笑颔首。
为效仿古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可采薇最终饿死而保节操，谢枋得在被押送至大都中的途中仅蔬食饮水，有时竟然一天只吃五粒枣子，由于一股英雄气在，仍然不能死，一直活着到达大都。
途中，路过郓州，恰值寒食节，谢枋得又作《沁园春》一词，以彰心志：
十五年来，逢寒食节，皆在天涯。叹雨濡露润，还思宰柏，风柔日媚，羞看飞花。麦饭纸钱，只鸡斗酒，几误林间噪喜鸦。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鼎中炼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鹤驭，常游绛阙，浮生蝉蜕，岂恋黄沙。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
谢枋得自德祐元年任江西招抚使，至今已有十五年，其间国家灭亡，四处漂零，可谓百苦千辛。岁月迁延人易老，人间几度又寒食。特别是下阕，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信念，把从容赴义当成是上天成仙，气慨豪迈。最后几句“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讥笑了那些衣锦还乡祭扫祖墓的贰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五月，谢枋得虚弱至极，终于抵达大都。他先问押解元军谢太后柩所及宋恭帝被软禁地点的方向，“再拜恸哭”，一片耿耿臣子心，依依不忘故主情。
元朝方面，当即有不少人来“看望”，包括入朝为元官的赵孟等人，谢枋得皆闭目不见。众人看得分明，见谢枋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知道勉强不得，商量过后，就把他迁移至大都的悯忠寺内软禁。
其间，谢枋得见寺庙壁间有“曹娥碑”，感泣道：“小女子犹能如此，我难道还不如她！”更坚定了必死之心。曹娥是传说中的东汉孝女，为救父亲于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父尸漂于岸上。东汉名士度尚闻知此事，将曹娥改葬，命其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纪念曹娥的孝义（端午节除纪念屈原外，也有民间传说是纪念曹娥）。
故友兼降臣留梦炎亲自带医生煮药及米汤，想医活这位老友。谢枋得大怒，弃之于地，骂道：“我就是要死，你要让我活，是何居心！”
如此，迁延数日后，谢枋得终于绝食而死，继文天祥之后，终全臣子之节操，为皇皇大宋又添加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时至今日，谢枋得的名字和他的诗集《叠山集》已经很难有人知晓。在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一个大杂院里，是原先谢枋得祠庙的旧址。明清两代，无论朱明满清，皆大张旗鼓地祭祀过这位耿耿忠臣。到了今天，摇曳木楼中谢枋得的神牌碑文均不见踪影，它们早被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曾与一个“聪明识相的”青年人谈起谢枋得。听了他的故事后，这人不屑地说：“什么糟老头子嘛，南宋都亡了十多年，还不和大元合作，抵抗历史潮流，死了活该！”闻此言，我只感锥心之痛！与此同时，我忆诵起谢枋得的一首诗：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
说起赵孟，总会想起他笔下细腻描摹的工笔画和柔媚的书法字体。昔日皇宋旧王孙，翻成新朝贵臣，总有人处处回护，翻出他《罪出》一诗，证明他的仕元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垅谁为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赵孟像其实，此诗是赵孟自江南入大都政治中心后，政治上遭受蒙古人、色目人打压，加之生活困窘，故而于牢骚盛时愤然而发。如果此诗是他入大都路上写就，自然可以当作是其被迫心志的写照。
官场斗争中饱受挫折，文人最爱鼓捣出此类诗文渲泄，实际上与气节操守全然无关。同时代人杨载曾经说过：“（赵）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所谓的“经济”之学指其经纶世务的“政绩”。所以，于元朝而言，特别是赵孟入朝早期，兢兢业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很想成为新朝一条得力有用的大狼狗。
赵孟，字子昂，宋太祖十一世孙，乃太祖之子赵德芳之后。“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时，“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基于南宋对宗室干部子弟的“照顾”，加上赵孟确实有才，少年时代的他便早早进入官员候补梯队。如果南宋不亡，一步一个台阶，赵书生很可能度过安静而又乏味的一生。但是，十三世纪后期的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1279年的厓山之役，元将张弘范把赵家皇族送进了大海。宋朝，终于划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
