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二年（224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227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能。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的影响。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
为了使北伐顺利进行，也为了增加军粮，减轻国家负担，诸葛亮还在前线实行军事屯团。并任吕义，杨敏等人为督农，负责供给军粮。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命地方官吏重视农耕，不妨农时，保护水利设施，兴立屯田，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著，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常常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铁器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冶炼业，乃是手工业中重要的行业。益州地区的冶铁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
为了贯彻其执政精神，诸葛亮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刘备的养子刘封，便因违反军机，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刘备处以死刑。
诸葛亮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由南中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纲纪粗定，夷汉初安的自治区。面对蜀中长期的弛世，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的情况，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抑制官僚、豪强，以确保弱势百姓的权益。因此，在他治理的那段期间，蜀汉政治上的清平，为当世之冠。
其实，诸葛亮早在新野时期，就将大量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编组，自报上册，称为游民，并加以有效的管理。不但使治安问题获得立即改善，而且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对兵员和粮秣的增加，更有直接的帮助。诸葛亮后来在蜀汉所制定的政策，只不过是新野时期政策的继续与发展。
1.孜孜求治，儒法并用
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遗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对外联合东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
而诸葛亮却将儒法相贯通融汇，以之治国，成绩斐然。此外，同样体现出诸葛亮的智慧。应当说，凡有一学说之诞生与存在，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其片面性，将它们同时并用，使之互补，方能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诸葛亮领兵打仗，总是兼顾天时地利人和，总是以一种统一的、全局的眼光审时度势，故能常立于不败之地。而对治国之道，治国之术，更应如是。实践证明，诸葛亮是正确的。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其实，单说诸葛亮是儒家或者是法家人物，都是不全面的。
诸葛亮是一个儒法融通的人物。
历史造就了诸葛亮这位儒法融通的人物。
诸葛亮治蜀兼用儒法，并不是说他有时用儒有时用法，有地方用儒有地方用法，有的事用儒有的事用法，而是说他把儒家和法家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儒法融通表现在他治理蜀国的理论和实践上。
先说理论上的表现。
诸葛亮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德、威兼举。他在治国的带有总结性的论述中，总是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所谓训章，就是指典章教化；所谓劝善，就是指德治教化，这都是儒家学说的主张。诸葛亮经常把它们与法、威、刑放在一起论述，体现了治国要把礼和法结合起来的原则。
在德法并举的前提下，诸葛亮又特别提倡要以德治教化为先，法治为后。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又说：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讼，后理罚，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很明显，诸葛亮所说的纲，即指德化；所说的纪，即指法纪；所说的令，即指教令；所说的罚，即指刑罚。诸葛亮非常重视德的作用，并赋以德多种内含。比如，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他称赞刘备雄才盖世，天下莫不归德，称赞刘禅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他自谦说：
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答杜微书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教诫其子要俭以养德.上述德的内含，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诸葛亮认为这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他继承儒家思想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他治国思想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面。
诸葛亮对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罚以劝其功，行诛罚以防其伪。在他看来，政教不当，法令不从，礼和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缺的。诸葛亮有句名言，叫做：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这里的道，即指三纲五常等仁义道德。就是说，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要言行一致，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符合德法并用的政治统治原则，这是诸葛亮对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体系的高度概括，是他儒法融通在理论上最凝炼的阐述。
理论是言，实践是行。
我们听完了诸葛亮融通儒法以治国的理论，再看看他在这方面的实践。
刘备占领成都后，命诸葛亮与刘巴、法正、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国的法典《蜀科》。
《蜀科》已经亡佚，我们无从知道其具体内容，但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知道：诸葛亮是蜀汉立法的参与者。
作为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根据法令处理过许多人和事，他又是一个执法者。诸葛亮执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执法以严。
诸葛亮执法严，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诸葛亮执法严峻，有罪必治，依法行罚，决不宥赦。诸葛亮当政期间，很少进行大赦。有人曾批评诸葛亮惜赦.对此，诸葛亮答复说：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诸葛亮的惜赦，是有其道理的。在他看来，轻易行赦，是属于小恩小惠，而小恩小惠是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的。况且，轻易行赦实际是对法的践踏，是在怂恿犯罪。因为罪犯今天犯罪，明天就可能遇赦而获释，大赦多了，就使法律对犯罪降低了威严和惩治力度，就会使罪犯寄希望于大赦而视犯法为儿戏。所以，西汉丞相匡衡说：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东汉刘秀的大将吴汉临死前也对光武帝说：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的经验，诸葛亮非常清楚，刘表父子在荆州、刘焉父子在益州年年大赦，但却不能治好荆益，诸葛亮怎能蹈袭他们的覆辙呢？刘表、刘璋等人屡屡大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立法的动机。因为他们搞大赦是为了向人民施小惠，但是要大赦以拢络民心，就得有大赦借以实施的罪犯，为了有足够的罪犯就得密织罪网，使民动辄得罪。这种民殷富而不知存恤的做法是诸葛亮所坚决反对的。诸葛亮在施法方面所追求的是德.何为德？就是执法严峻，恶无纤而不贬，使人民知法治之严而不敢轻易触犯之，就是通过严法来整肃风纪，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形象地说，刘璋所行宽法似水，看似柔和却诱人自溺，诸葛亮所行严法似火，看似猛烈却使人自警。比起以往统治者视民如土芥，不教而诛，残民以逞，诸葛亮的执法以严则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
另一层意思，是诸葛亮严格掌握执行法律的分寸，不枉杀滥杀。蜀国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因后退无路，迫不得已投降了曹魏。有关部门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没有同意，对黄权的家属仍待之如初。这里面也有诸葛亮的意思。因为黄权的家属在成都，诸葛亮也在成都，要处理黄权的家属得经过诸葛亮。黄权到了魏国，蜀国的降人传说黄权的家属已被诛杀，魏文帝曹丕要为黄权的家属治丧。黄权却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的本志。我怀疑此消息不实，请等落实了再说。后来，果然证实了黄权的家属安然无恙。
不但如此，黄权的儿子黄崇还作了蜀汉的尚书郎。在蜀汉末期，黄崇还随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抵御前来的曹军，在绵竹帅历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不但黄权的家属，孟达的家属也赖诸葛亮的保护得以安全。孟达原为刘璋部将，后投刘备。刘备取汉中后，孟达奉命从秭归北攻上庸等地，与刘封一起落实刘备、诸葛亮打通汉水的计划。后来，孟达拒绝助关羽回救荆州，又与刘备的养子刘封不和，害怕刘备怪罪，便投降了曹魏。据说孟达投降后，有一个叫王冲的人对孟达说：听说您离蜀投魏，诸葛亮恨得咬牙切齿，要杀您的家人，幸亏刘备不听，您的家属才幸免于难。孟达当即就说：诸葛亮对我的照顾有始有终，他不会这样做。诸葛亮听说这件事后，给孟达写信，称赞孟达不信王冲的造作虚语，度量吾心.这表明诸葛亮也是不主张对孟达家属搞株连的。
诸葛亮在对罪犯处以极刑的把握上也是极严格的，除非那些事关军国成败、社稷安危的重大案件，诸葛亮一般都不轻易诛杀，而是既治其罪，又给出路。
诸葛亮严把惩治触犯法规之人的分寸，不搞株连，不枉杀无辜，而是留有余地，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这哪里有先秦法家惨刑寡恩、刑杀立威的弊习，分明是体现了儒家恕道的精神。
第二个特点：执法以明。
晋人习凿齿说：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丑者之所以承认自己丑，是因为镜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丑者的本来面目。
诸葛亮执法之明，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犯罪之人，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
武陵临沅（治今湖南常德市）人廖立是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物。刘备任荆州刺史时，廖立就被辟为州从事，不到30岁时，又被提拔为长沙太守。刘备进入益州，诸葛亮镇守荆州时，孙吴曾派使节到荆州。当东吴使节问到哪些人在辅佐刘备成大业时，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诸葛亮把廖立与庞统并提，可见对他是十分看重的。
但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这种情绪渐渐滋长到狂妄的程度。他自以为以自己之才，地位当仅次于诸葛亮，总认为蜀汉亏待了他。他在军中常常牢骚满腹，任巴郡太守时也不好好尽职。刘备去逝，廖立在为刘备守灵时，居然在灵旁杀人。刘禅即位后，众官普增职号，廖立也随着被授为将军称号。廖立非常不高兴，他找到诸葛亮，当面问他：我怎么适合与将军并列？您为什么不表奏我为卿相，只让我当五校？
诸葛亮回答说：授你将军名号，是根据对你的考察而定的。至于为卿，连李严也没有任命为卿嘛！再说，你只适于任五校。
廖立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更火了。他一向认为自己仅次于诸葛亮，没想到连李严都不如。从此以后，廖立的怨气更大牢骚更盛了，上至刘备，下至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埋怨刘备不该争南三郡而不取汉中；埋怨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失掉荆州；抨击文恭任治中无纲纪，向朗只会随大流，郭演长毫无主见，王连随波逐流。总之，蜀国朝中上下能人不多。
诸葛亮听到这些话后，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处理不行，便向皇帝上了一道弹劾廖立的表章：
长水校尉廖立，自高自大，贬低群臣，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并说万人统帅皆小子也。非但如是，还诽谤先帝，诋毁众臣。有人说国家军队精练有素，部伍分明，廖立听后却举头视屋，愤然作色说：不值一提！如此事例尚有许多，难一一列举。羊之乱群，犹能为害，更何况廖立身居要职，一般人不能认清他的真伪呢！
诸葛亮对廖立的弹劾，有根有据，句句是实，没有想当然，没有莫须有。本来，廖立对刘备的批评，如果从总结经验角度出发，用正当的办法对诸葛亮提出建议，诸葛亮不会听不进去，因为诸葛亮自己也在对荆州的失败作深沉的思考。然而廖立不是这样，而是意在用荆州的失败说明刘备的无能，并在百官中公然散布，说其诽谤，并不为过。
在诸葛亮的弹劾下，廖立被免去官职，废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治今四川汶川县西南绵镇）。
如果说廖立案件是诸葛亮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的典型，那么李严案件则是诸葛亮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的最好说明。
