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阶梯-土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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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赞拉土司,却是被称为“嘉绒甲卡确基”的嘉绒十八土司之一。

    前文说到过,嘉绒的贵族多数在吐蕃统治时期从西藏本土东迁而来。在嘉绒当地的口头传说和土司家族志中,不约而同地都提到祖先来自西藏本部距拉萨18个马程地西北琼部传说古代西藏的琼部地方人口众多,共衍生为39族,因其地日渐贫瘠而东迁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嘉绒地方。

    西藏的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后,这些贵胄家族各自拥兵自重,凭借深谷高山的自然屏障,自成一方小国。贵族们都自称“嘉尔波”,也就是国王的意思。但是小国寡民的日子并不能历之久远。

    元代以后,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席卷青藏高原。

    元代是在整个藏区施行不同统治方式的开始。在西藏本土,利用新崛起的萨迦教派势力,分封若干万户,而在青藏高原东部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王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可能是最无建树的一个王朝,基本沿用了元代在藏区的统治方式。

    满清一代,满族人入关抵达中原后,正式在整个嘉绒地区分封了土司。土司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嘉绒全境共有满清政府所册封的十八个土司,俗称嘉绒十八土。大渡河上游以莫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正是十八土司辖地上嘉绒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中,小金川流域内,即今天的小金县境内,是赞拉与沃日两个土司。

    “赞拉”一词,在藏族中有凶神的意思。当地人相信,所以有此一词一是因为当地藏兵能征惯战,加之境内多高山深谷,这些高山又大多是莫尔多神山属下的配臣与武将,是嘉木莫尔多的护卫之神,所以得此地名。

    后来,地名又演化为土司之名。

    小金川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的促浸土司,本是同根所生。藏语中的说法是,出自同一种骨头。同一种骨头,就是同一个根子。根子在藏语中是一个很短促,也很神圣的词,叫“尼”。意译成汉语是血缘的意思。

    这个来自西藏琼部的家族在嘉绒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明代,一个族长叫做哈依木拉的,其名声巳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过给我讲述这个传说的老僧人,这个很远到底有多远,传过了几条河,几座山?在民间传说中,常常说,九十九条河,九十九座山,但那只是一种形容,在实际的地理范围内,是不可以想像的,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早就抵达大洋之岸,叫人望洋兴叹了。

    远和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坐在一个小庙里,很唐突地问那个老喇嘛,很远到底是多远。

    老喇嘛不解地看着我,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

    他没有回答,我想也用不着回答。再说,我也不该拿这种玄妙的问题去为难这位具有干部身份却总是十分谦卑的喇嘛。毕竟,他还告诉了我很多有用的东西。

    有了这次访问,我便知道,这位哈依木拉是位法力高强的苯教法师,所以被明代某皇帝赐印一方,誉为演化禅师。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为其家族重颁演化禅师印信。这个家族臣服清王朝后,其士兵服从清王朝征调,随同大将军岳钟琪远征西藏本土,击退人侵西藏的尼泊尔人,有功归来后,其家族分授促浸与赞拉土司。关于这段史实,清代大学者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也有记载:“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经党坝而入土司境,颇深阔,是为大金川。其赞拉水源较近,是为小金川。皆以临河有金矿得名。二水皆自东北而西南……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其庶孙莎罗奔者,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莎罗奔以其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

    这其中,即或是清代学人中多愿研究地理的魏源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促浸的大金川源出于青海,而非松潘。松潘自明代以来,就是川西北一个军事位置重要的边地要塞,但松潘城旁所出之水,却是大渡河以北地带的岷江。这两条在川西北群山中奔流的大河在进人四川盆地后,在乐山大佛脚下和青衣江一起三江汇合而成继续流向东南,在著名的酒城宜宾与金沙江汇合,才是一泻千里的浩荡长江。

    到清朝乾隆年间,赞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见端愧。乾隆十一年,大金山土司莎罗奔借处理家族纠纷之名,夺小金川土司印,并进占其所领牧地。次年,莎罗奔又进而侵占邻近的革什杂土司与明正土司领地。朝廷震动,命令曾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大军进剿。赞拉土司泽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皇帝起用老将岳钟琪,并命大学士讷亲往前线督战。后因战事不力,在前线连吃败仗,乾隆下昭将张广泗与讷亲问斩。再派大学士傅恒督战军前。

    乾隆十四年,金川之役久战不绝,劳师费帑,清王朝正举棋不定之时,莎罗奔主动提出向朝廷议和归降,皇帝允准,莎罗奔归赞拉土司领地。赞拉土司泽旺恢复对其辖地的管辖权。

    促浸土司莎罗奔年老后,由其侄子郎卡继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郎卡又开始觊觎周围土司领地。邻近老迈而又生性懦弱的赞拉土司泽旺被郎卡派兵驱逐。于是,一次完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与文化面貌的战争开始酝酿。郎卡在驱逐了泽旺后,志骄意得,完全不把四川总督开泰要他归还赞拉土司领地的威胁放在眼里,并继续向周围的土司领地不断袭扰,制造事端。郎卡势力日益壮大,并不把清王朝几次三番的训谕放在眼里这固然与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关,也与四川总督优柔寡断,对在地形复杂的山高深谷中与当地士兵作战心存疑惧有关。

    从清朝一代,直至民国,代表中央政府号令藏边的政府官员都把嘉绒地区的土司辖地视为畏途。一则不见于正史,却在四川官员中广泛流传的野史正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畏惧心理。这一则被署理四川的各级朝廷命官奉为信史的传说与大渡河相关。

    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展开地图与众将确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时,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广大崇山峻岭地区归为化外之地。传说里说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划出一条线,指出宋军不能出河西以远。

    这样一则不见于信史的传说在四川官吏中的广泛流传,确实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对于名义上具有统辖权的嘉绒地区土司间的纠纷总愿意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一种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于把来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乾隆皇帝对于这样的轻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第一次息兵于将胜之时,已经尽显朝廷对化外之民的怀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乱,不能再有姑息。于是于乾隆三十一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促浸附近杂谷、梭磨、党坝等九土司,从四面进兵讨伐。

    但是阿尔泰举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怀心事,阳奉阴违,迟迟不能向大金川兴兵。

    阿尔泰只是一次次训令大金川土司郎卡归还侵占的土司辖地,却并没有认真进兵平息事端的实际举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罗奔的手段,即与相邻土司的联姻手段。

    关于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有简略的记载:“三十一年,诏喻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而阿尔泰姑息,但请返诸土司侵地,即以安抚司印给郎卡,且许其与绰斯甲结姻。而以女妻泽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羽,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谴责满人总督阿尔泰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嘉绒人郎卡这位一代枭雄颇富雄才大略。直到今天,在很多当地百姓心目中,郎卡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人都会十分遗憾地说,如果他治下有像清朝一样广大的国土与兵力,如果周遭的嘉绒土司不听清帝差遣,助满、汉兵攻打,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但仅从魏源那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郎卡这个满怀野心的土司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相当的谋略。巴旺土司境在现在的丹巴县,地在大金川东南。党坝土司位在大金川土司辖地以北,现在的辖地不过是马尔康县境不到两个乡的地面。这一南一北两土司面对大金川咄咄逼人的姿态,一向唯唯诺诺,绝无与之强力抗衡的力量。而其他兵强马壮,更具实力的土司如梭磨、杂谷、瓦寺等,又山河阻隔,不与大金川直接接壤,没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唯一对郎卡扩张野心形成阻碍的,就是东南两面的小金川土司与绰斯甲了。而郎卡又以联姻的方式将其拉到了自己的一边。

    而这种势力的急剧膨胀,进一步刺激了大金川土司的野心,而满清重臣的首鼠两端只是使其更加狂妄。

    于是,一场完全改变了嘉绒藏区面貌的大战就在所难免了。

    这时,郎卡年老病故,泽旺自来懦弱,大小金川土司职柄由两人的儿子掌握,两个年轻气盛的土司加速了事件的演进。

    还是再来征引魏源的记载:

    时泽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护鄂克什,僧格桑与官兵战。事闻,上以前此出兵,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悖逆,罪不救。阿尔泰历栽养痈,至是又按兵打箭炉,半载不进。罢其职,既而賜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桂林代阿尔泰共讨贼。

    在乾隆皇帝一道又一道御旨的催促下,温福领兵出成都经都江郾,逆岷江上行至现今阿坝州内的映秀。转向瓦寺土司辖地的今天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耿达沟,越巴郎山直抵小金川土司东边险要门户,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桂林领兵顺大渡河而上至打箭炉,以此为前进基地,从今丹巴县境内直出南路。大兵压境之时,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向索诺木割地救援,索诺木方才派兵驰援。

