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医生护士不行”

    1941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和苏井观同志从延安城北兰家坪赶回城东刘万家沟。走到北门外，井观同志忽然停住，下了马，我也随即下了马。在马路的右首，和我们相距大约百步远，有两位同志在山脚下站着，前面的一位背着手，正在向对面的山上眺望。

    “总司令。”井观同志轻声告诉我。其实在他说出口之前，我已经认出来了。

    我们一齐向着朱总司令走去。总司令脚踏一双草鞋，身穿一套旧军服，比站在他后面的警卫员穿的那一套还更旧一些。如果不是早就见过他的相片，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总司令。

    井观同志把我介绍给总司令。他和我握了手。在他的久经风霜的脸上，呈现着使人感到十分温暖的笑容。

    那时候，在延安，正在传诵着他的一首气壮山河的诗：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首诗，是和我初次见到的他那亲切的笑容一起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的。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几天之后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医院的同志们要求他向大家讲一次话。他站在一排窑洞前面，大家围坐在地上。他首先讲“皖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随后提到了卫生工作，他说：

    “打仗不能没有枪炮子弹，不能没有粮草。没有医生护士行不行啊？也不行。革命工作分不得高低大小。仗怎么打，要听司令员的。病怎么治，怎么防，要听你们的，司令员也要听你们的。打仗需要你们，将来革命成功了，建设我们的国家，没有你们还是不行……”

    当时延安有不少的青年，向往“轰轰烈烈干一场”，不安心埋头做技术工作，总司令正是针对这种思想讲这些话的。同大家见了面之后，他又同当时卫生部的政治委员饶正锡同志和医院几个负责同志在一起座谈。他对伤病员的生活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说：“光靠治不行，还要靠养。医院要多种点菜，多养点猪，把伤病员的伙食办好。”

    “哪有不算账的道理呢”

    1942年夏天，总司令和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四位同志在南泥湾休息的时候，我和延安医务界几位同志也在南泥湾。那时候我有机会常去看望这几位老前辈。他们住在山坡中间几个土窑里，土窑后面有一片小树林。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现在我依稀记得，在总司令住的窑洞里，紧靠着土炕一个方桌上，经常放着一本《论持久战》和一部残缺不全的线装本《杜甫诗集》。

    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南泥湾已经成了水稻盈川，牛羊成群的新农村。总司令最喜欢爬山和参观生产单位。有一天上午，我随同他去参观一个办得很好的鸡场。鸡场的管理员是参加革命多年的一位十分淳朴的老同志。他陪着总司令走了一遭之后，从一个筐子里拿出两个鸡蛋给总司令看，并且高兴地说：“我们的鸡蛋个个这么大，一斤只能称八个，比街上的好。”“成本怎么样？”总司令问。

    “成本么……反正鸡是咱们场里自己养的，饲料是咱们场里自己种的，成本么……反正亏不了就是了。”

    “成本怎么样”？总司令又一次问他。

    他左顾右盼，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还是答复不出具体的数字，只是重复地说：“反正亏不了就是了。”

    总司令笑了起来。

    “你们不懂得算账，是不是？什么时候也要算一算账嘛。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算账，哪有不算账的道理呢？”

    总司令又问了问鸡场的详细情况，听到鸡没有生过病，他很高兴。临走的时候，他说：“这个鸡场办得不错。可是要算账，不会就要学。”

    “丹心千古照苍穹”

    1946年这一年，延安军民是在随时准备迎击蒋介石的进攻中度过的。当年7月间，在延安的八路军大礼堂里，举行了一个延安军民反内战动员大会。总司令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当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那么声色俱厉，平时的那种笑容可掬的样子完全消失了。他的讲话立刻掀起了全场对于敌人的无比激愤。接着是彭德怀同志讲话。他说我们要以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方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动员大家，尽快把老弱转移到志丹县安置下来，以便在紧急的时候在延安实行坚壁清野。

    就在敌军围困万千重，延安军民积极备战声中，在1946年12月1日总司令60寿辰的前夕，我们的党中央为总司令举行了祝寿大会。我军的这种岿然不动的声势，是对敌人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在杨家岭大礼堂里，周恩来同志朗读了他亲自撰写的一篇诗一样的祝词。

