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连续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正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军总部办了一期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我也参加了这次集训学习。朱总司令对集训队很重视，亲自给我们上课，使我这个刚开始成长的基层干部，受到了朱总司令的直接培养教育。
集训队办在瑞金附近一个小山上的松树林里，住的是茅草搭的简易房屋。没有课堂，更没有桌椅。每逢上集体课，每人就搬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地上。那天，朱总司令来上课的时候，穿了身打了补丁的军服，扎着腰带和绑腿，神采奕奕地来到我们面前。我是跟随红七军从广西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还没有见过总司令，但他老人家的崇高威望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早就盼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深受崇敬的人。现在朱总司令就站在我的面前，而且马上就要给我们上课了，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老人家那慈祥、淳厚、亲切的笑容，一下就吸引了我。我不转眼地看着他老人家。
总司令首先问我们都是哪里人：
“老表有多少？”
江西的同志举手。
“老广有多少？”
广东、广西的同志举手。
“湖南人有多少？”
湖南的同志举手。
“还有其他省的吗？”
有几个福建的同志举手，说他们是福建人。
接着，朱总司令笑着问：“我是四川人，讲话你们听不听得懂？”
“听得懂。”大家齐声答道。
总司令说：“我尽量讲慢点，如果你们听不懂，就给我提出来。”
使我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是朱总司令在讲课中，处处突出毛主席。他那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表情，自然地吐露出他对毛主席真诚的尊敬和信赖。他饶有风趣地说：
“人家都说‘朱毛’，其实应该是‘毛朱’，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应该在前头，我的名字应该在后头”。他说，“我们和毛泽东同志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会带兵打仗，照他的办法就能打胜仗。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到江西以来，就用了这个办祛，打了很多胜仗。”我猛听到总司令这样说，还不知道是啥意思，仔细一想，才领会到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意啊！接着，总司令又用很多反“围剿”中的战例和通俗易懂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十六字诀这一战略战术原则。他说：“用这个办法就能变被动为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搞得他没有办法对付。”
这时，我虽然是一名基层干部，但对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知道得还很少。总司令在讲课中，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详细讲解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他说，我们红军和旧军队不一样，我们是为了全国老百姓翻身求解放打仗的；红军里的每个成员都是阶级兄弟，干部要关心士兵，士兵要尊重干部，要把官兵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和群众的关系搞好，不要虐待俘虏，动不动就骂人打人，搞体罚，那是旧军队的军阀主义作风；红军要有严格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克服自由散漫和游击习气，大家在统一指挥下，把劲用到一起，才能打胜仗。
参加集训的同志，大多数做侦察工作时间都不长，经验不多，对侦察工作的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总司令在讲课中，针对集训队的这些特点，特别强调情报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你们不要小看情报侦察工作，这个工作是各级领导机关的耳目，只有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如果不了解敌人，你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不能及时给上级提供情报，我们就两眼一抹黑，无法指挥打仗。当时，由于红军装备比较落后，侦察手段主要是靠化装深入敌后、抓俘虏审讯等办法了解敌情。朱总司令在讲课中，还用自己在几次危急关头，如何化装脱险的亲身经历，专门讲了要学会化装、抓俘虏。他说，做侦察工作要机灵，装个啥像个啥，善于勇敢机智地对付各种复杂情况；到一个新地方，要很快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不然你化装出去就会露马脚；万一被敌人抓住，要想办法跑掉。在敌人审问时，绝对不要讲红军内部的事。听了总司令生动形象的讲课，大大提高了我对侦察工作的认识，懂得了要做好侦察工作，必须学会一套对敌斗争本领。
