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初春,农历惊蛰日。凉国公蓝玉像往常那样,穿了他的大独科花一品绯袍,赴早朝来到西华门。其时天尚未明。守门的锦衣卫借着灯光检查他的牙牌。他的牙牌上刻有“勋”字。但有一位指挥衔的锦衣卫官员却不肯相信,瞅着他的脸和牌子细核对:“你是凉国公蓝玉?”他那时正想打个呵欠。他刚要把呵欠喷到对方脸上,不料对方把脸一变,喝声:“拿下!”呵欠倒未喷出,人已被五花大绑押走了。
蓝玉没有被押送刑部或大理寺的监狱,而是进了锦衣卫的下属机构南镇抚司。对这个地方他以前只听说过,但没有见识过。一般来说,朝臣获罪都乐意进“三法司”的监狱;而一旦进了南镇抚司或北镇抚司,就知道不死也要脱层皮的。所以蓝玉大喊大叫着:“我要见皇上!”但没人理睬他。只是把一件一件刑具摆放到他的面前。
先是一般性的拷打。继之是拶夹。三根夹棍儿把他两条小腿一夹,再由行刑的两人左右拽绳儿,蓝玉立时疼彻骨髓。再之后又有人取过谓之“木手”的手棰,有节奏地敲击他的两肋。他便在这击鼓般的声音里昏死过去了。待醒转来,锦衣卫佩服他是条汉子,体质也还不错,便又招待他车辐、火炙、烟薰。最后把一双“红绣鞋”提到了他的面前。
“红绣鞋”乃镇抚司特造,也是独创,是一种鞋状的铁器。先把鞋给犯人穿上,然后加热、烧红,直到皮焦肉烂。蓝玉刚刚觉得绣鞋变红,便呻吟着:“我招我招!”……随后在供词上签字画押。
那时候朝廷刚刚重申:审讯犯人不得用刑,严禁锻炼成狱。
蓝玉终于弄清了,他的罪名是要谋反、弑君。有人揭发他勾结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将在洪武皇帝到南郊先农坛行“藉田”礼的时候,发动政变,夺取天下。
举告蓝玉的,是一位叫蒋献的锦衣卫指挥。此等人物名不见经传,但本领极大,侦探的手段也颇高明。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办理的是很特殊的“诏狱”。连国公们甚至王爷们,提起南、北镇抚司也谈虎色变。
其实,连皇帝本人也未必相信蓝玉真会谋反、弑君。皇帝要杀他的直接原因是这人太过骄横,怙恶不悛。在闹腾过强占东昌民田、蓄庄奴为非作歹、夜闯喜峰关、私姘元帝妃等事端之后,皇上曾予以谴责,并镌其过于功臣铁券。无奈蓝玉不思悔改,甚至对皇上也显示了傲慢。特别是最近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皇上授宋国公冯胜和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而令他兼太子太傅,他觉得比冯、傅二人矮了一头,便怏怏不乐。背后发牢骚说:“凭蓝玉的功劳,难道不堪太师之任吗?”这也罢了。有一回,他竟指着皇上的龙舆(当然不是指着皇上本人)对身边一位“僚友”咕哝道:“你看,他已经在疑忌我了!”……或许就是此类的话传进了皇上的耳朵。皇上忍无可忍了。
当然谁都知道,皇上要杀蓝玉的真正缘由,还是由东宫“储君”(现在是皇太孙)着想,拔除其“棘杖”之刺。否则不会因蓝玉牵扯那么多人。这是继胡惟庸案之后又一震撼朝野的大案。皇上亲拟《逆臣录》,手诏布告天下,坐党论死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皆被“夷三族”,“磔于市”。总计株连被杀的将近两万人,真是血流成河!
