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惧权势敢言直谏

    范仲淹除了教学外，还不忘天下之忧，仍以忧天下的心情上书执政。范仲淹这次上书洋洋万余言，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主张。

    固邦本的意思是，国家职权的基础在州县的长官，要以德才的标准选好一州、一县的官员。因为他们与百姓的利益最为密切，他们是最快、最清楚得知百姓的需求。一定要使吏治清明，这样才能为民兴利除害，使国家安如磐石。

    厚民力是要积极发展生产，提高百姓的劳动能力，使他们不生懒惰之心。重名器则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大力开设学校，派专人管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要重视选举的力度，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

    备戎狄的内容是，培养将才，充实边郡，以加强国防。杜奸雄是努力政治革新，使奸人无隙可乘。明国听是应奖赏、亲近直谏之臣，而远离奸佞。

    范仲淹的上书给宰相之一的王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晏殊推荐范仲淹任馆职，王曾也非常赞同。

    馆是指以馆、院、阁命名的几个学术机构。唐朝时设有集贤殿书院，掌管撰集文章、校理经籍之事。宋朝沿用唐制，以弘文馆、集贤院、史馆为三馆。988年，宋太宗又命人从三馆中选出真本书籍万余卷，连同古画墨迹，另置一阁，从此就有三馆一阁。这些馆、院、阁所设的官职叫做馆职。若是以其他官兼馆职则叫做贴职，而这些单位则统称为馆阁。

    馆阁之制是由中国传统的宫廷学术服务制度演化而成的制度。他们的职责包括修史、研究学术，担任皇帝的学术顾问，没有行政工作及责任。一旦出任此职，就被视为名流，因此馆阁被世人认为是储才之所。此外，宋朝还以几个殿各设大学士、学士等官名，作为执政大臣的荣衔。后来馆职也拿来作为朝臣出任外官时所加的头衔，实际上并不任其职事。例如范仲淹晚年奉命经略陕西，就加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被称为“龙图老子”。

    这些称号头衔只表示是朝臣任外官的身份，本身并无实质的职务意义在内。关于馆职是储才之所这一点，南宋人洪迈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馆阁之选，都是‘天下英俊’，但必须先经过考试，然后再任命。”

    晏殊在推荐书中，赞扬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提到他曾在泰州兴海堰之利，后丁母忧在应天府教书，认真到足不出户的地步，实在是“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希望能让他有机会参加考试。范仲淹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1028年12月，他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进身馆职。“秘阁”是藏书的地方。“校理”则是校勘、整理书籍的意思。对范仲淹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中进士13年来，他终于在京城获得一个能经常见到皇帝、悉知朝廷大事、能得到大的提升从而实现抱负的职位。

    宋仁宗在历史上也可以称为是一位仁德的皇帝。他5岁封公，6岁封郡王，9岁封王，并被册立为皇太子，13岁登基。他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是刘太后的侍女李氏（死前才被称为李宸妃）得幸于真宗而生的。因为太后没有生育，被太后收作儿子，可怜的李宸妃不敢告诉他自己是他的亲生母亲，其他的人也都不敢言。一直到太后去世，这事才被传开，宋仁宗24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母是谁。

    宋真宗崩后，宋仁宗奉刘太后为章献皇太后。按规矩，次年宋仁宗即位后元月就该改元。宋仁宗下诏改元为天圣，他一边读诏，一边号泣良久，然后伤心地对左右说：“朕实在不忍心遽改先帝年号！”宋仁宗还是个孝子，对奉遗诏辅政的章献皇太后毕恭毕敬。后来，得知刘太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仍然很照顾刘氏一族。

    宋真宗在位的第十一年，曾对宰相说过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俭的皇帝，一件衣服可以穿很长时间，由于被洗的次数多了，颜色都变了，还被宫人们取笑。有时竟发现负责饮食的太监拿来的食物里面有虫，但都没有说过，唯恐说出去有人会因此获罪。

    1029年，宋仁宗要在冬至率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命相关人员草拟礼仪。其实，在三年前，宋仁宗就曾经向太后表示过要为她上寿，太后没有同意。宰相王曾也说：“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则以谦让顾全国体，请遵照太后的命令为宜。”

    宋仁宗的这个决定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因为皇帝“以孝励天下”是好事，但不惜以帝王之尊，率百官向太后上寿，则是不成体统。大臣们只是悄悄议论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表示反对。

    范仲淹在得知这件事后，立刻上奏疏劝阻宋仁宗不能这样做。他说，自古以来皇帝都是居“南面而为人君”的地位，绝无北面而执人臣之仪。意思是皇帝只能受拜，而不能拜任何人。皇帝可以有孝道，却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表示孝道，可以在私底下行儿孙之礼，但不可公开率群臣行之。皇帝与百官一起行礼，将有损君威国体，不足为后世效法，而且会立下“人主弱、母后强”的恶例，招致随同而来的外戚的强权。这份奏疏呈上后，宋仁宗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处罚他。最后，宋仁宗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了。这个结果早在范仲淹的预料之中，但他认为既为臣子，当极力劝谏，而且国家不能主上复有一主。

    晏殊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恐惧，立刻把范仲淹找来。责怪他不该如此逞强，用这种狂率的行为沽名钓誉，一不小心就会连累他人。范仲淹正想开口辩解，却被晏殊打断，叫他不要强辩。范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就拜退了。为此，范仲淹深感委屈。

    后来，范仲淹恭敬却义正辞严地给晏殊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因受晏殊的举荐而得入馆职，时时不忘提拔之恩，深恐自己不能尽职尽责，使晏殊因为举荐错人而蒙羞，没想到现在却因为忠直而被怪罪。这件事可以请皇帝率亲王皇族，在宫内向太后祝寿；由宰相率百官于前殿祝寿，并不会减少太后的尊崇之威，也可以保存皇帝的威严。再者，后代若有人效仿，外戚以此为例来抑制皇帝，这就是大祸害啊。自己身为臣子，怎么能听闻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去阻止呢。

    晏殊看到这篇文字，感到非常惭愧。范仲淹又以更大的勇气，再次上呈奏疏奏请太后还政。奏疏呈上后，和上次一样，章献太后和宋仁宗当时都没有回应。

    1029年底，朝廷诏命范仲淹出任河中府同判，实际上是被贬谪了。同事为他送行的时候，都极为称赞他。

    河中府在今山西省西南端，与陕西省交界处的永济县，距南边的潼关大约四五十公里。“同判”本称“通判”，为了避皇太后的名讳，而改称同判，是太祖针对五代地方权力过重的缺陷而设的官名。宋初时，同判在名义上是知府、知州的佐官，实际上则是共同治理者，甚至是监视者。地方文件都必须由通判批后方才有效。

    范仲淹到任后，虽然已被贬到地方，但对朝中大事仍时刻留意。凡遇到认为不应行的举措，立刻上疏表达自己的意见。

    1030年3月，范仲淹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停止修建寺观，减少购买木材的开支，以顺人心、彰圣治。

    4月，范仲淹转殿中丞仍同判河中府。7月，范仲淹在举行恢复制举以后的第一次考试的前两个月，又给宰相上了一封信。

    宋朝的科举制度，除了定期举行的称之为贡举的进士、明经等科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即国家需要某些种类人才的时候，就加以分科，由皇帝临时下诏招考的考试不常举行，也不像贡举那样有一定的章程，称之为“制举”。

    制举的考试方式，一般是由地方政府举荐朝廷所需要的人才到京城，大多由皇帝亲试。这个考试的最初用意，一是担心只靠贡举，可能还有很好的各方面的人才被埋没，所以不用先通过贡举式的地方笔试，而直接推荐到朝廷，由天子亲自选举。这种考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管是否中过进士，都可以参加考试。而且，为防主办荐举的官员有所遗漏，还准许想应试的人到京城自荐。

