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交往纪实-“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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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5年12月我在延安王家坪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和总司令住的地方很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和总司令就住在一个院子里。因此,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朱总司令,可以随时目睹他的身教,耳聆他的言教,学习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高尚的品德作风。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中国有个大英雄,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想到,我参加革命后不久,不仅亲眼看见了朱总司令,而且亲耳听到了他的报告和谈话。那是1938年8月,朱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延安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上做了讲话,接着又在抗大做了《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报告。他身穿灰布军衣,脚穿布鞋,腰扎皮带,腿打绑带,笑容满面,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如叙家常。朱总司令讲话和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入浅出,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深奥的道理,谁都听得懂。报告结束后,他又和警卫员、学员等在延安师范旧址广场上打篮球。他跑跳并不太灵活,球技也并不太高,但打得却非常认真。朱总走到哪里,既不戒严静街,也不前呼后拥。如果不认识朱总司令,谁都会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老战士或老百姓。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地道的工农兵形象,是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他常说,我这个总司令是一个牌子,是党和大家要我当的。因为群众要革命,军队要打仗,总得有个头头或代表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整齐大家的步伐。但这个头头究竟是谁?是带有偶然性的,可以姓朱,也可以姓张、姓王、姓赵……关键是看谁能最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好地代表群众的利益,看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领导革命到胜利。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不要过分地宣扬他个人,而应该大力地宣扬党,宣扬毛主席,宣扬人民群众,特别是宣扬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宣扬那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埋头奉献的英雄模范们。一个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群众的拥护,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朱总司令这些精辟而又通俗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领袖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自己身体力行,是我们全党同志学习的好榜样。

    众所周知,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为了分裂党和红军,曾用多种方法强迫朱总司令同他一起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此,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大义凛然地说:“朱毛不可分。”“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我是举过手的,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又说:“你私自成立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你应该改正错误,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关于朱总司令“朱毛不可分”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在我们党内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井冈山上讲的,有的说是在遵义会议上讲的。由于我1938年才参加革命,没有参加过长征,对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朱总司令所讲的这句著名的话更是弄不清楚。于是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大胆地询问过朱总司令。1943年春天,在王家坪朱总司令的窑洞里,他告诉我,“朱毛不可分”的话,我是说过的,而且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和个别谈话中都说过。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战,只剩下万把人,四方面军则有七八万人,张国焘就利用他人多枪多的优势,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搞分裂。毛主席党中央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当他背着党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妄图加害中央的阴谋暴露后,毛主席党中央为了脱离险境,按照中央政治局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就公然诬蔑毛主席党中央是“右倾逃跑主义”,并妄图强迫和拉拢我和他一道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接着又成立了伪“中央”。这样,我不能不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要进行坚决斗争,不能含糊;二是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要努力团结争取,处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家明白是非真相。这样就把张国焘孤立起来了,把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争取过来了。后来,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朱总司令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总司令又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地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拜毛主席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总司令还说,所谓“朱毛红军”只是说明当时朱是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是红军总政委,大家叫惯了就说“朱毛”、“朱毛”。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毛朱”。因为毛主席是领袖,是老师,他只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干了一点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总司令的这一席话,说得很实在,很透辟,也很谦虚,使我从中受到了既生动又深刻的党史教育。

    朱总司令敢于坚持原则斗争,又善于坚持原则斗争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他和林彪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光辉的例子。1943年8月18日,《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上登载了朱总司令的一篇重要文章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其中说到 “军事教育和其他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接着提出我军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我军的士气必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和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林彪看后,却别有用心地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干部会上,大肆攻击朱总司令,说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林彪回到王家坪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帮总司令写的这篇文章犯有原则错误。当时我很紧张,即向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做了汇报,并做了自我批评,特别是由于我起草了这篇文章,而使朱总司令受到林彪的攻击深感内疚。朱总司令听了,一笑置之,叫我不要紧张。他说,在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没有关系。他的这种宽大的胸怀,使我由衷地拜服。

    朱总司令的博学是名扬四海的。1940年周总理在重庆动员大家学习时,号召南方局的干部都要以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榜样进行学习。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读书的精和朱总司令读书的博。当时,我对总理的号召缺乏感性知识,领会不大深刻。“皖南事变”后,我回到延安,有幸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对总司令的博学,逐步有了体会,知道总司令不仅善于指挥作战,整军练武,精通兵书,而且其他知识也极其丰富,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1943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他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因此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孔明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当然,朱总司令领导作战和在建军中的独到见解,更是不胜枚举。有一次,我去给总司令送《敌情资料》、《国际资料》,这些材料的封面上照例印上了“秘密”两字。总司令看后说:“我给你们提个意见行不行?”我赶快说:“请总司令指示。”他说:“你们把‘秘密’两字去掉行不行?要不,就请你们在‘秘密’两字之前,加上一个‘不’字,印成‘不秘密’三个字。因为现在是战争环境,有关敌情资料应该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某些情报来源应该保密外,敌人的情况有什么秘密可保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大家知道了敌人的情况,就会更自觉地去打仗,才能打得更好,不了解情况,懵懵懂懂去打仗怎么行?要知道我们是人民军队,进行的是人民战争,非靠广大群众和干部不可,不能只靠少数人。《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如此,我们作战和建军中的有些问题,如建军宗旨、编制、装备原则、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等,也是一样,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没有什么密可保的。即使敌人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横竖他们学不会,不能用。因为我们是革命军队,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敌人是无法运用我们的一套原则和战略战术的。”总司令的精辟见解,使我豁然开朗,赶快向叶剑英参谋长和局的首长报告了。大家一致拥护,立即把《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上的“秘密”两字去掉了,并扩大了发放范围,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赞扬。

    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15周年了,我时时刻刻想念着他。特别是一想起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一想起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培养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为表达我对朱总司令的崇敬和怀念,抄录我1979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怀念朱总司令》的诗一首:

    一生征战未下鞍,

    横扫妖魔改河山。

    忠骨堪比钢铁硬,

    雄怀胜似海洋宽。

    功名榜前总退后,

    真理旗下一马先。

    长忆桃林教诲好,

    句句千钧益万年。

    (雷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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