国朝将亡未亡之时，青年赵孟也曾心似火煎，愁怀满腹，恨自己不能成为王猛、谢安那样的人物。这种情绪，在其《和姚子敬秋怀二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
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
苜蓿秋高戎马健，江湖日短白鸥寒。
金尊绿酒无钱共，安得愁中却暂欢。
野旷天高木叶疏，水清沙白鸟相呼。
边笳处处军麾满，鬼哭村村汉月孤。
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伤神梦寐俱。
黄菊欲开人卧病，可怜三径已荒芜。
元朝大一统后，百废待兴。为装点门面，忽必烈听从程钜夫建议，派这位汉臣到江南搜求“遗贤”。程钜夫本人是汉人，出身于老牌汉奸家族。蒙古攻宋时，他叔父程飞卿是南宋的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官，未待元军攻打，辄主动献城投降。而后，程飞卿携程钜夫入觐，为彰显这位老贼的“孝顺”之功，忽必烈把小程留在身边任怯薛，即皇家禁卫军一员。“怯薛”不仅仅是为皇帝简单地站岗放哨，它是元朝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乃元帝亲近的集团人员。所以，程钜夫这样一个“汉人”，可称是汉人皮蒙古心。
南行之前，忽必烈特意向程钜夫提及两个名字，一个是赵孟适，一个是叶李。前者是赵宋宗室，非此辈不足以藻饰太平；后者是曾经力抨贾似道乱政的南宋“忠臣”，非此人不足以显扬大元纵揽贤才的心胸。当然，受荐名单中第一名是谢枋得，还有就是孔洙（孔圣人后裔）、胡梦魁、万一鹗等二十多人。结果，除谢枋得等少数几个人坚辞不出外，大部分皆欣然出仕，皆被忽必烈“擢居清要之职”，也就是弄入朝廷当当摆设。
赵孟入京时，年三十四，正是盛壮之年。启程前，他的文学前辈兼诗文好友方回送诗一首，赞扬加鼓励：“文赋早知名，君今陆士衡。真能辨龙鲊，未可忘莼羹。剩喜修途辟，深防俗目惊。时闻黄耳信，缓步取公卿。”从方回这首真挚欢快的“马屁”诗中，可以想见当时赵孟的欢喜心情。
赵孟这位忘年交的方回老友，在宋元之际很“有名”，一是由于他的文才，（此人乃“江西诗派”集大成者，其文学评论专著《瀛奎律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二是由于他的臭不要脸。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其父南游岭南，与婢通奸，回乡后生子，故名其为“回”。贾似道当权时，这个“丫挺”赋《梅花百咏》献媚，得授美官。贾似道遇贬，方回怕受牵连，又上《贾似道十可斩》之疏大骂恩公。“时贾（似道）已死，识者薄其（方回）为人”。方回所说老贾的“十可斩”，即斥其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由此，朝廷中贾党的对手们认为方回可用，任他为严州知州。不久，元军大至，方回慷慨激昂，逢人就说他要死于官守。待元军逼近严州，方回忽然消失，众人皆以为他践诺，找个静地暗处去自杀了。不料，方回迎降元军于三十里外，而后“鞑帽毡裘，跨马而还”，一身蒙古人打扮，洋洋自得，顾盼傲然，“郡人无不唾骂之”。受元军将领指派，方回在严州到处搜掠，括数十万百姓金银入私囊。
到杭州后，方回更是出尽了丑态，在蒙古将领的家妓前口称小人，跪起迎拜，“食儇妓残杯余炙”，完全不知羞耻为何物。有杭州老吏恶其为人，奋笔疾书，揭发方回有“十一可斩”之罪（比贾似道还多一斩）：“方回在严州，虐敛金银数十万，此贪也；其寓杭州王桥旅舍，与婢女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此淫也；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无人，大言不惭，以前辈自居，此骄也；人毁之则号呼愤怒，略无涵养，褊也；在严州为官时，独断专行，广纳贿赂，专也；有乡人病危告急借银，方回不顾，吝也；凡与人言，率多诞妄，诈也；方回前有乞斩贾似道之疏，专事沽名。及北兵（元兵）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州，买少艾为妾，歌酒自娱。每逢官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乎！倘使贾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这一“十一斩”贴出，哄传一时，方回老邦子丢尽老脸。
如此声名不堪之人，与小赵“惺惺相惜”，确实让后人感到可惜。
