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
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二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此重任交付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做“丽泽山房”，一个叫做“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办理文牍，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无私还是抓权（1）
从1879年秋天到1881年，袁世凯的很多精力用在了刻苦研究兵书上。袁世凯从书肆购买了大量兵书，整天啃着《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兵经》、《阴符》什么的，有时候也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支离破碎地读一点西洋军事文章。原先的毛头小伙袁世凯，在饱读兵书之后，慢慢有了机心和城府。当然，地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原，那里的人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潜质。袁世凯暗暗立下志向，希望像古代名将一样，沙场秋点兵，驰骋疆场上。
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这时候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经平息，本土范围内战争已经消失。不打仗，学兵书哪有用武之地呢？在河南陈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无所获的袁世凯只好苦恼地去了京城，想在京城捐一个官作交待。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这才知道，朝廷已停止捐纳，买官也没有路径了。袁世凯只好悻悻地在北京、天津等地转溜，想碰碰运气。有一次，袁世凯去了赌场，一赌之下，把自己携带的盘缠输得一干二净。
像当时所有失意书生一样，袁世凯也在烟花女子身上寻找安慰，也收获爱情。在一家妓院，袁世凯结识了名妓沈氏。沈氏见袁世凯相貌举止不凡，头脑清晰，意气风发，不由爱上了袁世凯。沈氏不仅不收袁世凯的钱，还将自己的私房钱偷偷拿来资助袁世凯，让他早谋出路，立功立名。袁世凯深受感动，答应若升官发达，一定为沈氏赎身。这一段两人之间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露水爱情，就像《三言二拍》中描写的情景一样。袁世凯还是一诺千金的，几年之后，袁世凯在朝鲜平叛升官发财后，立即派人将沈氏从妓院赎出，接到朝鲜，轰轰烈烈地迎娶沈氏当了自己的大姨太。
落魄的袁世凯游荡了一大圈之后，仍旧两手空空。此时的他，就如同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身前左右没有任何标牌指明方向。自尊心很强的袁世凯已没有颜面回河南老家了，此时，袁家的财务状态已处于窘状，家境每况愈下，不仅自己的小家如此，大家族也是如此——支撑袁氏大家族的，仅有袁保龄一人。袁保龄这时候尚在北京，月收入一百两银子，虽然不菲，但开支也很大，办公费用包括在内不算，还有两房妻室、七子三女的生活，都得支出。无论是在经济上或精力上，袁保龄已无力照料袁世凯了。正好吴长庆写信给袁保龄询问袁世凯的情况，并要袁世凯来他处。袁世凯于是便来到山东投奔父亲的好友淮军吴长庆。
袁世凯之所以提出投奔吴长庆，是因为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铁杆交情。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咸丰年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在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围困，吴廷襄命吴长庆突出重围，向驻守在皖北的袁甲三求救。袁甲三接到告急后，征询袁保恒和袁保庆的意见。袁保恒认为，现在军队正跟捻军正面交锋，胜负未定，不宜分兵。袁保庆则表示，吴廷襄以绅士办团练，势单力薄，现在兵围危城，应分兵救援。袁甲三见两人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几天以后，庐江城被破，吴廷襄战败身亡。
因为袁保恒不主张救援，吴长庆从此与袁保恒结下了梁子，但对袁保庆，吴长庆一直心存感激。二人相处得很投缘，还结拜为兄弟。不久，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吴长庆率五百人前往安庆加盟。此后，就一直跟着李鸿章转战苏南。
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吴长庆由于战功赫赫，官至提督，成为一品大员。袁保庆在南京就职的时候，吴长庆正好驻兵浦口，两人经常见面。对于虎虎有生气的袁世凯，吴长庆很喜欢，还收了袁世凯做干儿子。
袁世凯来到吴长庆军营，应该是1880年的事情。当时国内局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和休养生息之后，清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清政府有意识在军事上进行变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李鸿章等人的进言之下，清政府决定塞防与海防并举，实行“全面抵御”诏左宗棠出驻哈密，指挥收复新疆；派吴大帮办吉林边务；以曾国荃坐镇山海关；谕两广、云贵总督加强西南边防；命李鸿章加强海军建设，统筹海防。李鸿章即开始创办北洋水师，奏调广东水师提督、淮军宿将吴长庆，率军驻防山东登州，加强对山东半岛的防务。
袁世凯就像一尾鱼一样，终于游进了自己的海洋。相比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袁世凯更喜欢军营生活，在这里，他可以纵马驰骋，不受约束。袁世凯天生世故练达，性格豪爽，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胆怯和酸腐，并且善于察言观色。
吴长庆交办的事情，袁世凯都能办得很好；很多复杂的事情，到了袁世凯手中，也能迎刃而解。吴长庆很赏识袁世凯，不久即委任袁世凯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还给了袁世凯一笔丰厚的俸禄，让他养家糊口。
不过吴长庆那时候还是想让袁世凯继续科举之路的，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科举之路才是正途。吴长庆虽是行伍出身，但一直知书达理，对于文人与文化很尊重。吴长庆安排他的幕僚，也就是后来在甲午年一举中状元的张謇，去教授袁世凯。和袁世凯一起跟张謇学习的，还有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虽然张謇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但学问和见识，高过袁世凯一大块，袁世凯从张謇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与家人的通信中，袁世凯也流露出重新走科举之路的想法。毕竟，科举两试不中，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要咬紧牙关接着考就是。不过接下来的事情，连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就这样与科举永远失之交臂。科举，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和心病。
1882年，也即光绪八年壬午发生的朝鲜内乱，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改变他个人命运的一次大事。关于这次内乱的原因和详情，目前有很多版本，莫衷一是。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此次内乱是由当时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和王妃闵氏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继的，即位之初，年仅十二岁。因其未成年，朝廷商定由李应执政，称为大院君。大院君富有才略，思想上却相对守旧。执政十年之中，虽然朝鲜社会秩序安定，王室的威望提升，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王公大臣的贪污腐化，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和改变，依旧是闭关锁国。朝鲜政治的因循守旧，在邻国日本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自然成为国内改革和激进派的攻击目标。国王李熙亲政之后，由于性格懦弱，朝政大权很快被王妃闵氏揽走。闵氏以国王的名义，效仿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虽有良好的初衷，但由于控制不力，亲日势力日见膨胀，诸多势力浑水摸鱼。一时间，朝鲜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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