    宋真宗时，制举曾设有六个科目。他行封禅大典后，有些人为了谄媚皇帝，对他说汉朝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招人才，多是因为兵荒灾变，才下诏求人才，以寻访政治的缺失。现在大宋已经上泰山行过封禅大典，向天报太平了，就不该再设这个科目。于是，从此制举就停顿不办。

    1029年2月，在夏竦等人的请求之下，宋仁宗下诏恢复制举。

    范仲淹在上书中写到，“善于治国者，无不先培育人才；培育人才的方法，无不先鼓励求学；鼓励求学的要务，则在崇尚经书。因为经书中都是圣贤相传的大道，能够学这种大道，学生的才能就会越大；才能越大，则能够成就的事功也就越大。”

    他指出，当时的为学者，都不以经书为本。从政者也很少谈教化的问题，所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学术界弥漫着只重表面、不求根本的浮夸风气。一旦恢复制举，不但可以选出被埋没的人才，从而询访施政得失，而且可以乘这个时候，鼓励天下人求学，培育天下的才能之士，正是“复小为大，抑薄归厚”，把天下不良风气予以转变的大好机会，官府也可以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

    他又指出，制举考试最重要的是在内容。因为考试的科目往往影响读书人读书的方向。他主张，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命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之前都是以重诗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有了正确的方向以后，才可以把天下贤俊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之才。范仲淹的这个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这以前，包括唐朝，考试经书都停留在记诵的阶段，诗赋的比重很大，实际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不能真正地考察出来。这次上书，可能因为他人微言轻，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这年7月份举办的制举，有一位在范仲淹以后的政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考上了，他就是后来被天下人视为范仲淹一党的富弼。这年，另一位后来同样被认为是范仲淹同党的欧阳修，也考上进士。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富弼与欧阳修二人的登入仕途，可称为“范仲淹气候”的形成阶段。

    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他是宋朝40位制举登科的人当中唯一官至宰相的人。当时的制度是现任官可以考“贤良方正”科，无官者考“茂才异等”科，富弼考上的就是后者。

    在应天府的时候，晏殊曾让范仲淹为自己已到及笄之年的女儿介绍丈夫。范仲淹就把较为修谨的富弼推荐给他，富弼因此就成了晏殊的女婿。

    在这一年，范仲淹又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请太后把执政权还给皇上。他提出的理由是，现在皇上已经21岁了，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希望太后把大权还归真主，退居后宫，享受“天下之养”。

    1031年，范仲淹改迁太常博士同判陈州。太常博士属于太常寺，太常寺掌宗庙祭祀之事，但宋朝的太常寺只留空名，实际职务在太常礼院。

    陈州，春秋时代是陈国所在地，在今河南省中部的淮阳县，距离西北方的首都开封大约150公里。陈州比在河中府更接近京城。在这里，范仲淹能更快得知朝中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他必定要上疏提出指正意见。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励尚风节，自此始。” 矫励是矫正俗情而立高节；风节是指独立不惧的志气和节操。

    当时，有许多人都批评范仲淹多管闲事，告诫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了“各司其局，不相侵官”。这是指不侵犯行政上的权责而言，并不是指劝诫天子不被蒙蔽的言路。言路应该是不分大臣小臣、远臣近臣的。例如古时的圣人，常常求天下之言，不但命百官指正缺失，还派专人到各地采集民间诗歌谣咏，以探求民隐。

    他又说，至于“远不当谏”，当年周武王伐殷，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难道伯夷、叔齐是“近臣”？孔子称赞他们为贤人，也没有因为“远谏”而责怪他们。如此看来，哪有什么远臣、近臣之分呢！再者，有人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讥”。那是指有道的朝廷，做到教育感化之功，则百姓就没什么意见了。

    还有人指责他喜欢标新立异，以此来沽名钓誉。范仲淹反驳说，如果说他喜欢标新立异，则像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阳、蔺相如夺璧于强秦、诸葛亮需三顾茅庐方肯出山，这些前代圣贤不都是标新立异吗！圣人本来就崇尚名教。如果一个人不畏名教，没有荣辱观念，则一切赏罚都将对他失去作用，一切教育也将无以施行。

    他还强调，三代的圣贤，不是都很有名吗？唯有人人要名，知道爱护名，才会向那些“名人”看齐而向善。因此他不但不以为“好奇”、“邀名”不对，反而深恐自己“好”得不够多、“邀”得不够积极呢！

    1032年，范仲淹听说京师有一些被宠幸的近臣，竟不经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机关，而由皇室后宫直接任命官职。他以太常博士同判陈州的身份急忙上奏，指责这种扰乱制度的作法绝非“太平之政”，应以三百多年前唐中宗时代的“墨敕斜封官”为戒。

    皇帝发给外藩及京外官的公文叫敕书，古时本多用黄纸，以朱笔书写。而“墨敕”是指不经外廷撰拟，而以墨笔所写，由内廷径自发出的敕书。

    唐中宗的时候，还未完全走出后宫干政的局面。她们进行卖官鬻爵的勾当，不管是贩夫走卒、屠户奴婢，只要出钱30万，她们就以“墨敕”斜封，交付中书省授官，因此这种用钱买来的官，被称作“斜封官”。范仲淹担心终会造成这种现象，再三劝谏宋仁宗。

    谏言“名正言顺”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上疏劝谏，宋仁宗开始关注起范仲淹。

    1033年3月，实际掌权达11年之久的章献太后崩逝。留下遗诏：“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

    宋仁宗问参知政事薛奎，太后在崩逝前，因病重不能言语，焦急地拉了几次身上的衣服，好像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不知是什么意思。

    薛奎是个善于知人、敢言敢为的人，范仲淹也曾受他的提携。他说，太后生前所穿的哀冕是皇帝才能穿的衣服，太后想要告诉陛下穿着这件衣服，她无法见先帝。宋仁宗听他这么一说，忙下令给太后换衣服入殓。

    章献太后去世后，关于宋仁宗的身世，才渐渐有人敢公开谈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宋仁宗，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乃李宸妃所生，又号恸数日，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并下诏改葬。有心怀恶意者对宋仁宗说，李宸妃死于非命，丧不成礼。宋仁宗也感到很怀疑，于是命令李宸妃的弟弟，趁改葬的时候开棺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李宸妃的遗体容貌如生，服饰严整，根本没有被亏待的样子。

    其实，李宸妃之所以按礼制发丧，是宰相吕夷简的功劳。后来，也是他与范仲淹发生极大冲突，终而掀起宋朝第一波的朋党之论。

    宋太宗、真宗时代有位宰相叫吕蒙正，宋真宗曾经问过他，在他的孩子中谁最有能力，吕蒙正就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1029年，由于宰相王曾一再违逆章献太后的意旨而被罢斥，吕夷简升为宰相并掌有大权。

    1032年，宋仁宗的亲生母李宸妃薨，章献太后命宫中人不给她治丧。吕夷简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忙觐见太后，他故意问太后，听说有‘宫嫔’死去，不知是不是真的？章献太后不高兴地说，你堂堂一个宰相，难道要来干涉后宫的事情吗？说完就很生气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章献太后又把吕夷简招来，询问他为什么那么问，吕夷简回答，如果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就不敢说什么意见；但如果太后顾念刘氏的前途，则臣建议，丧礼宜从厚，绝不可怠慢。

    章献太后这时才悟出他讲得有道理，于是马上说：“死去的是李宸妃，你说该怎么办？”

    吕夷简就提出他的意见，请太后准在皇仪殿治丧，用一品礼把李宸妃的灵柩放置在洪福寺，并以厚服入殓，用水银实棺。这些意见太后都采纳了，可是那些善于逢迎太后的承办官员却对太后说“岁月未利”，希望太后下令，出丧时不从城门出，要凿城墙而出。

