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天宁

    查尔斯·戴维斯的地下室，是他全家核战争时的避难之所。这一切都源于核讹诈，它给世界带来了65年的恐怖威胁。

    “二战”是以日本上空两朵令人作呕的蘑菇云结束的，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劫，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男男女女在纽约时代广场聚集，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欢呼，但若干年后故地重游时，人们却忽然发现，世界和以往一样危险：核威胁作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半空，世界生活在核威胁的阴影之下，超级大国拥有的原子弹超过了安全需要，而这一点又被别的国家利用，成为挤进“原子弹俱乐部”的堂皇借口。这就是“文明时代”的战争，双方一齐按下红色电钮，半小时后世界毁灭，而在为君子所不齿的蛮荒岁月，摧毁一个部落也通常需要几十年之久。

    正是由于核战争的恐怖，政治博弈成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为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存，种种政治伎俩由此催生，其中尤以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最为特别。对于“核讹诈”，国外有约定俗成的定义：“……是核战略的一种形式，一方将使用核武器作为威胁，迫使对手采取一定的行动或让步，它是一种变相的国际敲诈。”而《核讹诈和核平衡》中写道：“它如同在悬崖上行走，在钢丝上跳舞，更确切地说，像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但是其过程远比俄罗斯轮盘赌惊悚，因为任何经历了恐怖年月的人都知道，其代价不仅仅是某笔财产或某个政治家的命运，而是将数千万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什么是“核讹诈”？

    对老派学者来说，“核讹诈”这个词并不专业，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主观色彩，并且总让被讹诈的一方取得了道德制高点。1956年，苏联就苏伊士危机做出表态，英法立刻认为自己遭遇了“讹诈”，全然无视自身侵犯别国主权的事实；70年代，莫斯科掌握了陆基洲际导弹技术，因为陷入了“全面的核讹诈”，美国参众两院对“导弹差距”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忘记了自身之前的咄咄逼人。与此同时，苏联也深受迫害妄想症的困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雅科夫列夫坚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才是“核讹诈”政策的真正奠基者，这一头衔不应当属于苏联人。类似的病态情绪不断蔓延，仿佛每个超级大国都集施虐狂和受害者于一身。

    无论是“核讹诈”，还是“核遏制”或“核威慑”，其根源始终是敌对和仇视。在彼此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背后，其实是勾心斗角的利益纠缠。而缺乏信任则使威胁被无限放大，演变为核战争的信号，局势的紧张程度也随之交替上升，纵观过去60年，情况莫不如此。

    很多人将朝鲜战争视为“核讹诈”的开端，但早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不祥的征兆便已浮现。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旨在操纵欧洲，苏联针锋相对地反击，1948年6月24日，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被关闭，大半个城市成为孤岛，在接下来的300多天中，柏林就像不安分的火山，边境线上有百万大军彼此对峙、剑拔弩张。斯大林的信心源自人力和钢铁，而杜鲁门则试图倚仗引以为豪的科技。1948年7月下旬，60架B-29轰炸机被部署到英国。该型轰炸机曾被用于广岛和长崎，是核恐怖最鲜活的象征，它出现在欧洲展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史上第一次“核讹诈”的大幕就此揭开。

    将军们受到了鼓舞。“烤肉机计划”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出台，空军准备向苏联投掷34枚原子弹，并在未来两年内投掷200枚，届时东欧将成为《圣经》中的蛾摩拉，没有生命能在废墟上繁衍。杜鲁门给好战的部下写信：“福雷斯特尔、布雷德利、范登堡……赛明顿向我介绍了关于军事基地、炸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事，我有一种糟糕的预感，战争已经临近。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事实上，60架“空中堡垒”无一进行过投掷核弹的专门改装，而在整个美军中，也只有驻新墨西哥的第509大队拥有真正的核打击能力。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政府的确因这次调动而获益，因为苏联方面开始在谈判桌上言辞谨慎。5月12日凌晨，无数从西柏林出发的汽车和火车向东驶去，“柏林危机”至此画上句点。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西方面前蒙羞。他们意识到，应对核讹诈的最好手段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49年8月29日，塞米巴拉金斯克上空蘑菇云升起，这个时间选择得非常微妙，恰在柏林危机平息之后三个多月。斯大林慷慨地奖赏了学者，并公开表示：“如果晚了一年半，可能挨炸的就是我们。”

    1950年是充满动荡和焦虑的一年，金日成的军队越过“三八线”，迫使政客们求助于原子魔鬼。杜鲁门就半岛局势询问了他的下属，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的表态言简意赅：“可以考虑投放核弹。”

    尽管美国政府之前在核武器上投入了惊人的人力和财力，但对于杜鲁门来说，他只是想进行讹诈，而不是像“二战”那样果断地使用它。当然，要构成一次讹诈，必须将威胁公之于众。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1月30日的吹风会上，杜鲁门讲得慷慨激昂：“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军事形势。”一名记者打断了他：“这是否意味着使用核武器？”

    “当然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

    “您是否已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积极的考虑的确存在，但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记者会在一片喧哗中结束，如果把柏林危机视作漫不经心的恐吓，那么这次表态则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积极的考虑”“一切武器”……每个词都散发着恶意，而军方已经在为投放30～40颗原子弹展开研究，数百万生命面临毁灭。五角大楼认为这项提议值得考虑，但杜鲁门并没有迈出危险的一步，因为他担心苏联的报复，同时国际舆论也表现出强烈不满，甚至陆军将领都颇有怨言，因为核武器会危害士兵的健康，同时降低地面部队的“利益和地位”。1952年1月，杜鲁门几乎否决了使用原子弹的提议，但讹诈仍在继续，中情局奉命散布谣言：“由于总统大选的需要，如果停战无法尽快实现，使用核武器将不可避免。”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杜鲁门已决定不再连任，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随后接过了白宫的钥匙，他以强硬而广为人知：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开城的中朝军队，3月又讨论了攻击中国东北的议题，只言片语不断被透露出去，形成一种箭在弦上的讹诈态势。不过将军们对这些行动表示质疑，更何况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早在1950年，彭德怀就对印度大使帕尼卡表示：“维护国家独立不可能没有牺牲……中国是个农业国，原子弹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会倒退几年，但我们可以等。”（译自卡瓦拉姆·帕尼卡的《两个中国，一名外交官的回忆》）