    闻听此消息,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连连下旨,指导遥远的西方战事,并对小金川土司深恶痛绝,下定了铲除之心。他在三十六年八月的一道谕旨中说:“前谕于擒获僧格桑后,别择小金川安分妥当之人立为土司,俾令管理。今思小金川可作土司之人不外僧格桑支属,此等蕃夷锢蔽已深,积习恐难湔改,况与金川又属姻亲,易于蛊惑,难保日久不复滋事。莫若于凶渠就获之时,即将小金川所有地方,量其边界,附近如鄂克什、明正、木坪、杂谷等土司分拔管辖整理,不必复存小金川土司之名,庶该处蕃众旧染潜移,各知驯谨畏法。”

    至此,小金川土司的命运巳经决定,剩下的只是上演一场血与火为主题的历史戏剧了。

    一场早已决定了结局的历史大戏。

    嘉绒土司僧格桑们用尽一切智慧与武力,流尽这片土地上人们滚烫的鲜血,其作用也无非是使这幕大戏上演得更加曲折,更加轰轰烈烈。

    登上小金县城美兴镇后的岩石嶙峋的山坡,我的眼前出现的不再是史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石碉林立、关卡处处、兵戈四起的景象,而镇子—围的乡村也不再是一个藏族地区所应有的那种乡野的风景与情致。

    那场惨烈战争的厮杀声巳经消逝在时间深处,历史的背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遥远而模糊。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个凭吊的地方。按照记载,赞拉土司的官寨应该曾在小金县城那些汉式民居中间的某个地方静静耸立。但是,没有一石一柱,一段残墙,一点画栋,透露一点隐约的消息,指出它大概所在的位置。

    在藏民族社会中,文字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文字很快就走人了寺院的高墙,记录了僧人们许许多多难测其高深的玄思妙想,却没有流布民间,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面目清晰的记录。在一个寺院,我问一个据认为是该寺中最有学问的喇嘛,这个寺院有多长的历史了,他正正经经地回答我说有一万多年。我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用援引世界公认的进化论,说人类获得智慧才多少多少年。我只是说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才诞生多少多少年,一个佛教寺院比这个宗教创始人历史还长是多么不可思议。喇嘛生气了,在很多人面前宣布我不是一个对佛教虔信的人,因此不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

    在这片土地上,很多教派与寺院兴起又衰亡,但却没有用它们掌握的文字为人们留下一些可以使人信服的历史记载,确实让人感到十分遗憾。而在这片土地上活动不久的天主教,那些西洋的传教士,不仅仅在他们眼中的这些化外之地,建起了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这些传教士总是对刚刚涉足的这些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感到浓厚的兴趣。那些传教士往往就是专业或者业余的自然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就在小金川人出人四川盆地必经的原瓦寺土司领地卧龙,就是一位名叫大卫的美国传教士于1869年发现了与中国人毗邻而居数千年的大熊猫,并开始发掘认识其在生物进化史上的巨大潜在价值。在与瓦寺土司地界相邻的岷江上游,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一次大地震。巨大的山崩埋葬了古驿道上一个繁荣的小镇,并让岷江主流上出现了数公里长的湖泊,当地人叫做叠溪海子。但是,为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留下最详细,也最具科学眼光记载的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这使我们想到东方文化中某种令人遗憾的缺失。

    这种东方文化中的缺失同样存在于藏族文化中间。

    这种文化导致了具有漫长历史的文明没有明晰而确实的历史记载。

    我没有找到在赞拉土司领地上活动过很多年的传教士们留下的有关此地的记载。但我始终相信,这种记载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灭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类似神话的传说中了。在藏族贵族与一些精神领袖的传说中,因为太多神化的附会,太多超凡的解释,导致了历史本来面目的模糊与消隐。

    现在,科学的历史观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看待和如何记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变故。但是,当我们想要洞见历史真实的面目时,始终只能看到一个伟岸而又模糊的背影。

    模糊的背影里有血与火的余光,有铁马金戈的余响。

    模糊的背影滤掉了触目惊心的残酷与无奈,只剩下了动人的可以赋予许多想像的神秘与浪漫。

    我转身钻进图书馆,求助于清代的用汉文写下的官方记载,一部《清实录》中辑出的有关赞拉与促浸土司以弹丸之地和十数万百姓,与全盛时期的清王朝抗衡的历史记载,足足有五六本之多。但都是领重兵进剿的将军的奏折与皇帝亲批的御旨。在那些繁琐的公文往返中,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改变了大小金川地区面貌的战争,也成了一个隐约的消息。

    我们只是借此知道一个大约的轮廓,不得已,还是再引魏源所作的记载吧: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而勿声大金川之罪。

    皇帝盛怒之后,损兵折将之后,开始冷静下来,认真对待了。五月桂林遣将薛琮等将兵三千入裹五日粮,入墨垄沟。被断后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夹攻,致全军陷没。泅水归者仅二百余,桂林匿不以闻,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为参赞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边夺险隘,遂直捣匪巢。十二月军抵美诺。僧格桑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泽旺所据之底木达。泽旺闭寨门不纳,遂由美卧沟窜入大金川。我军到底木达俘泽旺。而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至此赞拉土司全境陷落。

    乾隆命大军继续向大金川进兵。最后,这场战争是以大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结束,而我们能检索的资料都是胜利者的记录,如果能看到失败者一方的记录与反应,应该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假想。也许,这一切会有实现的一天也未可知,我们期待着地方史专家们能发掘出一些更翔实更感性的资料。

    我们永远期待着。而现在的现实是,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很多过去的藏族地名都被一些新的汉语的地名所代替了。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大金川战事结束。

    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乾隆皇帝下旨,小金境内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境内促浸土司被永久废除,大金川土司领地设阿尔古厅,小金川境内设美诺厅。

    小金川境内的美诺厅下设八角、汗牛、别思满和宅垄屯。传说两金川战事结束后,两地境内仅剩下万余嘉绒藏民,且多为妇孺老幼。但是,有前述两番战事在前,清王朝认为前车之鉴未远,便将这剩余人口大部分赏赐给随从征战有功的各路土司。剩下的部分妇孺,自然随战胜后留守屯田的汉族兵丁成为番妇了。这部分人在气候温和宜于垦殖的大小金川河谷生殖繁衍,产生出一种混合了藏汉血缘与文化因子的粗犷而又顽强的文化带。

    血缘与族别

    在写作此书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检索到一段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小金县结思乡的一项社会调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调查组。结思乡是改土设屯后别思满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人口统计很有意思,就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和权力去现在的结思乡查阅户籍档案,但根据我在家乡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敢肯定,现在这个乡的户籍上,汉族与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于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调査。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会说,这些年来,汉族在这些地区的比例巳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解放以前,作为一个藏族人,在一个汉文化占主流的社会里是受到严重歧视的。

    解放后,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升学与干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顾性指标,很多人可能从汉族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藏族人。

    本来,两金川战役结束后,那些屯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后代时,其血缘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选择族别时,当然有理由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确认遥远生命源头的某种血缘了。

    血缘问题,在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

    所以,即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这种民族或者那种民族也是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老师,都是出身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

    后来,我也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汉语文与历史的中学教师。在我最后任教的那所中学,我娶了一个教英语的汉族人做我的妻子。两年后,儿子出生,我在公安局为他报户籍时,族别报了汉族。

    我并不以我的族别为耻,但在为儿子选择族别时的想法却很简单,他完全在一个汉语环境里长大,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血缘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与藏族生活习俗最完整的乡村里去。所以,我为他报了一个汉族的族别。

    但是,这个做法受到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汉族妻子的反对。

    这个错误做法我一直坚持了11年。直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到四川省会工作时,才下决心把这个决定当成一个错误来加以更改。因为儿子将随我到一个差不多全部是汉族同学的学校里就学。我决定更改族别而让他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血缘,因为在我们夫妻和他共同设计的未来道路时,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使他还会跟他父亲出生的乡土背景有更多的关联。

    所以,唯有族别可以让他记住他的生命所来的地方。

    记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别的源头。

    结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这个我认为非常简单的手续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虽然履行这个手续的年轻的户籍警察曾是我与妻子共同的学生,但她必须根据文件来办事。这份有关族别的文件是由中央某个部门下发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在该县任县长的朋友。

    县长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后才作为移民进人的。而回族进人嘉绒藏区大半与商业有关。周县长叫办公室给我出一纸证明,证明我儿子可以从父亲的血缘更改为藏族。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本县干部,要求更改一家两口的族别。他们是要从藏族改到汉族。原因与我一样,也是因为要调动到内地工作了,但我们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开口,人人都懂得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统的办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问。

    于是,对方回答说,他夫妻俩都是汉族,但是,在藏区工作,考虑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对低质量的教育,所以,报一个藏族,将来高考升学时,分数上享受些照顾才不至于过分吃亏。现在,他们往内调了,如果带着这个族别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从县政府开出的证明,轻而易举地就改变了三个人的族别,背景都是一样的。而且,从开证明的人,到要求开具证明的人,谁都没有错误。

    讲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一些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认同感,远非是纯生物意义上的血缘问题那么简单。当我们宏观上无法对此变化进行把握的时候,我想倒不如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的衰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尚未失去这种能力。

    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乡野的生活并不是香格里拉的天堂。青藏高原边缘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阶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只不过,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学会用自己的声音来进行表达!