    吕夷简听到之后，立即求见太后。太后知道他的来意，故意不接见，只派宠信的内侍问他有什么事。吕夷简说：“凿城墙非礼，宜自西华门出丧。”章献太后没有理会他的说法。吕夷简坚持不走，一而再地劝谏太后。太后还是不许。吕夷简急了，就正色对内侍说：“再怎么说，李宸妃总是生下当今皇上的亲生母。现在去世了，竟然丧不成礼，看来终有一天，会有人因此而获罪，到那个时候，莫要说我吕夷简今天没说过这些话。”太后这才答应照他的意见，更改丧礼进行方式。

    这年，宋仁宗亲政以后，开始大换朝廷官员，许多太后掌权时代所任用的大臣被外放，而另一批原被太后罢斥于外的，及不阿附太后势力的人，则逐渐被召回。

    章献太后崩后的事吕夷简、参知政事晏殊，及枢密副使夏竦、范雍等人在内，都予以降职外调。而范仲淹则被任命为右司谏。有了专门谏言的职位，范仲淹对上书言事更加无所畏惧了。

    太后的遗诏中指出，让皇帝和新立的太后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范仲淹听说后，忙上疏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以来从没听说，因曾保护养育皇上，就可代替为太后的。现在一位太后才崩逝，又马上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岂不是要怀疑陛下，不能有一天没有母后之助？”

    这个时候，宋仁宗已经决定把太后遗诏中“裁处军国大事”的字眼予以删除。但被章献太后指定为继任太后的杨太妃，仍获得“太后”的称号，只是不予正式册封。一方面免蹈覆辙，另一方面表示尊重章献太后的遗诏，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太后临朝决事叫做称制。章献太后称制，刚开始的时候，还说得上是号令严明，周围的亲信也少有狐假虎威的情形发生。甚至每当赐御食给族人时，必定命人把宫中用的食器换掉，免得御用的东西流入外戚家而引来物议，相当小心谨慎。可是后期作风就变了，她开始进用本家人，又让宠信的内侍查访宫外之事，产生了一些权倾一时的太监。

    在她称制期间，难免有人受过她的压迫或贬抑。她过世后，宋仁宗很快得知她并不是自己的生母，而且在刚亲政时的政治作为方面，有意抛弃太后时代的旧事物。对朝中官员，尤其是重位之臣则进行换班式的大调动。于是，有善于逢迎的人，就在他面前极力数落太后种种的不是，大做翻案文章。

    范仲淹却很冷静地向皇帝进言道：“太后受托于先帝，保佑圣躬达十余年，政治上并没有出现过什么过失，实在应该掩其小过，以全其大德。” 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看来，一般人所应声附和指责的，不外是些因个人恩怨而起的利害冲突，与危及大众的政治过失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太后既然在施政上没什么大错，就应看在她曾护佑皇帝的份上，全其大德，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些小错误上，对已经崩逝的太后进行打击。这样，也有损皇帝的名誉。

    宋仁宗看过他的谏言后，顿时大悟。于是下诏，说太后“恩勤至矣”，并指责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命天下人不准再谈太后时代的政令是非。

    1033年7月，江、淮、京东一带发生蝗旱灾。范仲淹立刻奏请宋仁宗派使巡行，以安抚受灾的百姓。可是奏疏呈上后，皇帝毫无反应。范仲淹避去众人，找到皇上对他说：“宫中如果有半天没饭吃，该怎么办？现在天下严重缺粮，怎可不赶快设按救济？”宋仁宗这才明白过来，因此命范仲淹前往江、淮灾区赈灾。他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禁淫祀，并奏请减免各项税捐。

    赈灾回来时，范仲淹还把灾民用来充饥的草根树皮和蝗虫，送到皇帝和妃嫔面前，让他们了解，遇到天灾时，老百姓苦到什么地步，以戒奢侈之心。

    同时，由于目睹蝗旱灾的惨状，使他更切实体认到，虽然现在看上去是太平盛世，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范仲淹平时已经注意到要居安思危，但这次巡行，更加深他对这些危机的警觉。在赈灾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里，以财政问题最为明显和严峻。在回来的途中，他奋笔疾书拟好奏疏，上言匡正时弊的方法。

    这份奏疏包括这几个主要方面：

    一、严格控制和缩减各有关粮饷发放及衣服制作供应单位的开支。在太祖时代，政府收入比现在少得多，但可以养六军，在天下出现灾荒时可以顺利地度过。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多，但一遇灾荒，连粮食和棉布之类的抗灾物资都严重缺乏。由此可见，这些机构的开支是多么庞大，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

    二、太祖时代，为了恢复燕云十六州，把国库的结余都存入特设的“封椿库”，准备在有军事行动时不因额外征税而扰民。可是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国家太平近三十年了，但由于对臣下的额外恩赏过多，已到滥赏的地步，把国库花费殆尽。要知道“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非社稷之福”，要求一切恩赏应依法办理。

    三、国家的兵力大多集中在京师，为了养兵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应该精简兵员防止冗兵。宋朝的征兵制以募兵为主，兵士终身在兵营，全靠国家给予补给。现在国家正处于太平时期，根本不需要作战，应该在平时农忙时让他们回去，有需要时再把他们征集回来。年老的士兵，有田地儿女的，应让他们回家养老。

    四、江、淮诸路除了要运粮至京师以外，政府还到两浙收购米谷。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年年丰收，谷价却仍高居不下，官方伤财，民间乏食，而粮运京师更养些冗兵、冗吏，以及一些充塞京师的游惰之士。他主张削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这样一来，京师的用度节省，江淮的赋税运粮就可以减少，也可免去高价收购粮食，平稳粮价。

    五、精简不需要的官员、官吏。宋朝为了不出现官员权力过高而反叛的现象，设置了大量的机构和职位，招收大批官员，让他们在工作中互相牵制，就形成了冗官、冗吏的现象。例如馆阁的一再增加；礼部有太常寺主管礼乐，又别置礼仪院、太常礼院；有刑部大理寺主管刑法，又设有审刑院等，应当予以裁汰合并。

    六、国家每年耗费在向西北买马、养马上面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为了战争需要西北戎马又不可不收。范仲淹建议可以收买之后转卖予民间饲养，这样可以省去大笔饲养费用。一旦有需要，可向民间再购买回来。

    七、朝廷要节俭用度，不要奢侈，这样可以减少许多押运大宗物资的人员，减少国库开支。

    八、建修寺观的巨大花费最无实质意义，希望皇帝以土木之劳为戒，将那些花费转作其他用途。

    宋仁宗看到这份奏疏后，觉得言之有理，欣然按照范仲淹的建议发布命令。之后，范仲淹又奏请士兵服役七年后应当全部准予归农，这一奏请也获得采纳了。

    劝阻废后终遭贬官

    在宋仁宗15岁时，章献太后为他选了几个大臣的后代进宫为妃，其中就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和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宋仁宗献太后的命令，不得已只好立郭氏为后。但是却十分疏远郭氏，不愿意理会她。

    郭皇后刁蛮任性，本性善妒，又有章献太后撑腰，她整日在后宫作威作福，不允许后宫的其他女子接近宋仁宗，弄得宋仁宗连后宫都不想去了。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宋仁宗亲政后力图要摆脱太后的控制，于是更讨厌郭皇后了。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皇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宋仁宗面前诋毁她。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皇后，郭皇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宋仁宗跑过来制止，偏巧这一巴掌落在宋仁宗的身上。宋仁宗怒气冲天，他本来就厌恶郭皇后，现在立刻就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废后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宋仁宗便去寻求宰相吕夷简的支持，这恰好是吕夷简最想看到的事情。为什么吕夷简如此仇恨郭皇后呢？

    原来，章献太后崩后，宋仁宗亲政，他就开始把朝廷的大臣进行大换班，换掉受太后重用的官员。吕夷简早已料想到必会有大调动，但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被降职或者外调。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在朝中无人能及，对以往的功劳也很自信。他还用非常恳切的语气，上谏了八件事，要皇帝“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即要匡正朝纲，制止官员的不良行为，禁止贪赃枉法，远离奸佞之臣，不要沉迷于美色，疏远弄臣，不要奢靡耗费国力，节约国库开支。让他更自信的是，宋仁宗曾与他商量过人事替换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把太后重用的张耆、夏竦等人全部予以罢斥。