还有件使我难忘的事，是总司令给我们讲射击课。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当上红军第一次得到一支“汉阳造”枪的时候，心里无比高兴！是排长教会我装子弹、瞄准、击发、拆卸擦拭。也就是凭着掌握的这点基本要领，我在战场上消灭过敌人。但是，子弹飞出去为什么打得那么准，它的原理是什么？我常常为这个事纳闷不解。听了总司令讲的射击课，懂得了一些射击原理，才使我开了窍，解开了这个谜。总司令在讲课中，通俗易懂地讲了目标、准心、标尺的关系，讲了弹道是一个抛物线，教我们如何掌握目测距离。我们不理解什么叫“抛物线”，又没有黑板划弹道的形状，总司令就用手扔了块石头进行形象教学。从此，我才懂得了子弹飞出去是弯曲的抛物状，枪要打得准，必须根据目测距离修定表尺，注意选择瞄准点。以后经过反复练习、体会，以及实战的锻炼，我的射击本领逐步提高。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公开打出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帜，强迫左路军南下川康边界地区，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为了保证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党中央指示，由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一部到甘肃会宁一带，歼灭企图阻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国民党部队，并积极筹措物资，做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工作。我当时所在的十五军团骑兵团，就参加了接应二、四方面军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了总司令，又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直接教诲。
10月的甘南，秋高气爽，红日高照。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参加接应的部队胜利会师。10月10日，在会宁城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讲了话。
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毛主席领导你们北上打了胜仗，扩大了根据地，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现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了，红军更强大了，兄弟部队之间要搞好团结。一方面军的同志先到，条件好一些，要帮助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克服困难。
为了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储备粮食，我们把每天三餐饭改为两餐，省下一餐粮食留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甘南一带一般的水里含盐碱很重，吃起来苦得涩嘴，不能食用，因此吃水异常困难。为了让二、四方面军到达后有水用，所有部队都节约使用地窖里的水。同志们还开动脑筋，筹划物资，连夜为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打草鞋，搓羊毛绳打袜子、手套，准备渡河用的羊皮船。会师后，一方面军的同志就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亲手打的草鞋、羊毛袜、手套等，送到二、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手中。后勤卫生部门还想尽各种办法，积极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治疗疾病。有的部队还杀猪宰羊，为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改善生活，共同开联欢会，庆祝胜利。在那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会宁城内外，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大家都为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而欢呼，为战友们欢聚一堂而高兴。
开庆祝大会的那天晚上，由于联欢，我很晚才休息，但躺下后，很久不能入睡。一方面是，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兴奋、激动的心情使我不能很快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我看到总司令骑的马是那样瘦弱，思考着在我们团里选两匹好马送给总司令。第二天一起床，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团里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找了个内行，选了两匹最好的油黑“走马”送给总司令。
总司令看到两匹膘壮的骏马，非常高兴，问道：
“这马是哪里来的？”
“前不久缴获的。”我答道。
“训练过吗？”
“敌人训练过，我们也在训练。”
“这马会做动作吗？”
“会。”
旁边跟随总司令的同志接过缰绳，命令马做了卧倒、立起的动作给大家看。
总司令看到马很听指挥，动作熟练，十分高兴地对我们说：
“这马真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你们要爱惜呀！”
接着，总司令向我们详细询问了骑兵团的情况，一再叮嘱我们要把牲口保护好，要学会训练牲口，把红军这支新的部队建设好。
1937年8月，我在抗大教员训练队任队长。一天下午，上级通知我，晚上朱总司令找我谈话。听到这个通知，我心里在高兴之中，也有点胆怯。高兴的是，朱总司令在百忙中，亲自找我谈话，使我有机会能直接向总司令汇报自己的工作，聆听总司令的指示；胆怯的是，是不是自己在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朱总司令知道了，要批评我。我不知道朱总司令的住处，吃完晚饭，我找了个熟悉的同志带路，就向朱总司令住地走去。快到总司令住的窑洞时，那位同志指着窑洞告诉我后就回去了。
警卫的同志带我走进窑洞。朱总司令正在审阅文件，他见我进来，忙起身同我握手，招呼我坐，叫我抽烟，并说，这烟是周副主席从敌占区搞来送给他的。我一听高兴极了，忙双手接过烟。总司令又给我划燃火柴，叫我坐下，等他看完文件就给我谈。
