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1年9月开始，一直到1864年10月1日，曾国藩乘船顺江而下去金陵，他一共在安庆城内住了三整年。读这段时间的曾国藩日记，看到最多的，就是曾国藩在读书和学问上的一些见解。对于前线战事，自战争的中期之后，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指挥方式有了调整，一般来说！对于战事，他从不过问太细！而是放手让前方将领去处理。曾国藩只是从大势上去把握战争的走向，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粮饷供给！湘军与朝廷、地方的关系处理以及选拔人才上。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该做的事情，哪些是他不该做的事情。此时的曾国藩，已颇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对于战争的大势与局面，曾国藩已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务的同时，曾国藩重拾自己的学问，又开始大量读书了。看得出，因为局势的逐渐明朗，曾国藩慢慢落得逍遥，久别书斋的曾国藩很想在战争的间歇中找一点读书人的感觉。也可能，这样的变化是曾国藩居于安庆所致，安庆一直是一个历史古城，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曾国藩步入文坛之初，就是受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一直自认是桐城派弟子。对于桐城派，可以算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曾国藩有天生的亲近感，曾国藩习惯于在文章当中寻求一种哲学和学术的自我表达，而桐城派的主张，无疑正中曾国藩下怀。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是明代大儒归有光的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归有光的文章文气充沛，既有精奥之神，又平实自然，以小见大，桐城派以他为“偶像”，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桐城三祖”中，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鼐，不太喜欢刘大口。师从桐城派之后，曾国藩以流畅圆适的语言、成熟缜密的结构、超群脱俗的构思、骈散结合的句式，写出了很多气势旺盛、气贯长虹的雄文。在桐城派后起之秀中，曾国藩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曾国藩继承和光大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使桐城派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文运。
现在，居于“桐城派”的老家，曾国藩很想安安静静地待上一阵子，采一采这里的“文气”。文章是“经国之大事”，是曾国藩终生不想放弃的，是他毕生的追求。
尽管外面硝烟弥漫，但对于曾国藩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享受着片刻轻松’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在安庆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所做的两件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是曾国藩在进驻安庆不久，迎娶了一个小妾。这是曾国藩生平第一次娶妾，也是唯一的一次娶妾。曾国藩这一次娶妾的理由让一般人难以置信一因为曾国藩一直患有癣疾，奇痒难耐，尤其是到了晚上，更如酷刑一样折磨着他。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必须有一人替他搔痒，否则总无法人睡。这个时候，由于欧阳夫人不在曾国藩的身边，曾国藩在征求了欧阳夫人和家人的意见后，由自己的亲兵营统领韩正国办理，娶了二十二岁的陈氏为妾。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还与陈氏立了一份“协议”，在“协议”中，曾国藩明确表示：陈氏只是为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帮自己夜晚挠痒，并不打算与她有什么“亲密接触”之类；并且，自己死后，陈氏可以改嫁。曾国藩这一颇让人费解的“纳妾”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原因在于曾国藩娶妾的时间正是咸丰帝的服丧期，在此期间，此项失礼的举动自然会遭到很大反响，有人还专门向朝廷上了奏折，告发了这一件事。好在朝廷因为曾国藩身居要职，要利用他带兵打仗，所以对此事并没有深究。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评价曾国藩是一个假君子，他只是利用癣疾的理由来寻欢作乐；更有说法是陈氏系一个漂亮异常的女子，并且曾经是洪秀全的妃子。一时间，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安庆的曾国藩，弄得曾国藩很是苦恼。不久，传闻风平浪静了，原因是陈氏在一年之后突然去世一年轻的陈氏一直是一个肺病患者，嫁给曾国藩时，她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尽管那一段时间陈氏对曾国藩尽心尽责，曾国藩的身体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不久，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冬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又重新开始孤独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安庆期间，曾国藩突然对于洋务感兴趣了，他花很大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全力启动洋务事宜。虽然曾国藩一再谈到，就军事本身而言，刀剑长矛永远是根本，最终解决战斗，还是要靠人才；但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曾国藩已经不排斥了。安庆兴办了军械所，先是制造枪支弹药，到了后来，竟然可以生产大炮和船只了。那段时间，曾国藩随时关注洋务的进展情况，一会去巡视枪支的制造情况，一会又去看看小火轮的制造进展。安庆军械所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1862年5月16日，曾国藩“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2月25日，“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所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曾国藩办洋务的决心。曾国藩忽然对于洋务的浓厚兴趣，引起了社会舆论大哗！很多人向朝廷上折子！说曾国藩此举不务正业，有悖道统，甚至有人说曾国藩图谋不轨，想投靠洋人。好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一直不错，也懒得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议论。当然，朝廷对于曾国藩此举还是信任和宽容的，一直没有正面表态。这样的态度，让曾国藩感到很满意。
