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一一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一一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一一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剌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一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一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剌”，“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一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一一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总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由于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充沛，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先后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国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四千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悒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旧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直到凉遍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时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炷行将燃尽的蜡烛一样。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相比前些年来说，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还知晓，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由他们负责组织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的这一举动让曾国藩格外开心，此事的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看来，同治中兴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一岁生日。当部下们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入主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结果朝廷派人问询，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还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但在内心里，他的确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是啊，晚年栽了如此一个大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身处末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世，也是一种文化的末世。虽然曾国藩从不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没落，但在私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曾国藩还是感到相当心虚的。虽然曾国藩给人的感觉是背后永远有庞大的体系和传统支撑，但实际上，在这种从未遇见过的板块撞击面前，他只能算是穷于应付。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坚毅而自觉地寻找、校正自己在这个传统大厦中的位置，当他终于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厦中有了一席之地时，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就是，眼前突然横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仅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巍峨的山峰。这样的情景，让曾国藩震惊无比。曾国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庙堂一样，看似堂皇伟岸，其实，随时都可以坍塌下来。
因为两江总督府太大，住下之后，曾国藩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阴森诡谲。这座离玄武湖不远的豪华花园，最初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上所建。当年！太平军攻克金陵之后！把这里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这里。洪秀全在这里住下之后，这里一直闹鬼。想必是这里杀人太多，冤魂积郁，一直没有散尽。曾国藩倒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见过太多的冤魂。两江总督府前面不远，有一个教堂，兴建不久，曾国藩有时候会站在总督府的两层楼上，观看着不远处的教堂。此时的曾国藩只有一只眼睛还管用，大前年在直隶时，因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从此之后，世界在曾国藩面前变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反而使曾国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观火的冷静。现在，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门楼上，有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顶，巍蛾的屋顶直插云霄。初看起来，这样的建筑真是奇怪。紧靠大路，耸立着一株广玉兰，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它那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摇曳。在树下，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外国人，更有很多中国人。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热衷教堂呢？那些信徒们，携老扶幼，就像是赶着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经过教堂的门口，他们有时候会向广玉兰树瞥一眼，甚至会驻足仔细观望。曾国藩在很远处看着他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微笑。微笑真是一个好东西，那样的笑，总是让人柔软。一个地方，能让人经常性地微笑，让人变得轻松愉快，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1872年春节，曾国藩去拜访吴廷栋。在吴府，两人相谈甚欢。这个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学大师已经八十岁，移居金陵，也已好几年了。吴廷栋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房师，也算是曾国藩的师辈，对曾国藩早期帮助很大，当年曾国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时候，吴廷栋不仅对曾国藩学业有帮助，在生活上，一直嘘寒问暧。曾国藩生病的时候，多亏了颇懂医术的吴廷栋的悉心照顾，才算渡过了难关。在吴府，两个人谈到从官报上看到的倭仁遗疏，不由交口称赞，都以为只有倭仁，才能写就这样的清癯痩硬的文字。然后，两人又回忆起了陈年往事，想起当年京城老友们的文韬武略，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曾国藩慢慢地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瞳仁变得发亮，声音也随之高亢。突然，曾国藩嘴唇颤抖，咽喉里发不出声音，头晕目眩，差点歪倒在地上。随从慌忙将曾国藩搀扶到一边，又示意吴廷栋不要说话。在那一刹那，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颜，从生的渊薮的另一边探出身来，带着茫然的微笑，妩媚地看着世界，冲着他身边的一切微笑：春花、秋叶、时间、腐朽……虽然曾国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回，他是真正地体验并明白了。原来，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曾国藩才平息下来，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平静。这一次突然的失语，让曾国藩领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一大早起来，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道光皇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眷，止不住潸然泪下。
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告老回老家广东，路过金陵，派人传过音讯，想拜见一下曾国藩。对于这位素来敢于直谏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一直颇为敬重。此番见苏廷魁告老还乡，曾国藩破例亲自出城迎接。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两个同病相怜的垂暮老友，回忆起数十年以来经历的种种，不免感怀唏嘘。曾国藩告诉苏廷魁，来两江的这些日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心情畅达多了，他准备再次向朝廷告老还乡，在家看书作文。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没有耽误学问，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为苏廷魁背诵《四书》以助兴。只是刚背了几句，曾国藩突然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随从们慌忙将他送回府中。这一次中风比上次严重得多，曾国藩从此卧床不起。