蓝玉只是伏诛,而未被寸磔,死得还算是舒服。临刑之时。刽子手见他身伟面赤,确有大将风采,便因钦敬而给予关照,活儿做得特别干净,他脖颈上只有点凉风拂过的感觉。就在这凉风拂过之前,他还来得及望着奉天殿,朝皇帝的宝座大喊:
“朱公,朱公!(他已不再喊“陛下”了)果然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朱公啊!你以为天下太平了吗?何不留一二大将以防不测呢!……”
皇帝没听清他呜噜了些什么。那时皇帝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一年后,被蓝玉稍有点儿妒忌的太子太师傅友德,莫名其妙地被皇帝赐死。一个月后,定远侯王弼“坐事诛”。又两个月,太子太师冯胜下场跟傅友德相同,以莫须有罪名被赐死。至此。明室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后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善终。汤和绝对聪明,见皇帝疑忌功臣,趁早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故而享年七十寿考终身。沐英、汤和两位,真是太幸运了。
“朱公,朱公!……你再往北看看吧!难道不需再留一二大将,为你的天下防备着点儿吗?”
蓝玉这临死前的呼喊,尽管皇帝听不到,但却清楚地传进文华殿,震荡着皇太孙朱允妓的耳鼓。
二
朱允炆坐在文华后殿他父亲坐过的位子上。
这已是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的春天。
春天,恰是读书的大好时光。除掉了丧服的皇太孙朱允炆,现在最需要的便是读书明理。
根据朝廷颁布的礼仪,他一般是在早朝后,直接来到文华后殿的。他的几个弟弟——允燧、允煌、允燥也来到这里伴读。届时有詹事府的官员主持,请他先升座,然后侍读,侍讲者入殿行叩头礼。然后内侍为他展书,然后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而复班次。然后侍讲官为之讲解……开始他觉得极不习惯:徒弟如何受师傅之礼呢?如何连展书也要内侍伺候呢?然而日复一日,习惯成自然,他也便安之若素了。
这一天讲课的师傅是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名湜,以字行),极有才华,当年曾得过乡试头名。他遵照皇上的意见,安排的课程是《四书》里的《大学》。讲稿基本上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大学》按说朱允炆是早就读过的;但皇上说了,以前读过,仍须再读,深读之。慎思之。以皇太孙的身份,绝对会读出新意的。
黄先生先领他们朗读课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人偾事,一人定国……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伴读声参差不齐,却也嘹亮。然后黄子澄释之曰:
“所谓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治好家庭。意思是说,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教育好,而能教育好一国人民的人,那是没有的。所以那些国君只要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并治好自己的家庭,他即使不出家门,亦能完成对全国人民的教育。因为在家孝顺父母的道理,就是侍奉国君的道理;在家尊敬兄长的道理,就是服事长官的道理;在家慈爱子女的道理,也就是支使全国人民时,要以慈爱为本的道理……如果国君一家仁爱相亲,那么全国人民将受到感化,便会兴起仁爱的风气;国君一家谦让相敬,那么全国人民也将效法,便会兴起谦让的风气;如果国君贪利暴虐,那么上行下效,全国人民便会见利忘义,犯上作乱。国君所作所为的关键作用,竟有这样的重要。这就叫做国君一句话,可以败坏事业,国君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安定国家……”
黄子澄讲解的过程中,朱允炆的目光便柔柔地落到他的三个弟弟身上。他的三个弟弟也下意识地望他,兄弟们的眼里都亮晶晶的。他们好像在说:“大哥呀,我们的好大哥!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不仅要拿你当兄长尊敬,还要拿你当父亲孝敬。可你也要好好照拂我们呀?”……朱允炆的心里就发热,鼻头也微酸。
朱允炆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父亲背诵这段课文,使他几乎耳熟能详了。他的父亲从在“大本堂”读书时,就接受这种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而他也于中受到了薰陶。可以不夸张地说,朱允炆的个人品格——比如他对待父母的孝敬,和对待兄弟的关怀;甚至再扩而大之,包括对家庭之外的人的仁爱——都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朱标。他在家庭里边所做的无可挑剔。
在为父亲服丧的日子里,朱允炆“居庐毁脊”——脊背都弯了、驼了,连皇祖父都因之痛惜得落泪,而他仍不忘对三个弟弟的关怀。这三年里,他与三个弟弟,用膳则同桌,睡觉则并床。且还要时常督促他们的读书学习。这一点连他的祖父都为之感动。有一回祖父来到东宫,见朱允炆正与三个弟弟床并床头靠头,热热乎乎谈论着什么。祖父一时高兴,随口吟出:“兄弟相怀本一身”,让允炆对个下联儿。允炆不假思索便对曰:“祖孙继世宜同德”。祖父对他非常满意。祖父笑着频频点头:“啊,允,坟大有长进,我选了个好皇太孙啊!”
