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阶梯-雪梨之乡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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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两岸的风光

    长途汽车在狭窄但是平坦的柏油路上向前飞驰。

    一川河水,如影随形跟着公路,始终应和在窗边。

    两岸的山退得远些的时候,河谷立即变得开阔,河水便离开公路,中间隔着垂柳与杨树,有时,公路与河流中间还会隔着农田与村寨,这便是人们的安居栖止之地。

    当两岸的山峰再次靠拢,峭壁直逼到大河两边,河水就又在车窗外咆哮了。

    人烟繁盛的宽广河谷与那种阴气森森的狭窄山谷就这么一路交替着出现。

    一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地名都是亲切的名字。我曾在一首叫做《即将上路》的诗歌里写过,说每一次即将上路漫游的时候,只要想到一连串的地名,就看到一个个字眼闪闪发光,只要念叨这些名字,就已经在路上。

    现在,我又在路上了,车窗外风景变幻。

    一个又一个地名,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各具形态的村庄。白湾、石光东、可尔因、周山、党坝,都是一个又一个嘉绒人在大渡河谷中的村落的名字。

    转过一道山弯,一个村落在河岸的开阔地上出现。不一会儿,村子落在身上,山谷两边的大山逼迫过来,汽车穿行一阵,大山再次闪开,咆哮累了的水流在宽广的河床上放松了身躯,舒展开来。这时,又一个村落便在浓重的绿色中出现在眼前。

    最后,车过党坝后,大山再次闪开,这一闪开,便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而且,花岗岩石的山体变成了深厚黄土的层层堆积,黄土的缓坡开辟成了层层的梯田,大河在宽阔的河口中缓缓流淌。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便在河谷中间,在层层的黄土台阶上星罗棋布。

    这一带宽阔肥沃的大河谷地,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前,一直就是嘉绒文化的中心地带。

    也是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中心地带。

    但现在,这些河谷,已经很少保留传统意义上的嘉绒地区那种外在的形貌了。乡村的民居大多是汉族的式样。但是,成片的梨园与从河谷一直延伸到半山里的层层农田,又自然构成一种特别的美感。

    在这些富庶的村落里行走的时候,你问很多人他的族别,都被告知是藏族,但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到,嘉绒的文化在这里是日益式微了。但是,大河两岸村落与田野里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依然让人深有所感。虽然,在金川县城周遭宽阔的河谷中,我看不到这个藏语叫做促浸的地方,曾经作为嘉绒文化中心的丝毫迹象。

    金川县城也是一样。

    汽车在车站停下的时候,我正要跟着下车,司机却问我,要不要到老街上看看。于是我又坐了下来。司机给我一支烟,说:“出来旅游的人都喜欢到老街上转转。”

    我不是第一次到金川县城来,所以知道目前所在这一部分的新城,主要是在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在此之前,金川作为一个县城早已存在于中国的版图之上了。汽车又启动了,一条陡峭的公路,盘曲着从新城背后爬上山坡。

    很快,又一个台地展现在眼前。

    这个台地上,就坐落着老的金川县城,也就是金川本地人说的老街。

    在这条老街上,依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闻到一点嘉绒文化的气息。前些年,这里还有一些木板发黑,檐上长草前铺后店的老街房。而现在,连这种房子也很少了。金川是一个富庶之地,气候温和,出产丰富,加上此地藏汉混血,更多地显示出汉文化精神面貌的人民又特别勤劳。居民们都建起了漂亮的房子。但我此行的目的,显然不是来看这些漂亮的房子。于是,我又背上背包,往山下的新城里走去。我首先需要找到一张过夜的床,把自己安顿下来。

    在这种僻远而又喧嚣的小城里,年轻人有种奇怪的心态。他们不喜欢装束与他们不太相同,他们认为是来自大地方的人在眼前晃来晃去。如果你老是以一种不一样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冒犯。

    所以,我需要先把身上这个登山背包放在一个地方。没有了这个背包,我就跟这城里的人大致相同了,就不会碍任何一个喝了点酒,正要找点什么理由发泄一下的家伙的眼了。

    我在大致也是最为安全和高档的县委招待所登记了一个房间。

    在十五六年前,我还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大城市,那时,就常听一些去过大城市的人带回山里来一些遥远的传说。这些传说把那些见过一点世面的人在大都会里的旅行,全部变成了一次次了不起的探险。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大城市不是我们这些人该去的地方。比如,有一种说法是说,城里的宾馆招待所,只要一个人走到大门口,就会被从头到脚上下打量,而且,那些人可以不管你穿着怎样光鲜的衣着,都能看穿你是来自一个小地方,没有见过世面。大城市欢迎的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一般的人连那些宾馆的大门都不能进去。

    当然,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可以进去的。进不去的人怎么会把这种难堪的经历像难看的伤痕一样展示给世人呢。

    当然,这样的故事能够流行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出过远门,很多人更是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我在大城市的宾馆里没有遇到过不准进门的尴尬事,倒是门童笑着为你开门,为你从出租车上卸下行李,还让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在小地方旅行,情况会有些不同。

    比如,这个时候,我走进也算是有些堂皇气息的大堂,两三个服务员正在聊天,当地特别的口音有种奇特的功效,能使这种讨论气氛显得比实际进行的要更加热烈。

    我站在了柜台前,放下背包,从中掏出身份证、钱夹。

    一个还算漂亮的姑娘,只是对我瞥了一眼,又回头去继续她们的话题了。

    我不太想说话,因为很久没有喝水,因为炎热,我的嗓子发紧发干。但我只好开口说话:“小姐,登记,住宿。”

    另一个小姐瞄了我一眼。

    她们的话题继续下去,好几分钟就这样慢慢过去了。

    我再次开口。这回,柜台里扔出一句话:“没有大房间了。”

    我说:“我不要多大的房间。”

    停顿良久,又扔出来一句话:“只有两人的标准间。”

    我说:“我要带热水洗澡的卫生间。”

    这才有人懒洋洋地走到我面前,推过来一张表:“填上。”

    只有单子,没有笔,我又从背包深处把笔翻出来。填好单子了,对方看都没看一眼,便扔到一边,说:“钱。”

    于是,付钱。

    我按了寻常的习惯:“有打折吗?”