不一会，总司令看完了文件，来到我身边同我并排坐下，然后向我：
“你的名字是哪两个字？”
我在手心上写了姓名，告诉总司令。
“哪里人？”
“广西东兰县。”
“啊，老根据地嘛。”总司令高兴地说，“韦拔群同志，你知道吗？”
“知道。我们叫他‘拔哥’。他打仗很勇敢。我就是在他影响下参加红军的。”
“那你是红七军的？”
“是的。”
接着，总司令又问我教员训练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然后，总司令问我：“你们队的干部参加上课吗？”
“也上一点课。不过，我文化低，又没有进过专门学校，现在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
“你教什么？”
“教射击。”
“你懂射击原理吗？”
“懂一点，就是总司令您教的那些。”
“我教的？”总司令半信半疑地问：“哪个时候？”
“1932年春天在中央苏区，我在总部办的侦察干部集训队学习，您给我们讲射击课……”
总司令猛然回忆起来了，笑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是随便吹的，算什么讲课。”
“我就是听了您讲课后，懂得了射击原理，经过练习，枪也打得更准了。”
“过去，国民党天天想吃掉我们，弄得我们到处跑，无法办学校来培养干部，就靠上级教下级，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有了抗大，就可以较系统地培养点干部，将来有条件，还要办更多的学校……”
我细心地听着总司令的谈话。他那语重心长的话语，和蔼可亲的笑容，使我开初那种胆怯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接着，总司令说：
“我给毛主席讲了，要你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我听说到前线，非常高兴，忙问：“到哪里？”
总司令说：“到总部特务团当团长。有意见吗？”
我听说到特务团，更高兴了，忙站起来坚决地答道：“没有意见。”
总司令叫我继续坐下，然后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说现在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他要到前方去，特务团就跟他和总部一道走。接着，又给我详细介绍了特务团的编制、装备情况，执行的任务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谈话间，总司令又吩咐警卫人员端来一盘糖饼招待我。他讲的是四川土话，请我“消夜”。我不懂“消夜”是什么意思，他给我解释是吃晚饭。当时延安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总司令这仅有的一点东西，我怎么忍心分享呢？我再三推辞，总司令还是要我尝一尝。这次，总司令同我谈了1个多小时。临走时，总司令把我送出窑洞，反复告诉我，要尽快到特务团去报到，抓紧了解部队情况，做好出发前的准备。我给总司令敬了个礼，总司令同我紧紧握手。我用双手握住总司令温暖的手，很久不愿松开，一股热流顿时通过我的全身。我深深地感到，这有力的握手，寄托着总司令多么亲切的关怀，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我回训练队很快移交完工作，第二天下午就到特务团去报了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我就带着手枪营，跟随朱总司令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战斗极为频繁，八路军总部也根据作战的需要经常转移。为了隐蔽和安全，一般都是在夜间行动。总司令当时已50余岁，但他旺盛的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到驻地，他总是不辞辛劳，在处理完重大事情后，抽出时间到特务团看望部队，或到团部，或下连队，和干部、战士席地而坐，问长问短，促膝谈心。
有一次，我陪同总司令到手枪营一个连队，他听说连里有时行军后没有烧水给战士烫脚，他就指示说，今后这样的事，一定要安排好，每次行军后要尽量烧水让战士烫烫脚，这样才能消除疲劳。
总司令还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团的领导同志，说特务团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挑选的，又在总部工作，责任重大，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地把部队带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紧间隙组织部队练兵。特务团的装备比一般部队好，手枪营每人的枪都是一长一短，弹药也配得多。他总是教育我们，这些枪支弹药得来不易，要爱护武器，节省弹药。每次行动出发前，他总要详细询问我们的准备情况，或者通过左权参谋长或总部机关的同志，向我们作具体交代，告诉我们沿途要注意的问题，如遇意外情况如何处置。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团机关的组织建设也逐渐健全，但我们的领导作风还往往习惯于老一套，一有事，团的领导就各自带着一部分部队各走各的，不善于使用和发挥机关的作用。有一次转移出发前，我们团的领导同志都分头到连队检查准备情况去了，团部只留了个参谋守电话。总司令来到团部，见我们都不在，于是，就告诉参谋把我叫回去。结果找了很久才把我找到。我回到团部，总司令一见我就指示说。“你们亲自下连队检查是对的，但家里要有人值班看门，以便于上下经常联系，遇着紧急情况，才能及时处理。现在部队发展了，又是同日本鬼子打仗，还只习惯于过去的办法，搞不好就要吃亏。要学会使用司令机关进行工作，充分发挥机关的作用，这样才能适应新的情况。”总司令的指示，话虽不多，但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快根据总司令的指示，全面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订出了改进办法。当总司令知道我们工作有了改进以后，又及时表扬我们改得快，有点战斗作风。
