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时，对于袁世凯来说，为恢复帝制所做的一切已是骑虎难下，这时候如果贸然停止，同样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袁世凯只得派特使准备赶赴日本，询问日本确切的态度。日本的回答是：以前答应的事一律不算数，还是希望袁世凯不要恢复帝制。这时候的袁世凯已来不及应对眼前的变化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大幕已经拉开，展示在演员面前的，没有舞台，只是一根悬空的钢丝——袁世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而他的身前左右，都是劫数难逃的万丈深渊。
在此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袁世凯宣布推迟帝制。但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仍正式作出决定，对袁世凯真正地“亮剑”一、确定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使该国国民意识到日本之强大势力，以创造“日中亲善”之基础。二、袁世凯仍在中国掌权，确为妨碍日本推行上述政策之障碍。无论何人掌权都比袁世凯更符合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故必须使袁世凯退出中国的政坛。三、使袁氏退出中国政坛，以靠中国自身形势的发展为得策，这要视中国国民民心将来的归向而定。日本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发展，以决定对华方针。
四、上述如若不能实现，因为排袁会与袁世凯直接冲突，要求其中止帝制或退位，反而会为已陷入窘境的袁世凯开出一条活路，并且要为救出陷入窘境的袁世凯之善后承担责任。日本以与欧美协调为得策。若干涉中国内政，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五、等待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南方反袁护国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六、日本民间志士对以驱逐袁世凯为目的之中国人寄予同情，彼等拟资助中国人金钱武装，政府虽不便负起责任公开鼓励此等人士，但将予默许。
应该说，这时候日本的对华方针已很明确，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国内反对党，运用各种手段，让袁世凯下台。在此方针下，日本一面干涉袁世凯恢复帝制，一面支持各种反袁势力，想乘中国政局混乱之际，造成中国分裂。恢复帝制最关键的时期，青木中将奉命来华“考察”，策动反对袁世凯的各派势力。
蔡锷从北京逃到天津后，也是先到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参加护国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越南境内转运武器弹药和军用品给护国军，同时通过云南接济四川反袁势力步枪大炮。护国军策划与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离开上海赶往广西，途经香港越南，也是日本武官青木中将一手安排。在此之后，日本还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成立肇庆军务院；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青木宣布：日本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反对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在长江沿线发动起义。除支持南方反袁势力外，日本还在东北、内蒙古支持满蒙亲贵和宗社党暴动；策动在南满东蒙建立特别独立国，以在大连的逊清肃亲王善耆为皇帝，帮助这一地区实行独立和自治？后来，日本内阁外务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与岑春煊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于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日本在推翻袁世凯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袁世凯就这样陷入了一种阴谋之中，就像一只飞蛾，落入蜘蛛张开的网。
尽管袁世凯试图全力挣脱，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时间不给他任何机会了。
奸雄还是能臣（1）
一直以来，我总试图根据袁世凯的言行，判断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质。
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从来就是有难度的。难度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很难断定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权术。
政治往往是个博弈的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种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或残忍为转移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出于利益，或者是为了赢得什么，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于他的真实内心，跟自己的行为往往南辕北辙。尽管如此，在大量的行为中，还是可以暴露出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心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去伪存真的判断。这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必须睁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认表象后面的真实。这一点，对于研究和判断历史，是极其重要的。
1916年，梁启超帮助护国军声讨袁世凯时，曾经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袁世凯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启超，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袁世凯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在梁启超看来，袁世凯有七大缺点，具体表现为：缺乏现代国家观念；骄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经验治国，凡事临时对付；法律观念薄弱；专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揽诸己，过推诸人，万事不负责任等。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稍显片面而绝对，但在总体上来说，还是中肯和贴切的。梁启超对袁世凯的定位，跟人们对袁世凯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这是一个功名心和权力欲非常强的人，就像当年的曹孟德；他最热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权力游戏；政治手腕异常娴熟，培养党朋；不舍不弃，直至爬到权力的最高点。
但问题在于，袁世凯本来就是旧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点和弱点，既是那个制度本身的缺点和弱点，也是那种文化本身的缺点和弱点。处在那种封建专制社会之中，受这样的文化熏陶的人，有哪一个，没有这样的软肋呢？
一直以来，人们在探讨袁世凯恢复帝制运动时，有意无意忽略的一个根本点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究竟是为了君主立宪，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君主专制是落后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宪，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
只有搞清这一点，才能对袁世凯的洪宪运动作出正确判断。
