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初见

    1926年秋。朱德同志率领一支革命军来到四川通江县洪山塘镇，准备讨伐洪山塘以东60里的洪口军阀刘南亭。

    在镇子的东北街口，朱德同志正对部队讲话。不一会儿，朱德同志结束了讲话。一个大高个副官走上前去向朱德同志报告，一个名叫官女子的孩子要求带路。

    朱德同志摇摇头说：“行军打仗，女孩子受不了。”

    大高个副官却笑道：“他是个男孩，你看！就是他。”

    孩子对着朱德同志拘束地鞠了一躬。

    朱德同志忙扶起他，慈祥地说：“哎哟哟，革命军不兴这一套。”接着，又笑微微地问：“你是个男孩子，怎么起这样的名字啊？”

    原来官女子满岁时害了一场重病，差点死去。后来父母听阴阳先生的话，起了这个名字，意思是让观音菩萨保佑这个下贱人长命百岁。朱德同志哈哈大笑起来，对官女子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官女子虽然不能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意思，但听到有个福字，猜测是句吉利的话，便高兴地请求说：“我知道刘南亭住在哪里，让我带路吧！”

    “你今年多大？”

    “16岁。”

    “你比民国还大1岁。”

    官女子听到朱德同志也说自己比民国大1岁，心里就更高兴了。他爽快地说：“是的，父亲跟我说过，民国多少年再加一就是我的年龄。今年是民国15年，我就是16岁了。”

    “好记性，好记性。”朱德同志接着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他老人家在家吗？”

    “我父亲叫殷占国。民国9年他顶替老秀才罗德良的弟弟当兵去了。离家6年了，一直没有音讯。”官女子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一酸，两眼都湿润了。

    “殷占国，殷占国……”朱德同志口里重复着官女子父亲的名字，一边用右手抚摸着官女子的头，一边安慰他说：“别难过，我们想办法把你的父亲找回来。”

    “能找到他吗？”官女子半信半疑地问。

    朱德同志肯定地说：“只要他还在人世，我们就有办法找到他。”

    在交谈中，朱德同志还了解到官女子从7岁开始，便在老秀才罗德良家里放牛，是个地道的放牛娃。罗德良的表妹李氏嫁给洪口的反动头子刘南亭做小老婆。罗刘两家往来甚密。罗德良为了讨好刘南亭，经常叫官女子给刘家送这送那，甚至有重要信件也叫他捎去。

    官女子讲完这段身世，还怕不够条件当向导，又补充说：“刘南亭手下只有600人。”

    朱德同志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是他的小老婆说的。”官女子继续解释说，“前天我送东西给刘南亭时，在那里住了一夜。昨天早上，刘南亭正在对他的部队训话，我在旁边看热闹，被他发现了，挨了一顿打。这时他的小老婆来了，制止说：‘他是我表哥家里的人，给我们送东西来的，明天他还要送鸭子来哩。’她边把我拉开，边从鼻子里挤出一句话来：‘唔！你就是那么600人，逞什么能？’”官女子讲到这里，露出臂部的伤疤给朱德同志看。

    朱德同志看到这个瘦棱棱的放牛娃，又疼心又高兴，果断地说：“好吧！就请你带路。”

    岔口告别

    革命军傍晚出发，当晚下半夜来到洪口附近的一个山头上。朱德同志根据官女子提供的情况，部署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是大部队去包围刘南亭的部队，另一路则是由朱德同志率领20人的便衣队去活捉刘南亭。

    朱德同志让官女子背上一篓鸭子在前面带路，便衣队跟在他的后头。神不知，鬼不觉，在刘南亭住处附近埋伏下来。天还未亮，为了不惊动敌人，朱德同志决定先由官女子、自己和大高个副官先接近哨兵，其余的埋伏在周围见机行动。

    官女子领着朱德、大高个副官来到刘家门口。哨兵气势汹汹地喝道：“什么人？”官女子回答说：“是我！给太太送鸭子来的。”然后双手使劲地摇动背上的背篓。篓子里的鸭子突然受到惊动，“嘎嘎”地叫了起来。

    睡在床上的女人听到官女子的声音和鸭子的叫声，急忙起身出来。官女子一本正经地说：“太太，你表哥有封亲笔信要交给刘老爷。”