    单子被扔出来:“不住算了,住宾馆还要讲价钱。”

    于是,我付钱,住下。上楼,等了半天,叫了半天,一个服务员上楼来了。把门打开了。就是刚才在总台里聊天的姑娘里的一位,刚才还兴高采烈地在下面家长里短,这时却拉长了脸,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进了卫生间,我照照镜子,确实因为长途旅行,显得风尘仆仆,灰头土脸。而要是你是坐着小汽车来的,那情形就两样了,我也坐着公家的小汽车来过这里,我回忆起了那时享受到的应有的服务。

    而我的传统上热情好客的家乡嘉绒,什么时候世风日下到了这样的地步。

    草草用冷水洗刷一番,我来到街上。

    我不是第一次到金川县城。对一个长期生活在马尔康的人来说,金川在初春季节里有一个重要的节目。

    阳春三月,金川河谷两岸梨园与村庄中,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开得如雪、如云、如雾。而在上游的海拔高出好几百米的马尔康,春风料峭,吹来的却会是如粉如沙的漫天飞雪。于是,大家驱车一百公里远,到金川做一次远足,来看大渡河谷中满山满川的梨花。

    高原的春天来得很慢,而大家总是在急切地盼望,久久等待的人们每年都来这里提前感受春天。

    到了夏天,所有的山谷都一片翠绿,群山更深处的金川便被遗忘,直到来年春天久盼不来的时候,人们又会想起满川满谷的梨花。雪白的梨花中间还有绯红轻盈的桃花。

    在这个县城里,我有一些熟人,但我没有打算去找他们。

    此地酒风很盛,我的时间很紧,不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醉倒在某一家院子的梨树阴凉里。几年不来,县城几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从后山下来的泥石流依然威胁着县城的安危。

    山里的这些县城都不是很大。

    但相对于所统辖的地区与人口的生产能力,相对于这些城镇所起的流通上的作用,这所有的城镇都显得太大了一些。但是,这些城市在另外一些印刷精美,在会议上随处奉送的文字里,却是作为一种成就来进行宣扬的。

    我过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理想主义者,现在至少也是半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不止一次,在这种城镇总是显得不够清洁和缺少秩序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总在想像一座理想的城市。

    我在一篇写一个从乡下试图走进城里的姑娘的故事里,表达过对这种城镇的理想。

    小说叫做《芙美,或者通向城市的道路》。

    故事里这个试图走进城市的姑娘失败了。因为,这个城市不是她想像中的那个样子。这位叫做芙美的乡村姑娘上过中学,特别善于奔跑,而命运给了她机会用这双善跑的长腿进人城市。其实,她的家就在离城不远的乡村。很多个夜晚,她坐在夜露深重的小山岗上,望着远处灯火迷离的城市,陷人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幻想。于是,她迈开长腿跑进了城里,并在好多个田径场上取得了荣光。这篇小说里的主角,其实是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

    后来,城市并不如她的想像,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那一代许许多多乡村青年的想像。我们为了寻找理想,去了更多的城市,更远的地方。而芙美却回到了乡村,回到乡村之后,她就不再往城市的方向了望了。

    在那篇小说中,我曾经说:城市是广大乡村的梦想,洁净、文明、繁荣、幸福,每一个字眼都在那些灯火里闪烁诱人的光芒。我还在小说中幻想,乡村也是城市夜晚的梦想,那里的灿烂的星空下,是一些古老而又意味深长的,我们最最渴望的安详。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那么焦躁不安,都不再是我们的希望之乡。于是,我们就在无休止的寻找之中流浪。

    除了一些逶迤成行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这无休止的寻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同时我即使十分清楚地知道,寻找的尽头就是虚无,我也会不断寻找。

    我依然会在想像中为整个嘉绒描绘城市的模样:沿街而立的房子带着干燥而宽大的木头回廊,一点点的酒,一点点的鲜花,一点点的歌唱。走过任何一家人的门口,都不想看到漠然甚至有些敌意的表情。但在这街上行走的时候,你只能不断地收获这种表情。

    慢慢地,我的脸上也现出了这样的表情。

    我在想像一座理想的城市,但同时,我才发觉在这城里其实无处可去。茶馆里在打麻将,而近些年出现的卡拉0K里暧昧的夜生活还不到开始的时候。于是,我的双脚自然地把我带到了书店。

    书架上展示的都是一些陈旧的出版物,而且,分类与陈列都有些杂乱无章。但我知道,如果不缺少耐心的话,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果然,我在这里搜罗到一些有关地方史的资料。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一个漫长的夜晚了。

    雨夜读金川故事

    在一个回民饭馆里吃了不少牛肉,喝了一点酒,然后,带了几张四方烧饼回到宾馆,洗澡,上床。

    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

    半倚在床上打开了书本。

    窗外的雨声酝酿着某种意绪,于是,我随着那些凝固了时间的文字,回到了过去的金川,回到了过去的嘉绒。

    在这样的雨夜里,雨水落在山坡的岩石和树上,落在山谷里的村落里,落在庄稼上,落在一篷篷的绿草上,洗去了万物之上的尘土,然后流人小溪,小溪又汇集到大河,于是,夏天的大河便在雨脚细密绵长的夜晚越来越宽。

    河上烟雾茫茫,我的思绪已经浸淫在历史悠远的回声中了。

    其中,最最重要的章节,当然是乾隆王朝时的两度大金川之战。

    在已经很难在百姓生活中、在实地的山水之间寻觅到历史踪迹的那个曾经叫做促浸,而历史终于将其叫成了金川的地方,我要先抄一些史书上的片断在下面。

    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

    据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有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又诱夺伊侄小金川土司泽旺印信,并把守甲最地方,杨言欲攻打革布什咱等语。蛮易动难驯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或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

    这道御旨之后不到一月,皇帝再次下旨:

    前据庆复等奏报: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将伊一女妻小金川,又嫁一女与巴旺,以为钤制之方。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司所属之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看此情形,则蛮酋恃其巢穴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敢扰我汛地,猖撅已甚。张广泗到川之日,会同庆复将彼地情形详加审度。其进剿机宜作何布置,一切粮枘作何接济,善为办理。

    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谕旨再下:

    据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勾结党羽,攻围霍耳章谷,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牦牛,枪伤游击罗于朝等语。经军机大臣议令该督抚等迅速派官兵,遴选将并,统率前往,相机进剿,已令星速行文知照。前将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已谕令速赴川省。今观纪山所奏,势不可缓,可再传谕张广泗,令其即速前赴,会同纪山相度机宜。

    接着一道道谕旨下到路途遥远的四川,我眼前恍然间出现了驿马飞驰于华北平原,穿行在巴蜀道中的情形。

    乾隆十二年四月:

    据纪山奏称金川情形,应分路夹攻,将川西、川南分为两路,派总兵、副将带领汉、土官兵或直搗巢穴,或分击前后。更驻兵木坪,以为两路声援。于绰斯曱拨兵堵截隘口,以分金、绰酋之势。至所奏或系大兵齐集,或俟有隙可乘,即行进剿等语,伏思兵贵神速,敌气既慑,我力方锐,则一发制胜,所向成功,但必计出万全。

    乾隆十二年五月乙巳:

    大学士庆复等奏:金川贼番围攻各寨,沃日土司求救,随调松茂协马良柱带兵一千五百名救援。四月十二日抵热笼寨解围,贼众四散。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前驻沃防护之都司马光祖等出迎。

    乾隆十二年五月:

    谕:征剿金川,前已拨银四十万两协济川省。但军营粮饷务须充裕,著户部于附近四川省份再拨解银二十万两,以备支用。

    四川巡抚纪山奏:前奏粮运各条,经军机处议复准行。但川西转运綦难,党坝、沃日二路中隔雪山,若不增加台站,蛮夫皆裹足不前。杂谷至党坝,原拟安设十二站,今增六站,自杂谷至沃日,原拟安设七站,今增三站,仍添管台官二员。又查沃日一路,前因金酋围困日隆,粮路阻塞,官兵另择汶川县之草坡地方出口,经由瓦寺土司地界,粮运亦即于此路尾随。今日隆围解,运道已通,但止杂谷一路转运不敷支给,应仍由草坡分运至川南打箭炉。军粮原存炉仓一万石,除给地官兵口粮外,又酌拨雅州府仓米五千石,转运炉城。

    乾隆十二年六月:

    户部议复:据四川巡抚纪山奏请添拨军饷银六十万两。前因进剿金川,于江西、湖北二省拨银四十万两。本年五月十八曰复奉旨于附近四川省分,再拨银二十万两。经臣部议,于江西拨银二十万两,共六十万两。江西之二十万两,纪山虽未接到部咨,但军需银两理应充裕。应如所奏,再于广东留备银内拨六十万两协济。从之。

    乾隆十二年七月甲寅:

    大学士庆复、川陕总督张广泗奏:金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应剿洗,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臣张广泗原拟驻杂谷,迨到彼相度,尚偏于西路,是以仍回汶川,由瓦寺取道沃日,径赴小金川美诺寨驻扎。俟各路齐进后,当率兵相机策应。臣庆复现驻汶川烊压。今分路进兵,拟出驻旧保,以便商办。

    已经派了大军,又花去了许多银子的乾隆皇帝再次下旨:

    览奏俱悉。朕始谓大学士庆复尚在汶川,军前有张广泗一人,足资办理,是以有旨,令入阁办事。今观此奏,是前临军营矣。若接旨而已起身回京则已;若尚在军前,且不必来京。可俟奏凯功成大局已定,然后起身可耳。

    乾隆十二年八月辛巳:

    大学士公庆复、川陕总督张广泗奏:总兵宋宗璋统领西路,其分攻刮耳崖各将内,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又,总兵许应虎统领南路,得贼卡三处,贼番遁入独松碉寨一等情形。得旨:自汝等定期会剿之奏至,朕日夜望捷音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此内虽马良柱尚属奋勇,有所攻克,然用力围攻,旋受其降,将来事成之日,此等曾经逞凶之犯,问其罪乎?将置而不问乎?若置而不问,数年之后,又一金酋耳,则亦未为计之得也。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巳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分量了。

    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川陕总督张广泗奏:

    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应用火攻。现派弁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

    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得旨:看此则奏凯尚需时日,何能慰朕西顾之忧哉!

    乾隆十二年九月辛丑,皇帝再下御旨:

    前据张广泗奏报大金川情形,虽未大胜,而连破番寨,去刮耳崖仅二十里,似乎不久可以成功。

    朕方望捷音之踵至,乃此次所奏,以贼碉所踞俱在绝险,攻克颇难。并未言及刮耳崖如何进取,是奏凯尚需时日。伊前后奏报,相隔不过数日,而情事各异。即奏到之日,亦迟速不同。且此次未与大学士庆复会奏,即庆复接到令其来京之旨,已经起身,彼即应奏明。庆复既未奏闻,而张广泗此摺亦未声明。著传旨询问。

    乾隆十二年十月癸未,皇帝再下谕旨:

    前因川省气候早寒,恐冰雪严凝,官兵艰于取捷,曾传谕总督张广泗,令其酌量情形,或应暂行退驻向阳平旷之地,令稍为休息,俟春气融和,再加调官兵,一举克捷。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壬辰户部议复:

    四川巡抚纪山疏称:进剿金川案内,前后拨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动用一百万两。请再于邻省添拨银五十万两,解川备用等语。应如所请,于秋拨留协银内湖南拨银三十万两,江西拨银二十万两。

    乾隆十三年正月乙未四川巡抚纪山奏:

    西、南两路军营汉、土官兵暨各色人等五万有余曰需米面五百石。蛮夫不敷,雇雅州、天全、芦山及成、重、保、顺、叙、嘉等府、州人分运,又不敢亲往,雇人价昂。禁私帮,则军装贻误;听帮贴,则民间赔累。

    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上谕军机大臣等:

    张厂泗所奏驻扎马邦之张兴、陈礼等丧师殒命,张广泗自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偏裨失律,主将咎无可辞,但果能全局取胜,中部稍有挫衄,尚在可原。此际即交部议,未免传播远近,议论滋多,于军情殊有关系。朕于摺内批示具已明晰。

    乾隆十三年正月己酉军机大臣议复:

    川陕总督张广泗奏称:进剿大金川各兵随带军装,深受狀马之累,现续调陕、甘、云、贵官兵一万名,应亟为调剂。查自打箭炉与维州关两路出口,跬步皆山,非持骑驮难行,且沿途并不产草,及抵贼境愈属艰险,马非跌伤即俄毙。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申钦差兵部尚书班密奏:

    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渙散,土番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倘肤功不能速奏,非特蜀民输运难支,且蛮性无常,即内附部落亦当虑及。臣愚以为增兵不如选将,现在军营提、镇各员均非其选,再四思维,惟有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外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伊旧属。一月以来,固守无事。惟据驻党琐之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禀报,用大炮攻木耳金冈贼碉,于十二月二十四曰,始将贼大战碉并西北耳碉打成石堆。贼又于碉外砌石卡,掘土穴,潜入穴内,用枪炮拒敌。我兵日用大炮攻击,贼死甚多。又据驻卡撒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贵州副将高宗瑾禀报,逆酋屡遣头人至营外喊叫,以投诚为名,求将卡撒大营撤至邦噶。