诸葛亮对李严并不是一开始就印象不好。实事求是说，李严也是蜀汉政权中难得的人才。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益州发生马秦、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合聚部伍数万人，并打到资中县（治今四川资阳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朝中兵力紧张。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仅带领5000人便把此事平定。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正因李严有才，刘备临死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并让李严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诸葛亮对李严也很看重，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但是，李严部分如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佐刘禅富国强兵，准备完成先帝遗托，而李严却在此时劝诸葛亮受九锡之礼，进爵称王，就像曹操对汉献帝那样。李严这样做，如果仅以他个人利益理解，就是借抬高诸葛亮抬高自己，因为他在当时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往坏处理解，就是给诸葛亮带上不忠逆臣的罪名，让诸葛亮倒台，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怎样理解，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个人野心是不会错的。
这大大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他当即给李严写了封回信：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犬，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封信是对李严的驳斥，从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这句话，可见诸葛亮忽然觉得与李严有了白发如新般的隔膜。
当初，刘备让李严留驻永安，有以他的军事才干对付东面的孙吴之意。刘备逝世后，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对隆中对最初的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决定放弃荆州，联好东吴。随着吴、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李严在永安的意义日渐减轻，于是诸葛亮命李严移屯江州（今四川重庆），派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认为这样做降低了自己的作用，心中大为不满。诸葛亮出兵北伐，让李严派一部分兵力增援汉中，李严却对此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不但如此，李严还要求划出五个郡建立巴州，由他出任刺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另立中央，或者说要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
蜀汉建兴八年（230年），曹魏派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道、曹真由斜谷三路进攻汉中。
诸葛亮率军西征，命李严率军两万赴汉中。李严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要求像诸葛亮一样开府治事，设置独立的办公机构。这件事使诸葛亮深深感到，李严是个荣名利禄之徒。他不由想起去年陈震出使东吴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李严腹中有鳞甲。陈震与李严同乡，对李严可谓了解很深。诸葛亮相信陈震对李严的评价，当时他就想，不去触犯他腹中鳞甲就是了。
诸葛亮虽然没答应李严开府的要求，但他为了北伐的大局，答应李严离开江州后，由他的儿子李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北伐，屯驻祁山，让李严督运粮草。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运输非常困难，军粮供应不上。李严便派部下去见诸葛亮，转达自己的意思，要他撤军。诸葛亮听从了他的意见，撤军回来。不料李严翻云覆雨，假作吃惊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撤军？而且他又向后主上表说：大军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以歼灭之。按当时军令，在战争前线督运军粮误期是要斩首的。李严运粮不继，虽曾派人向诸葛亮说明，并请退军。但他深知过失严重，故假装惊奇地说军粮饶足云云，欲以解己不辩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也即推卸自己督粮误期之责，而且企图把退军罪裁到诸葛亮头上。李严给后主的上表更是欺君罔上，也是该杀头的。诸葛亮把李严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全都展示出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严无法抵赖，只得认罪。
李严生活不约俭，安身求名，不忧国事，这些都是诸葛亮所深恶痛绝的。再加上他犯有上述严重罪行，按诸葛亮个人的感情，应给李严以严惩。但诸葛亮并没有从自己好恶出发，而是顾全大局，考虑到李严确有真才，又是自己的副手，蜀汉臣僚中第二号领导人，所以只将他废为平民，流放于梓潼郡。对李严所犯罪行的处罚，显然带有宽恕的性质。
我们说诸葛亮惩治李严没有丝毫个人恩怨，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李严被罢官后，诸葛亮给他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和你父子竭力辅佐汉室，此为天上神明所知，非只为人世所晓。我奏请你父亲都护主管汉中，委任你去管辖江州没有征求别人意见，全由我个人作主。原以为诚心可以感动人，事情可以善始善终，谁料竟发生如此变故。古时候楚国官员多次受到挫败，但仍能克敌制胜，这说明心正就会有善果，这符合天道。希望你能安慰都护，要他努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现在他虽然被免官，权势、家业均非昔比，但还有奴婢门客一百数十人，你以中郎将、参军的身份在丞相府供职，相比之下还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能自省前过，一心报国，你和蒋琬能诚心共事，那么，阻塞可重新通畅，失去的仍可再得。望你详思此言明吾用心。亮别无他言，只有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这篇充满感情的文字，足以化万年冰霜，暖千秋风寒。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严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诸葛亮闹意气，争荣利，诸葛亮能无动于衷吗？史书上虽没有记载诸葛亮对李严仁至义尽若此，经历了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对待李严，是对自我的战胜和超越。这不是体现了诸葛亮儒家克己复礼的精神吗？
第三个特点，执法以平。
所谓平，即公平。公平，公平，只有公才可能平。诸葛亮执法，不挟私怨，不泄私愤，出以公心，不恂私情。
论私情，马谡被诸葛亮深加器异，每次引见他与之谈论，总是自昼达夜.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论地位，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协助诸葛亮掌管全国军政，属于蜀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最能体现诸葛亮执法公平的，就是马谡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受处罚的不止是马谡一个人。
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
将军黄袭被解除兵权。
赵云、邓芝方面，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故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自己也受到了处罚。他在给刘禅的自贬疏中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不是仅说说而已。此事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直到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才被恢复丞相之职。
诸葛亮自贬三等，体现了他执法平。
诸葛亮自贬的理论根据，就是《春秋》责帅.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军以荀林父为统帅与楚军大战，佐军覆灭，统帅子阵亡。韩厥对荀林父说：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晋军夫属亡师是荀林父之罪。《春秋》是儒家经典，诸葛亮执法，根据却是儒家理论，儒法融通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打了败仗，作为一军统帅，不但追究下属的责任，还从知人任事方面深刻反省自己，这不反映了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吗？
第四个特点，执法以信。
所谓信，也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说话算话，决不自食其言，决不自毁成约。诸葛亮在祁山时，魏军司马懿率大军阻挡蜀军出山。当时诸葛亮为与曹魏大军持久抗衡采用了十二更下制，即将前线部队分为12部，每月用相应的后备兵力替下一部，让其休整。司马懿大军一下来了20多万，而诸葛亮军只有8万。众人都劝诸葛亮说：情况突变，敌军势力大增，我们是不是暂时让该休整的部队继续留在前线，以壮大我军声势。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那些该撤下的兵士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待命回家，他们的妻子家人也延颈企盼，计其归日。所以虽归征战之难，定好的制度不能废止。这件事说明了诸葛亮的以信执法。
另一层含义，是由于诸葛亮执法公平，深得众人信服。廖立是受诸葛亮制裁的人，流徙汶山郡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后，廖立竟失声痛哭。另一受过诸葛亮惩治的人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后，竟激愤忧而死。廖立、李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坚信，既然诸葛亮给了自己改过的机会，就一定会言而有信，终会再次重新启用自己。诸葛亮的逝世，使他们感到不会有人像诸葛亮那公平执法了，他们再次出头的日子没有了，他们绝望了。
晋人习凿齿评论诸葛亮执法说：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执法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法治自身所达到的最高层次。
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
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诸葛亮却达到了。因为诸葛亮所依靠者不仅仅是法家的法，还有仁爱、宽恕、诚信、克己等儒家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了诸葛亮的德。
诸葛亮的儒法融通，使儒家得到了充实，使法家得到了升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有条理的国家。
诸葛亮的治国之道，是他的高超的智慧的又一突出的表现。不独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由于主要对策是敌人，所以更多智谋的治；那么在政治方面，由于主要是治国安民，那么更多的则属智慧了。
2.执法必严，挥泪斩将
严明法规，执法必严，国之昌也；姑息纵容，订而不用，国之衰也。
马谡街亭失守，诸葛亮不得不率军回蜀。安顿完毕诸葛亮先唤王平入帐，责之说：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汝何不谏之，致使失事？平说：某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
参军大怒不从，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某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诸葛亮喝退，又唤马谡入帐。
诸葛亮挥泪说：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诸葛亮说：
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
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
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诸葛亮大哭不已，大小将士，无不流涕。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件事，其主要目的的是为了使众将士受到一次教育而已。就马谡其人，失守街亭，负有主要责任，但他主动去守要地的主观愿望和心情是好的。在用人遣将上，诸葛亮的责任是重大的。虽然诸葛亮阻止过马谡，但还是遣他去了，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说到军令状，关羽在去华容道截击曹操时，不也立过军令状吗？关羽放走曹操绝非力不能及，其罪比马谡要严重得多，当初，诸葛亮能以曹操不该死为由，替关羽开脱（如果关羽不是刘备义弟蜀之名将，亮能轻易替关羽开脱吗？），为什么不在斩马谡之前自揽责任，贬职三级，为马谡开脱些责任，免其死罪呢？况且，马谡被斩后，众将及全军官兵都为其流泪悲涕，包括诸葛亮本人也为之伤感，可见，一个人才因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斩，其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不能讲是一则好的明法警戒之所为。如果从诸葛亮为了维护法的尊严这一出发点讲，是可以理解的。
当今时代是法制时代，严明法规、执法必严，对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安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样，企业规章制度是组织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运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会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订而不用，对违规者不按规定处理，姑息纵容；或在执法中因人而异，亲疏有别，会导致制度自行废驰，成为一纸空文。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乃是为国家长远军事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乃是一种大智慧。
3.迁善黜恶，退去贪懦
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亲贤臣，远小人，为政者必知也。诸葛亮对此身体力行，从而在蜀国建立了良好的吏治秩序。要这样做，必须以智克情，在用人上全从国家利益考虑，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这同样是一种大智。