赵孟《秀石疏林图》忽必烈召见。见赵孟“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大喜之下，便让他坐于右丞叶李的上位。叶李时任尚书右丞，官职正二品。赵孟青年才俊，相貌堂堂，忽必烈也有“以貌取人”的倾向，小赵又是前宋宗室，自然高看他一眼。当然，小赵得授的官并不大，兵部郎中，从五品而已。但相对其余二十多人来讲，赵孟得留朝中任职，乍入大都，这种待遇已是不低。别的江南“遗贤”，所得的“清要”之职，大都是被外派到地方任按察官员，做“纪检”工作。当时元朝地方官皆是蒙古、色目世臣的地盘，形同土皇帝，可以想见，这些“纪检”人员到了当地，不过是摆设的玩艺儿。相较之下，小赵得近天颜，已是“破格”提拔了。因此，兴奋之余，小赵立作马屁诗一首，恭谢天恩：“阊阖曙光生，觚棱瑞霭横。治朝春有象，严跸物无声。簪笏千官列，箫韶九奏成。彤墀簇仙仗，翠树拂霓旌。绝域梯航至，来庭玉帛盈。皇图天远大，圣德日高明。兵息知仁布，民熙见化行。耄倪齐鼓舞，率土其升平。”（《元日朝贺》）
此诗铺陈不少，实无新意，不过是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蹈袭之作。
同样是一个人，后来做了元朝的官，赵孟有一首《述太傅丞相伯颜功德》，把屠城“流血有声”、最终灭掉宋朝天下擒俘宋恭帝谢太后入京的元朝元帅伯颜吹捧到天上。宋朝，对赵孟而言，不仅仅是父母之国身家之邦，他身上流淌的可是真正一滴不掺假的帝室血液啊。但是，颂德诗中，灭宋的屠夫却变成万世景仰的不世元勋：
“授钺得人杰，止戈代天工。铁马浮渡江，坐收破竹功。草木纷震动，山川变鸿濛。地利不复险，金城何足攻。市靡易市忧，兵无血刃红，……老稚感再生，遗黎忘困穷。归来一不取，匹马走北风。九域自此一，益见圣世荣。”
满纸谎言，遍篇谄媚，把伯颜这个刽子手描写成人民的“大救星”。
至于叶李此人，之所以能深得忽必烈青睐，在于他在前宋时直言敢骂贾似道的声名。宋理宗时代，叶李作为“京学生”，就伏阙上书揭批贾似道“变乱纲纪，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书上后，贾党报复，把叶李逮捕下狱诬以罪名，贬窜漳州。宋亡之后，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在蒙古第一次进攻鄂州时任主帅，因蒙哥汗死后要争夺汗位，弃之而去，由此，贾似道便以“鄂州大捷”上报，贪为己功。叶李揭批老贾的奏章中，对此事有如下评价：“前年之师（指鄂州大捷），适有天幸，克成厥勋”，忽必烈读过间谍送来叶李奏章的翻译本，“每拊掌称叹”，对他印象极深。江淮行省的元朝官员想辟叶李为郡教授，“俱不应”。后来，元朝官员带着丞相安童的亲笔书信，表示说：“先生在宋（朝），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官秩，士君子当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一听忽必烈赏识自己，这位南宋“直臣”“幡然北向再拜：‘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
面见忽必烈后，叶李纵论历朝帝王得失，深得赏识。他所做的“好事”，主要有两件：第一，奏免儒户徭役。第二，忽必烈本来想迁江南宋宗室及大户入北方，叶李称江南已听命，无故迁徙会引致内乱，“帝大悟，事遂寝”。
忽必烈待叶李甚厚，圣元二十五年，要任他为平章政事入相。叶李固辞，得赐玉带一条以及良田四千亩，“视秩一品”。不过，大贼臣桑哥入相，实由叶李推荐。同事之时，叶李对桑哥弊政“莫能有所匡正”。桑哥被杀后，叶李大惧，称疾回江南养病，有人上书要忽必烈斩叶李以谢天下。恐惧加惊疑，叶李在路上真的发起重病，不久一命呜呼，时年五十一。死前，他诫嘱儿子把御赐田地金银物品皆还于官府。这位老儒，谨慎到死，仍不得好死。老叶也不容易，南宋时得罪贾似道被贬窜蛮荒；元朝时在朝内卷入政治漩涡，最后被活活吓死，一辈子没过过几天消停好日子。
赵孟初入元廷，很想有一番作为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桑哥新钞法出台，众臣刑部会议，“欲计圣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赵孟力排众议，直言以钞计法是草菅人命，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圣元新钞“滞涩不能行”，他受派到江南行省问验当地官员的“慢令之罪”。依他当时的“钦差”身份，可以任意对地方官员加以笞刑，但他一直谨慎依理行事，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认定他办事不卖力。又有一次，桑哥先至省中视事，赵孟因故迟到，被引入后堂受笞刑。士人挨板子，奇耻大辱，他马上向都堂右丞叶李告状：“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为此，桑哥怕事情闹大，不得不亲自向小赵道歉。