    人们啊,我们要警惕!警惕我们自己的内心与双眼!

    过去的桥与今天的路

    我离开小金县城继续在赞拉大地上旅行。

    每一处,每一天,我的旅行都在重复过去旅行的记忆。而这一次在北京签下了这本名叫《大地的阶梯》的书的合约后,我就决定还要重新漫游因为那么多凶神般大山而被称为赞拉的这片山地。

    上路时的感觉还跟当年在丹巴县城写下《野人》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正好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了我的第二本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我在路上重读《野人》,并抄下这些段落。纵然十年过去了,但在路上的感动与激越还是与当年一模一样: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经感觉到大山的阴影中凉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巨大的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口音和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

    不过,这次我大多数时间是在车上,到达小金县城,我才弃车步行。我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只是想补上一些空白的段落,一些在过去的旅行中曾忽略的段落。

    北出小金县城两公里,小金川主流上几道铁索飞架,当地人称此桥为猛固桥。其实,要把这种桥称为铁索桥是不那么准确的,这叫我们想起现代那种机制的钢索桥。

    准确地说,这种桥应该叫做铁链桥。

    每一根铁链都是一锤一棰由过去的无名铁匠煅打而成。据说,那时的铁匠炉就设在桥头上。一座座红红的炉火,一个又一个明亮的铁砧,一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把一块块顽铁变成一环又一环的铁扣,然后,再环环相扣,紧紧相握,这才组成一根横跨在湍急河流上的铁链。

    猛固桥由五根这样的铁链组成。

    三根是桥面,两根是桥的护栏。

    这种构造的铁链桥,在大渡河流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的出现,是人人都从影视里面看到过的泸定桥,然后是小金县城下的三关桥。加上这座桥,我已经看到过三座同样构造,只是大小不一的桥了。

    前两座桥至今都在使用,所以,不但桥面上铺着桥板,桥的两头还带着高高的门楼。只有猛固桥,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附属建筑,但那气势与当地人所起的名字非常相称,只要有人在上面铺上桥板,在上面行走,我想不会让人产生丝毫安全上的担心。只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在那环环相扣、有力扭结的铁链上铺上木板了。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与那个时代相伴的驿道也早已没人了荒草与流沙。就在横空的铁索下面,一道毫不起眼的水泥拱桥把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了。

    过了这座桥,沿小金川主流北上,正是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当年朱毛率领红军由此北上,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今天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北上。

    但是,我此行是为了寻访小金境内另一土司沃日土司故地,所以,不过这座桥,顺至四姑娘山的公路沿达维河东去。

    这条公路到达四姑娘山脚下,从日隆镇上作为岷江与小金11分水岭的巴郎山,出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映秀与国道213线汇合,再经几十公里,便与岷江一起冲出大山的屏障,到达利用岷江的雪山之水受益了差不多整个四川盆地的都江堰。

    都江堰到成都仅五十余公里。

    但我不需要走这么长远的路,我只要走到两天路程之外的在达维,看看建在河岸台地上的沃日土司官寨。

    20世纪80年代中有两三次经过这个地区,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对土司的历史产生特别的兴趣。所以,那座正在倾颓中的建筑只是一种一晃而过的风景,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等到对土司时代的一切有了一些特别的兴趣时,却总是阴差阳错地与之擦肩而过。

    1991年,我从上海回马尔康。当年气候反常,四处暴雨成灾。从成都出发,惯常回马尔康的路线被多处塌方阻断,交通阻绝。一路上只看到武警战士背负着高考试卷冒险涉过一道又一道泥石流,徒步向前。我们一队小汽车转而从卧龙保护区翻巴郎山,想从猛古桥从小金到马尔康。结果,翻过巴郎山又遇到泥石流,半夜到达日隆镇上,在一个饭馆里狼吞虎咽一顿以后,看见天上乌云翻滚,害怕又一场泥石流下来,给阻在半路。大家一商量,又决定继续上路。一队小车出发,我搭乘州电视台的车,和任台长的同学同行。这一路,我们的车换到前头打了头阵。车开出日隆十多公里,就听到被雨淋得松软的山坡上,巨雷滚动般的声音。车子还未停稳,先是听见车内同行的小姐们一声尖叫,然后,车灯照着几块比我们的越野车还大的巨石滚到了公路中央。

    车队在黑暗中也不敢贸然后退,司机都把油门吊在听到发动机声的位置上,全体人员都竖起耳朵谪听山上的动静。但只见黑黝黝的山崖,耸立在铁灰色的天幕下;而在路基外面,几株纤细的树影下,传来洪水在河道里肆意冲击的轰隆声。从河水的声音还可以听出来,这段路基很高很高。

    我大着胆子走到刚从山体中滑落下来的巨石面前。我用手电照着,司机用一段树枝比量了剩下的路面,又回去慎重地比了车身,吐了口气说:“刚好车身那么宽,试一试,过吧。”

    我听见他在深深地吸气,给自己壮胆。

    司机把缩在车里的两位小姐赶下车来,我跟台长同学一人一支手电,趴在路基下面,为司机监视那不可靠的路基。我趴在地下的时候,不禁打起一阵寒战。不是因为半夜的阴冷与潮湿,而是因为路基下面的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喧哗的水声带着泥腥气一阵阵升腾上来,一股股扑在背上。

    越野吉普开过来了。

    当两只前轮过去的时候,外侧松软的路基就开始下陷,我想我是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而在黑暗中,我相信自己是看到台长同学眼里发出了惊骇的亮光。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一些这类险情的人,知道这时汽车只能前进,才可能侥幸脱险。停下,或者后退,都只能随正在塌陷下滑的路基一起,滑进深不见底的河道。

    汽车两个后轮转过眼前的时间几乎是像一个人的一辈子那么漫长。反正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煎熬与等待。当两个后轮在我的手电光里缓缓转过时,外侧的轮子已经完全悬空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身子也正随着路基一起下滑。

    据司机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疾呼:“加油啊!”

    但我们都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却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出的怒吼9车轮的旋转猛然加快了。汽车过去了!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怎么离开了下滑的路基,站在路面上来了。

    身后的车队里发出了一阵欢呼。

    我站在那里,任台长的同学过来,笑着说:“刚才你看我的眼光好亮啊!”

    我说:“我怕你喊起来。”

    “我也怕你喊起来。”

    司机跳下车,从我手里夺过手电,照一下路基,看看车辙,一下软软地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出声。看到这种情形,后面的车队倒了车回日隆去了。一柱柱车灯越来越远,照亮的山体、岩石、树木也越来越模糊,最后,隐人群山的黑暗中,就像我们身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样。

    一切安静下来,河里的水声又响起来了。

    司机还蹲在地上。我们三人都蹲下去,一人点燃一支烟。司机这才说:“要是你们刚才喊一声,那就完了。”

    两个小姐战战兢兢过了险路,几个人又上路了。一天以后,这段险情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车从沃日官寨对岸的公路上开过,但那么黑的雨夜,连官寨一个朦胧的侧影我都没有看见。

    第二天早晨,又一处泥石流使我们停下来。在这里,我们又与另一些汽车汇合,又一次组成一个五辆小车的车队,向马尔康进发。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几乎是带有强制性地从这个时候还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下班的道班工人那里,取走了一些炸药和简单的工具。

    自己一路放炮开路,伐树架桥。五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回到了山城马尔康。

    第二次再走这条路,是在十月,在四姑娘山侧的海子沟冰川下的高山湖泊边遇到大雪。一行人非常狼狈地被大雪压下山来。用了一整天时间回到山脚,再乘车回小金县城时,天已经黑了,于是,顺便参观沃日土司官寨的计划只好取消。

    直到现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才有机会补偿这个宿愿。

    于是,我从猛固桥头开始,背起旅行包,向那里进发。我想用这种方式靠近嘉绒地面上对我来说唯一没有到过的土司官寨遗址。

    和赞拉土司的故事一样,沃日土司的故事也是一个面貌日益模糊的故事。

    沃日土司本是赞拉土司的近邻。

    和赞拉土司一样,其远祖也是苯教巫师的世家门第。传至一位叫巴比泰的远祖,于顺治十五年归顺清王朝,被册封为沃日灌顶净慈妙智国师。而所授名号中“沃日”一词正是藏语中领地之意。而从境内发源于四姑娘山中的沃日河正好流贯其领地的大部分地区,在猛固桥头汇人小金川,因而得名沃日河。沃日首领于两金川之役爆发后,和当时嘉绒地区的大多数土司一样,与清军协同作战,并为清军供助粮草,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乾隆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本身就与该土司直接相关。