在担任丞相之后，诸葛亮写了《与群下教》的训令，鼓励大家多作直言。他表示：若远小嫌，难相达复，旷阙损矣！如果为了受到批评而心里有所不快，或为了避免嫌疑，害怕得罪人，无法将问题的正反两面作彻底的讨论，便会使决策有所偏差，而造成国家的损失。所以诸葛亮主张，任何决策都应该达复而得中，也就是运用反复争论的方法，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不但要求部属要做到，诸葛亮自己也身体力行，并将他早年和崔州平、徐庶等良师益友交往的经验，坦然地告诉大家。特别将长期跟随他的亲近助理--董和及胡济间肝胆相照、言无不尽的处事态度，清清楚楚表明出来，以供重要官员和他们部属间的参考。
积极的劝善固然重要，但消极的黜恶，也是为政者必尽的责任。
《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仍一再强调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也，也就是进用贤良，退去贪懦的政风。在《出师表》中则一再叮咛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他认为贤良退伏则会谄顽登用，是一切败坏的开始，所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矣。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
诸葛亮虽属清流名士派，却很重实务，他深知汉末知识分子重虚名、互相标榜、士风败坏，好作秀的人太多，是国家危亡的主因，是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诸葛亮强调治实而不治民的原则，他表示：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治。名实相符，任人唯贤，不问出身，不限资历，取人不限其方.杨洪、何祗得以破格提拔，便是诸葛亮此一精神的发挥。
诸葛亮之为人，虽然有点严肃而少变通，但他待人谦虚，绝不压制部属。他非常反对倚老卖老、争权夺利的行为，若被发现，常不问地位多高、关系多好，一定严加斥责。对因此而造成内部混乱、危及军国大计者，一律严惩，绝无宽恕。对于个性孤僻、忌才私人者，虽无大恶，也必耐心说服，期能改过自新。
在蜀汉政权中，地位极高的李严、廖立、来敏等，均遭罢职，废为庶民。刘琰、张裔，则在诸葛亮诲人不倦的劝戒下，获得悔过的机会。
李严、廖立之事前已述及，不再重复。
来敏为南阳人，是东汉光武帝时大功臣来歙的后裔，可谓系出名门。他原为刘璋宾客，刘备在占有益州后，任之为典学校尉。
只是来敏一向自任是荆楚名士，喜欢批评时政，对同朝大臣嗤之以鼻，弄得人际关系紧张，派系之间常有冲突。
诸葛亮曾感叹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注：文举为孔子嫡系子孙孔融之字，孔融自任名士，经常和曹操捣蛋，在朝廷中制造派系，曹操忍无可忍，趁机杀害之。）刘备称帝后，尚书令刘巴，推荐来敏为太子家令。刘备虽不很同意，但碍于刘巴面子，勉强任命之。
刘禅即位后，任来敏为虎贲中郎将，掌宿卫亲兵，在朝廷及宫室中同时拥有大权。
诸葛亮准备北伐时，对来敏非常不放心，乃提拔秉心公亮的董允，以侍中兼虎贲中郎将代替来敏。而将来敏提升为军祭酒、辅国将军，随军行动以就近控制。
但这件事引起来敏的不满，不但批评诸葛亮用人不当，并公然毁谤董允，造成朝廷上人际关系异常紧张。诸葛亮只好以来敏年老狂悖，罢其官职，并令之闭门思愆.针对这件事，诸葛亮还写了一篇《教令》，警告朝廷官员，不可再有来敏之现象，否则从重论罪。
张裔字君嗣，为益中名士，对历史甚有研究。刘璋时领帐下司马，曾领军和刘备对抗，后兵败投降。
刘备拥有蜀中，便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南方雍叛乱时被任命为益中太守，但张裔无能平乱，而且为叛军所擒并被遣送到东吴作俘虏。
诸葛亮以张裔学问好，办事敏捷，乃命令邓芝向孙权交涉，要回了张裔。张裔回蜀国后，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两人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情。建兴五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时，特任命他为留府长史，和蒋琬共同负责丞相府的指挥事宜。
但出任要职的张裔，却假公济私，和朝中大臣常起冲突。尤其以蜀郡太守杨洪，和司盐校尉岑述事件最为严重。杨洪和张裔感情原来不错，但张裔儿子张郁，在杨洪属下工作，因犯过被处罚，张裔便因这件事和杨洪闹翻，两人反目成仇。岑述因长于理财和行政工作，为诸葛亮所器重。张裔以岑述可威胁其地位，心存妒恨，常找他麻烦，造成严重的不和。
这些事件的确使得诸葛亮相当困扰，但由于张裔资格老，同事的蒋琬也不便主动规劝之，故情况日益恶化。诸葛亮念及彼此交情，特别写信告诫：
自古以来，交谊深厚的友人，更应举贤不避仇，处罪不避亲，一切应以公事为准，何况我重用元俭（岑达字）也是为国家培育人才啊！你为何不能理解呢？
由于诸葛亮态度坚决而诚恳，张裔深受感动，乃主动和杨洪、岑述等和解，并和蒋琬密切合作，共同主持朝政。张裔日后赞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想必也是切身体验，有感而发的。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在刘备为豫州牧时，便聘他为从事。因为和刘备同姓，所以特别有亲切感。《三国志》记载：刘琰举止风流、善于谈论，刘备非常喜欢他，常带他在左右随侍。朝廷上的名位仅于李严之下，算是诸葛亮内阁中，相当重要的高级官员。
但刘琰生性奢侈，生活淫靡，侍婢常数十人，在诸葛亮的廉风内阁中，算是异类。诸葛亮对他的行为非常头痛，不得已之下，只好将他编入北伐军团中，过些营中艰苦的日子。
但刘琰自恃资历高，和刘氏政权关系密切，经常在军中喝醉，言词荒诞，连蜀军首席猛将魏延，都常和他闹得不愉快。使诸葛亮忍无可忍，叫到帐前，痛加斥责，并给予严重警告。
这下把刘琰吓住了，他没想到诸葛亮会对他大发脾气，但检讨起来，自己也的确做得太过分，并体会出诸葛亮的怒斥并无恶意，一切乃是为了自己，因此写了一封反省书，公然表白：
我刘琰禀性空虚，操行浅薄，又有酒荒的毛病，自先帝（刘备）以来，便经常惹麻烦，甚至危及朝廷安危。
如今蒙明公（诸葛亮）本其一心在国，不鄙视我的秽垢，仍尽力维护，让我有今日的地位。
但我仍经常迷醉，言有违错，惹得不少烦恼，幸而明公慈恩含忍，不致以理相责，使我能在百错下，尚可勉强保住名禄和性命。
今后我必会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否则再也无脸见人了。
这篇检讨文相当深切、坦诚，以刘琰的身份地位，也实在难得，因此诸葛亮真正原谅了他，将他遣返成都，仍为车骑将军职务。
从此以后，刘琰倒真的改过自新，相当洁身自爱。只可惜诸葛亮死后，他又毛病复发，不久竟因和刘禅争风吃醋，被赐自裁而死。
在这些事件中显示，诸葛亮的确是位颇富才能的政治家，治蜀的成绩，称得上成效显著.蜀汉的官员们，大多能改除过去淫靡之风，兢兢业业的忠于职守，力戒弄虚作假、浮华腐败之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政治最清明、吏风最端正的国家。陈寿称赞他能使蜀汉官员人怀自励，虚伪不齿，主要在他用人处世，能彻底做到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解巧饰者虽轻必戮.公平廉明，一切为公，给人以自新向上的机会，诸葛亮的治绩，的确是千古难得一见。
上述种种，无不昭示出诸葛亮是一位极富理性的政治家。而理性离不开智性。尽管他有时对不称职的官员会大发脾气，是一种感情的大爆发，但仍未离开智性的统辖，故往往收到极佳效果。这固然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有关，但也不能不说这是诸葛亮的又一种智慧。
4.乱世宽容，弛世重典
以宽容之策争取共识，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道。
虽然名义上仍是军师将军，在刘备自立汉中王后，诸葛亮实际上已负起了宰辅的责任。
一板一眼的诸葛亮，面对法令废弛、特权横行的益州，新官上任，便厉行法治，以彻底整顿。
他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由实际情况的应对出发，讲求实效。
益州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及地方豪强勾结，鱼肉百姓，农民和官府间矛盾愈演愈烈，虽然号称天府之国，其实创造的财富，都让官僚及豪强剥削，农民生活非常艰困。
刘焉所以会被任为益州牧，导火线便是益州刺史却俭的专横自恣，造成马相及赵祗发动农民起义，起事者自称黄巾党人后裔，曾攻破雒县，杀死县令李升及益州刺史却俭，并占领了蜀郡和犍为郡。
刘焉靠外籍军团及地方豪强的力量，平息这次叛乱，但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为了获得豪强支持，剥削的现象变本加厉。《三国志》中批评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方面是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由于诸葛亮不顾颜面的打击特权，使益州地区的官僚大感吃不消，他们开始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纷纷要求他缓刑弛禁.被派作代表和诸葛亮交涉的，便是深为刘备敬重的益州大老法正。
法正当时已是蜀郡太守，也是成都地方豪强之首，他对诸葛亮说：以前高祖进入关中时，除秦国之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之老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希望日后的执政，能够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诸葛亮却笑着回答着：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暴政虐民，逼是人民不得不造反，汉高祖针对此一弊病，采取宽刑弛禁的策略，这是对的。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暗弱，没有能力控制官僚及豪强，以致从刘焉以来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从地方豪强到政府官僚，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也逐渐被破坏。
对这些强悍的特权，过去刘璋总是宠爱他们，给予他们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了，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才是益州目前最大的弊病。
现在我们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
秦国是以军事恐怖主义完成统一的，却也和各诸侯国产生不少仇恨，为压制反抗，故以严刑峻法控制之。诸葛亮认为秦国在于国家权力不被认同，却又强加压制，以致于大乱。治理这种国家，最重要是在争取共识，让国家权力得到更多的承认，所以汉高祖会以宽厚的态度作更多的包容。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政权荒废政事，蜀国法令不彰，因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执法的官僚怠惰成习，造成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张，老百姓反而遭到剥削，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官僚的行为，以重建国家权力的威信。
严格来讲，汉高祖入关时的天下局势，可称之为乱世，诸葛亮入蜀时的益州政局，应称为弛世。弛世是国家权力不被尊重，官僚荒怠，民众玩法，必须以重典来整顿之。乱世
是国家权力不被认同，彼此各持不同立场，争执不休，这时最重要的是以宽容的策略来争取共识。
凡事都有两面，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注意并提倡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求平衡。按照传统的观点，失去平衡，偏重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事情就会出毛病。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事情就会顺利发展，兴旺发达。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陈旧过时了，总在讲寻求平衡的中庸之道，为什么就不可以偏激一点？极端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矫枉过正？
当然可以。但不要忘记，极端到底，就会引起强烈的反作用。正如弹簧，用以压迫的力越大，反弹就越高，反作用力就越大。认真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是受着平衡律的支配。
因为平衡律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也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诸葛亮的涵养与智慧，在他的宽猛相济的治国术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5.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作为治国者，凡举事（尤其是大事），必须通盘考虑，走一步要看几步，要分清主次缓急，更要懂得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与转化。这恰如智者下棋，每动一棋，要思谋它所带来的局部和全局的诸般变化。所谓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等，无不是智谋与智慧的产物。
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决定发动南征。
南征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基本解决南中问题，但又不能耗费时间过长。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平定南中叛乱，但又不能杀得尸横遍野，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来表示朝廷绝不能对叛乱姑息不理，但又不能给南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因为对诸葛亮来说，征服南中不是最终目的，南中之战一是为了开发南中，增强蜀汉国力，二是为了另一次更大更重要的军事行动服务的，这就是北伐曹魏。
思惟北伐，宜先入南。
北伐宜早不宜迟，然而，若在南征行动中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就无法实现上述的两种意图。
北伐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然而，若在南征中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专力北伐就是一个梦想。
北伐需要有后方的物力、人力依托，然而，若使南中因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就不能从那里取得人力、物力源源不断的支援。
因此，南征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次关系到下一步北伐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诸葛亮亲自领兵南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南征的重视。
