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祐三年（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107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1072年），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引发骚动，遂出现市场凋敝、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加之无良官吏，苛税牟利，无耻小人，从中鱼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圣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所以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而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导致北宋败亡，而他死硬不改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间相当主流的观点。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也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专家、权威、名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庙的扛鼎人物，对于邵伯温这本小册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齿之恨，那口出不逊的骂詈之声，简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实在有失学者风度。

    邵伯温活了七十八岁，这一辈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赶上王安石变法，中年经历元祐党争，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祸，南渡以后，衰迈年暮，回顾以往，不胜唏嘘，遂有写作此书之志。他说：

    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

    看来，这不过是他个人的一部回忆录，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经所历、所感所想的人生总结。因此，后人没有理由要求他必须写成一部准确无讹的正史，而他也没有义务扮演毫无个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说得很清楚，由于他父亲邵雍的缘故，他得以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富弼相过从，那时，他才十二三岁，“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因此，前辈身影，先贤言行，时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这部回忆录的主要内容。由于他“闻见日博，而尤熟于当世之务”，不可能不涉及熙宁变法，元祐党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诸位前辈的影响，而持反对变法的立场，随后又因入党籍遭到迫害。据说，凡入党入碑者，连开封的城门都不准进，他遂成为一个王安石的铁杆儿反对派，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本来，知其人，读其书，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读书人应有之义。但邵伯温这部书厉害的是，在他笔下是悉为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竟能起到左右历史的作用。以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脱脱的《元史》，涉及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书的说法和见解，一字千钧，遂为定论，这也是那些为王安石辩诬正名者最为恼火的事。说到底，邵伯温只是尽后死者之责，记录下他所知道的事实，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与邵伯温无关。

    但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为什么他的这本小册子，竟成为一段信史？因为与当时对这场大失败进行寻根究底的大趋势合拍。北宋灭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从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来到长江以南的水乡泽国，或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或依人篱下，羁旅江湖？于是，从亡国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耻；而靖康之耻，又是赵佶、蔡京贻祸中外的结果；而蔡京和童贯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与元祐党争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坏人当道、小人得势是分不开的；接着继续上推，元祐党争正反两面贴烧饼式的恶斗，又是熙宁变法中支持与反对双方较量的延续；再往上，还有什么好找的，我相信南宋当时大部分臣民，会一致得出结论，国难家祸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强推新法而起。谁的心里都明摆着一本账，从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澶渊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实施变法止，六十六年的太平日子；而推行新法，世乱便随之而来，不唯王安石是问，还有其他发泄怨恨的渠道吗？

    宋钦宗时的国子祭酒杨时的奏章中所述，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说：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这对王安石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变法，宋乱，而后亡，不变法，宋也乱，而后同样会亡。邵伯温此书当著于杨时的奏章以后，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宋亡之过在于安石，但他话里话外，却是有这层意思的，否则他就觉得有负后死者之责的内疚了。在这本书里，固然他说了王安石的长处，如好学不倦，廉洁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认为他偏执、奸诈，是一个“外示朴野，中怀狡诈”的人物，对其“变乱祖宗法度”“祸害国家”“劝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的批判，与杨时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讳言的。但这部书能留存下来，成为解读那一段历史的重要资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这也是簇拥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历史舞台后的那些精神上的党羽，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得以存世的缘故。从至今尚能读到的蔡絛之《铁围山丛谈》来看，证明这类书不是没有，而是曾经有过，不过，统统湮没无闻。

    老百姓虽然永远是无声的一群，然而他们的唾弃，却是最可怕的惩罚。

    在这部书里，邵伯温说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精彩的论断，通常不大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一笔带过。其实，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变法改革者，都是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事的大问题。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写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资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则可，行之天下不可，这就是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道理所在。

    二

    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惇、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不断地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把王安石重新定位于历史伟人的时候，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为王安石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与他们只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王安石未尝不希望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他们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这些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的时候，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说过，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给予的报复，那是这位诗人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

    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

    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送其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

    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

    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

    卷二百十四纪

    谢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返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

    卷四百二十一纪

    谓范镇举苏轼为谏官，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以谤语力排之，事不实，士论薄之。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

    轼有外弟，与之不叶，安石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镇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

    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槩》

    政坛的事，官场的事，这种钩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属于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绝对不蹚浑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他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有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

    司马光奏对垂拱殿，上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盐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长编》卷二百十四纪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他大概没料到舆论大哗，天下大乱。因为他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这是当时和后来所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经验，具有灵活机智，应变圆通，能够从容进退，周旋回转。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学者型干部，适合做领导者的智库，出谋划策，可以，运筹帷幄，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的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也不要说北宋时期那种颟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声招呼，简直让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是经不起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你看，每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三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这一天，光绪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戊戌变法”正式出笼。康有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