    当时,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独子,僧格桑之子也是独子。小金川土司的香火本就悬于一线。不料,泽旺土司之孙却突然暴病身亡。两家相邻的土司平时已有利益冲突,这时,赞拉土司一家便认为是沃日土司用苯教咒经作法,咒死了将来赞拉土司家族香火的传承之人,盛怒之下便向沃日土司进犯。这便为乾隆再征金川提供了口实。

    传说,苯教巫师出身并有高强法力的沃日土司将赞拉土司泽旺父子扎成人偶念经诅咒,并在作法时用箭射穿,目的就是要把赞拉土司咒死并使其一家断绝香火。

    而赞拉土司唯一的孙子就是因此才死去的。

    于是,赞拉土司为复仇向沃日开战,攻寨略地,并不听四川总督调解,终于导致这一地区再一次兵刃相见。也许到后来,小金川土司父子会意识到过于相信苯教巫师法力是一种错误。因为当乾隆第二次对两金川重兵进剿,更靠近内地的小金川首当其冲。除了据守险要拼死抵抗之外,据史料记载,小金川土司也请了很多苯教巫师作法,想使清兵将领横死,使日夜不停袭击碉卡的清军铜炮爆炸,但都没有起到想像中那种巨大的作用。这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轻率相信苯教法术的超凡力量而贸然对沃日用兵,引来清兵大军压境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当然,对一个具有扩张野心的统治者、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国之君来说,对巫术力量的信服,本身就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借口。殊不知,这场小规模的同族间的兼并,又成为了一个野心更大的帝国皇帝进兵,以建立真正的一统天下的借口。

    天朝大军来到这弹丸之地,苦战经年,终于,大小金川覆巢之下,再无完卵。而已面临绝境的沃日土司却得以再生升天。清兵到来之后,沃日土司自然积极助战,两金川战事结束,以随征有功,该土司被赏以二品顶戴。

    沃日地方的土司制度便一直保留到1937年,才被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沃日土司境内开始由当地国民党县政府编保设甲。但是,当时国民党政权内忧外患,设立的制度并未认真施行。沃日土司名亡实存,其统治一直有效维持到解放。

    所有这些因循的历史故事,都显出了几分沧桑。而这一路行去,山川河谷,那被无限止地破坏掠夺的自然界的百孔千疮正与这些故事一样的沧桑,成为与我内心情绪十分配合的一种外在场景。

    一个人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在我休息的时候,向我讲述暴力故事的现代版本。如果说,过去那些有关屠杀与集体暴行的故事还带着一些悲壮激情与英雄气概的话,现代演绎的暴力故事却只与酒精和钱财有关。

    如果遇到不讲这种故事的人,却又会向你传达一种焦虑,那是不能脱离贫困的焦虑,一种不能迅速拥有财富的焦虑。

    所以,我要说,这一路行来,短短几十公里的两天路程还未走完,当我远望沃日土司官寨的碉楼的隐约的身影时,心里那因为怀旧而泛起的诗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总是遇到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对本地文化与本族生活有过很好表现的作家,为什么最终却要选择离开。

    那么,我现在可以回答了。答案非常简单,不是离开,是逃避。对于我亲爱的嘉绒,对于生我养我的嘉绒,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存更多美好的记忆。

    现在,沃日土司官寨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此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到过了嘉绒土地上的所有土司官寨。今天,我要来补上这一课,在这样的地方,我能隐约地看到历史的面貌。可是,今天,当我到达沃日的时候,历史老人第一次把背朝向了我。而在过去我总是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历史总会以某种方式,向我转过脸来,让我看见,让我触摸,让我对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建立一种真实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都是我最宝贵的写作资源,但是,今天,唉!我觉得我无力描述所有的观感。确确实实,当我那天到达沃日的时候,在达维河的南岸,沃日土司官寨出现在一个宽阔的河谷台地上。

    在嘉绒藏区,在逐次升高的群山的阶梯上,总是有一些这种宽阔而美丽的山间谷地不断出现。在这些宽阔的山谷里,总是有着比别处更多的绿色。

    这是骄阳正烈的中午时分,果园和玉米地,在高原强烈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隔着河了望那片醉人的绿色,可是,满头的汗水迷住了我的眼睛。

    结果,被汗水刺痛的眼睛里流出了很多泪水,好像我是想到这里来痛哭一场。等我擦干泪水,再次抬头望去,就看到沃日土司官寨静静地耸立在这一片浓郁的绿色中间。

    过桥的时候,我也一直抬头望着过去曾威震一方的堡垒式的土司官寨。

    走到桥面上时,河岸升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田野和果园的绿色以及绿色中央的一个旧梦一样灰黑色的土司官寨都从眼前消失了,只有护卫着寨子那个高高的碉堡方正的顶子还浮动在眼前走过河上的桥,走上河岸,田野里的绿色又照亮了双眼!

    走过大片的玉米地,看到玉米高大的植株下潮湿的垄沟里,还牵着长长的瓜蔓,瓜蔓上开着朵朵喇叭状的黄色花朵。一条大路穿过田野,把这片河岸台地从中分成了两半。大路笔直地穿过山脚下平整的肥沃土地,然后爬上绿色灌木和草丛稀落的灰色山坡,转过一道山梁,消失在渐渐浓郁的青苍山色中了。

    就在我且行且走,了望蜿蜒上山的大路时,一片清凉的树荫笼罩在我身上了。我把背包靠在一道矮石墙上,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沃日土司官寨的门口了。

    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这座官寨除了一般官寨应有的特征外,比别的土司官寨更多汉族建筑的影响。最是特别处,是堡垒般院落的大门,那完全是一座汉式的门楼,带着汉地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的牌坊的鲜明特点。

    而最具有嘉绒本地特点的,当然是乱石砌就的坚固墙壁。其次就是用同样的乱石砌就的高高的碉楼了。我想拍几张照片,但是我发现,我该死的按快门的那只手的不明原因的震颤更加厉害了。这只手就常常这样反抗我的意志。我走过很多美丽的地方,都想留下一些用我的眼光、我的角度、我的取景方式拍摄的照片,并且不止一次添置照相设备。但是,这只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在端起酒杯时会把很多酒洒在外面的手,却会在我举起相机,把手指搭在快门上时震颤不止。没有医生告诉过我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主动向医生讨教过所以如此的原因。我叹口气,放下了相机。出发上路很多天了,而且出钱资助这次旅行的出版社也要求我提供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

    但我对自己没有一点办法。

    只是把相机放在很深的黄包底下。我走进院子,四周的围墙上探过了许多苹果的树枝,上面都挑着青涩的果实。院子里很安静。松软的地面上散落着从这巨大建筑上什么地方掉落下的木板。木板在潮湿的泥土上都有些腐败了,一脚踩上去,下面就叽咕一声涌出些泥水来。一脚一脚踩去,这院子里就满是那种我熟悉的腐败的甘甜味了。

    院子四周的墙角边,长着一丛丛粗壮的牛蒡。

    在正午时分,站在这样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而且只剩下对过去时代记忆的院子里,我看到一层层楼面上很多的窗户,看到一道道楼梯通到楼上,但是我没有登上那些楼梯,也没有把头探进那些斜挂着蛛网的窗户。因为我几乎就要相信,每一间安安静静的屋子里,都有一个灵魂在悄无声息地张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每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都几乎会相信这个世上真正有灵魂存在,或者说是这个世上应该有灵魂的存在,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过去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站在正午的阳光里,站在满院子略带木头正在朽败时散发出的甘甜味中间,我就如此这般地陷人了自己的玄想。

    在这种玄想中,内心总是隐隐约约地痛楚着,领受一种宿命般的感觉。

    于是,我又想起了沃日土司的结局。

    这个血统纯正的嘉绒藏族土司,到末世的时候,可能已加人了不少的汉族血统。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去为一个湮灭了近半个世纪的家族重新建立一种清晰的谱系。我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末代的沃日土司已经有了一个汉姓:杨。据说,末代的杨土司像许多土司家族走向没落时的宿命一样,整个家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日益衰败,就是在纯生物繁衍的意义上,一种家族的基因和血统,历经几百上千年的风霜雨雪,终于穿越得越来越疲惫,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动力。我所知道的很多土司故事中,相当的一个部分,就是土司们为了香火的传续而担惊受怕。