    于正月二十一曰,有莎罗奔用事头人生噶尔结等带贼番千余逼营,高宗谨诱生噶尔结至营,一面檎,一面枪炮齐发,打死头目一名、贼番数十名,始各奔窜。乘夜于营盘左沟修碉砌卡,图攻我营。我兵于二月初二日,分三路抄击。杀贼十余人,贼方退入深沟而去。又据驻丹噶山之重庆镇总兵马良柱、陕西督标游击王世泰等禀报,自河西马邦、张兴营盘陷后,所有河东曾达驻守之参将郎建业、署游击潘文郁营盘皆失对岸犄角之势,贼可水路来侵。江岸有一小碉,名为噶固,原派孙克宗土兵八十余名在内踞守。正月初二日,贼番五六百众来攻,该镇将派兵往援,未能击退。

    至初七日,守碉土兵与贼讲和,开碉随贼渡河而去。郎建业与督标游击孟臣原带汉、土兵七百名,驻营曾达沟岸山梁上,又有守务徐克猷带兵三百余名驻守,乃于正月初十日二更,贼番四五百人夺卡七处。十一日,马良柱等发兵应援,孟臣亦亲带兵出营杀贼,皆不能击退,孟臣即于是曰阵亡。马良柱等不思努力救援,先于十一日晚令潘文郁将营盘撤赴丹噶,又秘饬徐克猷于十二曰晚潜至郎建业营,令俟徐克猷到时,同撤赴丹噶山,合营固守。乃郎建业见贼众添至二千余人,遂不候徐克猷,于十二月巳刻,将营撤赴丹噶,致将徐克猷隔截。幸该务熟路径,于十三日带兵翻越雪山,賊人尾追,且击且退,于二十日始撤至巴處。臣查曾达乃新抚番民克州九寨之门户,为丹噶山粮运要路,于正月十四日饬良柱、王世等督率攻剿,击退贼番,然后缓撤至克州九寨之后,于纳贝山一带驻扎。计所退约三十余里,待大兵到曰再进。不意马良驻等于十六曰夜,率五千余众,尽撤至纳贝山下之喇布碉寨内居住。臣闻报严饬,始派汉、土兵据守纳贝山,而自求退驻于孙克增碉寨。该镇将等连次惶遽撤营,军装、炮位多失,容细查参奏。再,自贼内脱回被掳土兵及贼酋差来奸细查获自首者共三百余人,佥称自张兴失陷后,所得军械辎重,众贼瓜分,皆欢跃大言谓精壮贼番原不过七八千人,进剿以来死已少半,现不过四千余人,日食不继。倘四五月间,正当刈麦时,官兵大至,则死无噍类。其实在情形如此。

    乾隆十三年四月乙丑下旨再派要员前往督战:

    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十三年四月乙亥,再次起用旧将,皇帝亲下御旨:

    岳钟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经朕宽恩放还乡里。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曾传旨班第、张广泗令伊等酌量,如果应用,将岳钟琪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今班第、张广泗已遵旨调赴大金川军前。岳钟琪著加恩赏给提督衔,以统领听候调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奋勉图报,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肤功,更当从优奖叙。

    乾隆十三年五月壬辰,尚书班第奏:

    参将永柱近日攻克戎布寨。初进兵时,业经降服,嗣因许应虎等抚驭乏术,苦累番民,以致头人恩错复行附贼。其时永柱领汉、土兵四千余众围攻数月,并未克取。适有贼数百侵犯卡座,不思力战,屡请援兵,又止令土兵当先堵御,致被贼冲散,占有踞碉卡,相持月余,惟欲俟各路官兵进攻,冀贼自退。及张广泗再三督促,而各兵亦人人思战,始一出营与贼对敌,以我数百众,奋勇直前,贼披靡四散,并乘胜攻取戎布寨。看此情形,则金酋并非劲敌,旧兵不尽懦弱,已可概见。去岁屡次失事,无非各领迁延观望所致。

    乾隆十三年七月壬辰,经略大学士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奏报:

    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总兵买国良、署总兵任举阵亡。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辛巳,经略大学士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奏:

    查腊岭山梁石城一座为贼径总隘,贼并为拒守。腊岭之下,卡撒之右,共山梁四道。其头道已为我据,惟双碉未克。双碉旁月水卡碉房二座,亦经夺据,日用大炮攻击双碉。但双碉旁有三层碉房一座,下又有小碉石卡,虽围不能严密,拟先发兵夺其三层碉、小石卡,则双碉不难攻取。俟双碉一克,将腊岭官兵一面留攻石城,一面酌分与卡撒右梁官兵,合攻二道山梁地名喇底,夺据后即由三道山梁直捣色儿力贼卡,路更近捷。复查军前各省官兵伤病者多,陆续遣回内地调养。征兵缺额过多,就近续调川兵二千补额,已报到数百名。

    乾隆十三年八月戊子,经略大学士讷亲奏:

    党坝一路,据岳钟琪咨报,于闰七月初十日夜,派兵由两旁抄夺,火烧山梁之后,击死贼番十余人。贼拒守甚坚,见我师环攻,颇为惶惧。伊等百姓咸愿归正求生,而家口为贼酋拘系,恐见诛戮,恳将土司、头人一并招发。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午,四川提督岳钟琪奏称:

    金川逆酋不法,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并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进攻,先夺马牙冈、乃党两沟,直抵河边,会党坝兵,并力攻破勒乌围。至刮耳崖,乃莎罗奔之侄郎卡所居,应于卡撒留兵八千堵御,俟夺获勒乌围,以得胜兵从后夹攻,诸御兵从前进出,郎卡亦不难擒。复于党坝留兵二千,防护粮运。正地留兵一千,防护打箭炉隘口。余兵四千,护运各路军粮。均选精壮汉、土各兵,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等语。

    乾隆十三年九月己卯,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前因张广泗布置经年应有成算,是以命讷亲前往经略,筹办善后事宜。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漫无成功,诸事推4,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竟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实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薄,难胜斯任,何至于此,朕实为之惭愧!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如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闯,不及援袍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洲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会同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务期犁庭扫穴,迅奏肤功,以副委任。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辰,谕曰:

    张广泗自受任金川以来,措置乖方,陈奏闪烁,赏罚不当,喜怒任性,诿过偏裨,致人人解体。又复观望推诿,老师坐困,糜饷不赀。且信用贼党良尔吉、王秋,泄露机密,曲法庇护,玩兵养寇,贻误军机,法所不宥。著革职孥交刑部治罪,令侍了富成押解来京。讷亲为大学士,付以经略重任,前驻军营,漫无胜算,且身图安适,并不亲临督阵,鼓励众心,转以建碉株守为长策。及传谕欲召取回京,伊并不计军情紧要,非克捷无以报命,而以尔奏情形为词,亟思回京自逸。朕以国体攸关,宽期以待,伊复无敌忾之志,惟是迁延时日,以俟归期。至陈奏之事,矛盾舛错,不可枚举,与伊寻常之办事精详,急公黾勉,竟似出于两人。讷亲著革职,赴此路军营,自备鞍马,效力赎罪。

    乾隆十三年十月辛卯,四川提督岳钟琪奏:

    九月十二日,同护军统领法丑派侍卫京皎、丹泰、钟秋等,协同副将铁景佑等,领兵攻康八达山梁,大败贼番。是夜,参将乌德纳等领兵暗击康八达山下河边跟达等处,夺毁大战碉二座、小战碉三座、平房四十间、木石各卡十座,计得跟杂一带地方,南北约四十余里,东西约二十余里。是夜,贼番来犯营卡,遇伏伤败。十八日夜,守备张汉等领兵由沿河一带克取,葛布基大碉八间、小平房六问、木城一座、石卡四处,斫破大皮船四只,前后杀贼甚众。查看彼处,左倚山险,右近大河,前有恶尔溪大战碉六座,周围俱有石城,贼番甚众,又有曰旁山贼及康八达山上贼众救应。我兵攻战一夜,未免疲之,后无接应,因暂收兵。

    乾隆十三年十月壬辰,谕军机大臣等:

    现据傅尔丹奏请添调满、汉官兵二三万,朕已命军机大臣酌量分派调往。计其陆续到营,当需时曰。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大学士傅恒出师,上亲诣堂子行祭告礼,经略大学士及诸王、大臣、官兵等俱随行礼。上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大门外。经略大学士及出征大臣、官员等俱随行礼。上还。至东安门外幄次,亲赐经略大学士傅恒酒,命于御幄前上马。

    乾隆十四年正月丙子,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吁,经臣开诚晓谕,十五日又遣伊头人来营,并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等语。朕思番本属化外,无足深较。而驭番之道,惟当开示恩信,使之俯首帖耳,革面革心,庶足绥靖蛮氛,永无携贰。今莎罗奔、郎卡面缚归诚,在经略大学士傅恒受钺专征,志期执馘,但既对众晓偷,许以不死,若系之槛车,献俘阙下,法当悬首藁街,纵贼酋罪无可救,而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若昭布殊恩,网开三面。著于谕旨所至之处,会集文武大小官员,宣示纶音,解缚释放。并遣并兵押送回巢,告布群番,令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手,恩威并著,包含无外,边徼由此永宁。经略大学士傅恒宣力岩疆,成绩茂著,宜加优叙,以示渥恩。今据缴还封公谕旨,沥情恳辞,国家酬庸晋爵,令典攸昭,五服五章,非朕所得而私,亦非经略大学士所得而辞。其勉遵朕旨,式克钦承,还朝襄赞,以副倚毗。

    至此,大金川战事算告一段落。

    虽然,满耳都是杀伐之声,但我巳经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嘉绒了。

    这些引文中间,有些地名还保留到今天。譬如:党坝、卡撒、勒乌,再比如:曾达,所有这些地名,都在离金川县城不远的弹丸之地里。而且,我想,读者从这些文字中不只读到了刀光剑影,还有金川当年的民情风习与地理形胜了。只是,今天的公路一通,当年那些山路上的关卡,也就仅仅只是一种记忆,而且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与萋萋的荒草之中了。我们重温历史才知道,历史其实早就被我们遗忘。

    清早我走出宾馆的大门,想去寻访那些书中写到的地方时,看到完全不同于历史记载的今天大金川两岸的景色,我又开始觉得,历史书中的记载像是一种颇有气势的虚构了。

    大金川上的渡口

    读了一夜过去的金川,人却毫无倦意。

    白天喧嚣嘈杂的县城,这时却十分安静,下半夜过后,雨停了,一声声鸡啼催我人眠。我才放下书,合了一会儿眼。但是天刚亮,就醒了过来。我又上路了。

    晚上,是从书读到一个过去时代的故事,今天,我要在路上重温这个传奇。

    我上了路,往雍忠拉顶寺走去。清晨清新的河风吹在身上,带着些微的寒意。我稍稍加快一点脚步,身体一发热,那薄薄的寒意就消失了。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在嘉绒地区名声远扬的寺庙,过去叫做雍忠拉顶。此庙位于大金川西岸安宁乡境内的末末扎村附近,距金川县城34公里。

    上路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有一辆车从身后开来。我招手,车没有停下。车上的人还对我甩了甩手指。第二辆车开来,我继续招手,车停下了。这是一辆东风牌卡车,司机是个当地人。

    我问他是汉族还是藏族。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总是个忌讳。但我看到这位司机人到中年,面目也还和善,才提出了这个问题。司机把着方向盘,眼睛紧盯着前方的道路,良久才开口说话。他反问我:“你看呢?”

    我也盯着前方的道路,没有说话。

    他叹了口气,说:“我们这种人,算什么族呢?虽然在这里生活几辈人了,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真正的藏族和真正的汉族都有点看不起你。人家嘴里不说,对你也客气,但心里是看不起的。”

    我有些后悔提起了这个话题,就不再开口说话。好在,很快目的地就到了。

    开到一道铁索桥头,司机停下了车,从这里过桥,到河东岸,再顺流而下走一公里多路,就是雍忠拉顶寺了。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金川县委统战部干部的陪同下,走过那条道路。那次,统战部的人还带了蔬菜与肉,请庙里的喇嘛为我们做了一顿藏式的饭菜。具体做了些什么菜式,却记不太清楚了。甚至那庙的样子我也记不很清楚了,倒是院子里有一株挂了稀稀落落两三个青皮果子的橘子树,一直使我难以忘怀。我见过很多的橘子树,但都是在内地,在嘉绒我曾行经的数百上千里的地面上,这株橘子树是我看见的唯一的一株。我觉得,这株橘子树有点像早先马尔康寺庙遗址上的那株榆树,这其中可能也有些特别的故事,一些再也难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故事。

    但我一直记着这株橘子树。

    司机见我不动,说;“你不是要到庙子上去吗?”

