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专使团以及唐绍仪到达北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袁世凯接见了专使团，双方谈得还算比较融洽，袁世凯很诚挚地聆听了专使团的意见，对去南京上任及迁都一事，未置可否。然而专使团在北京那几天，北京突然发生士兵哗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上，枪声一片，很多士兵和社会闲杂人员乘机抢劫，波及数千家店铺、钱庄、民宅。专使团住地附近也枪声一片。接着，骚乱继续扩大，连天津、保定等地也卷了进去。别有用心的日本驻军急忙从山海关、东北南部抽调一千五百人赶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明确地向专使团表示：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去南京一事，只得暂缓。
这一次北京的事变，最终查明是曹锟部因为欠饷事件酿成的。具体是不是袁世凯授意，无从稽考。当时士兵因为欠饷发生的兵变，的确出现了很多起。
当然，也有看法认为兵变是袁克定的授意，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一次事变在客观上正好给了袁世凯不想离开北京的借口。南京的很多议员，本来就不同意定都南京，事变也正好为他们找到了借口。很快，临时政府的黎元洪副总统以及诸多南北将领，也表示拥护定都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专使团只得致电孙中山以及参议院，汇报北方局势，建议确定临时政府之首都为北京；同时提出具体办法：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由总理到南京组织政府，然后与参议院一起迁往北京。
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六项决议：一、由参议院电告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可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3月8日，袁世凯复电南京参议院，对六项决议全部认可，并遵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请参议院代为公布。誓词为：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遵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凯。
3月9日，南京参议院复电承认，并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世凯于北京原外务部礼堂，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誓文的是迎袁专使蔡元培。蔡元培同时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热情洋溢的祝词。“无疑他是靠着无限的耐心，识人的睿智和政治的卓见赢得了权力”——一位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如是说。
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匆匆拟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匆匆出台，明显就是针对袁世凯设计的。也就是说，从3月10日一直到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竟有两个临时大总统！
那个时代的一切就是这样，粗粝无常，乱花迷眼。由于一切都扑面而来，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很多事情，都显得杂乱无章。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南方，在革命的口号之下，到处都是拉虎皮作大旗，各省向清廷独立，又各自为政。阿Q们层出不穷，如果能聚众三五百人马，就可以自封为都督，一个省甚至有九个都督，然后，就为争地盘争税收大打出手：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杀了焦达峰；在北京，黎元洪以借刀杀人之计让段祺瑞杀了张振武？至于秋瑾的被杀以及后来王金发的被杀，只是这无数杀来杀去游戏当中的一个。至于东施效颦以及生吞活剥的事情，就更多了，连后来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感到无比困惑。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些环节上，人们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公心为重，以民主和法制为重，摒弃党派和私利的话，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时间慢慢推进的过程之中平稳过渡，局面也将会得到改善。
只可惜的是，除极个别人之外，人们锱铢必争，斤斤计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浸淫数千年的专制阴谋传统，在社会转型之中，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势力的存在状态，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面和心不和的；决定了他们必定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也决定了这是一场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的对抗。
专制还是民主（1）
1912年北京的春天，气候一直是乍暖还寒，从2月起，天气就变得忽冷忽热。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可以穿薄布衫出门了，天气也特别晴朗，胡同里拐角上的老槐树都透出青枝了；可热了三五天后，寒潮说来就来；然后，就是近一个月的淫雨，整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这个春天的征兆，注定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并不一帆风顺。清廷虽然被推翻，但国内的局势依然很糟糕。在北京，虽然王府井大街被袁世凯下令改名为莫里森大街，但大街的面貌仍是破旧，北京的市民们从不拿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的街道，尽管在街口竖立着鲜明的标牌。与这具有相同意义的是，在一些省份，纸币仍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逐月贬值，物价飞涨，政府却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各派之间的对抗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抚们仍旧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权威，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北京城里，前清的旧朝廷躲进紫禁城的红墙之内，继续每日出版《邸报》，自我感觉良好地回忆依稀往事，并不断给遗老遗少们加官晋爵；在西北、东北以及蒙古，“宗社党”一直密谋东山再起，以期恢复已经土崩瓦解的王朝旧族，虽然这种密谋从未达到足以危及国家的程度，但日本的特务机构一直秘密支持他们。除此之外，外蒙古的问题也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库伦（外蒙首府）活佛呼图克图，利用南北对抗的天赐良机，摆脱了对北京的俯首称臣，这一大片辽阔的区域陷入了全面混乱。