当然，官场浸淫有日，赵孟也学得乖巧了，不再直接顶撞桑哥等人。至元二十七年大都地震，人民死伤数十万。小赵劝忽必烈降旨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以应天灾。桑哥见诏书妨他敛财，怒诘赵孟：“此诏必非帝意！”小赵回答：“天灾人死，钱粮也无从征收。如果今日不免，日后有人把赋税不足之罪归于尚书省，丞相您必受牵累啊。”桑哥闻言，转怒为喜，逐渐把小赵当成自己人。后来听闻小赵每天上班都要骑马经过宫墙东面一条临御河的小道，一次因道窄马失前蹄堕入河中，桑哥特意上报忽必烈，把宫墙往后移两丈多，以方便小赵上下班。不久，他又言小赵家贫，撺掇忽必烈赐钞五十锭给赵孟。这笔赏赐数目，相当他月俸的四十倍。
忽必烈很喜欢与赵孟聊天。一次，他问小赵，叶李、留梦炎两个大臣孰优孰劣。
小赵说：“留梦炎乃我父执辈，其人厚重，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体；至于叶李，其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忽必烈摇头，这位胖老爷子自有识人高见：“你认为留梦炎比叶李好吗？留梦炎在宋朝为状元，位至宰相。贾似道欺君惘上，留梦炎谄附取容。叶李一介布衣，敢于伏阙上书，显然他要贤于留梦炎。当然，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不敢指摘他的过错。不过，你可以替朕赋诗讽刺他一下。”
这差事不好办，但皇帝金口玉言，小赵又不能不写。于是，提笔躇踌，小赵写下四句诗：“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哪堪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好一个“往事已非哪堪说”，这未尝不是小赵自己的尴尬心灵写照。
忽必烈叹赏，而留梦炎得诗后，“衔之终身”。
不过，小赵对叶李的评价也失于厚道。相比于荐他入朝的程钜夫，这人只比他大五岁，因有荐举之恩，小赵就终身以恩师视之。叶李与他一拔儿入大都，小赵就不把他当盘菜。
后来，赵孟巧妙说服忽必烈侍卫近臣彻里，让他进言，尽道桑哥误国，最终导致了桑哥的被杀，为敛财而设置的中书省也被罢废。元法尚严，桑哥案株连人众，连叶李都几乎不免。眼见朝中政治凶险，赵孟“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因此，至元二十九年，他“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由于当地没有一把手，他这个“同知”，独署府事，官事清简，四品官外放，又无顶头上司，他一时落得清闲。
忽必烈死后，巡按当地的蒙古“纪检”官韦哈拉哈孙见赵孟怠慢自己，不向自己孝敬金银，就上书诬称他有罪。虚惊之下，赵孟数日难以安眠。幸亏新继位的元成宗没有理会此事，下诏召他入京修撰《世祖实录》，又逃过一劫。
入京不久，赵孟深感仕途凶险，京城人事复杂，便借口有病，返回湖州休养。其间稍小小反复，1299年（大德三年）他从集贤直学士身份“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这是一个清显之官。十年任上，赵孟生活闲适，诗画书法作品，有不少完成于这个时期。当然，江南盛景，人生如梦，赵孟有感慨，作诗道：
二月江南莺乱飞，百花满树柳依依。
落红无数迷歌扇，嫩绿多情妒舞衣。
金鸭焚香川上暝，画船挝鼓月中归。
如今寂寞东风里，把酒无言对夕晖。
（《纪旧游》）
惆怅归惆怅，逍遥还是这一时期的主基调，从其《渔父词》中，可以见出他的悠哉之心：“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本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其妻管仲姬也是大家闺秀，夫唱妇随，在其《渔父图》画卷上写小词：“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风吟月归去休。”
此志得意满，世间的一切，于赵孟而言，都是快乐满眼了：
江湖渺何许，归兴浩无边。忽闻数声水调，令我意悠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风烟万顷，来傍小窗前。稀疏淡红翠，特地向人妍。华峰头，花十丈，藕如船。那知此中佳趣，别是一壶天。倒挽碧筒酾酒，醉卧绿云深处，云影自田田。梦中呼一叶，散发看书眠。（《水调歌头》）
元仁宗当太子时就“素知其名”，即位后，马上召赵孟入朝，授其中奉大夫之职。1316年（延祐三年），又拜其为荣禄大夫，这可是从一品的大官。“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并把赵孟与李白和苏轼相提并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仁宗有一次赐赵孟钞五百锭，怕中书省以国用不足为借口不支钱，派人特意从普庆寺皇帝的“私房钱”中取钞相赐。不久，见赵孟有一个月未入宫，元仁宗问左右侍从原因，对以“年老畏寒”。听说此事，元仁宗马上派人取御库中上好貂鼠皮大衣送给赵孟。
元仁宗喜欢老赵，不仅仅因为他是世祖旧臣，也并非是借他之名来藻饰文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位皇帝本人是个书画爱好者，拿赵老头儿真当大师看待。艺术家中的“业余”对“大腕”的崇拜，那可就不得了。