    “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

    当时周恩来同志那种热情奔放的神色和洪亮而有节奏的语调，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在大礼堂的四壁上，贴满了祝词和祝诗。其中有一首七言律诗，我最喜爱，读了最感到振奋，认为最能够表达出总司令的精神面貌。当时我曾用毛笔把这首诗抄写在一张延安马兰草制的纸上。这诗我一直牢记在心，这张抄稿我也一直保存至今，有幸没有失落。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抄上作者的姓名，因而现在已不知作者是谁。我也曾仔细追溯，似乎是出自李敷仁同志之手，但我不敢肯定。现在只能作为一首失去了作者的好诗，写在下面：

    六十身健笑儿童，悦色慈颜暖似春。戎马一生扶正义，丹心千古照苍穹。书生不作穷途恨，大地重描万里红。祝寿不携世俗物，敢将肝胆献明公。

    “知道前人的历史，非常重要”

    1956年初，总司令有东欧之行。在出国途中，他就曾说过，他希望到东德时，能去魏玛，悼念台尔曼，并且参观歌德的故居。40年前，他曾在德国见过台尔曼。

    1月10日晚，总司令一行到达魏玛，下榻于魏玛大旅馆。当晚在一座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非常别致的歌舞晚会，表演了14世纪以来各种具有地方色彩的舞蹈。回到旅馆之后，总司令毫无倦意，向我们谈了好一会40年前他留学国外的情况，然后才就寝。

    11日晨，主人把一个浮雕的歌德像赠送给总司令。早餐之后，先到Buchewald集中营参观。那里有一个烧人场，在希特勒野蛮统治时期，曾有各国爱国志士30多万人在那里被拘留过，被烧死的有5.5万人。在后期，竟来不及烧，很多人被活埋在万人坑里。台尔曼是先在门外被打死，然后放进烧人炉里焚化的。我们参观的当时，在台尔曼被打死的地方，有10个少先队员守护着一个大火盆，火炬熊熊地燃烧着。总司令、聂荣臻同志、刘澜涛同志和随行人员们在火盆前静默致哀之后，徐步走进了烧人炉的房间。向导指着6个烧人炉中的第4个烧人炉说：“台尔曼是1944年8月14日遇害，在这个炉子里焚化的。”

    集中营的附近有一个陈列室，陈列着希特勒杀人的罪证。陈列室的中央，有18个国家的烈士纪念炉一座，放有烈士们的骨灰和各国送来的一把本国的土。

    “反法西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总司令题词之后，大家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Buchewald集中营，走向歌德的故居。

    在歌德的会客室里，陈列着歌德收藏的古董，有希腊古代的故事画，意大利16世纪的瓷器，还有各国的古钱。据说这些古董保存下来的有2万多件。在歌德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幅出自歌德手笔的歌德夫人画像。桌上放着歌德为研究而采集来的很多矿石标本。通过图书馆，我们走进了歌德的工作室。那里有一个高方桌。向导对我们讲，歌德喜欢在高方桌前站着写作，也有时候一面来回走着一面口授，由别人坐在另外一个写字台前面记录。墙上贴着歌德自记的国内大事表。在靠墙的柜子里有《浮士德》的各种版本和《浮士德》第二部手稿，据说这手稿是由歌德夫人的姐姐保存下来的。

    总司令环顾了一下四壁，赞叹地说：“工作室很简单。”

    向导随即告诉我们，歌德有一句名言：    “我在工作时，陈设力求简单。”

    参观之后，总司令在留言簿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和学者歌德的光辉著作将永远是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门外已经拥满了人群，总司令走出来时，他们纷纷献花。最有意思的是街对面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对总司令注视良久，忽然独自一人横街过来，伸出小手，同总司令握了握。

    那天吃中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着此次参观。总司令先是沉吟不语。后来，也许他从刚才见到的那个小女孩想到更多的孩子们吧，他严肃地说：“孩子们长大，知道知道前人的历史，非常重要。”

    “谁战胜了，谁就被叫作朱德”