从个人角度来分析，袁世凯在恢复帝制的运动中始终表现出犹豫和迟疑，说明他内心是有所顾忌的。如果袁世凯出于独裁目的，想独揽国家大权的话，他根本就不必去当那个皇帝。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已经是权倾天下了。按照朱尔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凯当时的政治权力架构，已超过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国总统的权力都要大很多。袁世凯要成为君主立宪的君主，首先必须得拱手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只成为国家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袁世凯还是要当皇帝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是袁世凯在内心当中极其看重皇帝的名号——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巅峰，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最高理想。每一个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皇帝梦。就袁世凯而言，他当然有这样的梦，并且，比别人强烈得多。在这理想追求下，袁世凯要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当然是当皇帝，成为民众的皇帝，成为一个现代的、仁慈的、公正的、开明的国君。并且，皇帝是世袭制，如果当上了皇帝，整个家族也会永垂不朽。二是袁世凯当皇帝的确有很大的无奈成分：
一方面是举国上下一片要求他当皇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政治寻找一种最适合的模式，为政权寻找表明合法性基础的象征符号。出于对“中国传统”的妥协，袁世凯最终决定挺身出任“虚君”，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从总体上来看，袁世凯是有得也有失的。至于真实想法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袁世凯才清楚；或者说，连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经历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应该说，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就其机构而言，袁世凯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种系统性——恢复皇权的同时，袁世凯所进行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工作表现得并不充分，他只是在恢复皇帝，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虽然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比如：
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这样的条例，对于皇权的限制，是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制的，也与封建君主专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样的条例，从一开始，就不是旗帜鲜明的，它一直淹没在纷繁的条例之中，很难让人看出袁世凯的真实企图。袁世凯在这上面所表现出的模糊和优柔，应该是引起形势混乱的重要原因。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袁世凯在君主立宪以及君主专制的概念上，表现出某种模糊性，但看得出来，袁世凯所想实行的，还是一个与以前的封建专制不一样的制度。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还是想先为这个国家找一个皇帝，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推行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自己操作起来相对容易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君主立宪制度，也是袁世凯从中年之后，一直努力研究，并想付诸实施的。君主立宪之后的皇帝，是国家的象征，而不是以前封建专制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这个皇帝虽然仍有很大的权力和荣誉，但总体上管理国家事务的，仍是内阁制度，是总理事务大臣。正因如此，袁世凯取年号为“洪宪”——也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洪”是帝德之大，“宪”是民主宪政。当然，从袁世凯后期的思想来看，袁世凯关于君主立宪的构架一直迟迟未清楚确定，有可能是袁世凯故作聪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带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一样：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但在重大事情上，在军队的统治上，天皇还是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并且，在意识形态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
看起来袁世凯似乎已把机关算尽，但聪明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袁世凯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宝座，以为万无一失时，命运根本就没依从他的想法，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将他抛弃。而且，现在看起来，袁世凯为做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处心积虑，就像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正被巧妙地、一步一步地实施，以致他纵有万口，亦无法申辩。
袁世凯的确输在轻举妄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韬光养晦的极佳时机：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中国新兴的工业正可以乘机摆脱外商的压制，加快发展的速度。当时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纺织等行业，发展飞速。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等一批新型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也成为工业中心，拥有人数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阶级；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农村妇女也开始走出家门；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出现了裂纹；一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资本家也在慢慢形成，并崭露头角？在各种胚芽形成的关键时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如果保持各方面的稳定，肯定收益颇多。任何动荡，哪怕是预示着良好开端的动荡，都带有相当的危险性。——也许，袁世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改换国体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也让一直窥视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理由。袁世凯显然低估了这当中的别有用心以及暗藏杀机。还有就是，中国人一向的思维习惯，一种重“名”不重“实”的文化传统。
袁世凯就这样跌入了自己挖掘的坟墓。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那样被当做时代的牺牲，放在了历史的案板上任人宰割。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几乎是愚蠢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晾在敌人面前，就像在山坡上高高地竖立一个标靶，毫无掩饰地袒露在敌人的枪口下，让人从容瞄准，一枪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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