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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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国藩按照朝廷的旨意,从宿松开往皖南。28日,到达徽州祁门县。祁门是安徽最南部的一个县,跟江西景德镇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间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军和太平军的重要粮道。曾国藩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县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院里,这座大屋建于清代中期,原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养心斋、承泽堂、思补斋四部分组成,房房相连,屋屋相通,是驻扎军队的理想之地。曾国藩在洪家大屋巡视了一番后,决定将行辕设置在后花厅之中。然后吩咐笔墨伺候,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让人贴在柱子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原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往往都会亲自撰写楹联。在楹联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时间曾国藩在想些什么,努力避免什么。祁门洪家大屋的楹联显示,到祁门时,曾国藩的心情不错。

    在祁门的那段时间,曾国藩主要是部署防务,查视营垒,巡视岭防,督战徽城。白天繁忙的军务停歇下来之后,每天晚上,曾国藩就要一个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会,这样,就可以让白天的喧嚣和烦躁如尘埃般慢慢落下,内心的涟漪也如微风掠过后的湖面一样,重新归于平静。曾国藩喜欢在这样的静谧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后,曾国藩会继续抖擞精神,处理大量的来往公文。有时候,在公文处理的闲暇!曾国藩会认认真真地写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就像候鸟一样!顺着蛛网般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写信,是曾国藩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既是曾国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绪的通风口。当曾国荃曾国藩提笔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大臣,不是一个杀人机器,一个暴徒;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兄长,一个朋友。曾国藩写信对象最多的,就是几个兄弟,还有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在曾国藩看来,自己的几个兄弟,国潢生性疏阔,国荃豪爽任侠,至于曾国华和曾贞干国葆,曾国藩一直担心他们“气太清”,气太清,就容易单薄,所以每次曾国藩都要嘱咐他们多读书,只有深厚的思想和扎实的学问,才能弥补气质的轻薄。当然,曾氏兄弟在通信当中,有很多家长里短的私事。在曾国藩看来,家事与国事,同样重要,疏忽不得。咸丰九年底,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权主持兄弟之间的分家。曾国荃回了老家荷叶塘一趟,把兄长的意思向大家转达了。这次分家,几个兄弟互相谦让,姿态都非常高。在宿松驻扎的曾国藩收到了妻子从老家来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况:

    内有分家分关一纸稿。大分金、玉二号,系先考与叔父离轩所分。

    小分福、禄、寿、喜四号,系余与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匀,公私咸得欢心,沅弟之所经营也。

    兄弟几个中,曾国藩最偏爱的,就是九弟曾国荃了,花费心血也最多。曾国藩最担心国荃的急躁脾气,几乎每次给曾国荃写信,都要告诫他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大他十三岁的家兄,曾国荃当然非常尊敬,曾国荃统领“吉”字营时,曾在军营中手书一联,挂于帐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曾国藩还写过一首《忆弟诗》送给曾国荃,这诗曾在湘军中广为流传:

    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每一次写信,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细致无比。读曾国藩的信函,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曾国藩的气脉都非常顺畅,仿佛这些信函不是写自剑拔弩张的军中大帐,而是置身于恬静安宁的乡野古舍。当然,在家书中,曾国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癣疮所遭遇的折磨这种皮肤病自曾国藩三十岁时感染后,一直没能见好,曾国藩整天感到瘙痒,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痒难耐,无法人睡。曾国藩每到一地,就遍寻名医,但几乎所有中医对这种奇怪的皮肤病都束手无策。在信中,曾国藩经常向他的亲人们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无奈,排遣郁闷,也寻找慰藉。曾国藩就是这样心无旁骛地写着家信。家信对于曾国藩来说,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课,让曾国藩在肃杀冰冷的战争岁月里,感受到来自老家的温暖,也让他冶炼安详凝重的静气。

    脱胎换骨(2)

    进军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刚刚就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不好违背。因为江南大营溃败,金陵附近清军势力不再,朝廷想让曾国藩领军东援,继续给金陵施压。曾国藩也知道孤军深人的危险,移师祁门,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姿势给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门,也是跟胡林翼商量过的。之所以把大营选择在祁门!主要出于多重考虑!一是湘军的钱粮供给大都来自江西!驻军祁门!可以保证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给;二是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可以随时从皖南东进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对金陵形成包围;三是可以兼顾安庆那边的战局,如果时机不成熟,就掉头回安庆城下。在曾国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进驻浙江,杀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为营!把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逐一收复,稳扎稳打,然后由西向东推进,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国藩看来,安庆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国长江沿岸的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桥头堡占领了,大势就会逆转,胜利的天平也就会倾斜。曾国藩率领人马到达祁门之后,太平天国立即有了激烈反应,调集了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军的进攻路线。这样,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那段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在皖南的战役,竟达百余次之多。由此可见战争的频繁和惨烈。

