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说,我写这些无非是要说明,我写的是小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的用意就是如此。有种文艺理论以为,作品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我认为,起码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场景是不配被写进小说里的。所以,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他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我是这样想的。至于《未来世界》能不能使读者体会到这些想法,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1995年4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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