我在特务团工作了半年多，又回到野战部队去了。临走时，朱总司令又找我谈话，给我做思想工作，对我在特务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鼓励我到野战部队好好工作，争取多打胜仗。从当时我的心情来讲，我是舍不得离开朱总司令的，但是，想到总司令的嘱咐，人民的重托，我只好抑制住难舍的心情，告别了总司令，到了新的战斗岗位。
1940年，我们新一旅住在太行山壶关县一个村子里。大约这年4月间，朱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延安，路过我们部队驻地。因为壶关县城里驻有日本鬼子，为了保证总司令旅途中的安全，我们根据师里的指示，派了旅司令部一位负责同志带着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专程去指定地点迎接总司令，其他部队也加强了对沿途要点地区的警戒。总司令到达驻地的那天，我同唐天际政委也提前到途中等候。
离开总司令身边已整整一年了，多么想见见他老人家啊！当我看到总司令骑着马走来时，看到他老人家身体还是那么健壮，精神还是那么充沛，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喜悦，赶紧走上前去迎接。总司令一眼就认出了我，很远就跃下马来招呼我，叫我的名字。总司令热情地同我们前来欢迎的同志一一握手，然后一同来到部队驻地。
朱总司令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找我们旅的领导同志谈话，听取我们的汇报，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总司令在指示中，对全国抗战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反复强调要做长期抗战的打算。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困难是暂时的，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当时，我们部队驻地附近，驻有国民党的军队，他们不仅不积极抗日，有时还同我们搞摩擦。总司令指示我们，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团结抗战、打日本，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重点打击顽固派。
在总司令到达的前不久，驻壶关城里的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曾派出一支小分队来骚扰，对群众进行抢劫掠夺。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怕得要死，不敢碰日本鬼子。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了一个团进行伏击，打了个小胜仗，缴获了几匹马和一些物资。我们给总司令汇报了这一胜利消息，把战利品送给了他老人家。总司令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地说：
“打得好！现在国民党不打日本，还说我们不打日本。我要把这些战利品拿去给他们看看，看到底是谁不打日本？！我们要用这些事实揭穿他们的造谣宣传，给顽固派狠狠打击！”
我们当时虽然已经同日本鬼子打了不少仗，从实战中取得了一些对付日本鬼子的经验。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各方面都比国民党军队强的敌人时，各方面特别是战术思想上还不适应新的斗争的需要。总司令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中，一再指示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教育我们要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人的特点，运用过去的作战经验，从战术思想上提高我们的认识。他极其通俗透彻地指出，游击游击，不要只游不击，也不要只击不游。要善于针对不同条件，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适时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总司令的指示，又一次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开阔了我们的心胸，鼓舞了我们战胜日寇的必胜信心。
那天夜晚，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觉就到了深夜。我们本想再多听听总司令的指示，但考虑到总司令第二天还要长途行军，只好让总司令先休息。我们连夜又向护送总司令的部队做了布置。同志们听说要他们继续护送总司令，个个情绪高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总司令的安全。
第二天大清早，总司令就起床了。吃完早饭，总司令就和随同人员一道，出发赶路了。我们怀着难舍的心情，送了总司令很长一段路。
4月的太行山，暖洋洋的太阳晒在身上，使人格外舒服，步行一段路，身上还冒出毛毛汗。地里的麦苗已经抽穗，阵阵和风送来扑鼻的清香。总司令走了很远，还不时回头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看着总司令远去的背影，很久不愿离去，祝愿着他老人家一路平安，回忆着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激动的心潮，就像地里的麦浪在起伏翻滚：总司令啊总司令，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牢记你的教诲，保卫根据地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收复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
（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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