    一直都没有特别强大过,但一直都特别有韧性地传递着血缘与家业的沃日土司,最终也逃不过这种宿命。

    最后一代姓了汉姓,有了汉名的土司性情懦弱,而且常常神志不清。

    这样一个土司,自然被当时国民政府派任小金的县长玩弄于掌股之上。杨姓土司没有逃脱一粧政治婚姻,当地美女孙永贞嫁给了他。这也是嘉绒土地上土司故事中常见的一个版本:能干聪明而且漂亮的女人掌握了土司的大权。当然,随着时代不同,每一个重版的故事都会增加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鲜情节。

    在沃日土司故事的尾声部分里的这个杨孙永贞,还是一个加人了国民党军统组织训练的特务。

    这时,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拉上大幕了。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时,沃日女土司又到成都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训练,并被任命为游击军指挥官。回到领地后,她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准备与即将进人藏区的解放军队伍作战。

    解放军队伍到来后,这位女土司果然领全境之兵向解放军开战。在最初一两年时间里,为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制造了不少麻烦。关于这个漂亮的女土司,有很多的传说,今天,已经很难完全考辨其真伪了。但她骑得好马,玩得一手好双枪,往往能弹无虚发,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大军过处,她还是只能在众叛亲离的情形下节节败退,最后,被解放军生擒,并被人民政府因其罪大恶极而坚决镇压。

    差不多同一时间,嘉绒土司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沃日土司在解放后又生存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土司时代已经结束,一个个体的存活,除了人道的意义外,已经没有更深广的意义了。

    上升的大地

    我回到猛固桥头,缘小金川北上,往梦笔山进发。

    一路行去,海拔高度明显增加。我不是专门的旅行家,不用带上海拔针,来做种种繁琐的记录。我是从植被的变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升高。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大地阶梯上攀登的感觉。

    从来都是这样,先是大路两边藏汉合璧式的石头民居上,汉式的影响越来越少,纯粹藏族风味的东西越来越多。窗户与门楣上的花饰越来越鲜艳明亮,整个寨楼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气宇轩昂。而且,在路上走动的人们向你问候的时候,你听到越来越多的藏语里那越来越多的敬词。

    总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村寨周围出现迎风招展的经幡。

    总是这样,清清的溪流被引进整根合抱的杉木挖成的水槽,冲击着磨坊下面的巨大木轮,从而转动了沉沉的石磨。

    总是这样,当地势越来越高,天空便越来越蓝。洁白的云朵使这些双脚正在丈量的土地永远都像是世外般遥远。

    就是这样,变化总是出现在围绕着村寨的土地里,先是玉米变成了小麦,小麦又变成了青稞。当青稞大片大片出现在眼前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在一片青山绿水中间了。在阳光下闪烁着灼人光芒的大片岩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枫树、白桦、马尾松、灰白皮的云杉、紫红皮的铁杉。风吹动树林,大片的阳光就像落在湖面上一样,在树叶上闪烁迷人的光芒。

    我在林间绒绒的草地上坐下来。

    对于这些草地来说,最盛的花期已经过去了。七月,是这些林间草地的野草莓的季节。鲜红的野草莓,一颗一颗,点缀在翠绿洁净的草地上,就像一粒粒红色宝石陈列在绿色的丝绒之上。当我坐下来,采摘草莓,一颗颗扔进嘴里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牧羊的童年,放学后采摘野菜的童年。

    抬起头来,会望见某一座高山戴着冰雪的晶莹冠冕。

    我庆幸在我故乡的嘉绒土地上,还有着许多如此宽阔的人间净土,但是,对于我的双眼,对于我的双脚,对于我的内心来说,到达这些净土的荒凉的时间与空间都太长太长了。

    在这种时候,我不会阻止自己流出感激的泪水。

    总是这样,海拔度越高,山间的谷地就越宽阔,山谷两边的山坡也越发平缓。

    我背起背包,继续往前。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走上一生一世,我的双脚与内心都不会感到绝望与疲倦。

    当最后一个农耕的村庄消失在我身后时,我已经在高山牧场上行走了。

    在这些青草翠绿的高山牧场上,往往要走上几个小时,才会看到木头栅栏圈出的牛圈。看到铺着木瓦的牧人小屋,静静地冒出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青烟。牧羊犬看到生人接近,警惕地吠叫起来。一个牧人提着猎枪从小屋里钻出来。我用家乡的语言大声问候。牧人便放下了枪,重新钻回屋里。我在一个清幽无比的泉水边俯下身来,畅饮一番。这时,主人已经飞跑到我身边,那只牧羊犬也摇着尾巴紧随其后。

    我从泉眼上抬起头。沁凉的水珠滑下了我的下巴。

    主人生气了:“客人哪,你以为我们家里不会为客人备好滚烫的奶茶吗?”

    再次上路时,我的肚子里巳经装满了主人能够拿出来的所有好吃的食物。

    就是这样,我从山下尘土飞扬的灼热夏天进人了山上明丽的春天。身前身后,草丛中,树林里,鸟儿们歌唱得多么欢快啊!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谢命运让我如此轻易地就体会到了无边的幸福。

    雪峰下的高山牧场正是花朵盛开的春天。‘

    在我久居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会打开一本又一本青藏高原的植物图谱,识得了许多过去认识却叫不出名来的花朵的名字。今天,我又在这里与它们重逢了。

    长着羽状叶片,在一根坚靭的长茎上簇拥出一座宝塔状花蕾,而那个塔状花蕾,正与季节一样,自下而上次序开出一层层紫色花朵,这是马先蒿。

    丛丛怒放的黄色花朵们大多属于野菊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有些成员还会变异出一种蓝中带紫的颜色。

    在这样的草地上,最最漂亮的当然是蓝色的鸢尾。一朵朵看去,在微风中都是将要带着某种意绪起飞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花朵连缀成片,抬眼望去,就是一种思绪化成的青烟。

    我不能歌唱这些花朵,我只感激命运让我不断看见。

    这样的行程是如此愉快,离开沃日土司官寨五天后,我登上梦笔山口,才意识到这些天的日子过得如此短暂。

    站在梦笔山口,猎猎的山风变得无比强劲。与山口这边的高山草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口那边,是大片蓊郁的森林。公路穿过森林,一头扎进山下的峡谷。那些峡谷的出口处,就是我的家乡,现在嘉绒藏区的中心地带马尔康了。

    马尔康地名释义

    在藏语中间,“马尔”这个词是油、酥油的意思。“康”的意思是房子、地方。所以,很多人按直译的意思说,马尔康这个地方的意思是酥油房子。

    这种释名法,并不违背词义,但在情理上并不顺。藏族人为人为物为地方命名特别具有一种祈求吉祥的倾向。而酥油房子并不是一种经久的东西。在藏族艺术中,酥油构成的东西都不是一种永久的东西。比如正月庙会时节供奉于佛前的酥油花。

    所以,一种更为广泛,也更为大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是:解释马尔康这个藏语组合词作为地名的意义时,应该注重其衍生出来的“灯火旺盛的地方”这样一种特别的意义。

    在大渡河上游的支流梭磨河上,现在的马尔康被誉为高原新城。梭磨河上的水电站提供的源源不竭的电能,确实把这片山谷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灯火明亮的地方。但这仅仅是解放后四十多年间才有的景象。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学识的老喇嘛,从他山坡上的家里告辞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他指着山下镇子上的万家灯火说,早先为马尔康命名的就是一个喇嘛,那时候,这位高人就预见到了今天万家灯火的景象。

    他说真正有德行的高僧能够预言未来。

    他说的是预言,而不是占卜未来。

    我想向老僧讨教这个传说起自哪个年代,那个高僧叫做什么名字。但我知道这样做会使大家都非常扫兴,于是便望着山下明亮的灯火,在黑暗中默然而笑,未置可否。

    我只是知道,马尔康这个地名由来已久。

    在那些年代里,马尔康宽广的河滩曾是狐狸的天堂。

    马尔康得到这个名字,完全是因为,在此宽广的河滩上,有一座叫做马尔康的寺庙。寺庙本身在那时荒芜的河滩上,相对说来,确实也算是一个灯火明亮的所在。

    光明与黑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座佛寺起这样一个与光明有关的名字,肯定还有其意欲在蒙昧的时代里开启民智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佛教典籍的名字中,就不断有与灯火相关的字眼出现。

    前面我们说过,第一次给嘉绒土地带来文化与智慧光芒的是出生于西藏的毗卢遮那。从此之后,大渡河中上游地区,和岷江上游的部分地区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统一的嘉绒文化区,在整个藏族文化中一直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

    但在这之后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里,当地的嘉绒土司们因为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是神权至上,世俗政权要依附于神权。而在整个嘉绒地区,是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司手握世俗大权,而僧侣阶层必须依靠世俗权力的支持才能生存。而在很多时候,土司家族本身同时掌握着神权。比如前面已经说到过的小金川流域的赞拉土司与沃日土司先祖,都是苯教的巫师出身。