事实证明，诸葛亮亲自率兵征服南中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南中的问题是复杂的，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只有诸葛亮这样既有高度政治水平，又有高超军事才能的人才能解决南中问题。解决南中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南征与北伐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密切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征是北伐的基础，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蜀汉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北伐才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南中问题一天不解决，蜀汉就一天没有北伐的实力，因为南征动用了蜀汉军队的主力，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主力部队才能从南征战场上撤出来投入北伐。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地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在当时确实也只有诸葛亮才能胜任。
诸葛亮率军南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南征的胜利，对蜀汉政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开始南征，十二月返回成都，前后只用约10个月时间。
迅速解决南中问题，有利于抓住北伐曹魏的有利时机。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及南征后的一二年中，曹魏方面确实出现了于蜀汉出兵有利的情况。
首先是曹魏和孙吴的关系越来越坏。孙权黄武四年（225年）冬十月，也就是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之乱，对那里正在进行抚慰时，魏文帝曹丕带领10万大兵开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临江观兵，给孙吴施加压力。曹兵旌旗连绵数百里，跃跃欲试，作出准备渡江的态势。孙权大惊，严设固守。只因天寒，江边结冰，船不得入，曹丕才下令撤军。曹军撤退时，吴将孙韶又派高寿率500敢死士卒从小路乘夜袭击，并缴获了曹军的一些军资器械。
其次是曹魏国内阶级矛盾加剧。黄初五年（224年）正月，即诸葛亮南征的前一年，魏文帝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
号召国内揭发谋反大逆，说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第二年六月，又发生了利城郡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
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曹丕称帝后，有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宗族将领曹真主持朝廷军务。但因曹真年资不高，不好一下给以大将军的高位，便专为他设立上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两个名号，以便向大将军过渡。黄初三年（222年）曹真升任上军大将军，进京主持全国军务。同年又转中军大将军。黄初七年（226年）五月，魏文帝临死时，又遗诏让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曹真的迅速升迁，引起了曹魏宗室另一个人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曹休。曹休认为：论资历，曹真与自己不相上下；论亲疏，自己是正宗曹氏宗亲，而曹真不过是太祖（即曹操）养子，他本性秦，非曹氏正宗。他凭什么入京执掌兵权，又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新即位的魏明帝曹睿看出了曹休的心思，为了安抚曹休以稳定政局，在封曹真为大将军的同时，又封曹休为大司马，地位略比大将军高，这才将矛盾缓和下来。
在曹魏西南与蜀汉邻近的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也出了问题。新城郡太守是蜀汉降将孟达。孟达初降，魏文帝曹丕听臣下说他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对他非常赏识，如拜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当时众臣中有人认为文帝待孟达太厚，不应该将西南之任交给他。曹丕说：吾保其无二心，就像把蒿箭射入蒿中一样。当时，孟达既深受曹丕信任，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交好，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桓阶、夏侯尚先后死去，魏兴太守申仪也与他矛盾很深，这使孟达不禁生出羁旅他乡，寄人篱下的伤感。正这时，一个叫王冲的人来见孟达。这个王冲，原是蜀汉中都护李严手下的一个牙门将，为李严所嫉恨，惧罪降魏。他见到孟达，说起了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亮如何咬牙切齿地要杀孟达的家属，多亏了刘备不接受诸葛亮的意见，孟达对王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言谈中还表示了对诸葛亮的委仰之情。这些话恰好又被一个叫李鸿的人听见了。李鸿正欲投降蜀汉，他知道孟达也有此意，便急忙入蜀南下见诸葛亮。这件事是诸葛亮南征这年发生的。李鸿南下见诸葛亮，正值诸葛亮平定南中，撤军走到汉阳。
上述曹魏政权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蜀汉政权来说，正是出兵攻伐的好时机。诸葛亮迅速解决南中问题，因而没有错过这种时机。
第二，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南中之乱，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一是南中有些大姓借东汉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机会，企图使南中脱离蜀汉政权的控制。益州郡大姓雍给李严的回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企图分裂的大姓利用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和影响，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对历代封建政府压榨他们造成的反感，企图实现自己的阴谋。外部因素是当时孙吴政权利用夷陵之战胜利之机，对南中一些大姓进行拉拢，煽动他们脱离蜀汉政权。
诸葛亮解决南中问题，根据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症下药。他用军事力量镇压了一些南中大姓所煽动的叛乱，又对南中大姓、少数民族渠帅进行了心理攻势，对他们进行心理征服。除此以外，他还在南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安抚明策，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对待外部因素，诸葛亮积极与孙吴改善关系，恢复联盟，使其不对南中施加压力和影响。
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南中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定，一些忠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得到了重用，心怀异志的首领也表示南人不复反矣.
第三，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支援北伐战争。
南中古称不毛之地.其实，不毛之地，只是未经开发的原始荒蛮，南中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
诸葛亮征服南中，对南中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之为北伐服务。史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正说明征服南中对北伐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诸葛亮南征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北伐，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中对支持北伐的意义能直接迅速地显现出来。
然而，这只是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一得。
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另一得，是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产生的深远影响。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原来的5个郡变成7个郡。郡多了，县也要跟着增加，随着大郡变成小郡，大县也生出了小县。蜀汉时期，南中共增加了12个县。
南中郡级、县级机构的增多，意味着蜀汉在南中地区官吏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南中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增大、人口增多，意味着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统治的加强，意味着南中与蜀汉政治联系的加强。
诸葛亮南征的结果，不但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诸葛亮及蜀汉政权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至今在云贵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说。如云南省德宏地区傣族有诸葛亮给他们带来耕牛，教他们用牛力代替人耕的传说。在云南保山县城南约10里的地方，有三个诸葛堰，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传说也是当年诸葛亮修筑的。佧瓦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给他们稻种。傣族说他们佛寺大殿的屋顶就是受诸葛亮帽子式样的启发建造的。
上述传说，反映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对南中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传播。传说不是史实，但传说却源于历史，如果把南中经济文化开发同诸葛亮南征和蜀汉对南中治理所实行的政策加以联想，不能不承认传说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
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稳定了后方，增强了国力，支援了北伐，此为一得。
进一步开发了南中，加强了南中与内地政治经济的联系，此为二得。
前一得是蜀汉统治者主观努力所奋力追求的目标，后一得是这种势力所带来的客观后果。
然而，前一得的意义只存在了几十年，后一得的意义却千年不灭，它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祖国的西南边陲，至今享受着诸葛亮的智慧所带来的余荫。
6.和防并举，夷汉粗安
审时度势，德威服人，是诸葛亮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也是他的一种高超的智谋与智慧，诸葛亮将这种思想用于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与实践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绩。
如何处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颇感头痛的一个难题。诸葛亮虽说尚未达到现代政治家认为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这样的认识水准，但他凭着自己高超的智慧，懂得对他们实行和抚政策的必要，同时也对他们采取了多种防患于未然的重大措施。
它不同于剿抚并用（这种政策完全视少数民族为敌人），因为它基本上是从爱心出发，但鉴于历史积怨，而又不得不有所防备而已。
平定南中之后，诸葛亮仍坚持和抚政策，随后采行即其渠帅而用之的复员方针，也就是说，尽量利用当地有声望的领导人物为官方的行政领导者，甚至采用南中的重要人物为朝廷的高官，例如孟获日后便累官至御史中丞，对蜀汉的政治稳定贡献颇大。
这个想彻底改革数百年来汉人压榨少数民族恶习的策略，自然立刻遭到朝廷中保守分子的强裂反对，他们认为少数民族领袖绝不可靠，这种放任的人事政策，将危及朝廷的统治权。
但诸葛亮坚持自己的正确政策，他并不奢谈理想，反而以实务的立场来分析利害。他表示，以汉人来管理战后的南中地区，将有三大不利：
第一，如果以汉人为行政长官，势必要在南中保持大量的军队。驻军人数太多，必耗费国家军粮，对蜀国抗拒曹魏的基本国策，是相当不利的。
第二，此次平南战事，南方夷人死伤颇重。虽然已经和平了，但父兄被杀之仇恨，不是轻易忘得掉的。将汉人留于此地，日夜相见，反而相当危险。
第三，南中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由汉人统理的话，即使秉公论断，也得不到信任，反而将加深彼此的误解，造成日后更多的困扰。
因此他决定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让南中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自治区。
虽说诸葛亮一生行事谨慎，但他绝非是一个泥古守旧，缺乏革新精神的人。只要对大局有利，策略上合理而行得通的，诸葛亮倒相当有魄力去作改革。
不过，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放任不管，好不容易平定的叛乱，自然不能让其再度发生。为维持稳定的局面。诸葛亮采取不少策略性措施，以加强蜀汉中央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
其一，将南中地区改行郡县制，以扩大及健全政治统一的局面。改益州为建宁郡，再分建宁及郡的一部分设置兴古郡，再分建宁及越郡的一部分，设置云南郡。叛乱最严重的益州郡被缩小了，也就是原有的四个郡增改为越、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六个郡，加上没有参与叛乱的朱提郡，原降郡都督所辖的郡，共增为七个。并由参加南征有功的李恢以降都督加封安汉将军，兼领建宁太守，并将治府移往中心地区的味县（今云南曲靖）郡县制加强了朝廷对行政官员的监督，以免传统的不良政风。再度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郡区的缩小，也有利于解决地方势力过大，容易造成割据的弊端。
各郡太守几乎都是对当地颇熟悉，有影响力、而且能了解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官员。新任命的永昌太守王伉和越太守龚禄，原本便是南中地区的高级官员，建宁太守兼降都督的李恢、云南太守吕凯，都是忠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们日后成了朝廷和少数民族沟通和取得共识的桥梁。
其二，有计划地消弱大姓、夷帅，并设法收罗有潜力的俊杰之士。他下令强行迁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北.即使如此，南中地区大型的叛乱已不再出现，但小的、局部性的叛变事件仍层出不穷，尤其是以越郡最为严重。不久连新任的越郡太守龚禄都战死了，幸赖将军张嶷率军加以讨平。
