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这一天的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下午3点左右，袁世凯到达天津。当时报载，袁世凯回津后的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很多文武官员都去车站迎接。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官员出行都有类似的迎来送往。到达天津之后，袁世凯见到了荣禄，有可能向荣禄述说了一番“内情”。荣禄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让他回小站，这样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对袁世凯的怀疑，也可以看做是对他的保护。下午5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乘专车起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在会客厅屏风的那边，慈禧细细地聆听双方的谈话。
21日一早，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谭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新政先锋，新政失败，自己有殉难的义务。至于另一个维新派杨深秀，在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的缘故，抗疏慈禧归政。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史界以往盛行的袁世凯告密引发政变之说，是根据袁世凯在事后为后党重用而飞黄腾达的历史现象的推断。其说法有两种：一是荣禄20日接到袁世凯的告密后连夜报京，慈禧即于21日晨发动政变；二是袁在18日夜送走谭嗣同后，19日即告密。这两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20日夜报，被史实证明时间来不及，荣禄不可能当晚赶到北京见到慈禧。如果袁世凯19日告密，慈禧也决不会拖到两天后动手收回政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廷对于袁世凯的处理，可谓是颇费一番工夫——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荣禄赴京的第五天，上谕公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还让天津知府李荫梧等人送来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此时，光绪皇帝已被囚于瀛台，维新党大多被捕入狱，北京的政局已为保守派控制。三天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袁世凯来的，表明还是信不过袁世凯，当初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来天津上任。袁世凯交出关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围，也就是天津芦台一带，布满了新调来的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派军牵制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阅兵的理由，给袁世凯部送来了奖赏新建陆军的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袁世凯不失时机递交一个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紧接着，袁世凯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折，对洋人武装力量随意进京一事，作了提醒，并提出应对的办法。不久，慈禧连续几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向慈禧作了军事上的建言。袁世凯毕竟是个能臣，对于军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印象。袁世凯的危机初步解除了。1899年朝廷的考核当中，朝廷发出上谕，对于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的三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让慈禧觉察到袁世凯有过人能力的，是袁世凯处理山东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1899年4月，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当地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烧杀抢掠。朝廷命袁世凯率所部，由天津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在德州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论证了中国的病因以及根治办法，再次引证了甲午中日战争数十万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惨痛教训，提议在东北各省增练五万新军，加上原有北洋武卫军五万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人，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国家防卫力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袁世凯还提议，让自己参考模仿各国军事，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请旨颁发各省军营，一体遵照执行。慈禧当然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请求，对于慈禧来说，她这一辈子的心结，就是练兵了。现在，出现了袁世凯这样的现代军事人才，慈禧当然很高兴。袁世凯很快拟定了有关军事要略，上报朝廷下发；还撰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计十二册，另附阵图等，呈送朝廷。主要内容包括：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的操法、阵法、战法，并插绘了许多简明图解，附录了各种章程、条规、饷章、格式等。后来，朝廷正式出版了这部军事著作，下发全国作为训练新军的军事教科书。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所受到的怀疑和冷落，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这个冷静而精明的中原汉子，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涉险过关。在危险和灾难面前的屡屡逃脱，让袁世凯徒增了很多勇气，也平添了更多信心。
元凶还是智者（1）
百日维新的经历，对于袁世凯来说，就如同一场惊险无比的走钢丝一样，尽管走得心惊胆战，但还是凭借着过人的冷静和狡猾平安着落。这样的艰险，直到很多年后，袁世凯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也算是上天对于他的垂怜吧——或许，还想留给袁世凯一点时间，让他继续完成一些事业，毕竟，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一切都是开了个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义和团事件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滋生涌动——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与西方的角力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时，人们开始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国农村，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机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中国人多年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被点燃，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一股带有仇恨的强大力量终于迸发了。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情绪、经济困窘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没有约束和控制。当这种情绪以一种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轰轰烈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误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之后北方捻军的兴起同样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跟迷信与残酷纠缠在一起。它的兴起，根源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困惑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这些客观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产生了诸多非理性的认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承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乱神”也占有相当的成分。中国历史上无数循环往复的暴力，证明了这一点。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明朝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广大的百姓来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与四书五经一样深远，它们根深蒂固地影响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民族的性格和行为。
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当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的走向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种暴力和“怪力乱神”相结合的东西便会在社会的底层自然而然地显灵了。它们或以单纯的暴力方式表现，或以怪力乱神的方式显形，或者两者糅杂在一起，难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乱神中，人们找到了安慰，不满情绪得到了宣泄，然后坠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境地中。这样的变形，从根本上说，既是缺乏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群众运动所无法控制的结果。
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他们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诸多的生灵和保护者：他们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萨，相信关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术，相信鬼神附体，相信刀枪不入，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子弹无法穿透？因为有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那些从不懂得现代化，不懂得科学精神，也不懂得现代战争的农民，就这样模糊了戏剧和生活的区别——在此情景下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
义和团的发源，应该是从1897年开始的。在山东曹州，也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于当地百姓与教民的冲突，引发了暴动。一批自称为义和拳的百姓，杀死两名德国神甫，砸毁了教堂。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自此之后，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势。当时的山东按察使毓贤在捕杀了早期义和拳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后，因为兵力不足，无奈之下采取了安抚和招安政策，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民团”组织。1899年秋天毓贤升任巡抚之后，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愈发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个州县，各地烧杀教堂的事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担忧山东政局进一步混乱，以防范德军的理由，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山东。袁世凯带兵进驻山东之后，面对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保持冷静和克制。袁世凯向朝廷建言，以四点对策保持山东的稳定：
一是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教案迭出，究其原由，是地方官未能公正办事，有的敌视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发生教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抓足证据，把情况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据理驳斥，按照有关条例，请上司照会有关国家的领事、公使，并转照总理衙门进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县能做到办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会得到安抚。二是讲求约章。袁世凯认为内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种条约，遇事无所依据，给办事和外交带来诸多不便。袁世凯请求总理衙门选派明晰练达的官员，将各国条约公法及有关文件，多加刊印，分发给各州县地方官员及候补人员，加强对他们的培养，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法规。三是分驻巡兵。袁世凯认为，德兵由海上登陆时，一遇到中国方面的拦阻，即起纠纷。应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士兵，分驻在胶州各县及胶济铁路经过处，往来巡查，并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驻扎精兵以应援，这样，德国人见我军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能借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寻衅。四是派员驻胶州。袁世凯认为，应与德方交涉，派兵驻扎在胶州地区，遇事既可以会商，又能随时刺探德兵的意向动静。
袁世凯的这四点看法，对山东当时面临的外交难题，可以说既有针对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干脆将山东巡抚毓贤调往京城，让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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