现在，曾国藩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不长久了。通过眼前影影绰绰的一切，曾国藩似乎看到自己的末日，末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等待他自投罗网。对于死亡，曾国藩并不觉得可怕，一个人，从哪里来，终究还得回到哪里去。至于那个神秘的出处或者归宿，靠人的智力，是无法揣测的。对于死，曾国藩一直不愿意多想，也懒得去想。曾国藩的生死观跟孔子是一样的，孔子在《论语》中所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曾国藩一直也持这样的态度。行动不便的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停下来，翻阅以前的笔墨，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绪。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无法捕捉，稍纵即逝，至多，只能让它变成纸上的几行文字，雪泥鸿爪，无从谈起；甚至，连回忆起来，也显得那样吃力。曾国藩无法想象，自己消失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跟自己一同消失吗？
3月7日，曾国藩坚持起身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3月8日，曾国藩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
这一段日记是曾国藩心理真正的反映。的确！由于身体不佳！心绪不好！曾国藩对于生活，着实有点厌倦了。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说，从悟彻生命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生，曾国藩就有着复杂无比的感受了。其中！当然夹杂着厌倦和疲惫。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白驹过隙，匆匆忙忙。生命的偶然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和虚弱。在很多时候，曾国藩只不过是以极度的恭敬心在对待这个巨大的未知。孔子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一种感悟吧？在曾国藩看来，所谓“仁”，就是核心，就是果核。人的“仁”，也即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与天地的核心相同一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真正由来和归宿。人生一世，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仁”，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自己，才能算是“求仁”。联想到自己，曾国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样，自己这一辈子，鞠躬尽瘁，克己复礼，这一切，可以算是“求仁”了吧？在《论语》中，弟子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说“二圣”的，更是说自己的一一现在，在曾国藩看来，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妥帖的总结。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变得相当糟糕了，人的元气，都是先从脚底下溜走的，这一回，曾国藩真的有切身感受了一一他感到自己的脚已不听使唤了，仿佛从小腿肚以下，已不属于自己了；此外，就是舌头变得僵硬，口腔里像有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将自己塞得严严实实，都快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在曾国藩的神志一直都很清醒，他的内心也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失态之举。只是恍惚之间，那些鸟鸣狗吠，听起来已恍如隔世了。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一间空空无人的老屋，那个一直在里面住的东西已经离开。曾国藩不由为自己的极度敏感而感叹，也许，一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自然会生发出数百倍的感受。
3月10日，曾国藩挣扎着起来，披衣来到了书桌前坐下，他拿起笔，很想写点东西，不料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毛笔在纸上洇了很大一块；曾国藩想说话，但嘴唇嗫嚅着，已发不出声音。家人把他扶上了床，喝了几口水后，曾国藩稍稍缓过神来了，他不住地向身边的曾纪泽叮嘱：我死之后，丧事遵照古礼，不要请僧人、道士。
3月11日一早，曾国藩仍强行起身，然后，披衣端坐在案前，阅读《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这本书，曾国藩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曾国藩都有一些新感受。宋儒当中，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张载了。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情怀，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更可贵的是，张载的学说摒弃了很多条条框框，以儒为宗，同时又吸取了佛、道的很多成分，不拘泥某种门派，有着广阔的游弋空间。一个人，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才算得上以天地为师，是一个真正的“通人”。曾国藩看了一会《张子》，又感到手摇心颤。家人忙扶他在榻上躺了一会。当天晚上，金陵的街道上，有很多行人看见一颗大星从上空弧线滑落，不由大惊失色，一时议论纷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也即1872年3月12日这天，天气阴霾，一大早，就飘着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仿佛一心想让人断肠似的。曾国藩早早地起床了，他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他祖父曾玉屏的祭日。上午，曾国藩在家人的搀扶下，躬身拜过设在家中的祖父的牌位。午后，曾国藩似乎感觉到精神好些，示意要出去走走。儿子曾纪泽搀扶着曾国藩来到总督府西花园，在长廊里散着步。西花园又叫煦园，面积很大，尤其是水景，堪称一绝。水域四周，有东榭西楼隔岸相望！有南舫北阁遥相呼应，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堪称园林中的经典之作。园内还有石舫、鸳鸯亭、夕佳楼、东水榭、桐音馆、印心石屋、诗碑等十余处胜迹。曾国藩在园中蹒跚着，他一边走一边颤颤巍巍地对曾纪泽说：“我这一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情，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说着话，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两人来到了廊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连呼“脚麻”，便歪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和随从慌乱地把曾国藩扶到书房的椅子上。曾国藩端正了衣服、帽子，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昭忠、闲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
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百日才告结束！与很多大人物的情况相似，那些挽联、祭文大都不着边际夸大其词，有的纯粹是敷衍了事的客气话。倒是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各自根据自己与曾国藩之间交往的经历所题写的挽联颇为深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从某种程度上说，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逝去之后，已瞑然消逝。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最美好的季节，也是最糟糕的季节；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富足的时代，也是贫乏的时代……在此之后中国很长时间风雨飘摇的历史，都适合这样的表达。只是那个湖湘大儒看不到这一切了，他的灵魂正飞翔在空中，那股巨大的悲怆之气慢慢地烟消云散。一个人解脱之后，当然不愿意再回首。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了，只是一个叫做曾国藩的人的所作所为，至今还让人难以忘怀。
1834年11月，一个叫做曾涤生的外省青年背负着上百册图书前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京城，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乡试的举人。在此之前，这个青年先是考取了湘乡县的秀才，入了县学；然后，通过在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学习，参加了湖南省的乡试，获得了举人称号。与所有攀登科举金字塔的布衣书生一样，曾国藩开始全力向最高一层冲刺了。这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顶尖叫顺天会试，一个人，如果能攀上这样的顶尖，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一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一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
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洌，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人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一一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人围了一一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广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一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广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巳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一一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人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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