    而在15世纪以前,嘉绒地区土司和贵族们所倚重与扶持的,大多是本土宗教苯教势力。在马尔康宽广的河谷台地上,也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早期属于苯教,后来,随着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又改宗了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但马尔康这个寺名,却一直没有变化。到了二十世纪兰四十年代,也是因了这座寺院,在寺庙前宽广平坦的白杨萧萧成林的河滩上,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市场。商人们来自嘉绒各个土司的领地,还有很多商人是来1自四川盆地的汉族与来自甘肃的回民。在鲜花遍及群山的美丽的夏季,各路的商人们络绎而来,一夜之间,花草繁盛的河滩地上,就冒出了许多漂亮的帐篷。有老年人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就像一个雨夜之后长出许多蘑菇一样。我触及到这种回忆,是在阿坝州政协一年一度会议的饭桌上。我因为写了一些文字的缘故,成了州政协常委会的一员。所以,常常不甚费力就能从老先生们口中套出一些早年的回忆。这些老先生中有些人,早年间就是其中一些帐篷的主人。

    这种回忆就好比会议供应的好酒。

    另一位老先生听到关于帐篷与蘑菇的比喻,便愉快地笑了。他说:“蘑菇。有两年,只要晚上下雨,我的帐篷边上就会生出蘑菇来。那时我有一个女人,她把这些蘑菇用牛奶煮了,那味道……啧啧。”

    人们把这个繁荣一时的季节性街市也叫做马尔康。

    解放后,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这里建成了永久性建筑的时候,并渐渐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时,地名也叫做马尔康。

    而那座曾经辉煌的寺院,倒是日益被遗忘了。

    怀想一个古人

    说到寺院,我们将再次回到过去的年代,回到15世纪,怀想一个嘉绒大地上的古人,怀想一个嘉绒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古人。他就是在嘉绒历史与毗卢遮那一样有名望的僧人,查柯·温波·阿旺扎巴。

    在这音节连绵的一长串汉字中,只有阿旺两个字是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其他的都是一种附加成分。查柯,是藏文典籍中嘉绒地区的别名,这两个字出现在阿旺的名字前,自然表示了他的出生之地。实际上,他就出生在马尔康县境内,当时梭磨土司的辖地柯觉。柯觉是他出生之地的藏语名字。近几十年,那个四周山坡上长满白桦、云杉和箭竹的小山寨和山寨背后的山沟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203。

    这个名字在解放后才出现的伐木工人、道班工人和长途汽车司机口中流传。对同一个地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使用着不同的地名。

    203,是一个伐木场的名字。这个伐木场数百上千的工人,在这个地方砍伐了几十年原始森林。随着森林资源的枯竭,这个伐木场已经撤消,但这个名字却就此流传下来了,也许还会永远流传下去。

    还是回头再说此地几百年前出生的那位明灯般的人物阿旺扎巴吧。

    他名字中的第二个词温波是苯教中法师的称谓。这也就是说,他是查柯地方的一位苯教巫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走出了自己熟悉的山水,和这个地区的许多追求智慧的人物一样,沿着越走越小的大河,沿着越来越高的雪山,走向了青藏高原,走向了西藏,走向了拉萨。也正是在西藏高原顶部更为浓烈的佛教氛围中,成为了一个佛教信徒。他是为了让心中智慧的明灯更加明亮而去到西藏,结果,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所以,他的名字后面又出现了两个字:“扎巴”。扎巴这个词,正是藏族佛教寺院中,对于刚刚接触教义不久的和尚的称谓。

    现在,我们知道了,查柯·温波·阿旺扎巴的意思,就是来自查柯地方的当过苯教巫师的阿旺和尚。

    可以想像,这肯定是阿旺扎巴在西藏皈依新的教义后,一心向学的朋友们给他取的一个颇为亲切的名字。

    当我站在梦笔山口,背对着即将离开的小金,眺望着公路盘旋着穿过森林,慢慢深人山谷,山沟向着低处直冲而下,看见了我的家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高僧的名字。

    心中默念时,耳边就好像响起了一串悦耳的音节。

    而且,我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泓清泉。那泓泉水就在梦笔山马尔康那一面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山坡草地上,疏疏落落站立着一些柏树。

    很老的柏树,树枝很虬曲,但枝干却非常挺拔的柏树。

    我去过那个被许多嘉绒人视为圣地的地方。

    最近一次是在两年之前。那是一个深秋天气,我们把一辆丰田吉普车从马尔康开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梦笔山下那个一路向下俯冲的山沟里。过去,这条山沟曾经是猎人的天堂。只有几十户亦农亦牧亦猎的人家散布在数十公里长的一条山沟里。这条山沟叫做纳觉。如果我没有意会错的话,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很深的山沟。但是说起来,在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逐级抬升的邛崃山系中,这样的一条山沟并算不上有多么深远。所以留下这样一个名字,肯定是因为当年这条山沟里的森林。白桦、红桦、杉树、松树、柏树以及高山杜鹃组成的树林蓊郁如海,使这条山沟显得分外的神秘与深广。

    于是,人们才给了这条山沟这样一个名字。

    于是,这条山沟里稀稀落落散布着的村寨也获得了同样的名字。

    20世纪的下半叶,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伐木工人开进了这条山沟、于是,伐木场的建立给这个寂静的山寨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喧嚣与繁荣。代价当然是蓊郁森林的消失。然后,伐木场撤消,曾经上演了现代生活戏剧的那些工段部,伐木场部又变得一片静寂,最后一座临时搭建的木头房子在一个雨夜悄然倒塌,遗弃的斧锯在泥沼中很快锈蚀。

    只有纳觉寨子上的人永远属于这条山沟,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收割后光秃秃的土地一块一块斜挂在山坡上。而在临近溪水的大路边上,那些石头砌成的寨子静静耸立着,仿佛一个不太真实的梦境一般。

    一些个头矮小花纹斑驳的母牛在寨子四周。这些母牛是黄牛与犏牛杂交的后代。这些杂种牛身上已经没有了父系的矫健与母系的优雅,但似乎能在任何地方都找到吃的东西。带刺的灌木,路边上扑满尘土的枯草,牧人们丢弃的破衣烂衫,某处废墟断墙上泛出的盐碱,它们会吞下所有能够到口的东西,然后产下一点稀薄的牛奶。

    现在,这片土地上,村子的四周,这种形象委琐的杂种奶牛的数量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严冬到来的时候,它们甚至成群结队从四周的村寨进人镇子,在街道上逡巡,四处搜寻食物。这些食物的种类很多。被风卷着四处滚动的纸团,墙上张贴的标语或公告背后的糨糊,菜市场上的废弃物,它们甚至把头伸进垃圾桶里,用头拱动,用舌头翻检,都能找到果腹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些杂种奶牛的形象,我家停止了订购城郊农民每天送到门口的一瓶牛奶。

    在这个差不多等于是去朝圣的路上,我不应该描绘这样的牲畜与生命,但是,这种牲畜就是不断地三三两两地出现在眼前,让人看见,让人想起它们默默寻食时的种种情状。

    好在现在是在纳觉,离乡政府所在的卓克基镇巳经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而县城的所在地就在更远的地方了。这些显得特别认命的杂牛们,踩着十月的一地薄霜,在收割后的地里有一口无一口啃食玉米秸子。这倒是一种洁净的食物。村子里的小孩子们有时也会下到地里,拔一根秸子在手里,慢慢咀嚼,细细地品尝那薄薄的甜味和淡淡的清香。

    我也有过一个那样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童年!

    想起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

    晾架

    虽然有前人“格物致知”和“多识花鸟虫鱼之名”的古训,国人写自然,大多还是笼统流俗的说辞,并不求对于对象的细致把握树与草是不知名的,天空的飞鸟与地面的走兽也是不知名的。写人也是如此,城里人到了乡下,此族人到了别族人的地界,眼里看的,手里记的,镜头里拍的,也多是饮食男女,于如何生产生活却并不关心。其实,文化差异,除了那些表面文章,真正有意思值得深究的,还是生产方式的区别,以及支配了生产方式的四季(生命)的流转所以,为这本书挑选图片时,我在力避小资趣味杂志上会用的照片。所以,这个村庄里的晾架才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很多村庄都有的晾架,地里收获上来的庄稼不会马上脱籽进仓,而是棟在这高高的了架上。颜色暗黑的那一半是豌豆,颜色戍黄的那一半是麦子。庄稼在晾架上经了秋霜,被干爽的秋风吹透,初冬时节,就要堆在晒场上用连枷拍打,草与籽实被耐心分开。有一则未经证实的趣闻说,美国卫星猛一下拍到很多这样的晾架,惊叹中国怎么一下子在青藏高原部署了这么多的导弹发射架。

    只是不记得,那个地里铺着薄薄霜华的十月的清晨,我在纳觉寨子边是不是也如此这般地想起了童年。

    只是记得,纳觉寨子边的这个早晨也像所有下霜的十月的清晨一样,阳光照耀得特别明亮。山坡上稀疏的树林里传来的野画眉的叫声十分清脆悠扬。

    那是一长加两短的清脆鸣叫。

    人们听见那声音,可以想像出任何一个三个音节的词组或句子。在嘉绒的不同地方,人们会把这三个音节听成不同的句子。在纳觉这个地方,人们把这野画眉叫出的三个音节听成天气预报。

    我们把车寄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时,女主人对我们说画眉是在说:“勒——泽得!勒一泽得!”