更严重的事件，竟发生在降都督李恢所驻守的建宁郡。《三国志》上记载：李恢亲身前往讨伐，锄尽叛乱党余，并迁徙其豪帅于成都。可见，李恢这次一反以往的和抚政策，改采强硬手段，不但以武力杀尽叛党，而且加强了控制。使有影响力的豪强和夷帅，全部迁移到成都，让他们永远脱离南中的政治。其实，思虑谨慎的诸葛亮，绝不可能真正对那些少数民族豪强领袖放心。他在迁移南中劲卒青羌到蜀中后，特别将较羸弱的部曲留下，分给雍、焦、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并设置五郡都尉加以统理，将他们纳入政府正式的地方军队。
这些地方军有如现在的后备军人，平时从事生产，战争依征调服役，也就是诸葛亮在南中不留兵、但仍有兵可用的策略。
当然也有不少部落，拒绝被并入大姓或迁移蜀中，诸葛亮令大姓们用金帛收买他们，收买编组多的，可以世世代代袭爵。
这个策略不仅削弱大姓们的经济实力，也以金钱攻势降伏了最不易控制的少数民族。把他们组成夷汉部曲，加强了他们间的认同感，大幅度改善了汉人政权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建兴十一年，南夷的耆老刘胄造反，降都督张翼例率此夷汉军队将之讨平。越太守张嶷，因现有兵力不足以固守，便将这些后备军人编组成赤甲、北军两牙所，以强化军力。
又永昌郡常有寇害，太守霍弋征用偏军--即此种后备军人征讨之。
可见这些预伏的后力，对日后南中地区的安定，的确发挥不少的作用。
同时，为加强对南中的掌握，诸葛亮大量提拔南中有声望的豪族领袖，出任蜀汉朝廷的高官。例如建宁郡耆老爨习是李恢的姑父，后来随诸葛亮北伐，官至领军，朱提郡的蛮族领袖孟琰，亦曾参加北伐，官至辅汉将军、虎步监。叛军的领袖孟获，更官至御史中丞，职掌监察大权。这些策略，对南中蛮族向心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非常尊重。他一向重视降都督的人选。
首任都督李恢，本身便是南中地区人氏。李恢于建兴九年去世，诸葛亮以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继任。由于张翼执法严格，经常禁止南中民族的宗教习俗，因此惹起南中耆老刘胄等的反叛，影响到其他郡的不安。
诸葛亮立刻紧急召回张翼，改以对南中了解较多的益州治中马忠为降都督。马忠很快讨平了刘胄，使南中地区恢复治安。
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刘备在亭战败后，黄权投奔曹魏，刘备非常伤心。巴西太守阎芝派马忠率军以强化刘备亲侍部队，刘备在与马忠详谈后，便转忧为喜地对他人表示，失掉黄权，复得马忠，可见世上真不乏贤人呢！从此以马忠为亲信。
诸葛亮开丞相府时，以马忠为门下督，南征时马忠更出任主要军团领袖而建立大功。战事平定后，马忠受命代理诸葛亮在南中执行抚恤复员的工作，甚有威惠。
建兴三年，召为丞相参军，曾为诸葛亮政权核心的成员，并领益州治中从事。由于长期和诸葛亮共事，彼此默契深厚，对诸葛亮的政风体会甚深。
他继任降都督后，处事能断，恩威并立，将诸葛亮的和扶政策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三国志》上记载：蛮夷畏而受之。马忠去世后，南中各族人民流涕尽哀，并为他建庙立祀，可见其治绩的辉煌。
后来继任的霍弋，也能立法施教，轻重允当，使夷境安。南中治理的成功，慎选人事可说是最主要的原因。
越太守张嶷，也是位颇能体认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南中行政长官。越郡原任太守龚禄在夷人叛变中殉职，继任的代理太守，根本不敢到越郡上任，而寄居于八百里外的安上郡。越郡徒有其名，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个时候临危授命，整顿越郡的便是张嶷。
张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年轻时以勇敢又富谋略而著称，拜为牙门将，和马忠共同讨伐汶山叛羌，以谋略筹划建立功劳。
张嶷在正式授任越太守后，率直属军团深入越境内，诱以恩信，使不少部落酋长皆来降服。张嶷主动缩小打击范围，把敌人仅限于杀死龚禄的荆都耆帅李求承，将其余部落一律视为友军，使李求承很快陷入孤立，没多久就被抓到，而处以死刑。
张嶷一向反对用武力解决少数民族的叛变，他认为治理南中，应首重恩信，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及文化，站在同一阵线上，才能得到夷人的心悦诚服。
这件任务他作得非常成功，据说当他在修复越郡旧城郭时，夷人男女无不致力而为，使工程在极短时间内便告完成。
除了精神生活外，张嶷也很重视物质上的富足，他在郡内的定NC657、台登、卑永三县，有计划地开采盐、铁和漆，并设立专任官员进行管理，让少数民族的各部落都能参与，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治绩是张嶷成功地打通邛都经旄牛到成都的旧道，并修复古亭驿站，以利商旅往来，不但强化蜀汉朝廷和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使南中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张嶷在越作了15年的太守，当他卸任取道旄牛回成都时，夷人男女老幼夹道欢送，无不伤心流涕、依依不舍，甚至有一百余人随张嶷直到成都。
后来张嶷跟随姜维北伐，战死于沙场上。越夷民接获消息，无不痛哭流涕，并为他建立祠庙。
诸葛亮非常重视南中地区的农业的发展，他说：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只有农业发展，才能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衣食不匮乏，政治才谈得上稳定。
诸葛亮命令汉人教夷人用牛耕种代替人力，使耕种的效率及收成大量提升。直到今天，云南省德宏地区的傣族，还有诸葛亮引进耕牛、改善本地农耕技术的传说。
发展农耕最重要的是水利。诸葛亮在此地作了相当完整的水利工程，以灌溉农田，使耕地面积有计划地扩大。现在云南省保山县城南约十里的地方，还有三个能供灌溉的诸葛堰，传说是当年诸葛亮所规划的。
依史书记载：诸葛亮应该未曾到过保山，因此这些诸葛堰应是诸葛亮在南中地区兴修水利工程，重视农业政策下的产物。经过努力和宣导，这些原本生活在山林、靠打猎生活的少数民族，逐渐离开山村，迁徙到平地来，建立城邑村落，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稳定，生活上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诸葛亮也非常重视南中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他设置盐铁官，以公家立场管理盐井和矿山的生产；永昌郡的特产樟华布，大量地输向成都；铜、锡、黄金、栏杆细布等特产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尤其是张嶷大力改善南中地区的运输系统后，蜀中和南中的商旅来往大量增加，对南中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大。
在云南昭通孟孝琚碑附近的墓中，曾出土蜀国特有的货币直百五铢，可看出蜀汉内地与南中地区经济来往的密切关系。
云南地区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民族亲切地尊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佤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连种稻的技术也是诸葛亮所带来的。
刘禹锡在《嘉话录》中，记载诸葛亮南征时，曾在越郡种过蔓菁，以为军队食物，后人称之为诸葛菜.
当然有些都是牵强附会的传说，但无庸置疑的是，诸葛亮在南中地区所进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交通不方便，地势险恶，加上部落式的组合，对外资讯几乎完全控制在酋长和长老之手，这是南中地区叛乱不断、各部族容易据地为王最主要的原因。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努力将这些部落的战士，有计划地并入官方的行政体系，这便是所谓部曲制度的建立。
部曲原本是汉王朝的一种军制，到东汉后期，却成了地方豪族的半私人部队，平常耕种，战时则接受征调服役。
诸葛亮首先将南中地区最骁勇的战士编为军队，号为飞军，再连同其家人一万多户全部迁到蜀中，分别驻扎各地。这支由夷人组成的部队，日后成为蜀汉的精锐军团之一。
如前所述，其余较弱的战士，分派结焦、雍、娄、爨、孟、量、李等大姓作部曲，平时生产，战时当兵，并鼓励大户用钱收买少数部落的战士，将各部落重行组合，混合汉人部队，称为夷汉部曲.
这个制度，满足了南中地区大户的政治欲望和经济利益，使他们和蜀汉朝廷维持较好的关系，成为南中地区安定的支柱。如果再有部落发生叛变，降都督及各郡太守便可组织这些大户和其夷汉部曲的武力，进行平服叛乱的工作。
在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的古墓中，有一幅壁画。第一排的武士有13人，皆为汉族装束，手持环首铁刀，第二、三排的武士，头上有挽NF7D9，是所谓天菩萨的发型，身着披毡，为夷人装束，共有27人，这便是夷汉部曲的组织情况。虽是东晋时所留下的，但相信这仍和诸葛亮的夷汉部曲有关。
夷汉部曲不但融合汉人和夷人的组织，改善民族间的感情，同时对南中地区社会制度的组织强化，也有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的南中和抚政策，的确使夷人和汉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即使到近代，诸葛亮的故事，仍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着。南中地区的人们经常将铜鼓称为诸葛鼓，反应出他们祖先对诸葛亮的尊敬和怀念。
据说在民国初年，僳僳族中还出现如此的传闻。西方的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教，刻意要大家放弃对诸葛亮的崇拜，于是编出如下的神话：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诸葛亮，二儿子叫耶稣，过去是大儿子管事，现在时代变了，一切要由耶稣接管了。
这个传闻，也代表诸葛亮在南中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平心而论，诸葛亮南中政策的真正成果，并不如他心中想作的一样伟大。
或许诸葛亮和少数重要官吏，有心好好治理南中，而真正负责执行的行政官僚，却不是都能消化诸葛亮的治事理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蜀汉朝廷对南中民族的剥削也跟着加重了。
《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地区出产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不断运往蜀中，以为军国之用。因此，直接受到剥削的少数民族，不得不起来反抗，越郡太守龚禄被杀事件，便是因此而起。
其实，蜀汉的官员们对南中的夷人，一直都没有好印象。大学土谯周曾公然指出：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怨怨，此患国之人也。
可见蜀汉官员，即使在诸葛亮平服南中、大力进行和抚政策后，对南中的夷人，仍抱有强烈的不满及鄙视。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对南夷民族之爱心，无法完全发挥心悦诚服的效果。诸葛亮回成都不久，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等人亲自征讨，诱以利害，才使骚动事件缓和下来。、兴古郡也时有反叛，降都督马忠亲往征讨。越郡的叛乱更形严重，最后不得不任命张嶷为越太守，才逐渐平抚下来。《三国志》上称经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指的应只是大型的叛乱不再发生而已。
不过，诸葛亮的确彻底改革了汉民族刑威夷人的传统边疆策略，承认南中夷人的生存权，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数千年来，能够获得夷人永不停止的尊敬和怀念，诸葛亮应算是千古惟一的伟人。
尽管诸葛亮的审时度势，德威服人的政策由于其同僚或下属的不能全部认同，自觉实施，因而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了折扣，然而在中华各民族关系史上，毕竟是光辉的一页。若是说，诸葛亮以此智谋对付敌国时，还仅仅是智谋而已，那么在对待少数族时，就是一种智慧了：它立意更高远，目标更伟大，并且与爱心相伴随。
7.教法合一，严而不苛
把教育感化和强制惩罚统一起来，以教化为主，以惩罚为辅。对人民不施行教化，若一出差错就惩罚，则是不教而诛，如此反使矛盾激化，失去民心。
教化与惩罚，事实上是一对矛盾，它们对立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成。诸葛亮以自己的智慧出色地把握了它们的辩证关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面对蜀中长期的弛世，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抑制官僚、豪强，以确保弱势百姓的权益，因此在他治理的那段期间，蜀汉政治上的清平，为当世之冠。
为了贯彻其执政精神，诸葛亮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刘备的养子刘封，便以违反军机，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刘备处以死刑。而更有名的是李严和廖立的案例。这在前面已经提及，此处不再详叙。
我们再举向朗一例。
向朗曾是诸葛亮非常器重的助理人才，并以他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南征时，留他代理丞相，统理后方军援事宜。北伐时，向朗为监军，但马谡由街亭私自撤守，向朗因为一向很欣赏青年才俊马谡，故意掩饰其罪行。诸葛亮认为他以私害公，也不留情面，当场罢除其官职，直到返回成都后，再将他调任为位高权轻的光禄勋。
由此可见，诸葛亮执法相当严厉，不管任何人，只要犯法者一定惩处，绝不通融。特别对拥有权势的高官，更是大家关注的对象，绝对轻忽不得。
但诸葛亮执法严而不苛，他不赞成连坐，认为个人的错误行为，绝不影响其有才干的后人。
李严被免官，但其儿子李丰仍为江州督军，日后更升为朱提太守，一点也不受影响。
向朗被免职，但其侄儿向宠，反而得到破格提拔，在蜀汉国防体系里，承担重要的职责。
诸葛亮虽力行明法，却严厉反对滥刑，他非常小心地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来主管狱政工作，反对给予官吏可凭个人主观喜好专持生杀之威，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他一再自我要求，也要求重要官员，决狱行刑绝对要慎重，切勿乱世用重典.滥用刑罚，并不能劝人向善。晋朝习凿齿在评论中指出：
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遗留的文集中，也公然宣称他的法治观念，认为自己是承续商鞅、韩非以及西汉大政治家董仲舒的精神，主张法、礼并用，威、德并举，并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他批评商鞅长于理法，却不可以从教化，是最大的不足。他反对不教而杀，取长补短，把行法和教化共实施。因此，有关国家和军队的法律例令，他总是三令五申，让大家彻底了解，并加以警戒，不要违犯。
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章条，具体指出什么是该作的，什么是不能作的，其目的在于使一切制度化，不须特别的努力，大家也能遵从，这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法治精神才能真正的发挥。
诸葛亮的努力，的确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功效。蜀汉不少重要官员，都能领会并执行诸葛亮的法治精神，《三国志》上记载：扬武将军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降都督张翼持法严；督军从事杨戏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太守马忠甚有威惠.