的确,朱允炆自父亲去世,或更严格地说,自登上皇太孙之位后,他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成熟了。他尽可能地以“国君”的标准规范自己。而不能凭自己的“天性”行事。大概不会再吟出什么“影落江湖里”的诗句,或者“雨打羊毛一片膻”的下联儿了。可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说实话,他朱允炆真不想当什么皇太孙,更不想当皇帝。他喜欢读的书,并不是他要读的(或要他读的)书。
说也奇怪,他好像特别锺爱名山大川,松涛海浪。他也向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意境。但他不可能走出紫禁城而浪迹天涯。那种无忧无虑的隐逸生活,只是在梦里出现过罢了。
他也很喜欢丹青。偶尔有机会读到宫里收藏的名画,便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仿佛心都贴了画上,随其韵而律动。王冕的梅,他也曾描摹过,且自认为得其趣旨。但却因此而受到父亲的呵斥。父亲不准他再玩儿什么丹青。“宋徽宗的画很好,可他做了亡国之君!足见画是不能玩儿的。偶尔吟吟诗弈弈棋也还罢了。”言犹在耳。他不能忤违。丹和青他早束之高阁了。
毫无办法。谁叫他是皇帝的嫡长孙呢?
其实他本不是长孙。他有个大哥叫雄英,但早夭折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了他必须接受皇太孙的册封。
他捧到“皇太孙册宝”的时候,那金册和龟纽金宝上映显出了父亲的面容。父亲在他弥留之际,为获得这件皇太孙册宝,呕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父亲胜利了。为了父亲,他必须学会做皇太孙。他是父亲生命的延续。
“皇太孙册宝”上曾映显出母亲的面容。父亲去世后,母亲仿佛突然意识到了父亲的价值。她完全垮了,甚至都不想活了。害得他和弟弟必须好生看守,生怕出现意外。
说实在的,朱允炆从懂事的那天起,他就发觉父亲和母亲极其陌生。父亲或许不需要母亲,母亲或许也不需要父亲。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彼此的话语和颜色,却又无懈可击。但朱允炆明显地感觉到了,父亲最关心的是他而不是母亲。所以在父亲生病、危亡期间,守在病榻前须臾不可离的,也恰恰是他而不是母亲。为此,他曾估计母亲对父亲的死不会过于伤心;但事实恰恰相反。母亲痛不欲生。母亲要求搬出东宫,要求在孝陵东侧懿文太子墓后为她盖一间小房子,她要长年与父亲厮守。她的生活以后将全部由孝陵神宫监负责。但他没有同意。皇帝皇贵妃也没有同意。他跪在母亲膝下,流着泪向母亲保证,他一定要照顾好母亲的晚年(其实母亲尚不到四十岁)。不要说别的了,单单为了母亲,他也须好好地做皇太孙,以便祖父百年之后,他当上皇帝,她也会因此而会成为皇太后。
那“皇太孙册宝”上也曾映显出允熥、允煌、允糮的面容。他们都还稚嫩。尤其是允燥,因为年龄太小,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哀痛。有时候在父亲的灵柩前都要顽皮一下,想跟允火坚开开玩笑。然而,恰是这不懂事的顽皮,却最是令懂得哀痛的人哀痛呢!