    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八股。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举动兴奋得不能自已，说：

    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

    问题在于清光绪犯了宋神宗的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神宗，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后却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权。孰料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这位理想主义者，列宁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却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眼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

    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怒不可遏的样子。有一个叫作吕陶的官员：

    其初应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对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安石读卷，神色顿沮，神宗使冯京竟读，称其有理。而卒为安石所抑，仅得通判蜀州。

    可以想象王安石彼时气急败坏的样子。接着，他又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全面出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不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

    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结果，如刘述、程颐、刘挚、刘琦等御史，如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谏官，如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这样一个人皆为敌的刺猬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保守派也非铁板一块，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并不认同这种绝对的做法，曾与之争辩，新法该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笔勾销，择其善而去其恶，为此与司马光争辩，而获罪于当局。现在，回过头去看苏轼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中：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

    重点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皆不与治同道”，过于与民争利，层层盘剥，法令峻急，求速伤民，从老百姓身受其害这个角度，而持有异议罢了。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

    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

    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但是，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证明，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长鉴拾补》

    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势必要成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从这里看到，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嫉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的话，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冲他起劲儿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政治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写道：

    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

    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这就颇令时人为之不齿了。

    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王安石却说：

    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于是把欧阳修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

    王安石最后终于凄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还是他是个文学家的缘故。而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

    还是那部《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

    子瞻曰：“某欲有言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1079年）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

    “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著《宋论》一书，在神宗的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

    四

    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颇多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

    据宋人李昌龄的《乐善录》，也说过：

    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五年、六年，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获胜，拓边两千余里。因此造就了王韶，更膨胀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动起动武狂热，导致元丰四年（1081年）的灵州之战，宋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接下来，元丰五年的永乐之战，西征宋军基本覆灭。熙河之役的获胜捷报传来，宋神宗亲自解下龙袍的玉带，赏赐给这位“大军事家”王安石；但轻启兵端，小胜以后的大败，却是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的懊悔，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

    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

    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

    而王韶之死，更怪异，死于疽，疽腐烂到洞见肺腑，那就更离奇了。

    王韶是一位优秀的将领，若生在汉、唐，是大有可为的。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虑收复这块失地之后，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顽不逊的吐蕃、西夏异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赢了第一回合，在以后的交手中，你还能屡试不爽吗？整个国家不给力，主张动武者王韶也好，怂恿动武者王安石也好，纵使三头六臂，也是回天乏术的。

    王夫之在《宋论》里说：

    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

    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

    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王韶也许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只不过给王安石解围而已。神宗熙宁四年、五年、六年，正是王安石实施新法，遭遇强大阻力之际，他需要进行一场冒险的战争，胜了，证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对的，败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广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归罪于朝野上下反对派彻头彻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却断然结论王安石是个“妄人”，何谓“妄人”？说白了，就是嚣张到不进油酱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着精彩的分析：

    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得志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也许因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辩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王安石最后被丑化，应该说，很多皆为过甚之词，不足为凭。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

    中国文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涂抹脂粉不够，还要遍体贴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其中，以梁启超嘴巴最大，调门最高，言词之夸张，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1908年，梁启超著文赞美王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为尧、舜、禹之后的唯一完人，一是引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荣，二是同为失败者惺惺相惜之亲，三、应该说是大人物心里不甘寂寞的自况。这位饮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别忘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称“戊戌变法”的一百天里，他和康有为，或康有为和他，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说一不二的架势，是画等号的。因此，王安石有多伟大，他就有多伟大。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么了不起，他也水涨船高跟着了不起。历史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不厌其烦地让人类犯同样的错误，上一个人挖坑，掉了进去，下一个人接着挖坑，仍旧掉了进去，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继续如此，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绪视为“国师”的康、梁二位维新派领袖，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的维新派，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其雷厉风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书，连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这几位新贵，暴得权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维新派脑袋一热，不但忘了可能的友军洋务派，也忘了退缩到颐和园里，围着老太太转的保守派。其行事之急峻，处置之仓促，决策之轻易，政令之草率，以致诏书频出，一日数通，国策废举，莫衷一是。与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大本营三司条例司，不停地颁布变法措施，不停地制造社会混乱，简直就是一对暹罗双胞胎。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大动作，实际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门外菜市口的断头台。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是所有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个早晨起来，立刻实施全面彻底的变革，马上进行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并要求立竿见影，万象更新。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做出他伟大或者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观其结果，察其后效，视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为者，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所以，一个个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里跳，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至于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

    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