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需要慎重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放弃的过程。有所放弃的人生才是五彩多姿，懂得放弃，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没有果敢的放弃，就不会有顽强的坚持。但做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慎之又慎，不能简单地下决定，那样只会害人害己。
放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一种慧根的显现，一如放鸟返林、放鱼入水。当一切尘埃落定，往日的喧嚣归于平静，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也是一种选择，失去也是一种收获。
柏林爱乐乐团是德国音乐表演团体，创立于1882年，团员都是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国的出类拔萃的演奏家，具有高超的演奏水平。1989年，首席指挥赫门特·冯·卡拉扬突然逝世。柏林爱乐乐团素有“世界第一交响乐团”之称，而它的首席指挥也素有“世界第一指挥”之称，并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不久，柏林爱乐乐团在综合考虑了音乐界的著名指挥家的实力和特点后，决定聘请英国著名指挥家西蒙·拉特尔担任首席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几乎是所有指挥家所向往的，就如运动员渴望奥运金牌一样。但是拉特尔却拒绝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他对前来送聘书的负责人说：“柏林爱乐乐团是以演奏古典音乐而闻名于世的，而我对于古典音乐这门神圣艺术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恐怕不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
拉特尔的拒绝令许多人不解，这在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甚至认为拉特尔是懦夫，不敢接受挑战，丢了英国人的脸。对此，拉特尔为自己解释说：“再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握，那么还是放弃为好。”之后，拉特尔默默地去学习去研究古典音乐。经过十年的努力，拉特尔以对古典音乐的不懈追求和透彻理解及自己精湛的指挥和表演一次次取得了成功，令听众倾倒。当然，这一切都看在柏林爱乐乐团的眼里，于是拉特尔再一次接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这一次，拉特尔没有拒绝，而是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说：“我现在准备好了，我有信心把柏林爱乐乐团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拉特尔登上了“世界第一指挥”的宝座，他以自己出色的指挥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
英国首相布莱尔观看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后，对拉特尔说：“你的两次选择都是无比正确的，你是英国人民的骄傲。”
放弃去柏林爱乐乐团的机会，并不是代表拉特尔懦弱，是选择了用另一种方法来走向成功。最后也确实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选择放弃，选择另一种人生。
再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握，那么还是放弃为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弃，是迈向成功的另一种方式。放弃是一种睿智，一种修养，一种超脱，一种抉择，更是涉世之初步向人生的一种成熟。懂得生活的人也懂得放弃。当你想跳得更远时，不妨先选择后退，放弃冲刺；当你准备用拳头击倒别人时，不妨先收回拳头，放弃进攻。
放弃与得到是辨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放弃，在别的方面就会得到；在这方面得之越多，在别的方面就会失之越多，得失之间常常是平衡的。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而且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3年杨振宁赴美国留学时，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1946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费米主持的研究生班，希望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写篇实验论文。当时，费米正忙于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事军事技术研究。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阿贡实验室的，于是费米建议杨振宁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实验则可以到艾里逊的实验室去做。
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当时正准备建造一台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在费米的推荐下，杨振宁成为艾里逊的6名研究生之一。然而，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中，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此时，杨振宁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
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博士关切地问杨振宁：“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
“是的。”面对令人尊敬的前辈，杨振宁诚恳地说。
“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我建议你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泰勒直率地对杨振宁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从心底深处感到自己做实验确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服输，非常希望通过写一篇实验论文来弥补自己实验能力的不足。他十分感谢泰勒的关怀，但要他下决心打消自己的念头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您。”杨振宁恳切地说。
杨振宁认真思考了两天。他想起在厦门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上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妈看了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往事一件接一件地在他的脑海浮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不强。