俗语云“长兄比父”。朱允炆知道他应该负起父与兄的责任了。只有他做了皇太孙、做了皇帝,才能更好地保护他的弟弟们。而假设他撇下他们——当然那纯粹是假设了——走出宫门,浪迹天涯,过闲云野鹤般的日子,那他的弟弟们将有谁来照拂呢?……
总而言之,从接过“皇太孙册宝”的那天起,他就应该忘记他是朱允炆,只应该记住“皇太孙”这个名字!
……
“‘夭夭’者,枝叶弯曲繁盛状也。据《说文》,‘夭,屈也’。如《乐府古辞·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天天枝叶倾……”
黄子澄继续解析课文。讲得有滋有味。翰林修撰把“结婚”描述得那么美好——“桃花娇娆如含笑,满枝叶儿碧又青,这个姑娘出嫁了,全家老小喜盈盈!……”这样讲的时候,师傅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停留在他的脸上。弟弟们也不约而同地盯向他,眼神略带幽默。他便感到脸部被灼热。他在课本的字里行间看到个娇小女人的身影。
不错,朱允炆已结婚了。其实,早在他为父亲居丧期间,祖父已为他选定了正妻。他是光禄寺少卿马全之女,比他小一岁。去年夏天,也就是说,他为父亲服丧三年刚刚期满,皇帝便张罗着为他举行婚礼,马氏亦被册封为皇太孙妃。皇帝把这件事看得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国祚,关系到社稷,而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那铺天盖地的贺帖、喜幛他看都看不过来。那位在东角门上冒死抗奏,力谏皇上“储君”应由嫡长孙朱允炆来做的刘老先生,更是热情洋溢地奉制作诗,题写喜联,为婚礼增色不少。可是,说也怪,他对“结婚”这件事毫无兴趣。“洞房花烛夜”,远非诗中描写的那样美好,连“合卺”礼他觉得都似无聊的游戏。他只觉得“结婚”更增加了心头的沉重感。他必须为家庭中增加的这个人,承担后半生的责任啊!
当然,他必须慢慢适应婚后的生活。他不可能再与弟弟们并床而睡了。他必须与皇太孙妃谐龙凤之欢,并尽可能早地为皇帝生下曾孙。
“‘其志不忒,正是四国’。‘忒’者,差错也。这二句的意思是:他的仪态没有差错,才可以为‘四国’之长,受天下人拥戴……”
黄子澄讲得不错。他作为皇太孙,大明朝的“储君”,必须仪态端正,举手投足皆合乎法度,方能做国人的楷模,受天下人的拥戴呢!……
黄翰林讲约一个时辰。讲毕,照例应该赐先生酒饭。皇太孙由詹事府执事官员及侍讲官簇拥着,先暂人殿堂南间小憩。在候酒饭的工夫,黄子澄发现皇太孙显出有心事的模样,便含蓄而问:
“殿下,臣方才讲的,可有错谬处吗?”
“不不。”朱允炆说:“先生讲得极好,我深得教益。‘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我若明若暗懂得了一些。不过,有些事情,还须再请教先生呢。”
黄子澄忙跪下道:“承殿下不耻下问,臣深感荣幸。”
朱允炆赶紧上前搀起黄子澄说:
“今日是来不及了。另择个日子,我想单独跟先生谈谈……”
三
数日后,皇太孙朱允炆在东角门单独召见了黄子澄。
这并非正式的会见。是在皇上主持的会议散后,御舆回宫,群臣告退,朱允炆只对黄子澄说句“先生请留步”,詹事府其他官员知道应当回避,随即散去了。然后他和他开始了密谈。
这次谈话没有记录。谈话的内容是后来朱允炆登基之后才披露于世的。
话题是从日前在文华后殿读《大学》开始的。朱允炆劈头就问:
“所谓‘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国君的仪态、品质都没有差错,他就能治理好国家吗?”