数十年的积弊，竟在最短期间内，获得改善，这是千年少见的奇迹。就算如陈寿所言，诸葛亮对战场的应变较弱，但只算他的治蜀成绩，诸葛亮的伟大，已是无可比拟的了。
诸葛亮法礼并用，事实上是他的儒法相融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他对于事物都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的认识的具体体现。
8.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富国必须先富民，富民就要从心底真正关心农民，不可以挂在嘴上，而且要确保农民有安稳的生活和生存空间，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实际上基于对国与民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知，同样是一种智慧。
处于乱世的经营，仍不免较关心自己势力的扩张，口头上固然会挂着为国爱民，但真正关心民间生活的领导者并不多。在汉末群雄中，最懂得关怀人民生活，深知其中疾苦的，大概只有曹操和刘备了。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信是曹操有感而发的。
江南一向富庶，孙氏政权颇得地利人和，较无民生问题。中原战乱连年，民生痛苦不堪，曹操能顺利击败势力大他10倍的袁绍，懂得体察民心，便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西蜀地区固然可远避中原战乱，但原先统治该地区的刘焉父子，只懂得增加赋敛，放纵豪强官吏侵暴旧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刘备能顺利夺取益州，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有志之士，欲得明主以统治之.
因此，诸葛亮接掌益州政治工作时，对这方面特别的用心。
作为复兴基地，最重要是国力的增强，这样才能不间断刘备在前线上的军事需要。但诸葛亮深深了解，光靠课税敛赋是不可能使国家真正有钱的，富国必须先富民，有效地藏富于民是绝对必要的手段。古代中国以农为主，因此要积极改革益州的国计民生，必须利用当地优异的自然条件，以务农殖谷的政策，来广开财源。人民有钱，政府才有不断能够课税的财源；像刘焉父子的作法，不过是在杀鸡取卵罢了。
要贯彻其政策，对处于弱势的农民，必须给予有效的保护。诸葛亮确定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下令各级政府必须打从心底真正关心农民，不可以挂在嘴上，只成为美丽的口号而已。他要求蜀汉行政官员，编组军队和征用民间劳役时，绝不可占用农民播种和收割的时节，更要减轻赋税，抑制豪强并吞农民，以确实保护农民有安稳的生活和生存空间。
《三国志 后主传》中，记载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主要政策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保持长期的和平，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战争时，也要充分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顿田，实施兵农合一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和曹操相同，诸葛亮非常重视屯田政策，尤其是前线地区的汉中，更是主要的屯田据点。屯田不但可以使驻军有事情做，搞好军民间的关系，并且可以解决粮食问题。继承魏延之后出任汉中太守的吕义，更有计划地招募当地游民参与屯田，不但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并且也使国家的生产力获得大量提升。《三国志 吕义传》记载。吕义为汉中太守时，兼领督农（主管屯田），供继军粮，建立了不少的功劳。
诸葛亮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政策，固然是一种大智，更是一种大爱：对普通百姓的深爱。大爱基础上的大智，才能愈发发挥出其巨大作用。
9.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国之强盛，在于民也；民之兴亡，发展生产为关键也。其实，这是诸葛亮关于国
与民之思想的继续与发展。此篇与前篇中所表现出来的诸葛亮的思想，也都是他依人立胜的军事智谋的化用。
早年成都平原，在李冰的刻意经营下，完成千古的大工程--都江堰。不但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灌溉网，也是益州农民的生活命脉。诸葛亮对都江堰极为重视，他设置专门的堰官，负责保养、整修及管理，并有1800多名壮丁常驻在堰区中，以使都江堰永远维持最佳状况，提高灌溉能力，在蜀中农业生产上，能发挥最大的功用。
当然新增的水利设施也不少，现在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有一条九里多的长堤，名叫诸葛堤.传说便是诸葛亮为了防止洪水冲坏低洼地区农作物，特别组织人员修建的。目前成都仍流传着诸葛亮亲自率民修堤的故事。
盐和铁一直都是益州的特产，也是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东汉时期曾废止盐铁经营禁令，把它交给民间经营，结果地方官吏勾结豪强，掌握盐铁的经营权，哄抬价格，不但造成民生困难，也减少了国家收入。
刘备定益州后，在诸葛亮建议下，重新设立盐铁公营机构--司盐校尉（第一任是王连）及司金中郎将（第一任为张裔），负责管理盐铁的生产和农具、兵器等的制造，不准豪强或官商勾结，私占国家资源。
蜀中的煮盐业，在汉王朝时已经很发达了，出产的盐属于井盐，在临邛、广都、什邡等地都有盐井，蜀地居民也熟练于煮盐的技术。有些地方已懂得使用火井（天然气）来煮盐。
据张华的《博物志》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诸葛丞相曾亲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诸葛亮集故事》卷五，也记载蜀国有盐井十四口。这些记载有部分属地方传说，不尽符合史实，但诸葛亮对火井技术一直相当重视和关心，并努力推广一事，应可确认。
从成都市郊汉幕出土的盐井画像砖图像，可以看出当时井盐的生产情形。盐井一般都在山里，井上搭建相当高的架子，井架上滑车。工人站在架上，利用滑车上的吊桶提取井水，然后用枧筒把井水引入盐锅里去煮，煮掉水分，剩下来的便是井盐了。
蜀中有个叫作仁寿的山区，蕴藏大量铁矿，故有铁山之称。诸葛亮利用它来铸造兵器和农器，即历史上记载采金牛山铁铸剑的故事。诸葛亮最重视技术的改良，益州人蒲元，是炼钢高手，以熔金造器，特异常法著名，诸葛亮提拔他为蜀汉官吏，以全面提升蜀汉兵器的品质。
蒲元在斜谷为诸葛亮打制兵器时，发现水质不合乎淬火的要求，还派专人到成都取水。他炼出三千把钢刀，为试其锋利，用竹筒装满铁珠，再以刀砍之，竹断珠裂，时人无不大感惊讶，称之为神刀.
当然，铸铁的另一大功能，是农器的改良，使土地能作较高度开发，对生产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蜀锦也是蜀中地区的特色，锦文分明，绮丽多采，非常美丽。
刘备定益州后，在赏赐诸葛亮、法正等功臣时，便有大量的蜀锦.诸葛亮后来上刘禅的议奏中，也表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可见蜀锦在蜀中经济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诸葛亮为此还特设锦官，加以专门管理，成都因此被称为锦官城.