    皇帝回后宫时，把这件事向郭皇后提起。郭皇后听了，就很不客气地说：“难道就只有吕夷简一人不附和太后吗？我看他才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宋仁宗听她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在太后垂帘期间，吕夷简非但从未被罢斥，而且取代王曾为首相。他若不是办事讨得太后的欢心，怎么能升官呢？于是决定将吕夷简一并罢斥。

    当宣布降职外调的名单时，吕夷简神色自若，毫不紧张，没想到事，判澶州”。吕夷简听后震惊不已，他万没想到会有自己。但以他的政治敏感，他马上想到，必定有人在宋仁宗耳边说了什么。于是退朝后，他立刻拜托平日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太监副都知阎文应代为探察。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阎文应终于查出来，并向吕夷简报告。吕夷简这才明白，原来是郭皇后在捣鬼。因此，他在心里恨透了郭皇后。

    半年后，就是范仲淹以八事上疏后三个月，朝廷又发布一项人事命令。即贬首相张士逊到河南府（洛阳）任职，复用吕夷简为宰相。自从发生蝗旱灾以来，首相张士逊一直无所建树，因此宋仁宗就想起来被罢斥在外的吕夷简。正好张士逊又因犯事被弹劾，于是宋仁宗就乘机把吕夷简调了回来。吕夷简本人也没有对这次的外调有过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会被起用。由于张士逊的无能，使得这一天提早到来了。

    在宋仁宗向吕夷简露出废后之意前，他已从阎文应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心中自是兴奋不已。但是废后毕竟是国家大事，要有说服天下的理由，而且最好是能够造成“众人皆曰废”的声势，那么宋仁宗才能更加认可他的能力。

    这时恰好一个人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人就是范讽。之前弹劾张士逊，劝宋仁宗复用吕夷简的正是他。

    范讽，齐州（山东历城县）人。他很有才能，但不是正直之士。他为了升官不择手段，不顾名声礼法，作风偏激。他一再与吕夷简勾结，目的是希望吕夷简得势后援引自己入“二府”，但吕夷简对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认为这种人只能在必要的时候加以利用，若是援引上来与自己同列，将来一定会成为大的祸患。所以，后来非但没有提拔他，反而在利用之后就把他排挤出去。

    针对废后的理由，范讽给吕夷简献出一个他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说词：“当今皇后，册立以来已经九年，一直没有生子，义当废！”吕夷简听到后满心欢喜，两人立即商讨废后的步骤。

    宋仁宗还在为废后的决定犹豫不决时，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朝野。范仲淹这时已回到京师，他明知发生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天子本来就不喜欢郭后。若提出异议，必会忤逆天子心意，但他知道郭皇后并无大过，没有理由废去，这样做会使天下人对皇帝有异议。于是他以谏官的身份极陈其不可，并请皇帝趁早把这件事情搁置不议，免得外面闹得满城风雨。

    范仲淹的上疏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回应。这时，又有传言，说皇上和宰相已经商议过决定把皇后废除，并移居道观，正式诏书即将宣告天下。

    当时的观点认为，皇后乃是母仪天下之人，除非确实犯了无可饶恕的大过，否则不宜轻易废之。郭皇后显然还没有犯这么大的过错，若遽言废后，至为不当。再者，即使皇后确实当废，也应告之于皇室祖宗，并示之于天下，岂可由两府大臣私自商议？

    吕夷简早就料到废后的消息一出，必定会引来轩然大波，尤其来自职司言责的谏官、御史之压力，必会直接猛扑而来。所以，他事先就下令有关单位，不得受理台谏奏疏的呈转。

    范仲淹听到郭皇后将被打入道观的消息，立刻上疏谏止。然而因为吕夷简有安排，奏疏在中途被截，无法送达皇帝面前。不久，诏书公布于天下，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 降皇后为净妃，而且不许大臣再劝谏。无奈之下，范仲淹就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等人，拜伏在垂拱殿门，劝谏宋仁宗不可废皇后，请宋仁宗接纳他们的谏言。可是守殿门的人早已接到命令，紧闭大门，不肯为他们通报。

    御史中丞孔道辅情急之下，手抚大门铜环大叫：“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不久，内中传出诏令，要他们有话到中书省去说，不必打扰皇帝。于是，一群人怒气冲冲地来到中书省办公的地方，纷纷指责吕夷简等人。

    “人臣对于皇帝及皇后，犹如人子之事父母。父母不和的时候，为人子的本来就应当予以谏止，怎么可以反而顺着父亲的意思，把母亲给抛弃了呢？”众人越讲越激动，每个人都争着发言，简直分不清到底谁在讲些什么。吕夷简制止住前来劝谏的人，轻描淡写地说，废后这种事情，哪朝哪代没有发生过，你们何必大惊小怪，把小事当成大事。

    范仲淹和孔道辅对这番说词感到非常不满，就挺身而出说：“为人臣者，应当引导国君成为尧舜才对，岂可援引汉、唐时代的失德之举，让国君效法？您不过是引汉武帝废掉无法生育的陈后之前例，以劝说皇上，但这个前例分明是汉武帝失德，有什么值得效法？” 吕夷简被他们这么一说，半天答不出话来。

    那些附和吕夷简的执政大臣，还编造一些理由，搪塞范仲淹等人。有的说，因为皇后有嫉妒之行，所以才被打入道观，继而降为妃。有的则说，因为有打伤皇帝的前事，担心皇后不利于皇上，所以必须把她置于别馆，与皇上远离些。按照前一种说法，皇后称不上有大过，而后一种说法，则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吕夷简等人根本无法列出一个令天下人心服的理由，只能闪烁其词，自欺欺人，怎么可能不被理直气壮的范仲淹、孔道辅说得哑口无言呢。最后，吕夷简只好使出缓兵之计，让他们找皇上据理力争去吧，这才使范仲淹等人退去。他们商议，将在明日上朝的时候请留百官，与宰相在御前辩论，以达到谏止的目的。

    精明的吕夷简，自然早已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招，就先下手为强，来个釜底抽薪。他立即上奏皇帝，指责范仲淹等台谏官的“伏合请对”，绝非太平美事，只会扰乱视听，因此提议将这些人逐出京师。

    第二天一大早，范仲淹等人刚到达待漏院，就有诏命宣布，调范仲淹担任睦州（浙江建德县）县令，孔道辅担任泰州县官，孙祖德等人各罚铜20斤。范仲淹、孔道辅由朝中刚刚回到家，皇帝的敕书马上就送达，命他们立即起程，不得对外透露，秘密前去上任。

    跟随范仲淹、孔道辅伏合请对的马绛、杨偕，看到他们被用这种方式逐出京城，也相继请求一起贬降，以示同生死、共荣辱，结果都没有回音。朝廷处理这件事的真相很快传遍天下，天下人都同情范仲淹等人因忠心而被贬的遭遇。

    富弼这时也因父丧已过，回到京师了。他一听闻这件事情，就很不满地上疏指责皇帝处置不当。他说：“皇后自居中宫以来，未曾听说有过失，却遭到废斥，实在难为舆论所容。大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发生了，就是皇帝没能遵守祖宗之训。治家尚且如此不以道，更何况治天下！”同时，他特别为范仲淹叫屈。他指出，范仲淹是谏官，遇不合理的事则极谏是他的责任，天子怎么能加以罪责？再说，即使是所谏不当，也应当容忍，以示鼓励谏诤才是。何况范仲淹所谏者，正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心声。

    他指出宋仁宗犯有二大过：一是废无罪之后；二是逐忠臣。而此二大过，都不是太平之世所应该发生的。今废后既行，已成定案，无法予以改变。逐忠臣之过，却是可以补救的。他建议皇帝，火速将范仲淹追回，恢复其谏官之职，这样可使二过减其一。