黄子澄略作沉吟后回答:“这只是说了一面,国君必须‘其仪不忒’;然而……”他没有继续就《大学》上所引用的《诗经》里这句话展开去谈。他知道把这个问题谈深谈透,非是一朝一夕之功。很显然,皇太孙心中定有许多苦衷,需要向人倾诉,以便释疑解惑,寻求对策。
黄子澄不由地一阵激动。他预感到,“储君”准备拿他作“知己”对待了。
他热切地等待着皇太孙的倾诉。
但朱允炆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张不开口。
许多话,从何谈起呀!
他记得,父亲临死之前,曾抓住他的手说:“炆儿,我死之后,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你这皇太孙,比我这皇太子,怕更难做呀!”
他就说:“父亲,那我何必做呢?”
“不,你必须做,千方百计要做!”父亲说:“我已经来不及了……有些话我得快嘱咐你,你一定要注意……”
“那你就说吧,父亲。”
“你当了皇太孙,千万小心一些人!这些人虎视眈眈盯住你的位子。他们叫你不得安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就是带刺的‘棘杖’。皇祖父大诛功臣武将,就是给我拔刺儿。”
“咳,不对!”父亲急得喘不上气来,“父皇他拔的刺不对!”
“为什么不对?”他大为惊诧,“难道他们不是奸臣?不该被杀?皇祖父还会错了吗?!”
“咳,炆儿,你还小,我也不容易讲清楚。但你一定要记住:敌人不是那些功臣武将,而是,而是……”
“到底是谁?”
父亲的声音本来就弱,此时还怕别人听见似的,让他把耳朵贴过去。他听后大吃一惊,几乎跳起来。
父亲所说的敌人,竟是他的几位亲叔父!
这真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父亲和他的亲王兄弟们,平常严谨遵循《昭鉴录》和《祖训录》,他们都把《祖训录》抄写到王宫正殿东墙壁上,以便随时观览自省。他们从在“大本堂”时起,就学习《四书》、《五经》,恂恂然大讲“治国齐家修身”的道理。他们张口闭口皆是“忠孝仁义礼智信!”……难道亲骨肉也会成为仇家?难道亲叔父也会成为敌人?!……
“从来祸起于萧墙啊!……”父亲说。一脸的痛苦与无奈。
父亲说这番话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如果说,那会儿朱允炆对父亲的话,仅感到懵懂与震惊,那么现在,他心里是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叔父们的威胁。
他这些藩王叔父差不多都掌握兵权,有的甚至掌握重兵。按照朝廷规定,每位驻藩亲王可拥有三护卫军队。洪武十年,又宣布增加秦、晋、燕三王的军队。秦府原有西安护卫军一千四百五十一人,增加羽林卫军二千二百六十四人;晋府原有太原护卫军一千六百三十人,增加兴武等卫军二千二百五十一人;燕府原有燕山护卫军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增加金吾左卫二千二百六十三人。后来《皇祖明训》又规定:“王府指挥司官并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这实际上就等于放开了对各王府军队的限制,所以各王到底有多少兵,谁也说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皇上大诛功臣武将,将统兵之权转移到了几位藩王手中。几次征伐北元的战争,军队都要听从燕王、晋王节制。除燕、晋二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齐、代、肃、辽、庆、宁等亲王。真中齐王从洪武二十二年以来,数次带兵出塞,常以武功自喜。其生性暴戾,跋扈不羁。而代王桂,于洪武二十五年就藩大同后,曾受命立卫屯田,又率护卫随晋王出塞,且颇习军旅。他跟齐王一样,也是暴虐不肖之徒。其他如辽王植,其藩地广宁为战略要地,他也通武略,屡建功;宁王权所驻的大宁,地处喜峰口外,东连辽东,西接宣府,乃北方军事重镇。当地有朵颜三卫突厥族骑兵,骁勇善战。宁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足见其军力之盛。不仅这些封藩边地的藩王,即使是内地的楚、湘等王,也都练兵守备,具有一定实力。总之,有这些如虎似狼的叔父们在外分镇,这便是朝廷的隐患。他们不会老老实实,不会甘心情愿向朱允炆这位小侄子俯首称臣。皇祖父健在还要好些,一旦不在,难保不出祸患!如不早加防范,将来朱允,坟说不定死无葬身之地啊!
