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交往纪实-“我们是夫妻,又是同志”——朱德和康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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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克清在谈到自己的丈夫时,尤为赞赏的是他的品德,她中肯而动情地说:“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47年的夫妻之情,47年的同志之情,康克清从朱德的身上汲取到无穷的力量,她伴随着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直至他走完人生的路途。在朱德逝去的十多年后,她依然怀着深深的眷念之情把他的照片放在案头……

    1929年3月中旬,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打响了入闽第一仗,击毙敌旅长郭凤鸣,攻占了长汀县城,首战告捷。

    在一幢普通民房里,没有花轿,没有鼓号,没有披红挂绿的仪式,朱德和康克清结合了。他赞赏她有魄力,积极上进,她仰慕他英勇善战,为人朴实、诚恳,待士兵如同家人。6个月前,已经是共青团员的康克清(当时叫康桂秀)等37名女伴报名参加了万安游击队,跟随红军奔向井冈山。队伍行至遂川,大家兴高采烈地传说着“朱军长来了”!康克清挤在人群里踮起脚张望着。“只见一个体格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朝我们走来,他脚上穿着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也是走了长路的样子。他在路边坐下,笑嘻嘻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反动派的军队,莫说一个军长,就是“挨户团”的杂牌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多少护兵保镖。我们红军的军长却像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对士兵和和气气,真没见过。”康克清后来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朱德,后来上了井冈山,她认识了朱德,也认识了朱德当时的妻子伍若兰。1929年2月,伍若兰在一次突围中被俘,几天后惨遭杀害,被敌人割颅示众。

    康克清回忆说:“我和朱德组成家庭,也就是志同道合吧。当然,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我是他的学生。”的确,结婚以后,朱德稍有空闲时间便帮助康克清识字。生长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康克清,由于家中生活窘迫和繁重的劳作,从没有读过书,直到上井冈山时,还不识字。在朱德的辅导和影响下,倔强的康克清把学习看作同打仗一样重要的事情,非要赢得胜利不可。所以,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她从不放弃一切机会识字,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她为自己能够阅读《列宁主义基础》等书籍而感到欣喜。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时,她还考入红军大学。由于她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成为班里的优秀学生。以后长征到达延安后,她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对此,朱德既欢喜,又感到骄傲,他不无自豪地称赞康克清“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

    作为丈夫,朱德更关心的是如何使他的妻子尽快成长起来,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朱德从不让康克清去料理他的生活,使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作为妻子,康克清则希望能给予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但是,残酷的战争和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开自己的丈夫,投身于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在瑞金时,康克清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要局到妇女义勇团,从红军大学到总部直属队,她从无患得患失之言,总是愉快地接受任务,奔赴新的岗位。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融洽、和谐的。1937年,康克清在同美国记者宁谟·韦尔斯谈话时说:“我从未跟朱德吵嘴过,有时我给他一点小小的批评,但他平常的行为总是对的,我们两人亦从未命令过谁。”在韦尔斯的眼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令人称颂、羡慕的。她说:“我曾和康克清,还有朱德、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饭。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亦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提起他时从不曾称呼他为自己的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他‘同志’。我笑望着他们两个,心想他们是多么罕有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呵!他们是这么诚实坦率,又是这么天真无邪!他们两个,就像百炼之钢。”

    韦尔斯的一番话,真实地勾勒出朱德和康克清的那种同志式的夫妻关系。在那风风雨雨的艰难关口,康克清才真正体会到朱德的博大胸怀和深远的眼光。

    1935年,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部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向西北进发。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同左路军一起行动。当左路军行至噶曲河畔时,张国焘借口河水涨,命令左路军南返。又密电跟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不久,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压力,毫无惧色,明确地表示: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不能反对。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

    康克清看着大会小会“斗争”朱德、刘伯承,内心倍加忧虑,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于他们。对此,朱德总是报之一笑,要她放宽心。没过多久,康克清也受到张国焘的监视,并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企图把她从朱德身边调离。康克清气愤不过,要去找党中央汇报。朱德耐心地劝导她,并指出,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他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的话使康克清茅塞顿开,她终于明白朱德为什么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那些受张国焘蒙蔽来滋事挑衅的四方面军战士,又为什么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拉家常、摆龙门阵,还给他们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