    这句藏语是天要热的意思,也就是说,成群的画眉向我们预报今天是个晴天。

    女主人还说:“你们肯定是去朝阿旺扎巴的,凡是有人去山上朝拜时,这条山沟里总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走出这家院门时,有人开了一句玩笑。他说:“要是天天都有人来朝拜阿旺扎巴,那这个村子的庄稼与果树就都要旱死了。”这句话出口,大家都没有像往常听到这类笑话一样笑出声来。于是,说笑话的人掌了掌自己的嘴巴。

    走在朝圣的路1%这群平常什么都敢调侃的人,心里突然便有些禁忌了。这时,另一种鸟叫起来,叫的是四个音节,于是大家心里都响起了一个名字:阿旺扎巴!阿旺扎巴!大家都陷人到某种特别的磁场中了。

    山路蜿蜒向上,路边的灌木落尽了叶子,干硬的树枝擦在靴子和裤腿上,嘴嚓作响。黄连、野樱桃、野蔷薇、报春、杜一、红柳和银木,这么多的树丛丛密密,在复天是那样的千姿百态,现在却僵直地伸展出深色的枝干,一片萧然。只有柏树还深深地绿着,在轻风中发出叹息般的细密声响。太阳越升越高,石头上枯草上的霜花慢慢化开,于是,森林黑土的浓重气息又充满了鼻腔。

    当我们在一片背风的枯草地上坐下来休息时,一队香客超过了我们。他们的脸上有着更多的虔诚与期望,于是,他们有着比我们这一行人更亮的眼光。

    露营在星光下

    我在1999年夏天走下梦笔山的北坡,穿过大片的杜鹃花丛与更加高大的冷杉巨大的树影时,想起了山下的那个村庄,想起了那个十月的朝圣之旅。

    后来,我在一块林间草地上找到了几朵鹅蛋菌。这是蘑菇中的上品。于是,我找来一些干树枝,在冷杉树下刨出一块干燥的地方,用树上扯下来的干燥的树挂引燃了一团小小的火苗。其实,在那样的野地里生火,很不容易看到火苗。我只是感到手上有了灼烫的感觉,看到银灰色的树挂上腾起一股青烟,就知道火燃起来了。把打火机仔细收好时,干枯的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我知道这火真正燃起来了。于是,我又从杉树上剥下一些厚厚的树皮投进火里,这才回身去采摘那几朵蘑菇。

    这种蘑菇顶部是漂亮的黄色,从中间向四周渐次轻浅,那象牙色的肉腿却是所有菌类里最最丰腴的。我准备好了用猎人的方式来享用一顿美餐。

    在大山里,时间的流逝变慢了,我等待着那堆树枝燃尽,在那些通红的炭屑上,我就可以烤食新鲜蘑菇了。

    我用小刀把黄色的菌子剖成两半,摊放在散尽了青烟的火上,再细细地撒上盐和辣椒面,水分丰富的菌子在火炭上烧得冒着水泡,吱吱作响。当水分蒸发掉一多半后,吱吱声没了,一股清香的气息四处弥漫。

    我像十多年前打猎时烧菌子果腹时那样吞咽着口水,然后把细嫩的菌子送进嘴里。多么柔软嫩滑可口的东西啊!山野里的至味之物,我们久违了!

    吃完两大朵菌子,我从树下抠起大块的湿苔藓把火压灭,继续往山下走去。我走的是一条捷径,不一会儿,我又穿出森林,来到公路上。一辆吉普车驶来,我招招手,吉普车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个外地的商人,这个季节,到山里来四处收购药材与蘑菇。

    他希望我走得远一些,好跟他一路搭伴,但我告诉他只坐到山下那个叫做纳觉的寨子边上。

    我只打了个小小的瞌睡,那个寨子一幢幢覆盖着木瓦的石头建筑就出现在眼前了。正午刚过不久的时分,寨子显得很安静。几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公路边上。地里有几个在麦子中间拔草的女人。寨子对面的山坡上,那些沙棘与白桦树间,飘扬着五彩的经幡。

    再往下不远的溪水上是一座磨坊。

    地里拔草的女人们直起腰来,手搭凉棚,顶着耀眼的阳光向我张望。这时,要是我渴我饿,只需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地里的女主人就会放下活计赶回家来,招待我一碗热茶,一碗酥油糌粑,或者还有一大碗新鲜的酸奶。

    但我只是向这些女人挥了挥手,便转身顺着一排木栅栏走到通往查果寺的那条小路跟前。

    离开公路几步,打开栅栏门,我进人了一片麦地,麦子正在抽穗灌浆,饱满的绿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种令人心生喜悦的光芒。夏天的小路潮润而束软。

    穿过麦地,走出另一道面向山坡的栅栏门,我就到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了。那些鲜花中最为招眼的,是大片的紫花龙胆。

    小路蜿蜒向上,当我走出一身细汗的时候,隔着一道小小的山梁,便巳然听到了寺庙大殿前悬挂的铁马在细细的风中发出一连串悦耳的丁当声。我不是一个佛教徒,但这清越的声音仍然给我一种清清泉水穿过心房的感觉。

    然后是几株老柏树高高的墨绿色的树冠出现在眼前,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于是,那座在嘉绒声名远播的寺庙便出现在眼前了。

    但是,除非亲历此地,没有人相信一个如此声名远扬的寺院会是如此素朴,素朴到有些简陋的程度。我这样说,是跟在并不富庶的藏区那些金碧辉煌、僧侣众多的寺庙相比较。这样一个简朴的寺院深藏于深山之中,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只是一座占地一两亩的建筑。我想,作为一个精神领地的建1筑,本应就是这般素朴而又谦逊的模样。

    要不是回廊里那一圈转经轮,要不是庙门前那个煨桑的祭坛正冒着股股青烟,柏树枝燃烧时的青烟四处弥漫,我会把这座建筑看成深山里的一户人家。

    我久久地站在庙前,一边聆听着檐上的铁马,一边往祭坛里添加新鲜的柏枝。

    这时我听到身后响起爽朗的笑声。转身时,一个老喇嘛古铜色的脸上潇开了笑容对我合起了双掌。他的腕上挂着一串光滑的念珠,腰上是一把小刀般大小的钥匙。

    他说:“要我开开大门吗?”

    然后,我跟着他踏进了回廊。他走在前面,我一一地推动着那些彩绘的木轮,轮子顶端一些铜铃丁丁当当地响起来。转行一圈,那些经轮还在吱吱嘎嘎地旋转。喇嘛为我打开了大门。在他打开的这个殿里,我的目光集中在那座素朴的塔上。

    塔身穿过一层楼面,要在上一层楼面才能看到逐渐细小的塔尖。而在这层佛殿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佛塔那宝瓶状的肚子。这是一座肉身塔。塔身里就供着阿旺扎巴圆寂后的肉身。

    在塔肚的中央部分,开了一扇嵌着玻璃的小小的窗口,喇嘛说,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阿扎巴的肉身。当地老百姓都相信,阿旺扎巴的肉身在他的生命停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在生长指甲与毛发。这种传说多少有点荒诞不经,而且,不止是在这个地方,在藏区很多地方,针对不同的高僧与活佛,都有相同的故事版本。所以,我谢绝了喇嘛要我走到那扇小窗口前去向里张望的邀请。,

    只是在塔前献上了最少宗教意义的一条洁白哈达。

    然后,就站在那里定定地向塔尖上仰望,在高处,从塔顶的天窗那里,射下来几缕明亮的光线。光线里有很多细细的尘埃在飞舞。几线蛛丝也被那顶上下来的光线照得闪闪发光。

    我喜欢这个佛殿,因为这里没有通常那种佛殿叫人透不过气来的金碧辉煌,也没有太多的酥油灯燃烧出来的呛人的气味。

    更因为那从顶上透下来的明亮天光。

    光芒从顶上落下来,落在我的头顶,让人有种从里向外被照耀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有了此情此景,而生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感觉。