朱允炆的这番担心并非多虑。他在一些所谓的“小事”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比如说,洪武二十六年秋八月。秦、晋、燕、周、齐五王来朝。他在与叔父们见面时,便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尴尬。这尴尬首先是由礼仪引起的——鉴于他是以“皇太孙”的名义入主东宫的,辈份比亲王们低,年龄也小,朝廷便修订了“亲王来朝仪”,决定“在朝行君臣仪。便殿行家人礼”。据此,先由几位叔父在东宫的正殿,向他行四拜大礼,尔后再入便殿,由他向各位叔父行“家人礼”,以叙“亲亲之情”。当五位叔父向他跪拜的时候,他自己先已感到不安了,汗都沁出了背脊;偏偏周王在跪的过程中喘气不畅,有意或无意地崩出一个响屁,闹得几位叔父憋不住要笑出声来。詹事府的执事官员也发了怔。这且不讲。那一日,皇上赐宴诸王,令他在座作陪。宴罢他随诸王出殿。忽然有人在他背上击一猛掌,又将一口酒气喷过来说:“嘿!想不到侄儿能有今日!”扭头一看,原来是燕王。他当时毫无防备,不知该如何作答。偏皇上尚未走远。已把方才的情景看在眼里。皇上便皱起眉头斥燕王道:“咄!何故挞皇太孙?”燕王当即意识到刚才的言行是有点胡闹了,一时竟手足无措。此时他已回过神儿来,反替燕王回护说:“这是四叔喜爱侄儿的表示呢!”皇上才转嗔为喜。……
如今,这些看似无聊或玩笑的“小事”,想起来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尤其是联想到蓝玉临刑前喊的几句话,使他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逼近。蓝玉曾在断头台上朝皇宫的方向大喊:“朱公,朱公!……你以为天下真的太平了?何不留一二大将以防不测呢?”蓝玉所说的“不测”,指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燕王或者晋王、宁王?
朱允炆还记得父亲病危期间曾跟他提起过:“蓝玉久在北边统兵,似见过燕王行事不端,有望气者称‘燕有天子气’,恐有异谋,曾提醒我预加防范。他是我家亲戚,总是近着一层儿,说这话应是好意。”……如果事情真被蓝玉不幸而言中,便如何是好呢?蓝玉等一批大将军活着的时候,他们统兵在北,对燕王、晋王也是个牵制;如今他们都死了,燕、晋二王不更加有恃无恐了吗?……
朱允炆忧心忡忡。他觉着应当把他的担心告诉皇上。皇上是他惟一的依靠;而且,也只有皇上才能避免“不测”之事的发生。
他鼓了很大的劲,决定将蓝玉的提醒直截了当地向皇上讲出来。但一旦见到皇上的威仪,他先就有点气馁,吞吞吐吐地表达不清意思了。
那时候皇上刚刚把《逆臣录》布告天下。这位老人为了皇太子,曾杀掉两万人(那是受胡惟庸牵扯的两万人);为了皇太孙,又杀掉两万人。朱允炆想像不出两万人乃至四万人的鲜血能盛满多少个浴池——因为那天皇上刚刚洗浴完毕,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联想。刚走出浴池的皇上显得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老人家颇以自己的大肆诛杀而自豪。他在孙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他说:
“我为你完全拔除了棘杖之刺,日后你可以做个太平天子了!”