    我说:“我想从渡口过去。”

    司机又发动了车子,说:“你原先来过呀,还晓得渡口。”

    很快,汽车转过一道山弯,顺着大河的弯道又折向一个小山凹,下了车,渡口就在我面前了。对面河岸的柳树下拴着一只小木船。岸上,是一大片绿色深重的玉米地,玉米地尽头,靠着山脚的地方,就是过去在整个嘉绒都非常有名的雍忠拉顶寺了。

    当然,那时的寺庙绝不止于眼前这样一座寺庙的规模与气象。

    汽车开走了,我站在岸边,看着太阳慢慢升上山岗。阳光慢慢从山上,往谷底降临下来。

    这时,一个人走到对岸,双手做成喇机状,向我喊,是不是要船。

    我也双手做成喇机状,运足力气,对着那边,喊了一声要船。

    那人便解了缆,将船慢慢地摇过来了。因为水流的力量,船不是径直摇过来的,而是斜着划过河面。靠了岸后,划船的人跳上岸,用绳子挽着船,逆水往上拉了好长一段,才到我的跟前。

    我坐上船,问:“怎么不是牛皮船呢?什么时候这渡口就不用牛皮船了?”

    划船的人只是简单地说:“木船比牛皮船保险。”

    这并不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坐到船上,便感觉到看似平缓的大金川河水的力量了。河水从下往上的鼓涌使人透过船体感受到一种力道很深的震颤。船夫奋力划桨,但沉沉的水流却推着船一路往下。很快,我就看到前面翻着白浪的滩口,听到波涛翻涌的声音了。有关雍忠拉顶寺的典籍中说,流经这里的大河在呈现了八宝吉祥的两山之间,岩石激起波浪,是自然吟咏的六字真言。而在此时,那渐渐逼近的滩口的涛声,在我耳里,却像是受了惊疯狂奔跑的马群一般,而没有听出一丝一毫的祥和之感。

    船身轻轻一震,船底搁在了岸边,我们渡过了宽阔的大河。我与船夫又挽起船,逆水而上,把船拉到下一次摆渡时出发的地方。当双脚又踩到了坚实的岩岸,与岸上的沙滩,再来听那满滩的波浪声,里面确乎就有着某种歌唱性了。

    走进那片玉米地之后,河水的声音消失了,眼界里的寺庙建筑也消失了。四周只有吸饱了水分与养料的绿色的叶子与青中有些泛紫的苗长的玉米那生命的呼吸。置身在这些旺盛的绿色生命中间,很多东西,包括历史与人生中一些终极的疑问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在这里,包围着你,让你真切面对的只有生命本身。这时,太阳的光芒降临到河谷中间,所有的绿色叶子都在闪闪发光。一颗颗硕大的露珠砸下来,落在泥地里,落在身上,不一会儿,我身上的衣服差不多就湿透了。我是说,要是这玉米地再宽那么一两百米的话,我这一身真的就湿透了。

    就在这时,眼前猛然一亮,玉米的包围被突破,我已经站在了温暖的阳光底下。

    脚下这条路,已经没有太多的人走动了,所以才铺满了软软的青草。很快,我就走到了这座寺庙跟前。

    我期待着胸中涌起某种激动的情绪。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寺院蔓生了很多荒草的院子里时,心里却没有期待中的那种激动。但我毕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差不多就是整个嘉绒文化心脏的地方。只不过,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景象了。

    几年以前,我在阿坝草原上拜访一座苯教寺院的住持。那天,寺院的僧人们在庙外面鲜花遍地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我没有寻访到那位喇嘛。他的弟子们享我以汁水鲜美丰富的牛肉馅包子和新酿的乳酪,同时告诉我说,上师去了促浸,他将在那里恢复已经毁败的苯教伟大的雍忠拉顶。

    这年的秋天,我来到雍忠拉顶。当那座新建起来的寺庙出现在眼前时,我简直失望之极。我向来不主张恢复一切已被毁弃的建筑,因为那时的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与风习的自然凝聚。时事变迁,物换星移,按原样恢复的建筑,至多复原了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东西,早已随着无情的时光,消逝得无影无踪。

    再说,我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座石头与水泥拙劣混合的建筑就是当年的雍忠拉顶。前次到雍忠拉顶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到寺庙的大殿,也没有见到那个我在草原就想拜访的苯教喇嘛。寺院厚重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质地沉重的大铜锁。

    当时,庙里也没有别的僧人,陪同前去的统战部的人私下对我猜测说,可能是知道有官方的人来,庙里的人都回避了。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统战部的朋友笑笑,答道:“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敏感的问题。”

    我再问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敏感。对方用了启发式,说:“阿来老师你知道雍忠拉顶过去是什么教派。”

    苯教,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继续启发我:“乾隆王打金川以后,寺院改成了什么教派?”

    佛教的格鲁派。这对一个对地方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他的笑有些神秘色彩:“这就对了。依现在的定性,乾隆王朝发动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战争,他把寺院改成了佛教,现在,你又把它改回叛乱的土司倚重的苯教……”对方用的是启发式,话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我有些明白,又不是十分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往往带来一种不太明晰,而又人人似乎都心照不宣的特别的逻辑。

    那天,我们在这座新的雍忠拉顶里什么者没有看到。

    于是,便从庙旁一户汉人农民家里借来一口锅,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把这次圣地之行变成了秋日的野餐。就是在那天,在这个院子里,我发现了一株侏儒般矮小,且特别孤独的橘子树,上面结了两三个青皮的橘子。看着那青皮的橘子,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变成金黄的橘子,我的口里好像尝到了它酸涩的味道。

    吃完饭,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头顶是深蓝的天空,白云像泊在渡口的木船一样泊在天上。于是,便回忆起传说中雍忠拉顶寺的历史。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不是以一个官方干部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文化漫游者的身份,想靠近一段历史,或者说想看到这个寺院今天的真实面貌。但是,同样是一把大锁落在大门上,只是经过了这么些年的风雨剥蚀,门上的彩绘已经相当黯淡了。

    看不到今天的面貌,我便又一次面对更为壮观的废墟,在想像中复活传说中的历史。

    早在明清以前,整个嘉绒藏区主要信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宗教苯教。而雍忠拉顶寺又是整个嘉绒藏区苯教的中心寺庙。而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大部,已经是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依次占据着统治地位。于是,苯教的嘉绒便成为整个藏文化中一种另类的存在。因为嘉绒在地理上靠近汉区,往往在政治上谋求与内地政权的某种妥协。并对内地政权的更迭保持着更多的敏感。

    14世纪40年代,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时,该寺大喇嘛泽仁多吉便率金川河谷中多位部族首领长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并建立起朝贡关系。