荣华富贵安享晚年，老赵诗词之中再无悲切、哽咽与忧愁。兴奋之余，老赵大写马屁词：
瑞日当天。对绛阙蓬莱，非雾非烟。翠光覆禁苑。正淑景芳妍。采仗和风细转。御香飘满黄金殿。喜万国会朝，千官拜舞，亿兆同欢。福祉如山如川。应玉渚流虹，璇枢飞电。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与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长寿仙》）
相比青壮年时代的仕途蹭蹬，词境不可同日而语：
昏晓相催，百年窗暗窗明里。人生能几，赢得貂裘敝。富贵浮云，休恋青绫被。归与未，放怀烟水，不受风尘昧。（《点绛唇》）
元英宗至治二年夏，赵孟善终于家，享年六十九。元廷追封他为魏国公，谥文敏。
三十多年元廷宦海浮沉，老赵喜多忧少。离乱旧王孙，终作太平犬。
据赵孟老朋友杭州人叶森讲，老赵老年贪婪、吝啬，见人下菜碟。一次，有两个白莲教和尚上门求字，门人通报，说：“有两位居士求见相公”。老赵怒骂道：“什么居士？是香山居士（白居易）还是东坡居士？这种嘴吃素腰无钱的东西，也敢称居士？”其老妻管氏一旁忙相劝：“相公不要这么焦躁，只要来人有钱，总能买些东西吃。”老赵气哼哼，仍旧不乐。一会儿，两位和尚入见，从袖中掏出交钞十锭：“求相公您为本寺书匾，以此作润笔之费。”见到钞票，老赵大喜而呼：“来人，送茶来，居士看坐！”宾主欢笑，逾时而去。这个故事，出自老赵老友口中，应该非常真实。人到老年，戒之在贪，冷观现在“德高望重”好几个老艺术家，据说也是越老越爱钱。当然，老赵人格再卑微，我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题岳鄂王墓》：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鄂王”乃南宋对岳飞的追封。此诗简明、直白，语气沉痛，对岳飞之死表达出无限的叹惋和追惜。正因此首小诗，后世人在对老赵鄙薄之余，还能剩下一丝赞许。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
——汪元量
醉歌
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
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权臣大不才。
见说襄阳投拜了，千军万马过江来。
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
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
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
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
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城依旧使铜钱。
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
丞相伯颜犹有语，学中要拣秀才人。
涌金门外雨晴初，多少红船上下趋。
龙管凤笙无韵调，却挝战鼓下西湖。
南苑西宫棘露芽，万年枝上乱啼鸦。
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红梅作杏花。
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
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杭州人，世为宫廷琴师。南宋灭亡后，他随赵宋皇族一起被掳北迁，写了大量成组的诗歌，有“诗史”之称。汪元量不是士大夫，其节操感和民族感却比好多士大夫还要强，诗句平易，琅琅上口，是那个亡国亡天下时代的“纪实文学”。
除《醉歌》以外，他还有《湖州歌》组诗九十八首，主要描述元军攻降临安、进占湖州以及掳迁南宋宗室的历史史实。其一至其六描写元兵逼压临安，宋廷投降；其七至其六十八写汪元量随宋室赴大都途中的见闻；其六十九至其九十八写宋室人员及随从抵到大都后的生活场景。整组诗歌刻画细腻，描摹鲜活，真实再现了南宋亡国前后宫廷宗室的生活遭遇与巨大变迁。
特别可称的是，文天祥被押送大都后，汪元量时常去看望这位丞相，互赠诗文，悲歌唱酬。他一直激励文天祥：“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文天祥就义后，汪元量悲痛之下，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现录其一首如下：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终。
啮氈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苍空。
睢阳临难气塞充，大呼南八男儿忠。
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
呜呼一歌兮歌无穷，魂招不来何所从。