    “拿来！”这女人急着要取信。

    “是他俩带来的。”官女子一边说一边指着朱德同志和大高个副官。

    酣睡初醒的刘南亭在床上听见了懒洋洋地说：“快把信拿过来。”接着起了床，点亮了灯。朱德等三人进了卧室。大高个副官一个箭步上去，把刘南亭的两只手倒背过来。刘拼命挣扎着。朱德同志不慌不忙地掏出了手枪点着刘南亭和他老婆说：“你们老实点，缴械吧！”在这同时，革命军也解除了刘南亭部队的武装。

    天亮后，革命军抄了刘南亭的家，把浮财分给了当地群众。大高个副官遵照朱德同志的吩咐，从浮财中挑选出九套衣服、两条夹被和60块银元，捆成一个背包，准备交给官女子带回家。可是，官女子不肯要。

    朱德同志说：    “你是带路的小英雄。这些东西是给你家里的，收下吧！”

    官女子说：    “我是个穷孩子，带那么多东西回去，别人会说是偷来的。”

    “哦！”朱德同志若有所思，叫大高个副官写了个条子，条子上写道：

    “赠给官女子母子衣服九套，夹被两条。奖赏带路英雄官女子60元。”

    朱德同志在条子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亲手把背包和条子交给了官女子，并指着自己的名字说：“我叫朱德。”

    官女子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背包和条子，随口说：“叔叔，我没有文化，怕记不住你的名字。”

    朱德同志听后开怀大笑，风趣地说：“官女子，你是放牛娃，对牲口一定有印象吧？我姓朱，你看到猪，就会想起我的姓——朱；你想一想手里得到的东西，就会想起我的名——德。”

    “记住了，记住了。”官女子听了朱德同志的解释，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天下午，官女子随革命军从洪口返回到洪山塘一碗水的地方。这时，革命军要西赴通江县城，官女子则要南行回家。快要同朱德同志分手时，官女子提出了参加革命军的要求，朱德同志说：“你还小，家里还有母亲、姐姐，过几年再说吧！”

    官女子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朱德同志告别。他一步三回首，行至峰回路转处停住了，久久不愿离去。朱德同志挥挥右手，示意他快点回家，随后双手卷成喇叭筒靠在嘴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回去吧！我们还会见面的！”

    这喊声震动着山谷，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回响。

    草地重逢

    1936年夏。

    朱德同志已是威震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官女子亦于1931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他有了自己的名字——殷长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还当选为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这时，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第30团的保卫干事。

    一天黄昏，落日的余晖映红了半边天。松潘草地在晚霞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片金黄。劳累了一天的朱德总司令从帐篷里出来。他站在门口伸展双臂，不时还环顾着周围的帐篷。这时，恰好前来参加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开办的机要学员训练班学习，和战友们在不远的地方忙碌地搭帐篷的殷长科，看见了朱总司令。久别重逢，这个放牛娃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啊！他心里本想喊一声“总司令”，可是，口里却不由自主亲昵地叫喊着“朱叔叔！朱叔叔！”殷长科跑步来到了朱总司令的跟前。朱总司令定神地打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小伙子，凝视了好久都叫不出名字来，后来从殷长科右脸颊上的一块小疤认出来了。他问：    “你是带路的小英雄官女子？”

    “是呀！是呀！”殷长科见总司令还能记住自己的小名，心里格外高兴。他补充说：“我是来参加机要学员训练班的。”

    朱总司令的左手按住殷长科的右肩，右手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左肩，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嘛，咱们还会见面的。今天不是重逢了？”

    朱总司令把殷长科领进了帐篷里，两人盘着腿并肩席地而坐，攀谈起来。殷长科详细汇报了10年的经历，朱总司令听了满意地说：“好哇！长大了，成材了。”

    “你父亲回过家吗？”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殷长科。

    殷长科经朱总司令这一问，两行热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怀念自己的父亲，更感激面前这位关心自己一家骨肉团圆的总司令。

    原来，殷长科的父亲殷占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撤离南昌时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回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又参加了红军，当了排长。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殷占国被打断了右腿。正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偶然地看到了从通江去巴中开会的儿子殷长科。殷占国牺牲前断断续续地向儿子讲述了他见到朱德同志的情景。