当俄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之后，混乱更变得不可收拾；英国也在西藏加快了分裂措施，以“护侨”的名义，派兵入藏，其后又照会中国外交部，准备组织西藏“自治政府”；沙俄继策划外蒙独立之后，又出兵侵占新疆的伊犁等地区？这一切，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也让这个古老国度难以应对。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如此描绘当时的袁世凯：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感而灵活，经常带着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并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谈话的趋向，虽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对每一个细节都能作出判断？他一点也不像冒险家，也丝毫没有赳赳武夫的样子。他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个军事将领了。
袁世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正式进入角色。精力旺盛的他每天睡得越来越迟，起床也越来越早。但即使是这样，袁世凯也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自己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陀螺一样，被无形的鞭子抽打得一直在旋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上，政党林立，国会内部混乱和各地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剧。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政权，对于南方为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势力所控制的省份鞭长莫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政府”，却要忙“大政府”都忙不过来的事情，是何其艰难。原先缓解社会矛盾的，是伦理道德以及村规民约的体系，而现在，纲常崩溃，君王不再，所有的矛盾都转移到各级政府面前。
而各级政府是如此孱弱，他们根本就没有智力和能力去处理每天发生的事情。
于是，那些地方政府处理不了的大小事件就层层叠加到袁世凯的案头。迫在眉睫的仍是财政，中央和地方仅有的一点财源，在各方势力的虎视眈眈之下混而不分，名义上为中央集权，实际上一切财源皆为各省截留。1911年至1913年间，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要2400万元，而收入仅1000万元。巨大的黑洞，几乎全赖外债填充。这样的局面，怎么不让袁世凯烦心呢！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全权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看起来，似乎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自小留学美国的广东人，很长时间一直在朝鲜担任袁世凯的副手，主持外交和财政。袁世凯在清廷不断升迁，唐绍仪也水涨船高。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具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办事干练，对自己也忠心耿耿。很快，唐绍仪怀揣已拟定好的内阁名单抵达南京，与同盟会领导人商议内阁人选。政治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陆军总长、财政总长人选上，在这两个职务上，双方有很大分歧：南方提名黄兴为陆军总长，北方则主张由段祺瑞担当。与此同时，南方提出，唐绍仪必须加入同盟会，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组织内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唐绍仪同意加入同盟会，并且许诺南方派人物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一职，以换取段祺瑞担当陆军总长一职。
在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中，唐绍仪提出的十人内阁名单，通过了九人。他们是：外交总长陆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在这些人当中，段祺瑞、刘冠雄、赵秉钧为袁系人物；陆祥、熊希龄分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是同盟会人物。3月30日，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填写盟书，签名画押，宣誓忠于同盟会纲领，保证执行同盟会决议，从而成为同盟会员的内阁总理。同一天，袁世凯按照程序委任各部总长，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这样，以唐绍仪为总理的内阁正式成立。从结构上说，这一届内阁中，同盟会员占半数以上，但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人物，都由袁世凯的人担当；同盟会员担当的，只是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相对权力轻微的部门。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用心良苦。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迁至北京；参谋总长黄兴仍留守南京，意在为革命党人保留一个阵地。
从一开始，袁世凯政府的建立，从构成上来说，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松软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厦一样。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关键有四个条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合理，使得各项矛盾能在体系内得到解决。二是民间社会比较强大，并有比较发达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形成“第三种权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监督在野的政治家通过政治论争和法治的途径实现自己的诉求。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执政的官员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愿离开法治的轨道。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智的水平，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民主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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