“可是……”朱允炆踌踌躇躇地说:“可是还有北地……”
朱允炆说的“北地”,指的应是燕王或者晋王、宁王;然而洪武皇帝却听成了“北元”。当即又说:
“你勿须担心!我以御虏防患之事付之诸王,他们可使边尘不动。”
“然而……”朱允炆终于鼓足了勇气。这毕竟是个机会,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便说:
“虏患不靖,可以诸王御之;若诸王不靖,谁去御防呢?”
洪武皇帝怔了一下。他收敛起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认真地盯着朱允炆。他没想到孙子会有这样的忧虑。沉默良久,皇帝反问朱允炆:
“那你的意思如何呢?”
“以德怀之,以札制之。”朱允炆说。这两句话在心里已藏了许久。他还要说的是:“若仍不可,则削其封地;若再不可,则废为庶人;若还不可,则只有举兵讨伐了!”然而或许性格使然,后面的几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朦朦胧胧;尤其“举兵讨伐”四个字,竟又咽了下去。
皇上也许没太听清他的意思,也许对他的意思不感兴趣。“封藩”是洪武皇帝的得意之作。“以藩王代功臣”而御虏防患,亦是洪武皇帝的得意之作。他们爷孙俩对究竟何为“棘刺”,看法儿迥然不同,因之谈不到一起去。所以皇上打个呵欠说:“是啊,办法总是有的。”便结束了谈话。
皇上的态度非但未使朱允炆释怀,反倒又添了一层忧患。眼见皇上春秋已高——今年已六十九岁,说话问便要进入“古稀”。以后的日子是他朱允炆的,好与歹都要靠他自己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啊!
朱允炆觉得黄子澄系东宫的人,太子在日对他不薄,而他在探太子病时,太子亦流露了“托孤“之意。故此朱允炆才决定找黄子澄谈谈,听听他对藩王拥兵一事有何看法,能否想出对策。
想不到黄子澄早已揣知皇太子的心病。见他难以启齿的模样,便说:
“殿下召臣,是否担心藩王出事?”
朱允炆眼睛一亮,说:“啊,此正是我所虑者……”
黄子澄点点头:“诸王乃殿下之尊属,各拥重兵,其所作所为多不法。皇上百年之后,不知他们会如何对待新主?”
朱允炆心里发热,暗想:这人确是知我痛苦!便问:“依卿之见,该如何是好?”
黄子澄说:“臣以为此事不难处置。诸王府的护卫军士,仅足以自守,而朝廷军卫,犬牙相制,倘若诸王有变,只需临之以六师,谁能抵挡?汉朝七国并非不强,最终还是灭亡。这便是以大制小、以强制弱的道理。”
黄子澄显得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说话时袍袖一扫,极像是秋风扫落叶。这有点出乎朱允炆的意料;但毕竟感到了宽慰。他想黄子澄一定了不起,将来一定要倚重他的!
黄子澄所说的汉朝七国的掌故,朱允炆当然也知道的。汉朝初期皇帝的亲属被分封到各地为诸侯王,封地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其中吴、楚、齐三国的封地加起来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他们的力量的确比现在齐、晋、宁等王要大得多。那时候各诸侯王在他们的独立王国内征收租税,煮盐铸钱,乱行不法,与朝廷相抗衡,当时的局面要比现在严峻得多,文、景两帝采取贾谊、晁错计,打击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减王国封地。景帝前三年,吴王刘濞和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叛乱。朝廷即以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个将军,仅三个月即将七国击败。叛乱的或自杀或被杀。此后诸侯王国又经武帝的进一步削弱,便名存而实亡了。
朱允炆从汉平七国之乱的故事里受到启发,也受到了鼓舞。从现在起他就有了“削藩”的念头了。他对黄子澄这位曾拿过会试头名的大儒寄予厚望,殷切地说:
“谢卿指教。到时候全拜托先生了!”
黄子澄便受宠若惊地顿首道:
“蒙殿下不弃,臣敢不效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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