    他又向宋仁宗说，四年前范仲淹秉忠直不挠的精神，上疏皇帝，请皇帝勿率百官向太后上寿，是大正君臣之分的诤谏。后来太后崩逝，宋仁宗亲政，也因为范仲淹这次的表现而加以擢用，命为谏官。范仲淹既居谏官之列，又听说宋仁宗屡次宣谕，事无大小，既有过错谏官务必直谏无隐。现在，范仲淹遵照皇帝的要求，有过就谏，却谏来一身祸，难道不是应陛下的要求而招致今天的灾祸吗？富弼愤愤不已。

    富弼接着又说，皇上今天以劝谏得当而奖赏上谏之人，明天又因为劝谏内容不合自己的心意而降祸于那人，不知从今以后，将如何指挥臣属？可以想见，就算陛下每天宣谕，要求谏官务必如何如何，谏臣们恐怕也都以范仲淹为戒，必不再相信皇帝求谏的诚意，从而闭口不言。谏臣不谏，绝非朝廷之福，是显而易见的。再者，当前的一般官吏，大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只要依赖定期升迁的人事制度，就可坐等显要之位。而范仲淹不惜性命为天子论事，敢做敢当，反而被远徙外郡。这种结果，无异鼓励天下官吏，只求得过且过，不为难为之事。他担心，一旦天子有难为之事时，不知有谁能够效力？

    他语重心长地说，与其如此不公，不如将谏官废掉算了！假使不废，就应该将默默不谏者予以贬黜，而像范仲淹那样直言无隐者则予以任用。

    富弼的这份为营救范仲淹而写的奏疏呈上后，也像其他人的奏疏一样，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1034年，范仲淹到达睦州任所。到任后，循例呈上“谢上表”。表中，范仲淹仍不忘为反对废后极力辩护。他表明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违逆天子意旨的后果。他之所以“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是因为从历史上可以知道，凡废后之朝都没有因而得福的。例如汉武帝废陈后、汉宣帝时的杀许后、汉成帝废许后、魏文帝杀甄后及唐高宗的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等等，是皆“宠衰则易摇，宠深则易立，后来之祸，一一不善”。他又为自己敢于劝谏作辩护，他说，劝谏皇上不合理的作为，是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劝阻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国家才能太平兴盛。而且有缺点就去补救，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睦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建德县之北有桐庐县。宋朝习惯在州名下系郡名，睦州即为睦州桐庐郡。范仲淹在睦州时旧疾复发，因为他一向身体瘦弱，而且常年过着清苦的生活，经常生病，还很难治愈，他正好可以在这休养身体。

    除了处理日常的政务外，范仲淹的生活十分潇洒。他曾写信给晏殊，诉说他谪守睦州的生活情形，他对当地的风景名胜极为推崇，说自己常以文琴会友，相互唱和，并且与林僧、野客来往，“大得隐者之乐”。在这期间，他作有《潇洒桐庐郡十绝》：

    一

    潇洒桐庐郡， 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 心共白云空。

    二

    潇洒桐庐郡， 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 日日面青山。

    三

    潇洒桐庐郡， 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 绕舍石泉声。

    四

    潇洒桐庐郡， 公余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 谁复问千钟。

    五

    潇洒桐庐郡， 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 无处不潺。

    六

    潇洒桐庐郡， 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 惊起雨前芽。

    七

    潇洒桐庐郡， 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 笑上木兰舟。

    八

    潇洒桐庐郡， 清潭百丈中。

    钓翁应有道， 所得是嘉鱼。

    九

    潇洒桐庐郡， 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 欲惠悟黄庭。

    十

    潇洒桐庐郡， 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 光武肯教来。

    范仲淹后来在诗中提到的“严陵钓台”处建立严先生祠，以纪念这位东汉的隐士，并找到他的后代子孙，负责奉祀之事。

    祠堂建成，范仲淹作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对严光及汉光武帝都非常称赞。他写道：“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这诗中记载的严光与汉光武帝的故事，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光武帝和严光是相交甚好的同学。光武帝即位后，第一次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有名的隐士时，严光仍躺在床上不起来，汉光武帝走到他床边，摸摸他的肚子说：“咄咄子陵，不肯出来帮我治理天下是吗？” 光武帝一点都不在意这时是否要显出皇帝的威严来。

    后来，光武帝引他入宫论道忆旧。两人谈得兴起时，严光不把光武帝当皇帝，光武帝也不顾自己皇帝的身份，两人索性一起躺在床上。严光还把脚放在光武帝肚上，就像当年的好同学、好朋友一般。

    第二天，观察星象的大臣紧张兮兮地奏道：“有客星犯帝座甚急。”

    光武帝笑着说：“没什么，只是朕与老朋友严光共卧而已。”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对光武帝度量的推崇，可以想见范仲淹当时的心境。他是多么希望宋仁宗也能有这种大度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从另一方面来说，范仲淹也十分向往严光的隐逸生活。

    在睦州任职期间，范仲淹还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如《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

    一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三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其间，少不了也有一些表明心志之作，例如在往睦州去的途中所作的诗：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殁齿愿无邪。

    可以看出，范仲淹虽遭贬谪，仍心怀天下，处处想着为国效力。

    任职苏州

    1034年，范仲淹由睦州被调到苏州。苏州是范仲淹的故乡，也是国内著名的稻米盛产地区之一。但是苏州西边的太湖每年夏天都发生水灾，淹没周围的郡县。每年因此而受损失的百姓超过10万户。

    范仲淹到任后，就立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去察访水道，分析水患原因，发现太湖之所以泛滥酿成水患，是因为众多的河渠都已经被淤泥堵塞，根本无法将江湖里的水输送到海里。于是在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逐一完成，环环相扣的治水方针。

    范仲淹先招来大批善于游泳的人疏导吴凇江，再疏常熟、昆山入江通海的支流。因为昆山、常熟有三十六浦，其中茜泾、下张、七鸦、白茆、浒浦五浦最大，由于潮水泥沙逐渐淤塞。范仲淹在疏浚工事完成后，就开始在河上设闸。因为在多雨季节，开闸可以疏通河流，使泥沙不会堵塞河道；在旱季的时候，还可以储存水量，注水溉田，可解旱灾。在置闸后，他又要求设镇屯兵，专门管理所设之闸。

    范仲淹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妥善地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水患问题，使当地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当地的人们为了感激范仲淹的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修筑的圩堤叫做“范公圩”。

    范仲淹治水又引起了许多官员的议论。有的说，江海淤积已高，就算疏浚河渠，也无法使水流入大海；有的说，如果疏浚后，不到一两年又堵塞了怎么办；还有的说，开浚工程，劳民伤财，不宜办理。范仲淹并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坚持要整修水利。后来，这件事情还闹到京城去了。

    范仲淹于是上书进行辩驳。他说，现在河渠已经疏浚，能否流入大海，事实俱在，根本不需争议。随着江潮而来的泥沙问题，在新开浚的河渠中，可以设闸加以控制。还有，疏浚河渠，固然必须耗用民力和粮食，但是与灾害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与其坐视良田被淹，造成饥馑，不如投资水利工程，保住良田。何者为是，极为显明。何况，有确实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治理的耗费，比不治理而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有何不可为？

    他同时严正地指出，这种地方水利之事，应属郡县地方政府的职掌，是刺史、县令的职责。可是当今之世，只要有所兴作，则横议先至，非要闹到由朝廷出面作主不可，这样一来，地方官恐怕再也没有主动作为的意兴了！

    之前，范仲淹按计划准备进行河渠疏浚工作时，曾经突然接到调职命令，要调他到明州。眼看他的治水方针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幸当地的转运使上奏范仲淹治水有方，希望能让他留任，以完成治水工程。朝廷才重发人事命令，把他调回苏州。

    除了治水外，范仲淹还没有忘记在当地发展教育。他非常清楚国家的忧患，没有比人才的缺失更危险的了。范仲淹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居住。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说，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校，广招天下学子，那能使多少人受惠啊。于是，他在这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学舍。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建得太大了，范仲淹却很自信地回答，我怕将来还太小呢。