    当我走出大殿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但我相信,这样素朴的环境更适合于我们表达对于一个杰出的古人的緬怀,适合于安置一个伟大而又洁净的灵魂。因为宗教本身属于轻盈的灵魂,那么多的画栋雕梁,那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旺盛到令人窒息的香火。本来是想追寻人生与世界的终极目的的宗教,可能就在财富的堆砌与炫耀中把自身给迷失了。

    喇嘛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喇嘛们的住处是一座座紧挨在一起的木头房子,房顶上覆盖着被雨水淋成灰白色的木瓦。从低矮的木头房子的数量看起来,这里应该有十多位喇嘛。但这会儿,却只有这一个喇嘛趔趔趄趄地走在我面前,带着我顺着一条倾斜的小路,走到他的住处前面。

    喇嘛的小房子前还用柳枝作栅栏围出了一方院子,院子辟成了小小的菜园。菜园里稀稀落落地有些经了霜的白菜。我看了一眼喇嘛,他笑了,说:“没有肥料,菜长得不好。”

    我也笑了笑,说:“很不错了,一个喇嘛能自己种菜。”

    夕阳衔山的时候,我吃了他煮的一锅酸菜汤。他告诉我做酸菜的原料,就是自己种的白菜。傍晚的阳光给山野铺上了一种柔和的金色光芒。在不远处的一株柏树下,一道泉水刚刚露出地表,就给引进了木枧槽里。于是,就有了一股永不停息的水流声在哗哗作响。飞溅的水珠让向晚的阳光照得珍珠般明亮。

    就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谈起了阿旺扎巴。

    当年阿旺扎巴离开嘉绒向地势更高的西藏进发。他所以如此,肯定也是在巫师作法那狰狞怪异的仪式中感到自己心灵的迷失。

    他不是去西藏朝圣,因为在那个时代,苯教徒的圣地不在西藏,而在嘉绒地区大金川岸边的雍忠拉顶寺。温波·阿旺是要去寻找。

    寻找什么呢?我想,他本人也不太清楚。当他上路的时候,心里肯定也像我们上路去寻找什么一样,有着深深的迷茫与淡淡的惆怅。

    但他上路了。他上路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去西藏寻找什么。很多嘉绒人都曾经和他一样上路,但最后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是温波·阿旺比所有这些人都要幸运。因为,当他走上高原时,遇到了一群同样在宗教里困惑与迷失的人在高原顶端四处漫游,在漫游中思考与寻找。

    任何一种曾经清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在世俗化与政治化的过程中,令人痛心地礼崩乐坏。

    于是,阿旺扎巴在高原上与一群寻找的人聚集在一起,从藏传佛教的一部典籍转向另一部典籍,从一个教派转向另一个教派,但是,期待中的那种最美妙的觉悟并没有出现。最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先于他们寻找并宣称已经找到了答案,解脱了困惑之苦的大师,于是,众多寻找的灵魂便皈依了他。

    按这位喇嘛告诉我的藏历时间推算,阿旺扎巴上路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381年。喇嘛说,他是与另外三人一起上路的。而自打上路之后,这三个人便从我们的视野里永远地消失了。这种消失是历史一种严格的法则。

    阿旺扎巴正式拜格鲁教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为师。

    到了1407年,阿旺扎巴于本教派的教义已经有了深厚的心得。于是便受大师派遣,与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的师兄克珠杰云游前后藏,宣喻本派教义与教法。

    在15世纪,越来越多像阿旺扎巴一样的人聚集在了宗喀巴的周围。当别的教派纪律松弛,并因为与世俗政治越来越深的执迷而日益堕落的时候,宗喀巴的新教派带来了一种清洁的精神和一种超远的目光。

    于是,阿旺扎巴便钣依了,成为宗喀巴最早的82上座弟子之一。不久之后,青藏高原上的各个地区,都散布开了宗喀巴这些早期弟子的身影,他们要在广大的青藏高原上弘传这一新的清洁的教法。

    他们要在人心中培植吸收着日精月华、生命旺盛的新的菩提。

    在被后世信徒弄得云山雾罩的宗喀巴传记中,我找到了有关家乡这位前苯教巫师的记载。那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说,这位前苯教巫师这时已经深味菩提精神,是一位功业日益精进的黄教喇嘛了。

    于是,宗喀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株巨大的冠如伞盖的檀香树在黑云蔽天的藏区东北部拔地而起。那枝枝叶叶都是佛教教义高悬,灿烂的光华驱散了那些翻滚的黑云。

    大师的梦总是有很多意味的,而且这个梦的寓言是那么明显:藏区东北,正是温波·阿旺的家乡查柯,那里是俗称黑教的苯教的繁盛地带,所以,即或在平常时候,在宗喀巴看来那地方也定会是黑焰炽天。

    无巧不成书,阿旺扎巴也在相同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两只大海螺从天上降落在他手中,于是,他便面东朝着家乡的方向吹响了海螺。海螺声深长嘹亮。阿旺扎巴请大师详梦。

    大师渝示说:“你的佛缘在你东方家乡。”这时,阿旺扎巴巳经随从大师28年。

    于是,阿旺扎巴做好回乡的打算。来到丫大师的座前。

    大师赐他一串佛珠,阿旺扎巴当着众弟子的而发下宏愿,要在家乡嘉绒建立4佛珠同样数量的格鲁派寺院。而衍佛珠是108颗。这就是说,他要回到家乡,建立起108座佛教寺院。

    阿旺扎巴再次穿越青藏高原时,已经是15世纪初叶了。

    就像当年宁玛派的高僧毗卢遮那一样,整个嘉绒大地上都留下了阿旺扎巴的身影与传说。他建立的108座寺院中就包括了眼下供奉着他灵塔的这一庵。我曾经与宗教史研究人和地方史专家——起,循石他传法建寺的路线实地追踪他的足迹。

    我不足地方宗教史的专家,也没冇成为这种专家的忐向和必要的学术上的训练。我只坫要追忆一种梢神流布的过程。

    实际情形跟我的想像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很多传说中他曾建立起寺院的地方,今天都只剩下了繁茂的草木,有些地方,荒芜的丛林中还能看见一点废墟与残墙。是的,这种情形符合我的想像,也符合历史的状况。其实,真正能找到确实地点,或者至今仍然存在于嘉绒土地上的阿旺扎巴所建的格鲁派寺院大概就是三十余所。

    最后一所,在距查柯寺近百公里的大藏乡,寺庙名叫达昌。

    “达昌”的意思,就是完成,功德圆满。也就是说,阿旺扎巴建成了达昌寺后,便已完成了自己的誓言,功德圆满。

    达昌,也许是我所见过的传说为阿旺扎巴所建的寺院里最壮观的一所。

    不过,当我前去瞻仰时,那里只是很宏大的一片废墟。那所古老寺庙毁灭于“文革”。而眼前这所僻居于深山之中的査柯寺,同样没有逃过“文革”的浩劫。据说,红卫兵们就曾把阿旺扎巴保全完整的骨殖从灵塔中拖出来,践踏之后,摒弃在荒草之中。后来,信徒们又将其装人灵塔。“文革”结束之后,才又重新受到供养。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正午强烈的阳光下,我坐在达昌寺的一根巨大的残柱上,看着地上四散于蔓草中的彩绘壁画残片,陷人了沉思默想。

    后来,达昌寺的主持从国外回来,重新建立这座寺院,我一个出生在寺院附近的朋友,常常来向我描绘恢复工程的进度。我还听到很多老百姓议论这个主持的权威与富有。

    过了一段不是太短的时间,终于传来了重建寺院已经大功告成的消息。据说,寺院的开光典礼极一时之盛。不但信众如云如蚁,还去了很多的官员与记者,甚至还去了一些洋人。但我没有前去躬逢其盛。我想阿旺扎巴当年落成任何一座寺庙时,都不会有这样的光彩耀眼。要知道,他当时是在异教的敌视的包围之中传播佛音,拨转法轮的啊!

    达昌在举行盛典的那些日子,我想起的却是这个清静之地,而且,很少想起那座灵塔。眼前更多浮现的是那些草地与草地上的柏树,想起柏树下清澈的泉水。

    而在今夜的星光下,我听着风拂动着柏树的枝叶,在满天星光下,怀念一个古人,一个先贤,他最后闭上眼睛,也是在这样的星光之下。虽然,那是在中世纪的星光之下,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就算是一千年的时光流逝又算得了什么呢?

    是的,今夜满天都是眼泪般的星光,都是钻石般的星光。

    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眺望夜空,星光像针一样刺痛了心房里某个隐秘的地方。

    我就在柏树下打开睡袋,露宿在这满天寒露一样的星光之下。快要人睡前,我还要暗想,这些星光中是否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且这智慧又能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降临在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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