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在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净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徐锡麟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
学堂的学生，比较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有所学校，是革命党人为了发动起义建的，所教的玩意，居然就是舞枪弄棒，上操打靶，而且这样的学校，居然能得到清朝官方的准许，在官绅鼻子底下存活了两年多，还是有点不寻常。1907年夏天，由于不满于同盟会把力量都投放到两广，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人，筹划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的核心基地，是一所学校，绍兴大通学堂。
绍兴大通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体操学校。当年所谓的体操，可不是今日单杠、双杠、跳马之类的玩意，而是兵操，立正稍息齐步走，再加上扛枪，举枪，射击打靶。说是军校吧，也不是，因为不是政府办的，政府又不允许民间办军校。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他们创办的时候，只说是培养国民兵，即民兵，或者预备兵的，等于是准军校。民间人士居然可以办准军校？当年还就是行。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而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太文弱了。改文弱为勇武，当然得官民一起努力。教兵操，当年绝对时髦。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章士钊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退学来投，蔡元培当即请他们教兵操，自己诺大年纪，跟学生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当时风气如此。所以，办这样一所“体操专科”学校，是可以得到浙江官方批准的。徐锡麟在上海花了大笔的银子，买了五十支九响后膛枪，和两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公开运到绍兴。学校里的人，也公开扛枪训练，上山打靶。至于徐锡麟自己，则每天枪不离手，每天射击。眼神不好，近视，但架不住天天练。最后据说枪法不错了，但后来刺杀恩铭，好像还是不够准头。每年开学毕业，徐锡麟都要请绍兴府、山阴县的官员前来，一起吃饭、照相，学生的毕业证，也要盖上府县的官印。所以，尽管这种成天操练打靶的学校，很为当地士绅不喜，但为了国家的尚武大计，他们还是得忍着。
后来，徐锡麟拖家带口还带着一群弟子去日本留学，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浙江是个出富人的地方，徐锡麟办学，有人出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除了买枪办学之外，还有剩余，徐锡麟就用来捐了一个道台。同时游说当道，觅个官做，施展才华。湖南巡抚俞廉三跟徐锡麟有点亲戚关系，着了他的道，认为他很有才，把他推荐到他的门生安徽巡抚恩铭那里做事，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深受恩铭的信任。就这样，光复会的这些干将们，就有了浙江、安徽两个基地，也好将来同时发动。
但是，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浙江南部和东部山里的哥老会，多少年来，比起他们两广的同志，还要野，时不时地就掀起一场暴动，自己称王称帝。被打散了，头被拿了，潜伏些时日，然后再来。有了断文识字，而且见多识广的革命党人加入，让哥老会如虎添翼，胆子更大了。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惟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的一点不冤，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
镇南关：起义也可能仅仅是故事
这次起义，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1907年底的广西镇南关之役，是国民党史上十次反清起义中的一次。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第六次失败。这场起义，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会将它遗忘，但却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亲临现场的起义。后来有传说，孙中山亲临镇南关，还亲自操炮向清兵发炮，从此赢得“孙大炮”的美名。
不过，国民党人比较早的关于此次起义的记载，却没有提到孙中山开炮，只是说孙中山到了镇南关，在清军进攻的时候，同来的法国退役军官，发了一炮，毙敌六十余人云云。一位据说是参加起义的人（梁烈亚）回忆说，是孙中山命令炮手发炮回击，法国人也跟着加发一炮，也没说打死多少清兵。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是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显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这一炮，孙中山到底开了没有，另当别论，但肯定不会因为开了这一炮，获得“大炮”的称号。但这次起义，却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国民党人邹鲁的记载中，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由于孙中山事先任命的起义军首领王和顺，没有能纠集起人来，不得不临时改任黄明堂主其事，而黄则带领百余义勇乡团，从悬崖上爬上镇南关炮台，守军狼狈逃窜，于是占领三座炮台，缴获多门大炮。然后孙中山带着黄兴、胡汉民以及日本人和法国人来了，“大行犒赏”。然后清兵大集，开始反击。在起义军发炮回击之后，清军的统帅陆荣廷，还托人带了一封语气极其恭顺的请降书来，但不知怎么，孙中山并没有答允，反而先行一步，从越南境内撤走。这边陆荣廷就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跟清军血战七昼夜，打死打伤清兵数百，最后安全撤走。整个过程，起义军仅仅死了二人。后来梁烈亚的回忆，孙中山的到来，犒赏不见了，变成了领袖对起义军的精神讲话，跟义军士兵联欢，然后义军大受鼓舞。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到炮台下面，深入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但在梁的回忆里，起义军变成了五百多人。在邹鲁笔下仅仅借了武器给义军的清军将领梁亚珠（疤拉梁），在梁的回忆里，都参加了起义。
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对于起义军怎样夺取的炮台，没有记载。只是说大股匪徒来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甚至称匪股有四千人。来自前线的指挥官陆荣廷的报告，对于战事，描绘得相当详尽，也是说血战七昼夜，毙敌无算，缴获枪支六七十枝，夺回了炮台。当然，差点要交部议处的广西巡抚张鸣歧，戴罪立功，也就没事了。陆荣廷则大受奖励，因此而升了官。
可是，在后来在广西新军服役新军高官何遂的回忆中，说到过广西边境。当时广西镇南关一带的炮台，都是19世纪80、90年代，由广西军事首脑苏元春修建的。到清末新政时，大炮早就锈得不能用了。边境几十里都没有人烟，荒凉的很。问当地官员关于镇南关起义的事，说是炮台被革命党人占了，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发现炮台上插了青天白日旗帜，才知道革命党人来了。然后龙济光（陆荣廷的上司），就调兵过来，用大炮轰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没了。龙州海关给上司的报告中，也说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自己撤走的，清军占领时大肆渲染。
据跟着孙中山上镇南关的胡汉民回忆，跟来的法国炮兵大尉发现，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是可用的。但是这些炮都是冲着越南方向的，发炮也打不了清兵，想改个方向，又没有工匠，就是有工匠，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孙中山亲手发炮的事，根本就没有可能，连法国人发炮，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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