    范仲淹请了两位有名的学者来讲学，一位是胡瑗，一位是孙复。在明末清初黄宗羲所编的《宋元学案》中，他们被列为宋学的开山者。书中赞胡瑗“以圣贤自期许”，“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孙复“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两人皆致力于儒家之学的宣扬。还说到，他们都是范仲淹的门客。

    孙复就是当初在应天府受到范仲淹帮助的那个秀才。之后，范仲淹还向朝廷推荐他为国子监直讲。

    胡瑗是泰州人，深得范仲淹赏识。后来，朝廷要更定雅乐，诏求懂得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了无功名的胡瑗。胡瑗被授校书郎。胡瑗在苏州讲学达数十年，学生超过千人。庆历年间时兴建大学，中央还特地派人南下考察，参考他的办法，订定太学规则。太学成立后，胡瑗也前往任教。由于教育得法，每次礼部考试录取的人中，胡瑗的弟子总要占近一半的人数。这些弟子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饱学之士前来讲学后，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104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院，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由此说来，中国古代教育的兴盛，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的。

    范仲淹晚年的时候在苏州还做了一件事。1049年，范仲淹拿出积攒的所有钱财，买了良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把这称为义田。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环境优美的义宅，把范氏一族都集聚在内。宅内还设有义学，“立塾以教其人”。他认为：“物本天，人本祖。闾阎之人，有视其祖之子孙如路人，相毁訾，相并兼如仇敌，不知本尔。”

    义田所得的租税粮食，供给全族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主要是为了救济族中的穷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尽管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力量举办这样的社会福利事业，范仲淹是有开创之功的。

    在设立这些之前，曾有范家子弟劝范仲淹在洛阳买地置屋，作为养老之所。范仲淹说：“人只要有道义之乐，身体都可当做外物，何况是居住的房屋？我今年已过60，来日无多，还去买地置产，恐怕不一定住得上。我所担心的，是在位高而艰退，不担心退而无居。”他坚持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宗族做点事。

    范仲淹曾对小辈们说：“我们在苏州的族人相当多，和我的关系固然有亲疏之分。若以我们祖宗的立场观之，则都同样是祖宗的子孙，没有什么亲不亲、疏不疏的区分。我对他们中间的饥寒者，怎可不加体恤救济？况且自从我们祖宗积德百余年以来，到我才兴旺起来，做到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则他日我将以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即在今天，我又有什么脸敢踏进家庙一步？”

    被诬朋党再次遭贬

    1035年3月，范仲淹由知苏州左司谏秘阁校理员外郎，被调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由地方调回皇帝身边，并没有记载。只有富弼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说：朝廷知清议属公，就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由此推断，可能是因为朝廷受清议的压力所致。

    范仲淹回京后，因废后案而产生的宫廷之争，仍然余波未息。废后的次年，宰臣吕夷简等人曾上表请立皇后。因为自从郭后被废之后，尚、杨二美人愈得宠爱，宋仁宗沉于美色，不问政事，朝廷内外大为忧惧。依照章献太后之遗诏所立的杨太后，也屡次劝谏宋仁宗，但不见成效。后来迫于各方舆论，宋仁宗才被迫答应。

    宋仁宗诏立宋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为后，改立皇后案总算完结。虽然有监察御史提出章献太后三年之丧未除，不宜马上册立的意见，但仍在当年，正式册立曹氏为后。

    范仲淹回朝后，宋仁宗已经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废郭后的前因后果。他逐渐感到范仲淹等台谏官当年所说“皇后无大过，不当废”，实不无道理，并渐有悔意。这时，被废的郭后居住在瑶华宫，宋仁宗带着歉意，屡次派人慰问。有时还作乐府词赐赠给她，她也和答，语言凄怆。

    这时，太监阎文应非常担忧，因为他就是当年和吕夷简等人煽动废后的魁首之一。他担心万一郭后与皇帝又重归于好，或因此恢复地位，他难逃一死。趁着郭后身染小疾，毒死了郭后。

    阎文应平日恃势作威，甚至有时矫造圣旨，连执政大臣也不敢违抗他，是个奸佞之人。这次漏洞百出的谋杀，更引起天下人的极度不满。

    谏官姚仲孙、高若讷提出弹劾，说“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阎文应因而被贬到地方。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列举阎文应的各项罪状，并拟就奏疏。

    阎文应飞扬跋扈已久，虽被贬却仍有势力，所以范仲淹呈上奏疏后，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把家里藏书中凡是有言兵者悉数焚毁，免得万一失败，被指为素怀异志，而遭灭家之祸。他还不吃东西，并嘱咐大儿子说：“我这次上疏，是要扫除君侧小人。若不胜，必定会得罪而死！我既死，你们兄弟从此就不要再做官，我只要你们在我的坟墓旁边，以教书为业，千万要记住。”

    结果，范仲淹的奏疏获得皇帝的采信，并作出明确决定，放逐阎文应到岭南。不久，阎文应死于放逐途中。

    当时，朝中的实权还在宰相吕夷简手中。范仲淹奉召回朝，他的作风不但一点也没改，反而论事益急，而且劝谏的范围愈来愈广，这使吕夷简一派对范仲淹的炮轰头痛万分。范仲淹为人正直小心，很难落人口实，想整他又不容易。因此，吕夷简只好暗中指使人嘲讽范仲淹，说他身为天章阁待制，是属侍从官，根本没有“口舌之任”，怎可不守本分，做起言官的工作来？范仲淹听到这种责难，他严正地回答：“论时事，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敢不勉力而为？”

    吕夷简无奈之下，忽然想到政务繁重而难治理的开封府，于是决定调遣范仲淹前去治理。一方面可以使他无暇他顾；另一方面，等他有一天出了纰漏，可以马上予以罢斥，逐出朝中，正好去掉一个眼中钉。

    1035年年底，诏命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范仲淹在吕夷简别有用心的安排下治理开封府。哪知吕夷简的算盘打错了，在范仲淹的治理下，开封府是“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反使他的声望节节上升。京师有歌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可见，范仲淹在开封府很有政绩，也很得民心。

    最令吕夷简坐立难安的是，范仲淹非但没有出什么纰漏，而且把公事化繁为简。吕夷简本想以繁重的公务使范仲淹无暇他顾，他的这个计谋，也无法得逞。范仲淹时时关心朝中之事，常取古今治乱安危之道，劝勉宋仁宗；对于朝廷的施政得失，仍然时时提出批评。

    这时，发生了一件关乎宋朝立国安危的事情。之前，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使宋的都城暴露在敌人的铁骑威胁之下。宋之所以要建都开封，是为了漕运之利，漕运是为了将东南财富运到京师来给养大批的军队，而大批军队则是为了守卫京城，免受北方的侵扰。因此当时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唐时代建都长安、洛阳，依赖天然屏障，而以最少的兵力守卫。但是宋为了迁就兵粮补给的方便，不得不以大量军队驻守在无险可守的开封。这种以人力代替山河之险的作法，宋太祖并不是不知道其危险性及所造成难以负荷的负担。所以在宋建国十六年的时候，就曾经想要迁都洛阳。群臣虽然反对，但却没人敢说话。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了个机会说：“开封有汴渠水运，每年提供江、淮米数百万斛，京师数十万人均仰给于此。陛下有没有想过居留于洛阳将如何取得这些粮食？而且府库重兵都在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宋太祖对他的话并没有在意。当时身为晋王的宋太宗又再次进言。

    宋太祖对这位弟弟寄望颇高，见他如此切谏，就解释道：“我打算西迁，不为别的，只是想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晋王说：“在德不在险。”

    等晋王告退后，太祖才很无奈地对左右说：“晋王的话固然不错，可是像这样继续建都开封，继续仰赖军队，以大批军力取代山河之险，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恐怕就要消耗殆尽！”