最终，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从此，他毅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最终于1957年10月与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迄今唯一持中国护照问鼎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
在该放下的时候放下是一种智慧，在前进的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具备时，退让也不失为等待时机或创造条件的一种好的方式。如果强行破阻，可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不利于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形式都并非是本质，退让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坚持。
一家制衣厂因生产任务不足，面临亏损困境，厂里进行减员分流，把减员指标分到各车间、班组，要求以末位淘汰制的方式来压缩员工。
仓库有6位员工，是清一色40多岁的女工，她们平时团结一心，工作十分出色，历来被评为先进班组。但这6人中也分到一个减员指标，要按照末位淘汰制办法，由员工互相打分，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列，前5个留下，第6个被淘汰掉。
班长参加车间的动员会议回来，苦思良久，觉得太残酷，不忍向员工开口。但员工们却早已知道，大家说，总有一个人要走，大家投票吧，每人提一个，谁得票多谁就走。
于是组长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让大家写上将被淘汰的“末位”，也就是要走的那第6个人的名字。当组长将6张纸一一打开来，看见的却分别是6个不同的名字，原来，每个员工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第6个是自己。于是，一直到规定截止的日期仍迟迟不能淘汰出来。与此同时，厂长却收到了这6位职工呈递的辞职报告。接着，这6位员工都办理了辞职手续。
然而这6位员工并没有各奔东西，在辞职后的第二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共谋出路。她们思来想去，除了原来的仓库管理工作，大家都没有其他特长，但作为家庭主妇，买菜烧饭却是每天的功课，大家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作入手，办一家小吃店。
就像原先在厂里工作时那样，齐心合力，不计较，肯吃苦，小吃店越办越火，规模越来越大，后来有一天，竟兼并了那家濒临倒闭的厂子。几年过去了，已经发展成一家餐饮连锁集团。
说到当初为什么“第6个”是自己，这6位女工说，无非是想证明，改革并非总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无情竞争，有时候，退让，或许也是一种更积极的进取。
如果这六个员工都真的选出一位不太满意的，那么，最后六人之中必有其一要离开，甚至到后来其他的五个也会接踵离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齐心协力办小吃店，更不会到后来的餐饮连锁集团。
懂得谦逊，懂得退让，并不是代表自己认输。有时候，退让也是一种更积极的进取，是坚持。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全方位考虑清楚，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铸下大错，也不能因为一时困难而放弃。
选择，不能轻率
俗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个世界上，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不管哪一条，都需要自己来谨慎选择。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他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程，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他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心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不管美国环境多么好，不管在美国的待遇多么丰厚，报效祖国的愿望还是驱使钱学森带着家人准备回到家乡。
可是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反共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在美国工作的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要求。
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美国科技很发达，如果钱学森选择留在美国，肯定会挣得很多钱，自己的研究也会做得更加宽广，甚至会被美国给予非常高的待遇。他留在美国过的生活好比天堂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即使在前景很好的机遇面前，钱学森依旧选择了回国。
选择比坚持更重要，有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今天的生活缘于我们昨天的选择，明天的辉煌取决于今天的选择。人生是一种选择。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既反映了自己追求的目标，更影响着自己人生的走向，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决定了不同的前路。你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就要谨慎做出选择。不能被利欲熏心。
高瞻远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管是小市民还是国家领导人，总是在不断地遇到一些需要做决定的事情，有些事不涉及原则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只需要简单得做个决定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事情却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或是影响到某些大局，这就需要我们高瞻远瞩，牢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谨慎做出决定。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西安事变时表现了非凡的智慧。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宏观大局前面，我们往往要分析清楚前路的走向。杀掉敌人看似胜利，如果不杀敌人，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功。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中正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不少人想不通。当时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没错，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中国各党斗争，这样他们也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让日本没有想到做出了和解。