    明朝初建,便封该寺大喇嘛哈依拉木为演化禅师,令其统领嘉绒地区政教,雍忠拉顶的势力在整个嘉绒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纳巴演化禅师印信。其在嘉绒地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事情到后来,情形便逐渐发生变化。在乾隆第一次对大金川用兵的时候,便常常发现苯教法师常在阵前施行苯教的诅咒之法,对立双方的军队都迷信宗教,也惧怕巫术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无巨细的谕旨中,也多次出现指示前方将士如何区别处理这些苯教法师的具体指示。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清军捉到苯教法师的具体记载。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里,对于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经有了一种清楚的比照。一边是青藏高原上最为盛行的达赖班禅系统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多次因为不能克服的边患,请求王朝派兵进剿。在满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种合作而驯服的姿态。而在更靠近汉区的大渡河谷的嘉绒,却有一个不驯服的教派,在汉语中,这个教派还有一个民间的俗称:黑教。

    到了大金川与小金川土司再次扩张势力范围,第二次引来清军大兵压境的第二次金川战役时,雍忠拉顶的苯教僧人们不只是以巫术与神秘的咒语来支持本地土司,而是拿起武器,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勇敢的士兵了。

    大金川最后陷落之时,该寺数千名僧兵,大部阵亡。五名被生俘的大喇嘛,与作乱的大小金川土司等二百余名战俘,被押解至北京,祭天问斩。

    传说,乾隆皇帝听奏报称雍忠拉顶的辉煌与富丽,曾下旨要前线将领阿桂等人,将该寺绘图后拆除,将原件全数移往京师,再重建复原。但是,定西将军阿桂等再三奏称,大金川地处蛮荒,与内地相通尽是鸟道羊肠,再说,嘉绒建筑拆卸开来,除了一些寺院金顶与菩萨,就只是一堆零乱的石头,恐怕很难依样重建。乾隆皇帝才只好作罢。而在此前,他已着人将雍忠拉顶形胜图传到北京,仔细赏鉴后收为宫中宝藏。

    而在此前的此前,为了训练将前去大小金)作战的八旗兵对嘉绒碉寨的攻战之法,乾隆就曾下令把数百名嘉绒战俘解到北京,在香山脚下,依样建筑嘉绒的石碉与村寨,让即将开赴前线的满人八旗兵演习攻战之法。

    查阅史书,在冷兵器时代的前线,清兵对付嘉绒藏区的石头碉卡的办法,无非是火烧,和用铜炮的实心铅弹进行轰击,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从下面挖掘地道后,用火药实施爆破之法。但我没能从史书上查出来,这些战法中有哪一种是在香山脚下模拟的嘉绒人的堡垒般的石头村寨前摸索出来的。

    那些递解到京建筑模拟的嘉绒村寨的藏民,在战事结束后也没有全数开刀问斩。乾隆皇帝网开一面,使他们再逃生天。只是,他们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了。听说,现今北京郊区的香山脚下,还有些村子的人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嘉绒人。某一年的一个秋天,曾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建议我去那些村庄考察一下。我问还有没有嘉绒风格的建筑,回答是好像没有,似乎没有。

    这一来,我的好奇心便消失殆尽,没有前往寻找点什么的冲动了。

    我想要是真在某几个村子寻访到一些嘉绒人的后裔,大家相见时,可能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场面。比如,他们该撇着京腔问我些什么,而我又能告诉他们什么,并问他们什么。中国人有些时候特别相信血缘的力量,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汉藏文化交汇带上的藏族人,却更多地看到另一种异化的力量。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思绪一下飘远了,现实的情形是,我现在正面对着早已毁败不堪的雍忠拉顶。在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一个人不会有太多的有关文化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不朽的想法。当大金川土司以弹丸之地上所能聚集起来的全部财力和人力,与强盛时期的清王朝的十几年的对抗,将以血腥屠杀进人尾声时,雍忠拉顶的末日便降临了。整个嘉绒地区苯教的统治地位也被推翻。

    据民间传说,乾隆皇帝见不能把雍忠拉顶拆迁到北京,便下令将其彻庥毁坏。并在其基础上,兴建了一座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黄教寺院。建成后的寺院把大门开启的方向改到了原来苯教寺院的反面。

    新寺院的门口,张挂着皇帝亲书的金匾:广法寺。三个大字金光耀眼。

    而且,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统驭术:寺院的住持,即每一任堪布都由达赖喇嘛辖下的黄教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派出。

    而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之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广法寺的辉煌也早已灰飞烟灭了。就在我们摆开野餐的草地旁边,横躺着几块残破的石碑。拂开荒草,石碑上是某一任堪布的名字。原来,这些石碑都是历任堪布圆寂后的墓碑。从这些石碑的形制来看,这些藏族高僧都用了汉人的方式来安葬。不然,就不会有这些墓碑了。除了石碑上面一些装饰性的图案显示出一些宗教色彩和精湛一些的刀工外,这些墓碑与烈士陵园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并没有什么两样。

    面对这些石碑,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荒诞之感。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老是在费心猜测,这些石碑上功力不凡的汉字又是谁人书写呢,是那个时候,寺院里就有了通习汉字的僧侣,还是某一任满清命臣写就之后,驿马站传递才到达了这个地方?我猜不出这样的答案。而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也不会给人呈现这种细节性的东西。陪同来的人告诉说,这些墓碑已经很不周全,现有残破的这几块,都是这些年从民间收上来的。而且来的地方都有些特别。比如其中的一块是从农民的猪圈中找到的,还有一块是搭在一道小沟上,做了一座微型的桥梁。

    从乾隆年间到解放,色拉寺共派出了十二任堪布,最后一任堪布名叫阿旺巴登的,1953年死去时已经不在本寺任住持了。

    广法寺香火最盛的时期,共有僧侣两千余人。其中八十五人,规定由嘉绒全境土司派出,由清王室拨发薪资,学习满师后,回到各土司领地上弘传正教。但在嘉绒土地上,当年曾协助清军进剿大小金川的土司们一方面尊旨派人去广法寺学习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教法,实际上却仍然对这一教派心存抵触。所以,直到今天,在嘉绒地区的寺庙中,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院,而与大金川土司毗邻的绰斯甲土司,直到解放,其家庙还是由苯波上师主持。‘

    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日益衰微,广法寺也随之日渐式微。清王朝崩溃后,寺院更是加速了式微的过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金川,国民党二十四军与当地武装以该寺为依托阻击红军。于是,寺院再一次笼罩于炮火之中。最后,国民党军溃败时,便将寺院财产抢劫一空,并将寺院周围依山修建的数百间僧房烧为灰烬。战后,寺院僧人骤然减至二百余名。

