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提笔写袁世凯，一直是犹豫不定的。这样的犹豫，曾让我持续两年之久。我的顾虑在于，如果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现今尚有充分结论的话，那么，袁世凯这个人，从现在到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评说的。对于袁世凯的认识，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义。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是无非的结果。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当一个人得不到命运垂青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就孱弱渺小，可有可无，随时可被抛弃；而当时代被赋予某种使命，必须借助于某个人来实现目标时，这个人就会表现得强大无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的。以晚清的历史来看，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身上，似乎都充分体现了命运的双重性：当他们为这个时代实现某种愿望时，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当他们被这个时代剥夺使命，无情抛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沮丧孱弱，弱不禁风。只不过相较前两者，袁世凯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轮转力量更强——貌似强大的袁世凯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立即如悬挂在树上的一片树叶一样，被风雨席卷得无影无踪。

    的确是这样。相较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首先，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影子，中华传统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其次，袁世凯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袁世凯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写作和研究袁世凯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的发展和评价，从来就不像教科书那样泾渭分明，在很多时候，总是业绩和罪恶交织在一起，荣光和耻辱交织在一起，善良和凶残交织在一起。从袁世凯的经历来看，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平庸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无数个惊叹号和问号：少年时桀骜不驯，像天才，也像顽劣之辈；年轻时，为国家出生入死，青云直上；在此之后，他勇于创新，练新军，变军制，首倡军事改革，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领头人；他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包大揽，在那个垂垂欲倒的朝代里，绝对堪称一个另类；他勇敢地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得罪了一个阶层；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辖区大推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袁世凯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后，他却昏招迭出，最后竟不顾很多人的反对，甘心坠入一个庞大的阴谋执意称帝？袁世凯的一生，就这样充满惊叹号，也充满问号。他的终结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造就了后来研究者的满腹狐疑。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往往是以惊叹号开头，以省略号和破折号收场的。历史人物总是匆匆忙忙，以至于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无法从容地给自己画一个句号。这些留给后人的困惑和悬念，既是历史的特性，也是历史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它就如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无所不在的“悖论”实现一个目标，并不都是通过接近的方式来实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要通过远离的方式来实现；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都是以建立的方式，有很多是通过毁灭的途径才能实现？通俗的比喻就是：当年欧洲大航海，向东，是可以到达印度的，达·伽马即是走这一条道路，但向西，同样也可以到达印度，并且，由于哥伦布的矢志不移，还附带地发现了美洲；同样，一个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以加强法制而形成，却是以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悖论”显示出的道理是，无限地接近，是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和远离它，也是另一种方式——世界就是以这种螺旋上升的方式，展示它的至理：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柳暗花明。

    哲学不会让人得到最后的清晰。历史也是。或者说，只要是时间范畴内的东西，就存在着绝对不确定性，也没有最后的答案。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意思在于阐明，历史永远是当代视角，它总是和当代之间构成相生共倚的关系。对历史清醒的探究，是由历史感决定的。历史感的培养，从来不只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乃至人生的知识，更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了解过去形成帮助。现实当中永远存在一个神秘的通道，连接着今天和昨天。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现实加以清醒地甄别，就如同获得一副长焦距的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目睹消逝的时光。

    当然，这样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现实——现实的成熟和真实，决定了对历史的认识是否成熟和真实。扪心自问，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国家，能达到成熟和真实的程度吗？回答是犹豫而胆怯的。多年以来，浮躁而武断一直在持续着——当年的浮躁，可能集中在道路的选择上；今天的浮躁，则由于更多的欲望和偏见。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孱弱，也导致人云亦云，简单武断。我的任务就是尝试着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擦拭手中的工具，也擦拭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既能目睹不远处的真实，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历史还是这样构成的——它不仅仅取决于曾经发生的事实，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内心对它的呼应。

    顽童，还是天才（1）

    那是一个腐朽的年代，也是一个破落的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庞大的中华帝国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之后，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坍塌了；然后，泥沙俱下，万物萌发。如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样的过程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极易被阴谋和残酷所玷污。在这样的转化中，人们兴奋、惶恐、哀怨、无奈、迁怒、惊悸、急躁？人类的所有情感，在这样的动荡中，都会不可遏制地激发出来？外部世界如此捉摸不定，人们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挨过时间和危险，然后艰难地爬上岸来，寻找一隅之地，消磨自己的人生光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这样的激流之中，是最容易被牺牲，也是最容易被旋涡席卷而走的。

    袁世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当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在1916年的夏天躺在灵柩里回归故土的时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费。

    尽管北洋政府在财政巨大赤字的情况下，拨了五十万元用于陵墓的建设，但这一笔费用由于袁克定和田文烈控制规模不力，远远不能满足安葬的需要。最后，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个人凑了二十万，用于弥补他安葬的漏洞。这个生平一直幻想着流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后竟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看起来庄重肃穆，其实只是敷衍了事。尴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对如此结局，袁世凯若地下有知的话，会永远合不上眼睛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开始与结束于同一个地方。袁世凯似乎也是。

    袁世凯的问世，似乎就具有某种代表性，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袁世凯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这个历史上一直兵荒马乱的地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老庄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务实和诡变，同时也有着商鞅和韩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见风使舵。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民众，都不可小觑。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国时的曹操。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将人情世故和权谋之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格当中的那种高蹈、雄奇、阴鸷和残暴合而为一。曹操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凯身上，无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谋略和集体意识，又拥有强悍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袁世凯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设计的一个巨大谜语，暗示和孕育着某种无限的启迪。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大户家中。项城隶属河南省陈州府，与安徽的临泉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乡亳州，只有数百公里。后来，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说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袁世凯和袁绍，在性格和命运上似乎更具相似之处——曹操一生不称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一心称帝，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凯与其远祖袁绍，虽然所处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殊途同归，不由令人叹腕。

    从袁世凯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当中，最荣光的，是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并且交情甚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现在安徽太湖县境内一个叫做小池驿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一边改道赶往湖南老家奔丧，一边写信给在京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纪泽，告知此讯，要儿子处置完家产之后，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特意交代儿子去找他的几位老友帮忙并筹措旅费。列举的名单之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见曾国藩与袁甲三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背景，使得后来的袁世凯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门派和亲缘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个家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先是细流涓涓，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这一代时，似乎得到命运之神的关注了，袁氏家族呈现出兴旺趋势，也集体坠入一个宿命——袁耀东自幼读书求学，十八九岁时，同郭姓女子结婚成家，成婚之后，袁耀东一直坚持负笈在外求学，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后，屡试不第的袁耀东终于考中了秀才。科举之路眼看开始启航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袁耀东突然死于一场大病，死时，年仅三十五岁。不仅如此，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袁家的男子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恐怖也随着年龄与日俱增。

    由此，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件给袁世凯等人留下的阴影。袁世凯步入天命之后，一直对于这个事情颇为忌惮，时刻琢磨着去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寿命都很长，最长的就是袁耀东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劳的情况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东死后，留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袁家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以及袁重三。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辈，袁世凯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树三。

    袁世凯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后枝丫繁多的大槐树一样，茂盛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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