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的委托，前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在此期间，贝思福在天津小站参观了袁世凯的新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贝思福曾在有关书籍中谈到了这一次考察的深刻感受：
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贝思福又评价说：中国兵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
袁世凯就这样展示了他在军事理论和操作上的过人之处，赏罚分明，使这支新建陆军成为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而袁世凯也正是凭借这股军事力量，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势力。
袁世凯练兵于小站，立志恢复清国军事力量，以改革期待这个古老帝国焕发生机之时，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此时，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变革的脚步势不可当，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在长江，蒸汽轮船开始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耸立；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用源源不断印刷的西方战术和科学教材训练年轻的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快速地从各省传到军机处；思想界活跃了，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广袤的农村，教育模式仍旧不变，可怜的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努力获取生员资格；然后，像蚂蚁爬台阶一样，慢慢地进行举人和进士的考试，做梦都寻求脱颖而出。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一部分人决意走激进之路了，目睹现状的不能改变，那些痛心疾首的人决定以暴力的方式来打碎这个世界——1894年，二十八岁的广东青年孙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石沉大海之后，出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和几位年轻人聚首论政，创立了“兴中会”，决意走破旧立新之路。在他们眼中，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是与过去的中国一刀两断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国度。他们庄严地宣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集会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莫我华夏。？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次次武装暴动开始了。筹款、起义、暗杀、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年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五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中山）这个名字已随着清政府赏银的提高闻名天下。在孙文自己看来，他就是一只蚍蜉，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清廷这棵大树撼动；而在人们看来，这个勇敢的南方人一直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准备誓死与这个腐朽政权对抗了。这个垂垂欲坠的朝廷，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的。
从一开始起，孙文选择的道路，就跟袁世凯南辕北辙。这两个人在理想、信念以及推进社会的方式上的大相迥异，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最终只能以破裂而结束。
告密还是无辜（1）
在天津小站期间，除了专心练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凯还对国家大事进行了冷静思考。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无论是在见识上，还是办事能力上，在那个时代中，他一直是出类拔萃的。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凯进行了深刻反思。当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务运动的捷径时，袁世凯已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凯琢磨的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达到变法图治，从而改变清国腐朽堕落的状况。这个时候，李鸿章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内外招致了冷遇，甚至招致一片声讨。朝野主持朝政的，是当初的“主战派”翁同。这个时候，相对赋闲的袁世凯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采用的干政形式和进身之路，阐述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为当时的袁世凯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在这个级别中，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袁世凯只好通过主持朝政的翁同，给光绪皇帝连上了两个帖子，主张新政，倡议变法。
从这两个条陈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条陈》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国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清国从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势去变法，去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包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设想，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变革状况，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盖了袁世凯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在此大前提下，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这本万言书里的思想，既有实际措施，也有解决办法。在具体措施上，袁世凯提出了一些想法：（1）设立馆院。设想它是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组织一类的机构，聘请一些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旅外华人，听取或采择他们的学问和主张。（2）改革八股考试，讲求实学，新开特科，广取深通洋务之士。（3）开办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择干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提出的振兴主张为：（1）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2）繁兴商业，设立商会。（3）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4）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5）鼓励、扶助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贷款，以资扶持。（6）发展邮政。（7）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都是着眼于实际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并没有提到时人动辄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聪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过《万国公法》来限制列强的扩张等。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无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很容易在别国的利益争夺和妥协中被牺牲。
有人曾评价说：就袁世凯的这两件条陈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凯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相比较当时的一些建言，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曾有人将袁世凯当时的主张和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作了比较，分析说：袁世凯改革侧重于地方，而康有为一直幻想从中央开始，从可能性上来说，康有为的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从对朝廷老臣勋旧的态度来看，袁世凯主张怀柔对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为对此却非常鲁莽，“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相比较而言，以实行政治的方法来说，康有为就显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产生对立面。从动机上看，袁世凯的新政措施，明显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没有个人谋私利的色彩；而康有为的主张，很多都含有个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机构的设置上等，个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凯上书翁同，后来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新主子，便以上书的方式去接近翁同。这样的评价，怎么都有点太聪明的意味。中国的史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聪明之处，聪明得就像一本本兵书，随处都埋藏着杀机和陷阱。对作为朝廷命官，同时又跟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很大干系的袁世凯来说，在清国遭受日本重创的情况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至于上书翁同，那也是让皇帝阅示的唯一路径。至于个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国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此，袁世凯通过翁同对光绪的上书，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得过于细致。
只不过这两次上书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帝师翁同的重视。也许，对于一直在传统框架里思索的翁同来说，袁世凯的意见显得过于生猛，也很难付诸实施。
不过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积极表现，还真引起了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住所看望，闲聊之际，袁世凯安慰李鸿章，如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鸿章不高兴了，在他看来，袁世凯分明是想替翁同当说客，劝李鸿章出让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老爷子发脾气，袁世凯自然脸上挂不住，只好诺诺告辞。李鸿章仍不解气，对亲信幕僚们又发了一通牢骚：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这一本书，写于袁世凯死后。从内容看，这样的言语，倒像是李鸿章亲口吐出的。李鸿章一直富有草根气息，言谈举止，有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对于权谋与世俗，李合肥从不陌生，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早已练就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当时的李鸿章失势于官场，心情上也坏极了，发一下脾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看法都是一时的气话，此后的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在李鸿章眼中，袁世凯还是自己线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干、办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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