诸葛亮之家，设在成都附近双流县东北八里的地方，在给后主的章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可见他对养蚕业的重视，令自己的家人也加入了生产的行列。
在他的努力下，蜀锦的生产量空前增加，据史书记载，蜀汉亡国时，库存的蜀锦及彩绢各有20万匹。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曹操曾派人到蜀地买锦的事。裴松之在《三国志》注引中，也有以蜀锦作为国礼、赠送孙权的记载。可见蜀锦在当时名声之高。拥有这样的名物，对蜀汉经济发展自然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生产的发展，民得以兴，国因以强，诸葛亮的北伐一统事业才有了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正所谓依人立胜耳。
10.以身作则，政通人和
诸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固然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其实也是一种治国安邦的智谋、智慧。诸葛亮在《将苑》中提出以身殉国，一意而己.这是他对为将者提出的要求，也是他的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他将这种思想扩展到对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涯的根本性要求，并且将此要术扩展到他的一切僚属。欲达此目的，就必须以身作则，所谓身教胜于言教.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人人都从事各类政治斗争，因而人人都在政坛上据有一席。
但他们并非人人都是政治家。
从政之人，或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或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有成功的政治实践，方无愧于政治家的称号。
上述三方面条件具备，方可称为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可称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体现了其政治思想的深邃。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对统一、强盛、兴旺的封建国家的追求。他所要兴复的是光武中兴式的汉，而不是桓、灵、献帝式的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之汉。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一个治国者，他所治理的国家与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相比，成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政治实践上最成功的吗？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善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蜀汉政治稳定，能者尽职，吏风清廉，社会安宁。
蜀汉君臣之间无猜忌。
君臣无猜是蜀汉的政治传统。早在刘备时，就对诸葛亮绝对信任，白帝托孤成为君臣信任的千古美谈。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集政权、军权于一身，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功高震主，权重招祸，这几乎是封建政坛中普遍的现象。而蜀汉却显得有些特殊，后主刘禅对诸葛亮非但不猜忌，反而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逝世后，后主刘禅很伤心，李邈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李邈举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说诸葛亮死了比活着好。一个是西汉宣帝诛杀霍禹之事。李邈认为，霍禹未必想造反，而宣帝也不是喜欢杀人，霍禹被杀，实在是他权力太大的缘故。另一个是春秋时申无宇的一句话：五大不在边.所谓五大，指五种权力很大的人，这种人长期在外统兵，就会威胁朝廷。李邈认为，诸葛亮也属于五大那种人。刘禅听了非常生气，便把李邈杀掉了。
刘禅不猜忌诸葛亮，固然出于对诸葛亮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建立，也是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忠贞不二的结果。
诸葛亮不但用自己的忠诚取得了刘禅的信任，他所举荐的人同样没有受到刘禅的猜忌。
建兴五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行时向刘禅上了一封语重心长、情理并重的奏表，这就是著名的《前出师表》。在表中，他告诫刘禅要自尊自律，要使忠谏言路畅通，要刑赏平明，要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在表中还举荐了志虑忠纯的郭攸之、费、董允等，让他们主管宫中之事。又举荐了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将军向宠，统领营中之事。
后主刘禅听了没有呢？史籍记载，刘禅在位时，想采择美女以充后宫，董允知道后，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嫔妃人数已经够了，不宜再增加，始终不同意。这说明刘禅的忠谏言路并未堵塞。刘禅逐渐长大，宠爱宦官黄皓。而黄皓也善于逢迎献媚，会花言巧语，也使尽全身解数想取悦于刘禅。董允知道后，常常上严匡后主，下斥责黄皓。在董允监督下，黄皓畏惧，不敢为非.董允在世时，黄皓的官位最高也不过黄门丞。这说明刘禅才虽平庸，而却非昏暗之主，他是近贤者，远小人的。应当指出，有人认为蜀汉诸葛亮死后，后主即任用黄皓专权政治腐败，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之副，延照九年（246年）先卒。继由号为清能的吕ㄨ代董允为尚书令。直到延照十四年（251年），吕ㄨ卒后，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才逐渐与黄皓互为表里，以专国政。但黄皓真正独专国政，是在蜀国接近灭亡之时，即在景耀元年（258年）陈祗卒后，这在《三国志 蜀书》卷3《后主传》中讲得很清楚。
诸葛亮北伐，进驻汉中整8年，在这期间，朝中之事始终由蒋琬、董允、郭攸之等负责，诸葛亮则专力负责北伐，无后顾之忧。这说明蜀汉君臣之间彼此信任，没有猜忌。
不但蜀汉君臣之间无猜，臣与臣之间的互敬互信也蔚然成风。比如蒋琬领益州刺史，他发现费比自己能干，坚决要求把益州刺史之职让给费。结果费领益州刺史，当国功名，略与琬比。费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任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繁猥，而他
每省读书记，举日暂观，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志.他常在吃早饭时处理政事，在此期间，他是又接待宾客，又饮食嬉戏，又与人棋枰博弈，又把政事处理得很好。后来董允代费任尚书令，也想学着费的样子，不料没过几天，就耽误了很多事。董允感叹地说：人才力相悬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董允此方，对费之才充满钦佩之情，绝无忌贤妒能小人之心。
诸葛亮作为辅政大臣，对下属也无狐疑猜测，而是充满了信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待姜维。
姜维字伯约，是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人。姜维本是魏国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祁山，当时曹魏的天水太守马遵正带着姜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在外巡视。他听说蜀军即将到来，怀疑姜维等人怀有异心，于是丢下姜维，深夜退保上（今甘肃天水市）。姜维等发觉马遵逃跑前去追时，马遵已经紧闭城门，将姜维等拒之门外。姜维欲回冀县，也不被接纳，无奈投降了诸葛亮。一般人是不敢轻易信任敌方降将的，但姜维对蜀汉的忠诚很快就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退回汉中，姜维丢下老母妻小，只身随蜀军退入汉中。后来，姜维接到母信，令求当归.姜维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就凭这两点，诸葛亮认为姜维是值得信赖的。他对姜维的评价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他又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写信说：让姜维先在汉中训练中军虎步兵。姜维敏于军事，深通兵法，又有胆量义气。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训练完毕，即遣其入宫，觐见主上。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蜀汉后期的栋梁人物。
诸葛亮的第一位继承人蒋琬，深受亮虚心纳言，开明待下风范的影响。有一次，他与杨戏论政事，戏时不应答.有人向琬说：你与戏论事，他居然不理，太不尊重你了。蒋琬回答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
又督农杨敏毁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监察官请治敏罪。蒋琬制止说：吾确实不如前人，不能治敏罪。监察官同意不治罪，但要追问愦愦之状为何？琬又阻止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来杨敏犯重罪入狱，众人以为必死，而琬却公正处理，免其重罪。这种处事公允，上下无猜的事例，在蜀汉臣僚中还可举出许多。
我们说，蜀汉政权人与人之间互敬互信，不像魏、吴中后期那样争权夺利，并不是说蜀汉政权内没有争权夺利之人。李严就是一个安身求名，追逐荣利之人。但李严不忧国事，只谋私利的卑劣行径很吃不开，与诸葛亮一起上表要求罢免李严的有刘琰、魏延、袁ND662、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雍、胡齐、阎晏、爨习、杜义、杜淇、盛勃、樊岐等22人，可见多数人都不赞成李严的行为。魏延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闹个人意气的人。诸葛亮逝世后，蜀军从渭南撤回汉中，杨仪为诸葛亮长史，本负责军戎节度之事，便指挥军队撤回，魏延平时就看不起杨仪，听到这个消息，竟说出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的话来。他违抗诸葛亮临死前的安排，带兵先据南谷口将截杀杨仪。但魏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一下子全都离他而散，可见魏延的行为也是不得人心的。杨仪也是一个争权夺利之人。他作为刘备尚书时，蒋琬只是个尚书郎。后来虽然都做了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随从诸葛亮出征，都承担了辛苦繁重的任务，诸葛亮逝世前，推荐蒋琬代替自己。诸葛亮逝世后，蒋琬任尚书令、益州刺史。杨仪被任为中军师，手下无兵马，只是个闲职。杨仪觉得自己资历比蒋琬深，才干比蒋琬高，很不服气，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杨仪这么一来，众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大家都不理他，杨仪一下子就成了孤家寡人。只有费前去探望安慰他，但揭发杨仪不轨之言的也是费，可见费也和他不是一条心。
李严、魏延、杨仪等人在蜀汉臣僚中算是有文武才干的，但他们争权夺利，最终众叛亲离，非常孤立，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蜀汉官员公忠仨国，淡于名利的风气吗？
蜀汉官员多恪尽职守之人。
诸葛亮的继承人蒋琬、费二人，在治理国家方面颇有诸葛亮尽职尽责的遗风。史书上说：
蒋琬方整有威重，费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可见他们在保国治民，敬守社稷方面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吕ㄨ任多处地方官，无不尽职尽责。任新都、绵竹令时，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任巴西太守时，诸葛亮因连年出兵，在向各郡征调新兵时，出现了大多不能及时向前线补充兵源的情况。而吕ㄨ能募取兵5000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任蜀郡太守时，正值诸葛亮去世。蜀郡因是国都所在，户口众多，许多逃亡的士兵冒名顶替，在户口上搞了许多花样，以逃避政府的监管。吕ㄨ到任后，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后来，吕ㄨ进入朝中任尚书，又代董允为尚书令，在此期间，众事无留，门无停宾.可见吕ㄨ无论在地方还是在朝中，为官都是尽职而且称职的。
蜀汉吏风清廉。
蜀汉的清廉吏风最为突出，而且也同样是具有传统性的。刘备入蜀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铸新币，甚至把帐幔上的铜钩都拿来铸钱。有人认为这是刘备日暮途穷，铸造劣币的信号。其实，这正是刘备清廉的表现。蜀国的货币重量虽轻但质量不次。蜀汉建国之初，需要大批的铜铸钱以解决财政困难，更需要大批的铜铸造兵器，以满足战争需要。刘备以帐钩铜铸钱，乃是他生活约俭的表现。
如果说刘备的生活俭约是迫于建国初财政窘迫的压力，那么诸葛亮则对节俭清廉有着更自觉的认识。诸葛亮深知，他所治理的蜀汉在三国中是最小最弱的。以最小最弱的蜀国，抗衡最大最强的魏国，他的国家，他的臣僚，他的百姓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为了不被压跨，他的国家要自强！要经济上自强！要政治上自强！要军事上自强！
经济上自强，是靠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
政治上自强，是靠一系列开明措施凝聚臣民。
军事上自强，要以经济、政治自强为坚实基础。
诸葛亮认为，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
不猜忌，不倾轧，互敬互信，可使统治集团内部和睦，上下一心，产生无穷的力量。
吏风清廉，以示与百姓同甘共苦，可使整个国家和，政权运转效力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诸葛亮以身作则，努力使蜀国的吏治清廉。在诸葛亮的示范和推动下，蜀汉的官吏清廉者居多。
南郡枝江人董和，生活简朴清约，他在刘璋手下任成都令时，就以自己的清廉影响世俗。当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而董和到官，躬率以俭，恶身疏食，防遏愈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刘备入蜀后，董和任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具有如此地位，清廉之质依旧，史载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诸葛亮曾两次与群下教令，表示对董和的追思。
巴郡南充国人张嶷，在蜀汉任州从事、都尉时，曾经得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但他家素贫匮，没钱医病。他听说广汉太守何祗为人通达厚道，便让人抬着到了何祗处，求他助自己治病。张嶷与何祗并不熟识，但何祗并未因关系生疏将他拒之门外，而是倾财医疗，数年除愈.一个州从事、都慰（东汉为高级武官）有病竟无钱自医，要靠别人帮助，可见其清苦至极。
诸葛亮亲自选拔的接班人费，在诸葛亮逝世后，官做到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
蒋琬卒后，他实际上掌握蜀汉军政大权。费虽官位显赫，却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颇有诸葛亮的风范。