    这个问题再一次爆发了，朝中有人提出迁都洛阳，范仲淹不同意，为此他又上了一次书。范仲淹虽然不赞成迁都洛阳，却赞成充实洛阳。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现在国家太平，不适宜讨论迁都的问题，这样会造成百姓的恐慌；二是洛阳是历代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疆不宁时可以退而守之。这点虽然比开封有优势，但洛阳已经很久没有为都城了，没有粮食的积蓄，各种防护都老旧了，现在不宜迁过去。不过一旦国家真正发生急难，需要退处洛阳以守之的时候，将凭什么守？因此，要在洛阳做好各种储备。他又提出一个办法，就是由朝廷以各种名义，逐渐充实洛阳的府库储积。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必可使洛阳达到战备状态。这样一来，就可以有运用的余地。

    范仲淹提出的这个办法，不失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好构想。乍看之下，他反对迁都之议，似乎稍嫌保守，不够眼光。但从事实发展来看，当年澶渊之盟前，辽兵大举南下，有人主张迁商丘，有人主张迁四川，但就是没有人主张迁洛阳、长安，可见此二城的文化、经济条件已不复汉、唐旧观。

    但是舍弃开封，实在也只有洛阳、长安可以拿来作为国都。而洛阳在当时的条件，除了据以防守的山河之险仍依旧以外，其他方面实在已不符合长久设为首都的要求。因此，范仲淹的意见，算得上是切合实际的权宜之计。

    可是，北宋的首都始终没有依据山河之险的需要而迁移，这个争论，显然每次都因没有结果而不了了之。这个迁都争议，却是后来造成范仲淹与吕夷简二度大冲突的因素之一。

    吕夷简与范仲淹在之前就爆发了直接的冲突。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于是他力陈治乱之道，皆由于用人之得失，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而用人之得失，实属宰相之职。他说：“天子要日理万机，对于用人，当然不宜一手掌握，可是也不可不察”。于是，他特地绘制一张百官图，按照职级品位，排出合理的及不合理的升迁顺序，然后加注：“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这张图等于直接抨击吕夷简用人不当、有私心。

    宋仁宗以迁都之议询问吕夷简的意见，他回奏道：“范仲淹，迂阔至极，只会放高论以求名，所言都不符实际。”

    范仲淹听说吕夷简竟然在皇帝面前如此说他，就写四论以献，四论包含：《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其内容大体都在讥指时政，并且很不客气地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之言，不疑舅家，所以才会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中也有个张禹，正在坏陛下家法，不可不趁早辨识清楚。”

    张禹曾是汉成帝当太子时的老师，汉成帝即位后尊他为师傅。后来拜相封侯，国家每有大政，必征询他的意见。有一次汉成帝怀疑外戚有问题，询问他的看法，而张禹因为自己年老，子孙又弱，不敢直言，最终导致了叛乱。张禹这种作风，很为当时的一位奇人朱云所不满，上书汉成帝“愿借尚方剑，斩佞臣张禹”！

    吕夷简被范仲淹比拟为佞臣张禹，又被攻击为“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大坏皇帝家法。他大为震怒，怒气冲冲地到宋仁宗面前申辩，并指责范仲淹以京城首长越职言事，又专会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范仲淹也不示弱，交章对诉，愈诉愈激烈，但最终没有斗过吕夷简的当权集团。被以当年曾密请立皇太弟侄的理由，再度被贬黜，出知饶州（江西鄱阳）。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宋仁宗已经27岁了，尚无子嗣。范仲淹可能是关心过宋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因此建议他立皇太弟侄为太子。这事虽然是出自为国家考虑的至诚忠直之心，却使宋仁宗很不高兴。于是吕夷简就从旁中伤，范仲淹再一次被贬了。

    有一位叫韩缜的侍御史，为了迎合吕夷简的意思，扩大打击范围，奏请将范仲淹朋党的名单公布于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这个建议马上获得采纳。“朋党”是皇帝最避讳的事情，宋朝的臣子被指为朋党，范仲淹及其支持者算是第一遭，并引起为期不短的朋党之争。

    范仲淹被贬斥的消息公布之同时，京城也因为“朋党”两字的出现，而陷入紧张气氛中，士大夫都畏惧当权的宰相，深恐被牵连成为范仲淹党人。因此，范仲淹要离开京城时，没几个人敢去送行。唯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两人带酒前往饯行。

    王质还单独留下来与范仲淹说了好几个晚上的话，有人因而谴责他。他却说：“像范希文这样的贤者，能够与他成为朋党，那是我的幸运！”王质向来明辨忠奸，嫉恶如仇。他曾经在蔡州为官，州内百姓为唐朝时曾在该地为乱的蔡元济立庙，王质知道后很不满地说：“安有逆丑而庙食者？”当即下令毁掉，改立狄仁杰及奉命讨平蔡元济的李愬，供百姓奉祠。他被指为范仲淹党人时，深以为荣。

    还有几位任职于馆阁的官员，上书为范仲淹辩护。他们全被打为范党，并且同样遭到贬斥的命运。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他说，范仲淹以前为太后上寿及废后案劝谏陛下，陛下犹以其合于典礼而加以优奖。现在刺讥大臣，却重加谴责，实在是前后矛盾。如果他所说的话，陛下听来不顺耳，其实听与不听都在陛下，怎可加以怪罪？汉朝的时候，汲黯在朝廷说公孙弘多诈；三国时代，张昭论将，说鲁肃为粗疏，结果汉武帝和吴主还不是都予以任用而无所猜忌？陛下亲政以来，曾三度罢斥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请速改前命。结果余靖次日就被贬监筠州酒税。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也上言说：“臣尝以范仲淹正直信实、有原则、有操守，可说是良师益友。自从他获罪以来，朝中有人说臣也曾被他荐论过，依照朋党的说法，臣也算是范仲淹党人。现在他既然以朋党得罪，则臣也应当连带受罚才合理。所以，请让臣随从范仲淹一同贬黜，以明典宪。”吕夷简见尹洙竟然自愿、自请与范仲淹一起被贬，不禁大怒，就降他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

    此时，欧阳修也被卷入到这次争辩中来。他认为范仲淹平生刚正，通古今，朝廷中无与伦比，现在居然遭到这种下场，谏官难辞其咎。所以他责怪右司谏高若讷，身为谏官，竟不能辨别范仲淹的无辜。他严厉地谴责高若讷这个谏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士大夫？又怎么配成天出入朝中称“谏官”？为此，高若讷暴跳如雷，他把欧阳修骂他的信送到朝廷告了欧阳修一状。

    他说：“范仲淹贬职之后，臣遵奉谕旨，不敢妄加营救。现在欧阳修竟如此责备臣，说天子与首相只因臣下违逆其意而驱逐贤人，臣不谏不当。但臣以为，贤人者，国家赖以为治平者，如果陛下果真是只因贤人违逆陛下之意就加以驱逐，臣确实当谏；或者首相也以同样理由驱逐贤人，臣也当争。可是那范仲淹，因为以前论事切直而被进用，现在口发狂言，自取其辱，岂可说他是无辜？若让欧阳修这种论调流传出去，恐怕天下人听了，都真以为天子会因为臣下违逆其意而驱逐贤人，这样一来，损失可就大啦！所以无论如何，应惩治欧阳修来予以训诫，免惑众听。” 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当时担任洛阳留守的蔡襄，根据这件事，写成《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及欧阳修，不肖指的就是高若讷。据说，这首诗写成后，京城内人人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连正好来访的契丹使臣也买了一份带回契丹。

    在这次牵连甚广的政治斗争中，范仲淹由一个人的抗争变成一个群体的抗争。他引发士大夫“矫励尚风节”的运动，又进入另一个高潮。

    为官饶州、润州、越州

    1036年8月，范仲淹带着热诚执着的心来到饶州（江西鄱阳）任所。饶州在鄱阳湖边上，范仲淹从开封走水路到饶州，沿途要经过十几个州县。由于他得罪了朝廷权贵，除扬州外，所经州县地方官员都不敢出面接待，但他毫不介意。在途中还赋了一首诗《郡斋即事》：