西安事变的和解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在矛盾重重的关口，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做选择之前有前瞻性，分清了主次矛盾。所以才能在大是大非前面，劝导重任要放弃小我思想，放弃次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保证国家的统一、安定。
正确评价自己
人生莫过做好三件事：一、知道如何选择，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别左顾右盼，莫贪多求快，不要误入乱花迷了眼；二、明白如何坚持，好走的路上景色少，人稀的途中困苦多，勿随意盲从，忌一味跟风，坚守好这一刻，才能看到下一刻的风景；三、懂得如何放弃，属于你的终究有限，放弃繁星，才能收获黎明。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铁凝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300余万字。在铁凝小时候，母亲想培养她搞声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铁凝本人似乎迷上了舞蹈（大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爱好）。她曾每天到一位舞蹈老师那儿练习舞蹈基本功，后来还曾考上了艺术学校舞蹈科，但铁凝最终选择了文学。
铁凝上学时最喜欢作文课，而数学、物理、化学这类课程却理所当然地不行。铁凝回忆说：“八岁的我已开始写日记：‘妈妈让我去买菜，我买了一个胖冬瓜……’父亲很看重我用的这个‘胖’字，不知这能否算我形象思维的一个兆头。”
父亲与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耀是好朋友。那时候大作家都在挨批判，徐光耀同样难以幸免。所幸的是，当时上面要写一个歌颂先进的报告文学，需要写作的高手，就想到了徐光耀，把他从农村召回来了。父亲挑了铁凝的一篇《会飞的镰刀》，还有另一篇作文，带着铁凝去见徐光耀。多少年后，铁凝还会经常提起与徐光耀的这次见面。“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这句评语，不啻是一股巨大的风，鼓荡起她的文学梦想。铁凝说过她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当作家的妄想”，听了徐光耀大作家的话，她就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与徐光耀见面的第二年，铁凝高中毕业，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当时还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后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此时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位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但是，铁凝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她当作家的梦。由于她是放弃了当兵的机会。主动提出下农村的，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她的事迹，她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主动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生活的革命青年，并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演”。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尚在农村的铁凝也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望去上大学，而且她觉得要读就得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就揣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跑到北大，她将小说交给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申述说她的数学不好，但能写小说，能否给予特别对待。后来北大中文系还给她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欢迎你来中文系学习，希望今年就报考。但河北的老作家们劝铁凝留下，他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那你是想当作家呢，还是想当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呢？铁凝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当一个作家。铁凝最后放弃了上大学的努力。
毫无疑问，铁凝给父母出了一道难题。母亲坚决不同意，她一次又一次伤心地哭泣，又疼又恨地望着女儿，气哼哼地说，你就去当你的“女高尔基”吧，那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唯一能够公开推崇的作家大概就是高尔基了，母亲对女儿的痴迷文学无可奈何，只好把气撤在“高尔基”身上。你去当“高尔基”吧，而且还是女儿的“高尔基”。
在那样的年代，上大学是无数人的梦想，更何况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可是，如果去北大学习了，自己的作家理想就该放下了，属于自己的终究是有限的，你不能在捡了芝麻的时候还想要捡西瓜。
拥有的东西太多，超过了自己本身能承受的力度，最后就会崩溃。拥有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受到惩罚；拥有了不属于自己的美好，不仅仅会破坏事物原本的自然，真正属于自己的也没有得到。所以，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对自己进行一番正确的评价，看一看自己是否拥有了与自己不相匹配的荣誉或财富。
一年春节晚会共有六名主持，多遍彩排之后，有一位主持的大姐，导演组突然决定不用了。但又没人去通知她。第二天，当那位大姐兴冲冲地拿着礼服来到化妆间时，化妆师告诉她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结果那位大姐黯然神伤地走了。当时杨澜就坐在一旁，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她通过这个主持大姐所遭遇的“命运”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那以后，那位主持大姐黯然神伤地离开春晚会场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杨澜的脑海里，她同情那位大姐。为台里那位导演不近人情的做法反感，因为她认为如果你觉得这位主持大姐不适合做主持，你可以通知到她并做好她的安慰工作，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这位主持大姐为台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曾主持过很多重要的节目，然而这么深重的伤害仍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杨澜怎么也想不通。她开始感到了世事无常，开始感到了来自生活的恐惧。她曾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她想，现在我正红时，人人都争着要我上栏目；如果有一天我走到才枯气竭的时候，我不是照样地任人挑来挑去难逃这样的命运吗？于是杨澜开始为自己躲避遭受那位大姐那样的伤害而积极地准备着一条退路。