姜维在生活上也很廉洁。蜀国的正曾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NFA64，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邓芝任将军20多年来，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吕ㄨ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这些文献记载，实录了蜀汉政权中一个个清廉官吏的形象。
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即建兴十五年（237年），蜀汉蜀郡江原县长朱游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县主簿功曹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十杖，肥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这次贪污案件终因不实平反，但却反映了蜀汉反贪刑罚严峻，它从另一面证明蜀汉的廉政建设，在诸葛亮等人的倡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于诸葛亮27年的执政实践，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而在广开言路、恪尽职守、严明法纪、忠顺勤劳，尤其是廉洁奉公等高贵政治品质方面，给予他的第二代继承人蒋琬、董允，第三代继承人费、姜维等人影响颇深。在我国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培养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来说，诸葛亮所收到的实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人民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最具权威性。诸葛亮死后百姓苍祭，戎夷野祀。甚至已过500余年的唐代，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这是无声的颂歌，无言的褒奖。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如此追思、怀念，难道不是蜀汉官吏廉洁，政治清明的显证吗？！
诸葛亮为历代百姓所怀念，是由于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伟大的人格；而他对于历代治国者的启迪，就不独是一种人格，而且是一种智慧：只有像诸葛亮这样做，才对他们的统治更为有利！
附录：诸葛亮的相关论述
1.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将苑 谨候第二十一》。
[原文]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焉，一说虑，间谍明也；二说诘，谇（音：岁）候谨也；三说勇，敌众不挠也；四说廉，见利思义也；五说平，赏罚均也；六说忍，善含耻也；七说宽，能容众也；八说信，重然诺也；九说敬，礼贤能也；十说明，不纳谗也；十一说谨，不违礼也；十二说仁，善养士卒也；十三说忠，以身徇国也；十四说分，知止足也；十五说谋，自料知他也。
[译文]大凡将帅出师作战失败，都是由于轻视敌人而导致的恶果，所以军队出师作战都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条令，如果军纪松懈，必然导致灭亡。军纪、条令应有十五条：一叫做虑，必须细致地考虑、策划、侦察敌人的所有情况；二叫做诘，要盘问、追查，搜集敌方情报，并判断情报的真假；三叫做勇，虽然敌人阵势强大也不会屈服；四叫做廉，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诱动，而是以义为重；五叫做平，也就是赏罚公正，公平合理；六叫做忍，能忍辱负重，寄予将来能完成更大的使命；七叫做宽，能宽宏大量，包容一切；八叫做信，就是能忠信、诚实，信守诺言；九叫做敬，对有才德的人能以礼相待；十叫做明，能明辨是非，不听信谗言；十一叫做谨，能做到严谨、慎重，不违犯礼法；十二叫做仁，能做到仁爱，并无微不至地关怀、体贴下级官兵；十三叫做忠，忠心报国，为了国家的利益，就是赴汤蹈火也义不容辞；十四叫做分，就是行为有分寸，能守本分，做事量力而行；十五叫做谋，足智多谋，并能知己知彼。
2.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将苑 重刑第二十三》
[原文]吴起说：鼓鼙（音：皮）金铎，所以威耳，旌旄旗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以声，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说，将之所麾，莫不必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译文]吴起说：军队中敲击鼓鼙、金铎的目的，就在于引起官兵的听觉及注意力，从而听从指挥；挥动旌旗，就在于集中官兵在视觉方面的注意力；而各种法规、禁令、刑罚的目的，就在于管理部队，促使部队有统一行动。在军事行动中，以声音引起部队的注意，要求部队听从指挥时，发出的声音必须清晰、洪亮；以旗帜指挥部队作战时，旗帜的颜色必须鲜明、醒目；以刑罚、军令来节制部队的行动时，执法者必须公正、严明。如果以上三条做不到，部队就会紊乱，士气就会涣散。所以说，在指挥部队时，应达到这样的程度：将帅的指挥旗帜只要一舞动，部队就能勇猛前进，将帅的作战命令一下达，全体官兵就会同仇敌忾，拼死向前，死不足惜。
3.善将之要，首推治军《将苑 善将第二十四》。
[原文]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
故能战必胜，攻必取。庸将不然，退则不能止，进则不能禁，故与军同亡，无劝戒则赏罚失度，人不知信，而贤良退伏，谄顽登用，是以战必败散也。
[译文]从古到今善于率军作战的将帅，用兵有四大原则：一，令出如山，对部队说明什么是进，什么是退，使人们知道什么不该做；二，以仁义、道德观念教育部队，使官兵都能知书达礼；三，告诫部队要明辨是非，使官兵能相互勉励，规过劝善；四，严格执行赏罚，使官兵不敢涣散而有信用。禁、礼、劝、信是部队的重要规范，如果完全、彻底做到了这四条，就好比主要的支架已搭好了，其它的细小枝节也自然能顺展开，有了法规，具体内容也就明白了。
这样的军队战之能胜，攻伐必取。没有能耐的将领做不到这四条：没有规定，一旦下令撒退，战士就不能听从指挥，抱头鼠窜；下令进攻，就无节制，步调不一致，甚至纷纷逃避，延误战机，全军难逃覆灭的下场；劝告不明，赏罚无度，失信于战士，上下不齐心，有贤德的人远走高飞，谄媚奸诈的小人得势，这样的将帅率军出战，则每战必败。
4.出师行军，以整为胜《将苑 整师第三十九》。
[原文]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所谓整师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逼，前后应接，左右应旄，而不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矣。
[译文]将帅领兵出师作战，以保持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作为获胜的关键。如果对部队的赏罚不公平，部队就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部队不听从指挥，该进不进，该退不退，该止不止，就是有百万大军，也起不了什么有益的实用。所说的部队整体战斗力，就是指部队在平时井然有序，驻守时能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行动起来威武雄壮，进攻时锐不可挡，撤退时敌人无机可乘，部队能前呼后应，左右一致，服从指挥调度，所以很少有危急的局势出现。
这样的军队内部紧密团结，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能经受起各种考验，总是保持着旺盛斗志。
5.屯兵屯粮，稳扎稳打《将苑 此狄第五十》。
[原文]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立，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说驰百里，虏长于骑，说乃倍之，汉逐虏则运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长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悬，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疾而虏自宽矣。
[译文]北方地区的游猎民族，没有固定的住处。哪个地方的水草丰富，他们便到哪里居住，看到有利时机，便南下侵犯中原。如果没有充分的力量便逃向更远的北方。他们凭借险要的阴山山脉与广阔的沙漠地带，有很强的自卫能力。饥饿时，就捕杀野兽，喝兽乳；寒冷时，用兽皮缝制衣服，每天都在奔走射猎，以捕杀动物作为每天必行之事。这样的民族，既不能受到道德的感化，也不会因战争而屈服。汉朝不对他们用兵的理由有三条：一，汉朝的士兵是一边耕种，一边作战，所以很疲劳、胆怯，而北方的少数民族以射猎为生，过着游牧生活，安闲而勇敢，是难以战胜他们的。二，汉军是以步兵为主，每天只能行走百里，而北方少数民族擅长骑马作战，每天行程是汉军的几倍，汉军追击北狄时，要携带很多粮食、军饷与铠甲，而北狄追击汉军时，只需用马匹运输这些军需物资，敌我运输方式不同，相互追击的速度也有很大差距。三，汉朝是徒步作战为主，北狄是以轻骑作战为主，双方抢夺最好的地势时，骑兵必然快于步兵，速度差异很大。因此对待北狄，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只好守卫自己的边疆，所以派遣将士戍守边疆，要选拔贤能的人作为将帅，训练精锐的士兵进行防御，大规模地屯田种粮，充实仓库，设置烽火台NB327望、观察敌情，遇到北狄虚弱时便乘机而入，等到他们势力衰竭时便可以一击成功。如此，就不需要动用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能使敌人自取灭亡，也不能因北狄入侵边疆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而松缓了军事防备。
6.五蠹不除，国无宁日《将苑 逐恶第二》。
[原文]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说，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说，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说，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说，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说，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译文]治军与治国之中，都有五种祸害存在：一是结党营私，搞小帮派，诋毁、排挤有才德的人；二是在服装上奢侈，标新立异，穿戴与众不同的衣帽、服饰，虚荣心极强；三是不合实际地夸大，蛊惑人民，制造谣言，信神信鬼；四是好搬弄是非，为私利而兴师动众；五是计较自己的得失，并且暗中勾结敌人。对所说的这五种奸诈虚伪、道德败坏的小人，只能疏远，千万不可亲近。
7.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便宜十六策 赏罚第十》。
[原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以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疏，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君主治理国家时，应该做到赏罚适度，赏善罚恶。奖赏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再立新功，为国家效力。惩罚的目的就是要警诫臣民不能做坏事，以便杜绝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件发生。所以赏赐的原则应该是公平的，惩罚的标准不能不相同。当臣下与百姓都清楚地了解到君主赏赐的原因时，也就明白死的价值，有了行动的准则。当臣下与百姓都知道了君主惩罚的施行范围，也就能抑制自己的行为，杜绝邪恶。所以在奖赏惩罚的问题中，奖赏的对象不能没有战功政绩的人；惩罚的原则是不能冤枉好人，更不能乱施滥用。虚设赏赐就会使有功绩的人心生怨恨，滥施惩罚就会使贤人志士心怀不满。所以《战国策》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位国君在赏赐天下名人奇士时，因分配不均，由一杯羊汤而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楚王因听信奸人的谗言，赏罚不当而使自己的国家灭亡。在赏罚之中，将帅对部下操持着生杀大权，如乱用，使好人蒙冤而死，坏人受到包庇纵容，免受惩罚。喜怒无常，乱发脾气，赏罚不公，没有制定制度做依据，假公济私，这些都是危害国家的五种祸患。作为统治者，如果赏罚不明，人民就不遵从国家的各项法令，杀死可以赦免的人，就会使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坏德乱法的事件就会屡见不鲜，从而使犯死罪的人得以逃脱，士兵就会逃跑离散，众亲也就会叛离；喜怒无常，应有的尊严就得不到拥护也就无人愿听从指挥；赏罚的标准不明确，臣下不愿勤奋向上；管教不严，国家的法令就无人服从；将自己的私事当做公事去办理，臣民就会心生异志；不禁止各种奸邪行为，国家就不会长久；士兵四处逃散，就会势单力薄；将领应具备的威严树不起来，士兵就不会冲锋陷阵；部下不能勤奋向上，国君就没有坚强有力的辅佐；国家的法令没有人服从，则会出现难以料理的混乱局面；人们怀有二心，国家的危亡时刻就会即将到来。因此，治理国家首先要禁绝各种奸邪的人与事，教导百姓节俭以便净化社会风气，用公平、正直的准则管理各类案件，用清廉、公正的准则执行赏罚，赏罚恰当就能使百姓心悦诚服。路途中有饥饿之人，马厩里却存有肥壮之马，这就是将领不顾官兵的死活，只顾自己生存的结果，克扣军饷而自肥的恶劣表现。因此，作为国君首先应该广泛招揽各种人才，而后论功封赏，并要明确各种法令然后施以惩罚，这样就能使人心归服。部下由于有所疑虑而不敢大胆妄为，这样治理国家就能不令而行。如果赏罚不正、不公，那么忠正耿直的大臣就会无罪受死，奸邪凶恶的人就会无功受禄，甚至得到重赏、重用。在奖赏的原则下，应该是不避怨仇，所以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助，在惩罚的问题上是不避亲朋戚友的，因此有周公诛杀自己的弟弟匡扶正义。所以《书》上说：不偏爱，不庇护，君主的治国道路就会平坦，天下就会太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8.圆不失规，方不失矩《便宜十六策 治乱第十二》。[原文]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敌，纷纷扰扰，知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治理乱世的方法是：裁减冗员，精减机构，杜绝繁文缛节，清除表面形式，讲求实在内容。
如果遇事疑虑不决，必然受事物的困扰，如果对细小之事与错误不注意，不纠正，必然会酿成大祸。治理国家，如不遵循三纲六纪，国家必定会出现大乱。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公布国家的法律、法令，不可本末倒置，避重就轻，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依从这个法则治国，社稷可保，大业可成，功绩永久。如果军队内部混乱，纷纷扰扰，其中必定有原因。明智君主治理军队，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应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然后解决次要矛盾：先公布法令，然后施行惩罚；先解决目前紧要问题，然后解决长远问题；先安顿好内部，然后再处理外部事务；先正本清源，然后再解决细枝末节；先消灭主要敌人，然后再消灭次要敌人；先纠正大的过错，然后纠正小缺点；先端正自己，然后修正他人。这样，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次要方面也就会迎刃而解。法令明确了，处罚就有了依据，也就能够施行。眼前的问题处理好了，就为长远的计划打下了基础。内部安定，外敌则不敢来侵犯。根本问题解决好了，细小之处也就自然畅通。强敌被征服了，弱敌自然会归服。大的过错纠正了，小的错误自然会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端正，自然能受到人民的尊敬。这就是治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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