北国漂零，汪元量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惆怅之余，他作《一剪梅》寄怀：
十年愁眼泪巴巴。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团燕月照窗纱。楼上胡笳，塞上胡笳。玉人劝我酌流霞。急捻琵琶，缓捻琵琶。一从别后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
圣元二十五年，在大都羁旅十多年后，汪元量得到元廷允许，以道士身份得返江南。
到了南宋故都临安，面对残败不堪的故京，汪元量心如刀割，写下《钱塘》诗以抒怀：
踯躅吞声泪暗倾，杖藜徐步浙江行。
青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
事去玉环沉异域，愁来金碗出佳城。
十年草木都糜烂，留得南枝照浅清。
此外，他还有《六州歌头》一词，感叹家国兴废，以隋炀帝拟宋度宗：
绿芜城上，怀古恨依依。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人悲。惆怅隋天子，锦帆里，环珠履，丛香绮。展旌旗，荡涟漪。击鼓挝金，拥琼璈玉吹。姿意游嬉。斜日晖晖，乱莺啼。销魂此际，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风凄凄，雨霏霏。草木皆垂泪。家国弃，竟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惟有当时皓月，依然挂、杨柳青枝。听堤边渔叟，一笛醉中吹。
而后，汪元量游历江、浙、湘、赣、四川等地，创立诗社，与刘辰翁、刘将孙等南宋遗民赋诗往来，抒发亡国之悲，感慨去国之苦，互相激励，拳拳不忘故国旧君，一直坚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一改南宋末期诗坛秀婉颓糜的风格，汪元量的大量白描式诗词沉郁悲伤，尽凝苍凉，哀愤之情，跃然纸上。国家虽亡，忠恨难消：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正朝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伤心千古，泪痕如洗。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因思畴昔，铁索千寻，漫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清谈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风景今如此。楚囚对泣何时已。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莺啼序·重过金陵》）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郑思肖
笔者数年前曾游历美国耶鲁大学，见其艺术陈列馆中有一幅中国宋元时期的《墨兰图》，用笔劲朗，意调萧疏，实为神逸之品。时隔八百年左右，似乎仍可闻嗅到那傲放兰花的古旧馨香。仔细辨认上面字句，有如下内容：“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落款是“所南”二字。惘惘之余，当时以我有限的宋元通史知识，并不清楚“所南”为何人，以为只是宋朝某个不知名的文人画家的名号或者斋名。
郑思肖像事隔两三年，笔者去日本大阪。参观博物馆时，又见一幅类似的墨兰作品，形神俱逸，不同凡响。由于画面上文字是草书，笔者努力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忽然往下看，见有印刷体的日文作者介绍，虽然不是全看懂，其中汉字很多，让人恍然大悟：所南，原来就是南宋遗民郑思肖。
郑思肖（1240-1317），字忆翁，号所南，福建人。其父郑叔起乃南宋苏州地方书院的山长（类似今日大学校长）。因此，郑思肖自幼就受“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熏陶。南宋末，郑思肖应试博学鸿词科，得授为和靖书院山长。南宋沦亡后，他隐居于苏州寺庙中，耿耿精忠，不忘故国，改名为“思肖”（“肖”乃皇宋“赵”姓繁体字的右半部分，意思为“思赵”）；忆翁，忆念故国之老者也；所南，心存南国江山，一生坐卧不向北方（胡元）。同时，他又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本穴世界”，“本穴”二字相交叉，乃“大宋”之意。
郑思肖乃一诗文儒士，画事非其所长，只是善写兰、竹、梅、菊“四君子”，忠精气节，皆凝于画中。他所画花卉，皆窟根无土。人问其故，答曰：“国土已为胡人所夺，怎忍在画上着之！”
隐居期间，郑思肖吟诗作赋，并著《心史》七卷，据称死前以铁盒封缄，当时不传。明末，大概是崇祯年间后期，有人在苏州承天寺中发现了这部书，因此心史又有《铁函心史》和《井中心史》两个书名。当时正值明朝败亡前夕，情境恰与南宋末期相仿佛。于是，儒生出钱，把此书刊刻于世，大儒顾炎武有《井中心史歌并序》。据清朝学者研究，这一部从水井搜出的《心史》或许是后人伪托，真伪至今待考。但是，郑思肖所作诗文，流传下来也不少。相较之下，其书画真迹存世罕见。元朝大画家倪瓒有诗《题郑所南兰》：