选择放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她正处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杨澜在这之前工作是很顺利的，她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担任《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她从1990年一直做到1994年。在这个节目中，杨澜那种充满睿智清新的主持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主持人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同行都向她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然而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算自己能说服自己，可是父母会同意吗？朋友会理解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她内心一度十分矛盾和痛苦。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杨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急流勇退。因为她深深明白：人要更好地生存就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不能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成长方向。于是她毅然地在自己最红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杨澜三年留学回来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并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2000年，她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阳光卫视”卫星频道，出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她的精彩表现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赢得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杨澜的发展来看，她选择在当红的时候离开央视是明智的，她对自己有着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勇敢地选择放弃。而正因为她选择了离开央视，她才有时间去苦练内功，才有了后来她发展的更大空间，才取得了现在骄人的成绩。其实放弃并不是简单地扔掉，而是在正确评价自己的基础上做出舍弃，为下一次出发积蓄更大的能量，为新的目标找准方向。
学会变通，不要一味地坚持
我们常常认为，要想成功就必须学会坚持，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一味坚持过度往往会演变成顽固不化，而适当的变通就是以变化自己为途径通向成功。
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么，我们就改变自己吧。人生在世，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学会变通。因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正如诸葛亮所说：“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利而所何无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只存在着暂时还没想到的方法，然而方法终究是会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每个人遇到过的困难也迥然不同，那么，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
一位老者悠闲地散着步，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打骂声。他好奇地走过去，看见一位母亲正在大发雷霆地打骂自己的孩子，孩子吓得哭成了一团。老者急忙上前去阻止说：“这位太太，有话好好说别打孩子呀！”
母亲气呼呼地说：“这孩子太顽皮了，让他写完作业再出去玩，他偏不听非偷跑出去玩。让他回去写作业，他还一脸的不服气，真是气死我了。”
老者听完笑笑说：“这位太太你没听过朝三暮四的故事吗？”
母亲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念过几年书，就因为这样一辈子吃苦受累，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出息。”
老者感叹地道：“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哪？可是小孩子是需要教的，你听我给你讲：
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他在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日子一久，这个老人和猴子竟然能沟通讲话了。
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老人的经济越来越不充裕了，而猴子的数目却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他就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粟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而且还到处跳来跳去，好像非常不愿意似的。
老人一看到这个情形，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
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栗子已经由三颗变成四颗，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
母亲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想了半天，于是她对孩子说：“你在这里玩吧，妈妈回去做饭，记得玩一个小时后马上回去写作业。”
孩子欢呼了一声，高兴地跑开了。
母亲笑着问老者说：“应该是这样吧？”
老者冲着母亲竖起了大拇指说：“这样就对了，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可是我觉得，它还有一层意思是，对待一样的事情需要变通，就像孩子在学校学习了一天，晚上回来应该顺着他的意让他出去玩一会，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这样我想孩子回去后完成作业也会又好又快的，反之你让他先写作业他就非常反感，不但不想写还对学习生出了厌烦之心。”
母亲听完认真地地点点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劳逸结合，凡是要懂得变通，对于孩子而言，我们要学会运用好的方法，才能让事情起到好的效果。
不少家长在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都和上面事例当中的母亲犯了一样的错误，以为让孩子不停歇的学习就会让孩子学习成绩上升。孩子在学校已经上了足够多的课程，如果放假回家还守着孩子学习，甚至报很多的补习班，这样只会让孩子压力负重，反而会事倍功半。
坚持不懈的学习需要动力，动力首先来源于兴趣。感兴趣就会学不够。这是主动快乐的学习状态。找到兴趣去学习，会事半功倍，收效最大。
孩子的成功是家长的成功，要把孩子教育成功，家长需要注意一定的技巧。变通是家长教育孩子的法宝。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变通一下方法来和孩子交流呢？