    前面提到的那首失去了作者的诗写得确实好，写了总司令的“悦色慈颜”，也写了他的“戎马一生”。

    我记得，1956年初，总司令在罗马尼亚参观，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间，人群中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又欢喜又惊奇地叫了起来。

    “那孩子说什么？”我问翻译同志。

    “他说：‘原来是个和气的老爷爷！’”

    是啊，那些孩子们原先一定把久经战阵的朱德元帅想象成一位威风凛凛、非常严厉的人物，完全没有想到是一位和气的老爷爷。

    总司令那年到波兰参加贝鲁特葬礼的时候，在波兰的中央大楼里，曾经遇到一位南斯拉夫的代表，他走来同总司令寒暄。总司令问候铁托同志的健康，他也问候毛泽东同志的健康。他对总司令说：“你的名字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是很熟悉的。我知道你的名字还是在做少先队员的时候。”

    总司令在苏联的亚美尼亚参观的时候，一位主人曾经讲过一段趣事：“我们在做少先队员的时候，玩过一种作战的游戏，谁战胜了，谁就被叫作朱德。”

    在旅途中，总司令常常和我们这些随从人员一起，围坐在火车的车厢里闲谈。有一次，当他谈起战争经历的时候，他说：“打仗，最要紧的一条是保持头脑的清醒。光经得起打胜仗，经不起打败仗，那不行。愈是情况对我不利，就愈要保持头脑清醒，那才能够转败为胜。”

    “你赔她嘛”

    1959年初，总司令到广州疗养，在那里度过了春节。广州有一个习俗：从春节前三天起，一连三夜，集市卖花，称作“花市”。游花市的人络绎不绝，非常拥挤。到春节前夕，也就是农历的除夕，游人更多，街道为之阻塞。一直到子夜，人们才逐渐散去。

    在春节前夕，随同总司令来广州的一位护士同志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游了花市。归来之后，这位护士同志发现自己的钱包在街上被人偷了去，丢了40多块钱。她很懊丧。康克清同志知道之后，进屋准备拿自己的钱给她，并且把这事告诉了正在屋里看书的总司令。

    总司令说：“你赔她嘛。”

    康大姐一面拿钱，一面笑着说：“老总，你怎么说赔她呢，不是我把她的钱给丢了啊。”

    总司令说：“怎么不能说赔呢。如果她不是跟我们到广州来，就不会丢钱嘛。”

    康大姐走出来之后，把她和总司令这一段对话告诉了大家，大家全都大笑起来。一时，春节前夕的欢乐气氛显得特别浓。

    宽阔而温暖的心灵

    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将近5年了。随着时光的消逝，我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从他那里，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无边宽阔而又温暖的心灵。在他那刚毅而又慈祥的脸上，每一条深深的皱纹都刻印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他一生战斗的经历。

    我还记得，在他逝世的前两天，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苦笑着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当时他的这些话是多么的语重心长啊！

    说到他的身体，虽然在晚年他曾几次病倒，但由于他的体质很好，又由于他的毅力和乐观，加之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合作，他几次都比较顺利地恢复了健康。

    解放后，他一直坚持体力活动。无论在北京或者出差到外地，除非工作太忙，他都尽量保持生活的一定规律。每天清晨，他走出户外，做一遍他自己编制的体操，然后散步到食堂吃饭，午饭前和晚饭前也是如此，可以说是终年风雪无阻。如果有点闲暇，他常去爬山，或者做些种植劳动。他常说，长期的部队生活使他养成早起和喜欢运动的习惯。

    作为经纶以外的余事，他爱好写诗和练习书法。当然，写诗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兴之所至，为了一字一句的琢磨，也常影响他的睡眠。譬如，他曾对我说过，写《游七星岩》那首诗的时候，他夜里没有睡好觉。那是一首五言律诗：

    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

    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

    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

    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他的书法，先是出于颜真卿，后又改学黄庭坚。据我所知，在他的晚年，凡是能够买到的黄庭坚书帖，他几乎全都买来欣赏临摹。1965年，他曾给我写过一张条幅，写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七言律诗《和郭沫若同志》。最使我痛心的是这张条幅竟在十年动乱中失落了。我一直在梦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新见到这张珍品的话，那将是我的多么大的幸运！

    （黄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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