    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萧洒胜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许多年来又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再加上处理政务劳累过度，因此他患上了肺病。由于他被贬，妻子李氏受到惊吓，加之来饶州的路途十分艰辛，不久，李氏就去世了。同甘共苦的妻子离开尘世，范仲淹悲痛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写了“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之类的诗句来怀念妻子。

    此时，在附近任县令的文友梅尧臣特地寄来诗词勉励他，这给了范仲淹极大安慰。

    范仲淹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立刻投入到当地政务中去。他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后，决心减少杂税，严明法令。

    当时鄱阳湖积水成灾，沿湖一带的城墙皆被冲毁，而且在修复时屡砌屡塌。范仲淹先是实地调查，又访问了许多百姓，最后制定“河中淘金”的方法，就是在城墙周围挖坑排水，再用糯米蒸熟后掺拌石灰砌石块，加固城基，坍毁的城墙很快修复了。

    范仲淹又修葺州内先贤祠坊，为有德行的人树碑坊。在城内德化桥，竖起我国古代三大贤母之一——陶侃之母湛氏的故址巨碑。西晋大将军陶侃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陶母湛氏常告诉他结交朋友要以诚相待。一年冬天，陶侃年少时的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访。一时之间，家里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客人，陶母随即入室，剪掉自己的头发拿去变卖，换来酒食款待范逵。陶母又把冬天铺床用的稻草编织的垫席拿去剁碎，用来喂范逵的马。立先祠，树德坊，对弘扬正气，扭转颓风，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范仲淹依旧不忘发展教育，他找到一个地方准备建学堂，结果还没有开工就被调走了。

    很快，饶州被治理得“终日无事，优游于政”。在饶州一年半期间，范仲淹的诗作相当多，其中有一首《酬滕子京同年》：

    谢家风雅若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

    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

    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

    如共茂先瞻气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1037年，首相吕夷简被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曾经对范仲淹大为赞赏的前首相王曾，也同时被罢为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这是两人争权的结果。

    原来当年王曾担任首相时，吕夷简为参知政事。他对王曾十分恭谨，王曾就力荐吕夷简为亚相。不久，王曾被罢，他升为首相。后来，吕夷简为了表示风度，请王曾为首相。宋仁宗没有同意，吕夷简为首相，王曾为参知政事。但是吕夷简的专权，使王曾渐渐无法忍耐，两人逐渐不合。王曾数度求去，吕夷简也摆姿态，每每自求罢免。宋仁宗觉得奇怪，就问王曾：“卿亦有所不足邪？”

    王曾就不客气地指责吕夷简以权谋私，当时正盛传吕夷简曾接受贿赂，王曾便向宋仁宗转述这个传言，宋仁宗就以此诘问吕夷简，吕夷简要求对质，两人就在皇帝面前互揭疮疤。

    宋仁宗发现王曾所言虽有失实之处，但吕夷简确实难脱嫌疑。因此，感到非常不悦，将两人均予罢斥。接替吕夷简的是王随及陈尧佐二人，吕夷简曾向皇帝密荐这两个人可用。

    12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者近两万余人。当时，谏官韩琦上疏说：“现在地震发生在北，或者上天孜孜遣告，边塞可能就要有事了。希望从今起严饬边境守臣，密修兵备，审择才谋之帅，悉去怯懦之士，明军法以整饬军纪，充实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直史馆叶清臣上疏：“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违天意，所以上天才会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意，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这是于事无补的。”他又借机为被贬的范仲淹等人申辩，他说，自从范仲淹、余靖等人因为言事被黜以来，天下的人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谈论朝中的事情，这种情形已经两年了，希望陛下能深自咎责。

    于是，朝廷在年底发布命令，把范仲淹调到润州（江苏镇江）。虽然没有获得回朝廷的批准，但是距离上离京城要近了。好景不长，朝中一些人担心范仲淹会被复用，就合力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在宋仁宗面前诬陷范仲淹。

    果然，宋仁宗被那些攀诬之词所惑，打算把范仲淹贬到岭南。所幸参知政事程琳向宋仁宗说明其中的真伪，范仲淹才免去一次政治灾难。在循例所呈的“谢上表”结尾，范仲淹表明自己“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

    在润州，滕宗谅及魏介之来拜访范仲淹，他作了一首诗来表明当时的心情：

    长江天下险，涉者利名驱。

    二公访贫交，过之如坦途。

    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

    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

    同年三百人，太半空名呼。

    没者草自绿，存者颜无朱。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

    莫竞贵高路，休防谗嫉夫。

    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

    吾辈不饮酒，笑杀高阳徒。

    1038年，京师的官场又有一些变化。吕夷简下台后，接替的王随及陈尧佐不久后双双被罢免。

    其实当初吕夷简之所以密荐他们为相，本意就在用庸才代替自己，让他们去出丑，然后皇帝自然会想起他。这样，他就会有机会重新掌权。果然，一个因为与其他执政大臣相处不好而称病；一个是年纪已大，事多不举，时人讥讽中书省为“养病坊”。

    正好山西大地震，不满他们掌权的人纷纷借机攻击他们无能。韩琦就指骂他们“贻笑中外”、“紊乱纲纪”，上奏疏几十次，要求罢免他们。宋仁宗还犹豫不决，韩琦上言道：“陛下迟迟不予撤换，难道是因为找不到辅弼的人才吗？其实，像杜衍、孔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等人，众人都认为是忠正之臣，就可以加以擢用。即使这几个人陛下都不中意，则以前曾担任过执政大臣的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等也是人所属望，为何也不考虑加以任用，而听任几个非执政之才居高不下呢？”结果罢斥王随、陈尧佐的意见是采纳了，可是韩琦推荐的人选宋仁宗并没有任用，而以张士逊、章德象接替。

    由韩琦曾推荐范仲淹出任执政看来，纵使朝廷一再以朋党为诫，而范仲淹也已被贬斥在外，但为范仲淹讲话的人，仍有许多。

    同年十月，朝廷又有诏，戒百官朋党，其中宣告天下范仲淹之所以被贬，是由于他曾密请立皇太弟侄为太子，而不只是诋毁大臣。然后警告说：“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

    这时，参知政事之一的李若谷，看了这纸诏命后说：“近年来风俗薄恶，动不动就以朋党两字诬害善良。其实，君子小人本来就各有其类，本来就不一样，如果一律视之为朋党，臣恐正臣反会因此而无以自立。”宋仁宗对他的说法甚表同意。

    1038年11月，范仲淹被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

    到任后不久，首先做的仍旧是大兴教育。他在卧龙山（府山）西侧创办州学——稽山书院，聘请名师学者任教。在他的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各种学堂、私塾盛行，以至“绍兴多出读书人”一直延续至今。越州百姓为褒扬他的兴学之功，在他调任离越后，在州署之前立“百代师表”的牌坊，永为纪念。范仲淹体恤民情，用自己微薄的俸禄帮助了许多人。

    他在这里还创作了影响较大的《清白堂记》。当时的州署在今绍兴府山的越王台附近，在州署旁有一凉堂，年久失修爬满草藤。范仲淹命人整治，无意中发现一口“渊然丈余”的古井，“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范仲淹有感于泉之“清白”，命其为“清白泉”，将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又在其旁新建一座“清白亭”。他多次亲居清白堂，登临清白亭，品味清白泉，有感而发，写出《清白堂记》。同时，也创作了许多其他诗篇。如《诸暨道中诗》：

    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

    可怜白酒青山在，不醉不归多少非。

    还有《越上闻子规诗》：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

    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从饶州、润州到越州，以现在的省分区划，即从江西、江苏到浙江。每个地方的隐逸式生活，确实是“春山无限好”，可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遥对政治中心的京师朝廷，仍然“犹道不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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