三国时的曹操堪称是一个懂得“变通”的典型代表，他“割发代首”的故事被认为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曹操在出征张绣途中，下了一道命令，各位将士经过麦田时，不得践踏庄稼，否则一律斩首。一日，曹操正骑马前行，一只斑鸠突然从麦田之中飞了出来，曹操的马受惊蹿入了麦田，踏坏一大片正在生长的麦子。
曹操立即叫来了行军主簿，要求对自己按照军法从严处置，主簿显得十分为难。曹操却说：我自己已经下达了禁令，然而自己却违反了，如果不作处罚的话，又怎么能够服众呢？他立即抽出随身所佩之剑要自刎，左右随从急忙解救。这时，谋士郭春急引《春秋》“法不加于尊”为其开脱，曹操便顺水推舟，说一句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过了一会儿，还是拿起剑割下了自己一束头发，掷在地上对部下说：“割发权代首”，叫手下将头发传示三军，将士们看后，便更加敬畏自己的统帅，再也没有出现过不遵守命令的现象。曹操在自己坐骑践踏麦田的时候，想到了“割发代首”的“变通妙计”，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脑袋，同时也达到了“杀鸡儆猴”的目的。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执著是一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顽强不息的精神，它是积极可取的。而固执代表呆板、顽固、不灵活，是不可取的。执著者知事情可以为，而后执著之，因此总是能够最终战胜困难，取得最终的胜利。可是，执著如果过度就会变成固执。而固执者往往不能明辨是非，结果常常钻进死巷子里不能自拔。因此他大多都是社会中悲剧的主演者。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一个经常下雨的季节里，山洪突然间暴发，洪水马上就会淹没这个村落了，一个神父在教堂里祈祷，洪水已经漫到他跪着的膝盖。救生员驾着救生船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赶快上来吧！不然洪水就一定能够会把会你淹死的！”神父说：“不！我深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
没过多久洪水已经漫到了神父的胸口，神父只好勉强地站在祭坛上。这时，有一个员警开着快艇过来，对神父说：“神父，快上来，不然你真的会被淹死的！”神父说：“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我相信上帝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好了。”
又过好长一段时间，洪水已经把整个教堂淹没了，神父只好紧紧抓住教堂顶端的十字架。一架直升飞机缓缓飞过来，飞行员丢下绳梯后大叫：“神父，快上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不愿意看到你被洪水淹死啊！”然而，神父依然意志坚定地说：“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上帝会与我同在！”
剎那间，洪水滚滚而来，固执的神父最终被洪水给吞没了。
神父到了天堂，见到上帝便生气地问道：“主啊，我终生都在奉献自己，兢兢业业地侍奉于您。然而为何您却不肯来救我呢？”上帝便说：“你怎么能说我不肯救你？第一次我派了舢板来救你，你不要，我以为你担心舢板危险；第二次，我又派一只快艇过去救你。你还是不要；第三次，我派了一架直升飞机去救你，结果你还是不愿意接受。因此我以为，你一定是想着要回到我的身边来陪我。”
神父的“执著”实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其实，世上的狠多事情都是由于自身过度的固执所造成的。固执的人时常会拖累别人，自己也难免会深受其害。在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别忘了唯有我们自己愿意伸出手来，人家才能帮得上忙。
被列宁称之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曾以固执著称，人们都称“拗相公”。在变法的过程当中，他听不进去不相同的意见，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东西他就一定不会去改。对他的新法当中很多不合理与自相矛盾的地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提出过一些善意的正确意见。可是，他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还与这些人为敌，以致变法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当中，人要学会为最后的胜利而作适时地变通。从而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与心愿。
一匹老马，由于不慎掉进了一口枯井里。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也不能顺利地把它从里面救出，后来便打算把它活埋算了。而当泥土一铲入井中的时候，老马便立即看到了逃生的希望。它不断抖落身上的泥土，倒入井中的泥土越来越多，老马脚下的土堆也越来越高。结果，老马顺利逃出了枯井。老马透过创新的思维与创新的行动拯救了自己，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可现实中的人们在职场中，一旦落入“枯井”，通常只会怨天尤人，坐以待毙，而不懂得变通。懂得变通。利用自身所存在的各种优势。寻找“出井”的方式，才能使我们在逆境中摆脱被动，赢得机会，走向成功。
在春秋战国之际，孙膑初到魏国，魏王把众臣召集到了一起，他要当面考查一下孙膑的智谋。
魏王对孙膑说：“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从座位上下来吗？”庞涓出谋说：“可在大王座位下生起火来。”魏王说：“不可取。”
孙膑说：“大王坐在上面嘛，我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王从上面下来的。不过，大王如果是在下面，我却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大王坐上去。”
魏王得意洋洋地说道：“那好。”说着就离开了座位，从上面走了下来，同时还说着，“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坐上去。”
周围的群臣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同时也哄笑着孙膑的无能。在突然间，孙膑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虽然无法让大王坐上去。却已经让大王从座位上下来了。”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对孙膑的聪明才智连连拍手称赞。
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世事变幻无常，不管做什么都不是一帆风顺。当你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你必定要制订一个相应的计划，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往往一件事的发展、变化在你的意料之外，你原有的计划将不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局面，你必须对此做出改变。
懂得变通的人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而那些只会照本宣科坚持的人，即使坚持一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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