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刚过，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率领着工农子弟兵到来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鞭炮声响成一片，如过盛大节日一般。曾经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死气沉沉的耒阳县城，又活跃起来了。
当时，我在县第一区任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我的弟弟伍永禄，不满18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传令兵，跟着朱德同志行动。当队伍在耒阳县东乡敖山庙住下后，他抽空请假回到家里，告诉我说，朱师长要来看我们。从当时我县的情况来说，一个师长要到老百姓家里来看看，简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个不平凡的消息，振奋了我们全家。我乐得整夜合不上眼睛，怀着激动的心情，盼望着朱德同志的来临。
我家住在耒阳县城南的松茂堂村，我们把房屋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去买了猪肉和鲜鱼，母亲杀了一只老母鸡，准备好好招待革命军的朱师长，表示我们的敬意。
第二天上午，朱德同志真的来了，随同来的有我的弟弟和四个卫士。我们全家分外欣喜。朱师长穿着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虽然南方已是春天，可是穿着单衣和草鞋，还是有些冷的。朱德同志精神很好，他浓黑的眉毛，显得特别英武，他的眼神是那样的和蔼亲切。他对我们很关心，问了我们的生活，以及当地党的工作情况。他同我的父亲、弟弟和我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下，问我：
“耒阳情形怎样？工作还好做吧？”
我说：“还好，从去年秋天起到现在止，全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起来了，现在就要恢复工会和农会组织。你们一来，工作就更要好搞些。”
我还谈了一些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我县革命力量对敌人展开乡村游击战争的情形。
他接着对我讲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他说：
“南昌起义以后，在南昌只住了3天。8月5日誓师东征。誓师时有17个团，约3万人。由于队伍未经改造不巩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缺乏斗争经验，因而在行动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人也少了，枪也少了。三河坝失败时，有些人思想上发生混乱，当时，我不得不说：‘要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就走。’好在大家看我还坚决，大部分都跟我来了。”
他说这段话时，是那样的深刻、坚决有力，显得非常有信心。
“我们在砰石、乐昌打了一个好仗。”他的声音更加坚实有力了。
我们急切地催他继续讲述战斗的盛况。
他说：“许克祥的部队，根本不值得一打。两个团，消灭一个，击溃一个。敌军溃退时，乱成一团糟，在砰石桥上挤下去淹死的也不知多少。”
他又说：“你们看现在部队不少，这都是沿途发展壮大的。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去同毛泽东同志会师了。”
这时，朱德同志笑了。他好像在沉思，向往两大主力井冈山会师的远景。他对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从眉宇间显现出来。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着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了。我们虽然又转入地下斗争和乡村游击战争，但在朱德同志和他带领的革命军的关怀和影响下，同志们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30年，长江局选送我到上海党中央办的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学成之后，于1931年初，党派我和曾三、涂作潮等同志带着电台呼号和密码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那时，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正在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中央局和军委都驻在青塘。我一到那里，又看到朱德同志了。我向他奔去，正要向他敬礼，他却拉住了我的手，并抚着我的肩膀说：
“来了啊，真好。”
忽然，他沉默了。然后慢慢地说：“你的弟弟永禄同志打长沙时负过伤。他已经长大了，后来当了连指导员。据说在一次行军中，他们连的连长叛变了，开枪打死了他。他年纪很轻，进步很快，真是可惜！”
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极力抑制住自己。脑子里映出弟弟当小传令兵那活泼、矫健，充满朝气的神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德同志接着对我说：“不要难过了，干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各种工作，坚决消灭敌人，为死难烈士复仇。”
这几句充满深沉感情的话，给予我莫大的鼓舞。
我请示组织分配我工作。
朱德同志说：“你学哪一行，就做哪一行，分配你到无线电队去工作。”接着他又说：“去年年底打张辉瓒和谭道源时，缴获了两台15瓦特的无线电报机，其中有一台机器损坏了，现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你就先到无线电队见习见习吧，将来还要成立新的电台。”
敌人对中央根据地封锁很严，生活用品很难买到，我们经常吃不到盐。朱德同志就教我们：“没有盐，用酸菜炒点辣椒也是很下饭的。”同志们按照这个方法，果然吃得很好。那时没有工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一样，只能分点伙食尾子。但是，党对电台的技术人员却特别优待：是党员的技术人员，每月多发津贴银元3块；非党员技术人员，每月发银元30块至50块。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他们在中央根据地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有些解放过来留用的技术人员也不例外。
我们虽然经常行军，打仗，但党组织对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抓得很紧。朱德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报告，并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在他的教育和带动下，大家都能文能武，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江西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敌人更加疯狂地组织第二次“围剿”，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政策，向中央根据地进逼，我们最后的一个兴国县城也被占据了。我们挤驻在东固坳上村一带。这时部队士气很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总没有打起来。我们见到朱德同志就问，为什么还不反击敌人？他回答说：“时机未成熟，到时，毛泽东同志自有妙计。”过了几天，见到总政治部大量油印通行证，据说是准备释放敌军俘虏用的。我们心里明白，大概是消灭敌人的时机快到了。
