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10月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月，我带领决死队第1纵队第1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了朱德同志。他是在就任八路军总司令后不久，率领部队到晋北抗日前线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
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德同志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亲切地说。
这时，我十分兴奋，还是继续说下去：“我虽然带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我带领的是山西青年决死队第1纵队第1总队，相当于1个团。我们准备在晋东北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总司令听了我的话，很明确地对我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地区。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形势很好，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朱总司令讲起话来果断，明朗，灼见卓识，胸有成竹，令人敬佩。我心中暗想：真是名不虚传！
总司令继续谈下去：“你在山西，不坏啊！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论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这时，总司令用下达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总司令汇报说，我们的部队政治素质量较高，有许多人是白区的共产党员，但是，军事上不一定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是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总司令很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我们党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像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自古以来，军事家们都认为这个地区“外河而内山”，是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的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揍负依陕甘。”这里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领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朱总司令率领的大军未到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散。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党中央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2月，朱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决死队第1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1个团扩充到3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就有5个团的兵力了。我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朱总司令听了十分明确地说：“不行！我们同阎锡山搞抗日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他抗日。现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我们不能随便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彭德怀同志也说：“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战，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我本来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总觉得在党和八路军的旗帜下工作，可能更有成效。总司令继续耐心地说服我：“现在，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嘛！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样做有许多便利之处咧！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说：“我没有打过仗。”于是，他决定派毕占云同志来当参谋长。在会上，左权同志谈论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2000人，装备好。我们可以3个团打他们1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3个打1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下了。
1938年7、8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的一个联队2000千人从子洪口南下，向我们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很同意，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打。于是，派了3个团，1个团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2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
朱总司令对新军的成长十分关怀。决死队这次打仗没打好，却仍然得到他的极大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成分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队连、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参加了训练。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担任讲课。朱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从总部驻地王家峪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就在树林子里，没有正式的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使听课的同志十分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同志身上学习了可贵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和信心。经过这次训练，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两个组织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39年12月发起事变，动员6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有利用旧军消灭新军的图谋。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给我们发出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我们也多次研究了应变之计。这次阎锡山刚一动手，我们就立刻命令决死队的4个纵队、政治保卫队的3个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奋起反击；并号召各地牺盟会负责人向阎锡山发出电报，表示坚决站在新军方面，坚决对任何挑衅进行还击。同时，立刻撤掉了新军各部队中最顽固的反共军官，并争取和中立了摇摆不定的旧军人。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队第1、第3纵队正式编入129师的战斗序列，决死队第2、第4纵队则纳入120师的战斗序列。
当时，国民党名曰“抗战”，实际上却积极搞“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1938年6、7月间，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来解放区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还说这个团的权力很大。他们扬言，如果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已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可以“就地处理”，原来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可以立即停发。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花招，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吓倒。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十分镇静，准备着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就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英雄气概。我曾听朱总司令理直气壮地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这犯什么法？”他这番话在太行山地区广泛地流传着。从此，老百姓把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供给八路军，视为自己的天职。这个“视察团”后来并没有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终于制造借口，把给八路军的军饷停发了。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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