    当年，殷占国在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里当上士。一天早上，有人正喊殷占国，朱德同志听到这个名字，当即把他叫到跟前，问他是不是四川通江县殷家边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儿子叫什么名字？殷占国一一回答后，朱德同志如释重负，舒展开两眉，连声说：“可把你找到了，可把你找到了。”朱德同志把官女子给革命军带路的情况告诉了殷占国，还嘱咐他要常给家里写信，条件许可就回家看看妻子儿女。

    殷占国讲完这一情景，叮嘱儿子说：“你如果见到了朱总司令，一定要告诉他：我们父子见面了……”

    殷长科擦掉眼泪，把父亲的遗言告诉了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安慰殷长科说：“你是烈士的后代，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机要训练班里要好生学习，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

    天渐渐黑了。帐篷里，朱总司令划着火柴点亮了羊油灯。殷长科发觉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他没走几步，朱总司令又上前把他拉了回来。原来，殷长科的绑带绑得不够好，被朱总司令发现了。

    朱总司令让殷长科坐在自己的左边，和蔼地对他说：“行军打仗，绑带绑不好可不行呀！”朱总司令指着自己的绑带继续说：“这种宽面绑带应该打人字形。从下到上打成5个人字，既舒适，又好看。这种打法你会吗？”

    殷长科摇摇头，没有作声。

    “这个好学，我来教你。”

    羊油灯下，朱总司令和殷长科肩并肩，脚靠脚，练习着打人字形的绑带。

    窑洞相叙

    1940年春。

    西路军失败后，殷长科辗转从新疆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住在延安招待所里。和他一起回来的其他干部一个个都分配到抗日前线去了。可是，在西路军中熟悉殷长科的同志几乎全都牺牲了，原来他保留的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名单通知书在一次战斗中销毁了。因此，组织上不了解他的履历，把他作为战士留在延安。当时，殷长科对在八路军当干部还是当战士的问题毫不在乎，但是，对不能把自己分配到前线去却感到非常难过。此时此刻，在战火硝烟中闯惯了的殷长科待在招待所里，急得就像火烧火燎一样。

    一天中午，殷长科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散心，蓦地看到党中央首长的窑洞，想起了朱总司令。他像孩子看到了自己的亲娘，咯咯地笑出了声。可是，他转念一想，脸色又阴沉起来。他想，朱总司令虽然和自己见过两次面，可是，事隔多年，他还能想起我这个放牛娃吗？即使认出了我，他又能为我作证吗？殷长科想得很多很多，不过，毕竟上前线心切，他终于鼓足勇气跑回招待所，毫无顾虑地抓起了电话机……

    “铃铃铃……铃铃铃……”

    朱总司令的窑洞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朱总司令拿起电话机，一听是殷长科打来的，马上就想起了他的小名，亲切地回答说：“官女子，你好啊！有事找我？你就来嘛，下午3点钟来！”

    下午3点钟，殷长科准时来到了朱总司令的窑洞里。朱总司令和以前一样，热情、和蔼、慈祥，使殷长科像当年一样无拘无束地倾吐着心中的话语。朱总司令对西路军的损失感到很痛心，关切地对殷长科说：“官女子，你是幸存者。人生在世，难免有三灾六难，这次你又过了一难。”

    殷长科紧锁着眉头，没有答话。

    朱总司令继续说：“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官女子，珍惜自己，振作起来……”

    殷长科听到这里，打断了朱总司令的话，说：“现在组织上不承认我是个干部，让我待在招待所里，不让上前线，真难受啊！我的情况，总司令是了解的呀！”

    朱总司令欣然答道：“你是带路的小英雄，是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当过保卫干事。关于这些情况，我来作证。至于以后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事求是嘛！工作分配问题，由组织上去决定，你要服从革命的需要。”

    这次谈话以后，朱总司令将殷长科的情况和要求告诉了邓发同志。后来组织上经过了解，恢复了殷长科的干部职务，并决定派往胶东抗日前线去工作。

    殷长科离开延安时，考虑到朱总司令操劳着抗日大事，生怕打扰他的工作，所以没有向朱总司令告别。临行前，殷长科远远地面对朱总司令的窑洞，看了很久很久，心里在说：“再见吧，敬爱的总司令！”

    （曾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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