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这样，加上参议员人数，共八百四十一人。
《组织法》公布之后，就是大选了。这种全国大规模的选举，对于中国来说，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情形之混乱与嘈杂，可想而知。各种派别和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国各大小党派，一下子就发展到数百家。这些党派和个人，都把参众议员当做是从政当官的绝佳机会，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尽一切之能事，希望得到一个参众议员的位置，一步登天。乱世即舞台，各方势力粉墨登场，他们从不明白怎样的程序和规矩，也懒得去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一个个就像去赶庙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去上演这场民主政治的游戏。从全国各地传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信息，纷纷聚集在袁世凯那里，面对这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袁世凯也显得束手无策，也不知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么。各党派的拙劣表现，不仅引起了军界、知识界的不满，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声嘶力竭地呼吁了，袁世凯再一次呼吁大家放下党派之争，精诚团结，以国家利益为重了。袁世凯说：“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因此，袁世凯呼吁：“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
尽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他为着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也算是煞费苦心。但在当时那种纷乱的局面中，袁世凯的声音显得孱弱无比，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人们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立场，自以为是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判断。7月的北京，刚刚当选为总理的陆祥向参议院提名增补同盟会退出后的内阁部长人选，同样遭到了同盟会议员的阻击。书生意气的陆祥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长，受西方文化影响挺大，在演说措辞中，自视不凡，幽默风趣。这样的做派，明显跟当时的政治气氛不相融，讲台下面嘘声一片，众议员认为陆祥态度不庄重，有失官场体面。袁世凯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想做工作，要求延期投票，但参议院不予理会，投票中将六部总长人选全部否决。这样，陆祥的内阁无法组织，政府无法开展工作，混乱的局面也无从收拾了。
民国之初民主政治所呈现的一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在那样不习惯于民主和议会制度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看来，所谓的共和制就是不断地开会扯皮，吵闹甚至打架。诸如此类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出之后，人们开始以斜眼的方式看待这一切，对这个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怪胎”，表达不满和不屑。自古以来就信奉和习惯于皇权的中国民众们，对于这种新引进的政治制度，更多地表现出担心和质疑。政府组阁陷入停顿的同时，日俄第三次《密约》以及英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由全国报章披露之后，举国上下群情愤怒，尤其是北方的军警界对于议员们不顾国家大局、自行其是的做法气急败坏，通电全国，散发传单，号召废除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制度。一些社会名流，如原同盟会的章太炎、张绍曾、孙毓筠等人，也感于时局的危迫，联名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建议倡议袁世凯简化程序，便宜行事，不要太拘泥于《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抨击说：“借款不成，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等人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屑态度。
这时候，袁世凯亲自出面做工作了。他将参议院各党派中最有影响的参议员接到总统府，亲自接待，劝说议员们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共扶危局。同时，袁世凯发布总统令，重申严禁军警“干涉政治”，要求军人恪守军律，守法奉公。然后，一个新的六总长名单送交参议院，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除一人被否决外，其余五人获得通过。几天后，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第三次补交的另一位总长的名单。至此，陆祥内阁终于在几个月之后宣告成立。没想到的是，参议院又不甘寂寞，很快又启动弹劾陆祥的“失职案”。陆祥未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领，即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样的内阁总理，实在是无法担当。陆祥一气之下，干脆效仿他的前任唐绍仪，称病不出。这样，国民政府的第二任内阁又一次处于瘫痪状态。
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的起步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当所有矛盾归根结底聚集在了袁世凯面前时，袁世凯也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个河南人从不畏惧复杂多变的环境，也习惯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挺身而出，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如此局面，不仅对于袁世凯，甚至对于这个古老的帝国，都是闻无所闻的。袁世凯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众多纷乱的势力面前，该如何决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山岳之中的激进派中间，还是同山谷里的温和派在一起？或者，是躲在众人的后面，倾向于回头看的保守派？这一些，都是让袁世凯头痛无比的事情。不仅仅是国事，在这一年的春天，袁世凯的家庭也呈现出了混乱——本来，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开始安排家眷们从河南洹上迁居北京。虽然局势不太明朗，但能从河南回到京城，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没想到的是，长子袁克定在送次子袁克文等乘火车赴京后，骑马返村途中，马莫名其妙受惊狂奔，袁克定从马上摔落，伤势严重人事不省。送到当地医院后，一诊断，不仅腿骨断裂，而且大脑受损严重。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非常震惊。一直对命运忐忑不安的袁世凯，唯恐这是个不好的先兆。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妻于氏所生，时年三十四岁，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右丞，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让他暂时回河南料理家务。几个儿子当中，袁世凯最看重袁克定，袁克定办事干练而稳重，不像次子袁克文，放荡不羁，是一个颓废的享乐主义者，让袁世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一直把袁家的希望寄托在袁克定身上，甚至有把袁克定作为接班人的考虑。袁克定受重伤，让袁世凯寝食不安。
袁世凯一方面给相熟的外国医生联系，询问相关病情的处理办法；同时，袁世凯接二连三地给在洹水村老家的五弟袁世辅等人写信，询问袁克定的病情。在信中，袁世凯直言不讳地说，只有袁克定，才能支撑门户。袁世凯交代说，对于这种摔伤，不能完全相信中医，只用一些草根树皮进行治疗，一定要请西医进行诊治，还得送医院会诊治疗才行。让他们迅速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等地治疗。袁世凯很详细地吩咐道，在路途中，一定要缓慢行走，另外要安排医生一路进行照料。在袁世凯的亲自关注下，袁克定由一行人专程护送到天津，治好了病，但一条腿再也无法复原，成了一个瘸子。
民国成立之后的袁世凯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得安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当然，他最为担心的，是不知道古老的帝国是否适应民主共和这个舶来品？这个西方的政体制度究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袁世凯实在是没有底。虽然袁世凯一直雄心勃勃，表现得从不畏惧，但这个时候，面对着不可捉摸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就像身陷一片泥潭一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下陷，泥潭正在慢慢地吞噬他。袁世凯的信心在一点点动摇，毕竟，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太难了，太难了，所有的一切，都太难了！
虚伪还是怀柔（1）
现在端详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须发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显得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由于社会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的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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