    “文革”期间,广法寺被彻底摧毁。我的一位旧同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小地方的走资派,监督劳动期间,主要的劳动就是用钢锯切割寺里为数千僧人熬茶的巨大铜锅。就连乾隆亲赐的御匾也被农民拿去做了洗衣板,最后被劈碎作为柴禾填进了炉膛。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寺院遗址又被辟为良田。仅存的部分是寺院的正殿遗址及山坡上僧房与佛塔的废墟。

    这些废墟引起我很多的怀想,而那座新建的寺院却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藏传佛教的寺院巳然失去了它的基础:群众的基础与信仰的基础。勉强的维持反倒显出了某种不识时务的寒伧。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某种悲剧性的色彩。

    离开之前,我在河边柳树下波浪拍岸的声音中睡了一觉。

    醒来时,一身臭汗,满耳里充满了聒耳的蝉鸣。从树叶的缝隙里望着亮晃晃的天空,我恍然有一种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于是,便突发奇想,要是雍忠拉顶的一个精通预言之术的喇嘛在寺院极盛时一觉睡去,而到这时才醒来的话,我敢肯定,他不但不会发现自己的任何一种预言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应验,反而会觉得自己陷人了某种威力强大的魔法,让他来到一个物是人非的世界。

    但这恰好是历史因了一些偶然,终于延续而成的一种必然。

    现在,身后的废墟所代表的一段嘉绒历史的辉煌正在被人遗忘。而且,那座刚刚建成的寺庙,作为建造者来说,肯定是想以此与那个辉煌的过去,那个令人有些荡气回肠的过去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物换星移,这座寺庙刚刚建成便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

    一种遗忘让人心怀悲怆。

    一种遗忘却让人有一种无奈之感。

    那么,就让我在这遗忘之地再美美睡上一觉吧,在这个纷坛的世界中奔波,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需要清仓遗忘。我又侧了身子睡去,正似睡非睡的时候,早上渡我过来的船夫跑过来把我摇醒,告诉我河里涨水了。

    我翻转身子又睡,觉得他有些大惊小怪的,我又不是没有看到过大河涨水。

    他又大叫一声:“涨水了!”

    于是,我支起身子,望了望河水。太阳照得明晃晃的,蝉叫声连成一片,但河水确实开始上涨了。我头冲岸,脚朝水睡在长着浅草的沙地上,这时,河里涌上来的波浪已经溅到我双脚上了。

    我有些慌张地爬起身来的时候,正在玉米地里拔草的船夫家里的两个女人嘻嘻地笑了起来。河里的水上涨是不大看得出来的。

    首先看到的是河里的水越来越浑浊了,从河面上蒸腾起来一股浓重的泥腥味。流得越来越沉重的水流从河中心开始,有种十分有力沉着的从下往上的鼓涌。而拍击着岸边的水波浪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力量。每一次波浪的拍击之后,河水就上涨一点,不到一个小时,我刚才睡觉的那片沙地就被全部淹没了。

    是上游的什么地方降下大雨了。

    河里的水越大,河水的流动却越发沉缓滞重。哗哗的流水声也变得又湿又重。我还看见,河水淹没的青草中间,不时探出一个句号一般大张的鱼嘴。这说明,河里的水因为太多的泥沙而严重缺氧。河中深潭里的游鱼都挤到岸边,抢吸两口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氧。每逢河水上涨时,沿河就会有很多人出动,抓住这捕鱼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我手里有一张小小的鱼网,顺着河边的浅水流出去,再收上来,肯定会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我甚至感到了手里鱼网上传来那种沉甸甸的震颤。

    大渡河的急流里所产的细鳞鱼是鱼类中的上品,是天下的一种至味。回到金川县城,绝对可以在某个饭馆里吃到鲜鱼。我恍然看见雪白的汤上飘着叶片肥大的茴香。

    船夫和他一家人把缆在树上的船抬到岸上,倒扣在草地里,并对我说:“你只好从上面的桥上回去了。”

    于是,我便告别了他们,向上游的索桥走去。回到金川县城时,才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回望一次雍忠拉顶。后来,我又释然了,因为无论怎样的回望,都无法洞穿历史的烟云,看到历史本来的容颜。

    本来,我还想看看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最后的堡垒的遗迹。但我在一个久经垦殖,人烟稠密之地,也许想看到一个蔓草萋萋的场景都不能够了吧。

    其实,金川土司官寨遗址就在金川县城对岸不远的勒乌村。

    据史书记载,这是金川之战最后的堡垒之一。数千嘉绒土兵战死于此,占地广阔的石头建筑被炮火荡平。金川土司索诺木及大量被俘人员,就从这里开始沦为死囚,递解上路,千里迢迢,风霜雨雪,在北京祭完太庙后授首就死。

    第二次金川之战始于公元1765年,止于1776年,前后凡11年。

    在车站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车票,果然就看到一个饭馆门口竖起了供应新鲜细甲鱼的招牌。在当地汉语方言中,鱼鳞称为甲,细甲鱼,就是细鳞鱼的意思。于是,我走进这家饭馆。果然,鱼端上来的时候,雪白的汤面上漂满了肥厚的茴香叶子和鲜红的辣椒丝。

    我又给自己要了一些泡了拐枣的药酒。

    微醉的我回到宾馆继续读当地的历史。我常常怀疑文字当中的真实。但是,这次金川之行下来,我已经无法寻觅到历史真切的面貌:那种正在进行的生活充满细节一样的面貌。望望窗外,这座小城,仍然以喧嚣与纷乱呈现着活力,但这景象已经与内地任何一座小县城没有太多的区别。

    于是,我只好回到粗线条的书本,回到缺乏细节的书本。

    我读乾隆御制平定金川的碑文。全文特别文采飞扬,但是太长,使我不想抄写在这本书里。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就是这道碑文,也只能在历史书中读到了。

    原碑于乾隆五十一年,即大金川砥定后十年,立于勒金川土司官寨旧址。听当地人说,碑上还建有一亭,有琉璃瓦的重檐,亭外还建有围墙。这通颇有文物价值的碑毁于“文革”。石碑被当地村民断为三截,并请石匠,想制成石磨。传说石匠在为石磨开齿时暴死。石碑残躯才得以幸存。

    于是,再读魏源《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是夜风雨大作,我却在魏源笔下依稀看到了金川土司官寨在眼前巍然耸立:“其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迤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贼,咸据守之。”

    我来到金川,却是从书中简要的叙述引导下,重新来想像历史。

    回成都的道路沿大金川而上,再梭磨河。中途翻越界开了大渡河水系与岷江水系的鹧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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