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秀全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教书先生出身的洪秀全对于宗教的认识，一直是生硬的，是生吞活剥的，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在科举上屡屡落第的落魄书生，对于僵化的科举取仕方式由怨生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义，那种彼岸的希望燃起了他内心中的干柴，让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义中掺人过多的酵母，从而促使教义胀大炸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崇尚基督教，还不如说他是对基督教的某种神秘感兴趣，肆意扩大其中的奇迹、幽灵和显圣。实际上真正贯穿于洪秀全内心的，还是成仙得道的中国民间传统，还是做皇帝的愿望。进人金陵之后，洪秀全头脑中潜伏了很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对于王权的渴求取代了宗教的幻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金陵这个城市，洪秀全喜欢异常。在他看来，来到金陵，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当年，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北上，所向披靡，不知不觉中，就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了。到了这个虎踞龙盘的古城之后，洪秀全就不想走了，他迷恋上了这个地方，迷恋得死去活来。洪秀全到金陵是来当皇帝的，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当一天的皇帝。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人们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感觉，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精神上。
洪秀全先是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原先矗立在紫金山附近的一座座巨殿宫寝，被一群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然后，洪秀全命令将那些巨大的宏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从而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当然，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头脑里还是身体上，他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天之途。到了后来，高高在上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唯一的安慰。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等人一再提醒金陵形势危急！劝他离开金陵另觅京都时，一直沉湎于苦苦思索中的洪秀全就是不听。在洪秀全看来，世界如此虚幻，危险同样虚幻。只有当上皇帝的感觉，才稍稍让人觉得有点真实。与其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何不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像火柴一样划过黑夜，度过闪亮的人生一一洪秀全所做的一切，就是那样匪夷所思，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实践者和鼓动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怯懦无力的哲学家，或者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
时间进入到1864年，在苏南，太平军苏州城守将郜永宽等人杀死主将谭绍光后投降了淮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节骨眼的关头，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食不下咽。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人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扎了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巳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巳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之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人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一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阴魂散去一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人高潮，也进人尾声。
1864年7月27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来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都在回顾这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那些曾经的凶险宛如皮影戏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掠过。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耗费了自己和那么多人十数年光阴和生命的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烟消云散了？
悲欣交集（1）
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一一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一一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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