    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朱德所采取的方式,给康克清以很大的教育,使她从中学到了许多斗争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诬蔑、攻击。在全国妇联担负领导职务的康克清也被批斗、游街。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倔强的康克清怎么也想不通,她不理解这样的“群众运动”会使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她向朱德谈起自己的想法,话语中颇有些愤愤然。朱德听罢,坦然地对她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也是‘走资派’,他也是‘走资派’,‘走资派’多了,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总不会这样下去的。”接着,康克清又向朱德讲了她在妇联的遭遇,思想认识上很难接受。朱德宽慰地笑着说:“不要紧,你还是应该每天去,到群众中去,时间久了他们就不会再斗你了。”

    每临逆境,朱德宽大的胸怀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鲜明的特点,至今仍然使康克清难以忘怀。1939年冬,当朱德53岁寿辰之际,康克清像太行山军民那样,也给朱德写了一封洋溢着深厚情感的贺信,她在信中写道:“我和你相处10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这一评价,尽管是康克清当年的认识,但是,50多年后的今天,她谈起朱德,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出以公心,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虽已年近古稀,却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他在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期间,为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有效地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不违犯党的纪律。全国解放后,家乡的亲属们听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打算结伴出川,到北京来坐享其成。朱德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报给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刘伯承,责其阻止他的亲属进京。并且写信劝告亲属们返回家乡,自食其力,安心生产。他也从未给自己的子女带来“福荫”,他的儿子、女儿一直在基层工作。作为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像她的丈夫那样,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始终保持着清廉俭朴的作风。1975年8月,她随同朱德到秦皇岛市工艺美术厂参观,工人们出于对革命老前辈的爱戴之情,把一帧《三峡夕行》的贝雕画悄悄地放进他们乘坐的轿车里。事后,她代表朱德把这帧贝雕画退还给工厂,并且诚恳地告诉工人们:“你们的心意委员长收下了,但是画不能收,这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自觉地执行党中央的规定,不能收受礼物,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你们应当拿它去换外汇。”这普普通通的小事,使在场的工人们深为感动。1976年7月,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从朱德的遗愿,将他们多年积蓄的两万元人民币作为朱德的党费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她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社会活动频繁,而她常常穿的却是那件早已褪了色的蓝布上衣。当她得知江苏、安徽等省遭受洪水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将自己的鸭绒被和毛毯捐献给灾民。的确,他们都是农民的后代,依然保持着淳朴的作风。而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身为高级领导人,始终没有忘却党与人民共甘苦,永远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朱德和康克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朱德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是伴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浩劫度过的。他,一个人民军队的奠基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被扣上了“大军阀”、“大野心家”、“老右倾”的“罪名”。康克清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们面对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和迫害,面对着造反派们的狂嚣,泰然处之,他们坚信“历史是公正的”,终有一天,这伙祸国殃民的野心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74年初的一天,康克清回到家中,把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的情况讲述给朱德,而后不无忧虑地说:“听了江青、迟群的讲话,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向军队送‘材料’,把手伸进了军队,我很担心他们要把军队搞乱。”

    听了康克清的一席话,朱德沉思了片刻,神态镇定地说:“你不要担心,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我看,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朱德的分析,使康克清心里踏实了许多,她也相信,那些把革命的口号喊得最响,而骨子里包藏着野心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胡作非为的。

    1976年6月,朱德生病住进医院后,私下里再一次向康克清表示了对江青等人的看法,他始终认为,我们的军队,还有那么多的老同志在,是靠得住的。

    7月下旬的一天,康克清和女儿朱敏驱车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所。尽管由于朱德的逝世,巨大的悲痛仍在缠绕着她,但是,她看到“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频繁活动,再也无法忍受,她要把朱德的最后遗言尽快地告诉叶剑英等老帅们。

    坐定后,叶剑英打开收音机,把音量放得很大,而后轻声地问道:“大姐,朱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迫不及待地把朱德生前讲过的话一股脑儿地转述给叶剑英。叶剑英听罢深受感动,连声称赞朱德的胆识。

    北京的10月,正值金秋时节,当康克清获知叶剑英等代表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她的心情异常舒畅,她深情地凝视着摆在案头上的朱德遗像,宽心地笑了……

    60年代,康克清曾在朱德寿诞时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反映了她对几十年的生活伴侣和革命同志的深刻认识,她在诗中写道:

    雄图壮志依然在,任重致远永不歇。

    学诗学书学理论,忧国忧民忧建设。

    海量宽宏唯忘我,平易近人众心悦。

    奋斗一生服从党,高龄犹勉共产业。

    (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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