    徽州的战斗差一点让曾国藩身败名裂。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一部分在安庆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战线拉得过长。一万多人进入徽州后,一下子掉入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当时,在皖南的东北面,由太平军李秀成据守;在南面,则是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西北,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大军一直在长江沿岸,总兵力在五万左右。置身这样的局面,无疑岌岌可危。湘军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无法打开。这当中,最严酷的战争是徽州府的失陷。1860年10月,太平军两路夹击,一路从北到南,从宁国方向杀向祁门;另一路则由南至北,从景德镇方向杀来。从宁国方向杀来的太平军连续攻克旌德、绩溪,兵临徽州府城下。曾国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领李元度坚守不出,李元度违背命令,轻易出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徽州府失守,李元度无脸见曾国藩,南下逃走。曾国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军法治罪,李鸿章等一帮幕僚苦苦相劝。为此,曾国藩还跟李鸿章翻了脸,致使李鸿章后来出走南昌。

    危机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北京,击败僧格林沁的军队。咸丰只好带着皇妃、皇太子及亲信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十万火急中,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率精兵数千拱卫京师。接到诏书,曾国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时此刻的曾国藩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指望鲍超军从江西赶往皖南救援,如果鲍超军此时转赴京城,皖南的战局将彻底崩溃。如果不派部队进京’曾国藩又会背上一个“抗旨”罪名,同样也承担不起。情急之下,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李鸿章的一个建议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一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这样,朝廷当然不同意,还会下诏来调人。这样,信在路上一来一往,就会占用很长时间一也就达到了争取时间、调集人马的作用。这一招果然有效一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缓解,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一个危机躲过去了,另一个危险接踵而至。1860年12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栈岭进山,攻克黟县,距祁门湘军大营仅有六十里。此时此刻,祁门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营内的一些亲兵之外,其他湘军全距祁门很远,曾国藩想调集部队回援已不可能。曾国藩长叹一声,准备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国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亲兵全打发到内室之外,一个人在灯下安静地写自己的遗嘱,让人连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昼夜行军,赶到祁门附近,全力抵挡李秀成部的进攻。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国藩的大本营在祁门,没有全力进军祁门,部队退出了羊栈岭,绕道进了浙江。

    虽然皖南的形势得到了缓解,危机并没有解除。不久,太平军又先后兵分两路进军祁门,这一次,是太平天国主将陈玉成亲自率领人马。形势变得异常紧急:在北面,太平军攻到了仅离祁门二十里的地方;在南面,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景德镇,皖南镇总兵陈大富战死;在东面,李秀成部也从浙江境内掉转方向,再次向徽州发起攻击。曾国藩又一次陷人了包围之中。1861年4月,曾国藩由祁门赴休宁,调集徽州境内的各军进攻徽州府,以期打开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军乘夜出城偷袭,湘军大败溃散,太平军乘胜追击,将曾国藩围困在休宁。高度危机之时,曾国藩只好坐在大帐之中,再次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看不到慌乱,却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还可以管窥曾国藩的真实思想一很明显,这已算是一封遗书了:

    接到你们二月二十三日来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我在初三日到达安徽休宁县,就听到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日所写的家书,托你们九叔曾国莶寄回湖南老家,巳经讲到此地的局势十分危急,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但还想到可以强攻徽州,如果得手,还是一条生路。初五日强攻徽州,强中营和湘前营在西门受到一次挫败;十二曰再攻,未能引诱敌人出城一战;当夜二更天,敌人偷偷出城打劫营寨村庄,强中营和湘前营大败。……目前的局势更加紧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巳断绝。经过这次大败,军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可以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可能有转机,不然的话,这里就不堪设想了。

    我自从投入军事以来,即抱着一种临危受命的志向。丁巳和戊午那两年在家养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违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后来起复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坚定。这次即使遇到什么不测之祸,我也毫无牵恋的了。回想我自己,从小贫穷无知,现在能官至一品大员,年龄也巳过五十,在外面也稍有点名声,又手握兵权,占据了高位,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对古文和诗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没有好好地创作,在这方面施展才华,打开一条大路。我对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据,如果现在突然死了,那么我的一些心得,就永远无人领会了。我的书法用功较浅,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这三方面一无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专长。因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骗对方,而我的性格太直,这怎么能对付兵势滔天的敌人?以前虽然有些胜利的捷报,那也是侥幸,并不是我应得的战果。你们兄弟长大之后,切切不可涉足于军队之间,这种事难以见功业,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会留给后代人非难的口实。我长久地在行军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稍可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最初的愿望,没有辜负我的学问,没有一刻忘掉仁政爱民的心愿。近来我的阅历更多,深深体会到带领军队的痛苦。你们都要一心一意地读书,将来不能从军,也不必出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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