果然，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工作很紧张，亲自指挥作战，布置行军。他们很重视电台工作，认为收到敌台的情况很重要，即便是残缺不全的情况也好。
我记得在战斗开始的那一天，无线电队和总部驻扎在一个村庄里。大家都在紧张工作，突然间，传令兵跑进来说：
“报告总司令，溃退下来的敌人，距这里只有四五里路远，正朝我们总部方向扑来了。”
同志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总司令身上。总司令很沉着，他镇定地说：
“大家不要慌。总部所有同志和电台赶快向后面白云山转移，我带特务队前往阻击。”
说完话，他立起身来，精神抖擞，从腰间取出手枪，推上子弹，大步迈出总部。
朱总司令带着队伍冲出去以后，我们转移到白云山的山腰。不久，前线传来好消息，一、三军团已将敌人团团围住，只待全歼。朱总司令回到总部，同志们都到他跟前，他说：
“不要紧啦，我们迂回部队就要到达了。敌人跑来跑去，累也要把他们累死的。”
同志们盼望他讲讲前面的具体情况。他说：
“你们等着吧，等会就要瓮中捉鳖了。”
突然间，电台的收报机听到连续的“滴滴滴、达达达、滴滴滴DEXN5”的声音，慌张而急促，几分钟之后，这种声音就消逝了。报务员心里可乐啦，嘴角上现出微笑。这原来是敌军二十八师公秉藩的电台XN5在发送SOS求救讯号。我们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总部，并说明敌人这个电台是100瓦特的，最好能够完整无损地缴获它。
朱总司令说：“好得很呀，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大机器咧。”他接着说，“总部已通令全军，凡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或其他机器，均不许损坏。你们可以放心，只要缴得到这部机器，前方是会加以保护送总部的。”
一个多钟头以后，果然由前方送来了这个电台，连报务员和机务员也给俘虏过来了。从此，我们红军内部就可以进行无线电通信了。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震惊世界的长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大维、懋功一带会合，党中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抗日。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直接率领下，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左路军在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任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我原是一方面军的，为了在卓克基组建左路军统一的总部，中央军委命我带着电台、电话大队、通信学校，从毛尔盖出发，到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那里去工作。
我们赶到卓克基时，总部已经向前出发了，一直到8月下旬，才在查理寺赶上左路军的总部。我向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报到时，张国焘也在座，朱总司令介绍我和张国焘相见，说这是“张总政委”。刘参谋长当即用诙谐的口气提出一个正式问题，他说：
“伍云甫同志在红一方面军是三局的政委，这次也可在‘封神榜’上一齐挂出来吧！”
朱总司令连声说：“好呀！好呀！”
张国焘犹疑一会儿后，不得不表示同意。就这样决定我任总部第三局的政委。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产生疑问：为什么刘参谋长这样提出问题，而朱总司令肯定得那样快，张国焘却吞吞吐吐呢？我心里想其中必有文章。
次日晚上，朱总司令便找我去谈话。我到他住的地方，他和刘伯承同志都在。我们围在油灯面前坐着，他问我：
“路上还顺利吧？”
“还好。只是粮食困难，有的同志因吃野菜和菌子，发生中毒现象，好在人和电台都没有损失。”
“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
他说了这句话，又转过头去同刘伯承同志谈了几句，我没有听清楚，看样子是有重大的事情，从神态上看来是很严肃的。
接着，他又对我说：
“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的现象……”
他把张国焘挑拨红四方面军同志，排斥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将整个军队拉向藏族地区，不愿北上抗日的退却主义等情况分析了一遍。然后，非常坚定地说：
“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我们要团结好红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要回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路线上去。”
当时，我的脑子热极了，我说：“咱们跟张国焘斗争！不好吗？”
朱总司令说：“你刚来，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此刻愤恨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我恨不得马上找张国焘讲道理。
朱总司令嘱咐我说：“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我们团结红四方面军，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一致团结起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同志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太行山、雁门关等地区指挥部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时期，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次，听说朱总司令要来西安，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准备隆重地欢迎他。当时准备了车辆，派了好几个同志去帮他搬行李，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月台上等待着。
火车徐徐入站，朱总司令在车厢门口出现了，他同以前一样朴实，穿着旧军装，态度仍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来迎接他的同志们互相看了一眼，交流着敬仰的心情。
我们跑上前去，向他问好。
他说：“你们都好哇，好久没有见面了。”
同志们都说：“您的行李呢，我们帮你搬。”
朱总司令笑着答：“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
我们看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都说：“怎么就这点东西？”
朱总司令笑着说：“我这样很好，白天行李放在马上，晚上包袱可当枕头。”
他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真实地、生动地上了一次政治课。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着过去同他在一起的时刻，经常用他那些感人至深的光辉业绩，鞭策和鼓舞自己，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伍云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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