大本营移至安庆后，湘军逐渐变得兵强马壮了。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变得有钱了。除了各地厘金基本到位之外！那些湘军将领们也变得越来越会搞钱了！他们经常让一些大户和商人捐款！所到之处！也如太平军一样！用各种手段掳获大量的钱粮物资。对于这些！曾国藩也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作为主帅，曾国藩无法管得太细！也懒得管得太细。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奏请朝廷准许他直接派李瀚章、郭嵩焘、丁日昌等赴广东抽厘助饷！专供江、浙、院各支部队。曾国藩看到洋人的武器很先进！打仗很管用！便有意变通一些政策！让李瀚章、郭嵩焘等在筹得厘金后，直接向洋人购买，然后把这些军火直接发给各路湘军；同时，也让各支部队自己筹钱到洋人那里购买，以武装自己的力量。这些现代化枪支弹药的装配，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让那些见利忘义的洋人们认识到湘军的重要，开始慢慢疏远太平军，把最好最新的武器卖给了湘军。这样，几年下来，各支湘军早已是今非昔比。
到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的风格：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是不厌其烦地将金陵周围所有太平军据点一一清理完毕，然后围困最后的孤城，等到对手弹尽粮绝时，再发动最后的一击。1862年5月下旬，曾国荃的先头部队由和州渡过江来，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这支近五万人的部队，像一枚坚硬的钉子一样最先插人了太平军的腹地。
脱胎换骨（4）
前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反而让曾国藩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在安庆后方，曾国藩的头脑一直异常冷静，他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深深地陷人了哲学思考之中，这也难怪，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步人五十岁的门槛，对于“天命”，已有了自己切身的感悟。在曾国藩看来，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如何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实现个人抱负，与天地相齐，是最应该透彻明白的。曾国藩想到星河遥迢、月悬寒枝，一股冲淡之气不由自主回旋于胸。1862年5月9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静下心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要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该考虑推举贤人来进行图谋。如果这么做事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消除了。
细细地体味这一番话语，能感觉到曾国藩此时已有相当的境界了，他的目光已看得很远。他考虑的，已不是现实的得失和名利，而是从虚无和死亡的对应中，去确立个人的位置了。
1862年8月，太平天国李秀成召集诸王大会！图解金陵之围。英王陈玉成去世之后，李秀成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高军事将领。9月，李秀成自苏州出发，指挥侍王李世贤、纳王郜永宽等诸王统率之部队，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队伍有十万之众，日夜攻打驻扎在金陵城郊的曾国荃的湘军营垒。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只有三万人。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殊死抵抗。靠人海战术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伤亡七千多人的纪录。这一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六天！曾国荃全力坚持着，身体也被子弹擦伤。有好几次，曾国荃都差点要放弃了。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告急信上说：战斗异常猛烈，湘军有很长时间没有发饷了！将士们全都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并且，整个部队的补给也没有跟上，围城的部队经常吃不饱肚子，过冬的棉衣也没有补齐，这些湘军们很想先撤回休整。战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瘟疫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仅仅几天时间，守卫雨花台的湘军部队就有数百人不治而亡。曾国荃连忙一面派人向曾国藩报告，一面派人到周边地区火速买药。结果，药还没有买回来，湘军又死了一千多人。李秀成趁机向曾国荃的部队发动进攻，曾国荃只好率羸弱的部队全力抵挡。湘军的士气掉到了谷底。
到了11月底，李秀成见曾国荃的湘军大营无懈可击，瘟疫又在自己的部队里蔓延开来，只好转向攻打由东向西步步紧逼的李鸿章部。曾国荃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他的部队在李秀成的打击下，几乎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来信，让曾国荃从雨花台撤出来。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如发了疯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撤军的命令。曾国荃回信说，自己既然在这里坚守一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死，也要死在金陵城下。
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曾贞干（曾国葆），在惨烈的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雨花台大营。曾国藩又一次泪流满面。曾贞干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藩一直很喜欢他。湘军初建时，曾贞干就跟着曾国藩了，参军比曾国荃和曾国华都要早，那时他还叫曾国葆。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贞干的部下。在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处事一段时间后，曾贞干觉得二人才干突出，便主动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自己甘居其下。1854年湘军兵败岳州，曾贞干主动承担责任，赋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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