    对新中国来说，朝鲜问题关系到它的核心利益，并不存在让步的余地。但不容否认，有些豪言壮语是出于现实的需要。邓华将军提到过一件事：上甘岭战役之后，他极力建议更大的进攻，但毛主席却提出和谈，因为美国人的底线是“三八线”，一旦朝鲜半岛陷落，他们就有可能使用原子弹。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大约一年后，中国的原子能项目启动，彭德怀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这不是历史的巧合。从核武器立项到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中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期间核讹诈又上演了至少7次，其中3次围绕着国土周边：1954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直接投放核武器；1955年，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相信对亚洲防务最有效的贡献是部署拥有强大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1958年的讹诈更为露骨，空军部长公然宣称，美军已经做好了为保卫金门而使用核武器的准备。毫不奇怪，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原子弹研发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它结出的果实最终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换言之，美国的核讹诈并没有使它获得长远的收益，只是使中国加快了迈向核俱乐部的步伐——从这个角度，它的苦心孤诣可谓收效微薄。

    恐怖的平衡

    而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美国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随着苏联在军事上崛起，核讹诈的效用大不如前。不仅如此，赫鲁晓夫也看到了这种手段的巨大价值。苏伊士危机期间，苏联致信英、法两国，威胁如果不迅速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它将立刻发动导弹袭击，两国颇为识趣地屈服了，正如列宁的论断：“民族扩张如同向前伸出的刺刀，碰到软的就刺出去，碰到硬的就缩回来。”

    苏伊士危机只是一次牛刀小试，尝到甜头之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将讹诈政策推向了顶点。作为政坛老手，赫氏非常清楚博弈场上的规则：若想使对方接受条件，就必须使威胁可以置信。作为一连串举动的前奏，1962年7月，赫鲁晓夫接待了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随后成队的卡车拖着导弹在这个岛国现身，一些取掉了伪装帆布，目的是向U-2侦察机示威。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它们包含了苏联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50%，而且每一枚都对准了特定的城市，一旦发射，800万居民将当场丧生。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带着揶揄的口吻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但肯尼迪没有让步，因为他深知古巴是美国的门户，而苏联的举动则等于在家门口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情报人员也觉察到，赫鲁晓夫的动作完全是策略性的，他不过是在利用这些导弹基地为谈判换取筹码，以便更好地在柏林问题上讨价还价，或是迫使美国从某些海外基地撤军。总之，一切只是服务于局部的利益——苏联人既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进行世界大战的打算。

    在意识到讹诈的本质和意图之后，肯尼迪立刻在电视演讲中表明了他的决心：

    “苏联第一次将战略武器设置在领土以外。这是一种挑衅，如果它是要考验我们的勇气的话，我们的回答是绝不容许……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绝不畏缩。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引起美国对苏联的全面回击。企图穿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赫鲁晓夫开始懊恼，因为对手没有屈服，痛苦的抉择摆在他面前：要么打一场胜负未知的核战争，要么从整个博弈中退出。更不幸的是，他手头的核弹数量远不及美国。权衡利弊之后，他痛苦地表示愿意“拆除您（肯尼迪）所称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此事在苏联领导层中被视为奇耻大辱，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立刻将讹诈失败的原因归为弹道导弹数量偏少，为改变不利地位，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在接下来的8年间直线上升，弹道导弹增加到1972年的1530枚，潜射导弹达到560枚。由此产生了一个怪圈：在有核国家之间，核讹诈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力量差距悬殊，随着劣势一方迎头赶上，局面便十分尴尬：一方面，由于实力接近，对方很难轻易就范；而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双方摊牌并引发核战争，抢先动手的国家也很难在第一轮打击中将敌国歼灭。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为了从核讹诈中获利，双方争相发展核武器，其结果是核平衡，而核平衡又使讹诈失去了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全球战略格局趋于稳定。

    不过，这种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的平衡也弥漫着恐怖的气息。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依旧几次濒临毁灭；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地中海派遣了运载核弹头的货船；6年后，美国军队效而仿之，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将B-52轰炸机派往中东；新研发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更是让鹰派们信心倍增，他们坚信，只要未雨绸缪，“最终的胜利”就有可能降临；更不用说两国的雷达站经常出现误警：1980年6月，美国的B-52机组奉命对苏联战略目标实施空袭，直到起飞后3分钟，技术人员才发现一块故障的芯片是这次事态的元凶。

    无论如何，事实终究不容否认，核讹诈的频率开始下降。如果“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是仅有的两次，那么它们的手段也可谓相当克制，远不及十几年前的咄咄逼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样在取得进展。1979年6月18日，美国总统卡特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1990年，美、苏确立了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基本原则。随着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使国际社会将争端诉诸和平途径，核战争的阴云似乎烟消云散。当人们沉溺于和平的幻象之际，朝鲜半岛危机重新爆发，“核讹诈”再次见诸报导，历史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只是讹诈的一方和被讹诈的一方已彻底改变。

    （注：此篇省略部分请查看《看历史》杂志2013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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