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
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
郑思肖的个人身世极其坎坷，国亡之后（指宋恭帝北迁），不久即遭母丧。哀痛之间，儿子又病死。在此之前，其父、妻也都弃世，所以说，无家无国大悲之人，非郑思肖莫属。现代文人无耻，把郑思肖的“狂癫”说成是精神病范围的“变态”反应，认为他属于“偏执狂”人格。此种妄自揣测，实际上反映出时人的浅薄与无知，以当代小人之心，度古代烈士大丈夫之腹。汉族士大夫在国家民族沦亡时期的撕心裂肺之痛，现在的锦衣玉食、不学无术之徒何以能感知！其《画菊》一诗，正是其人生理想和气节的最佳写照：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
郑思肖以宁愿枯死枝头的菊花自比，傲骨凌霜彰显儒士学人的高尚节操，也表达出他们宁死不肯向元朝（北风）投降的决心。
读其所撰“自画像”式自传《一是居士传》，我们能感觉到他“永为大宋之臣”的诚诚之心：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长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为非赵氏天下，愚哉！尝贯古今六合，观之肇乎，无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终。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见其皆大宋天地。不复知有皇帝王霸盗贼诸蛮介于其间。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行造化迈历数母万物而未始有极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无前后乎。无后满眼与父与天同大，宁以生为在死为不在耶？又宁见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书死，誓其终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万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则我为主天地鬼神，咸听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诛之断。古今定纲常，配至道，立众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与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杀之亦不变，安能以伪富、伪贵刍豢之哉？
可见，在佯狂作癫的背后，是孤峭悲愤，是教诲万世天下皆为忠臣孝子的决心。所以，无论是精神多么痛苦，郑思肖毕竟十分清醒。他这样描写亡国之后孑然一身的生活：
（吾）癖于诗，不肯与人唱和。懒辄数岁不作，一（诗）兴动，达旦不寐。作讽咏，声辞多激烈意。诗成章，数高歌（吟咏），辄泪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弃忘生事，尽日遂幽闲之适，遇痴浊者则急去之。多游僧舍，兴尽即飘然，惬怀终暮坐不去，寡与人和，间数月毫无至门者。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抱贫愁居，与时为仇……常独游山水间，登绝顶，浩歌狂笑，气润霄碧。举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破衣垢貌，昼行呓语，惶惶然有求而弗获。坐成废物，尚确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
观此悲狂，只有明代徐渭差可比拟，然亡君丧国之痛，更甚一层。
狂癫之下，郑思肖不避嫌疑，不怕杀头，有时几乎是肆口大骂：“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此身虽隍胡尘里，只是三朝天子尘”，对于蒙古统治者，他极力丑诋，“胡”、“虏”、“犬羊”、“腥膻”不绝于口，并公然愤然狂呼：
“欲死不得为孝子，欲生不得为忠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宁无闻！”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南宋虽亡，天下虽亡，汉族士气不亡，民族精神不亡，儒家理念不亡。正所谓：
桑海英风不可攀，南朝寂历旧江山。
惟余几辈才人在，诗卷长留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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