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有了书房。有了书房的兴奋和喜悦就不必说了，关键是她第一次有了厕所！室内的洗澡间和抽水马桶在一起的独立的厕所！算算，从她15岁离家驻校，到省实验中学念高中起，到她上大学、读研究生以及婚后来北京为止，她已经整整住了15年的筒子楼，跑了15年的公共厕所！
尤其，在她来北京以后，1990年到1995年之间，她住的都是陈米松的男教工宿舍，女厕所和寝室都不在一层楼里。白天还好，她跑上跑下的；晚上，他们就只好用夜壶。如果第二天一大早陈米松忘记了倒夜壶就上班去了，毛榛起来以后就得披头散发，像个偷儿似的，看楼道里没人，就赶紧捧着夜壶往三楼猛跑。她觉得那段路好长、好长，厕所位于筒子楼中间，又是那样一座大楼，她要提拎着夜壶从二楼中间再走到三楼中间，才能到达三楼的女厕所所在位置，把尿倒掉，涮净夜壶，再按原路，把夜壶捧回来。
那可真是让人羞惭死了、尴尬死了。毛榛熬夜写作，起得又晚，每次醒来总有八九点钟，正是学校里的人全都上课上班，一楼办公室里人员来回走动，二、三楼教职工来回走动的时候。毛榛就想出办法，把夜壶用报纸包上，一路捧着来回。后来发现报纸太容易洇水，索性就用一个大塑料袋提住，晃晃悠悠，上楼下楼。
就是在白天，也很麻烦。不知怎的，毛榛一用力思考、高度凝神、精神过度紧张时，就不由自主会有尿意。每次一考试复习的时候，也经常会紧张出一股股尿意。她就只好放下笔，简单记录几个字提示下边该写什么，然后转身爬上三楼。到了那里，其实也并没有撒出什么实质内容，脑子里还在合计着写作的事儿，再下来，思绪却已经衔接不上了。
就这么一次一次地跑厕所，一次一次地思路衔接不上。所以那时候，毛榛的文章总是一段一段、一截一截的，思维大幅度跳跃。后来有人还说她笔法很先锋、很是现代，其实他们不知，那完全是被筒子楼里的尿给憋的，正常的思路流畅的思维，全被尿意一股股给冲断了。
有一次她嫌上下楼跑着倒尿麻烦，就把夜壶端着，见对面男厕所的大门敞着，里面像是没人的样子，于是就抽冷子大着胆子冲进去，把夜壶“哗”地往就近一格便池里一倒，转身扭头就跑，不期然和正进来撒尿的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
男人的手还放在裤门上，说：“咦？！”
毛榛的手里提拎着夜壶，说：“呀！！！”
男人站住脚，疑惑地打量门板上“男厕所”三个字。
毛榛一猫腰，“嗖”地从他胳膊底下钻出去，一头钻进自己屋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从此，她再也不敢进男厕所倒尿了，还要战战兢兢继续爬楼。
等到她随陈米松搬进新居后，她想什么时候上厕所就什么时候上，思维一点不受阻碍，有时还要在马桶光洁的瓷器上留恋地多坐一会儿，摆出一副思想者的形状。
后来她就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坐马桶上看书、坐在那上边思考的道理：因为坐马桶上，下边比较透气、风爽，每一块隐私部位都可以得到充分放松和休息。他们这个职业，每天坐板凳的时间太长，疯狂地压迫、掘取着身体下方某个部位的力量。他们不是有个职业口号嘛，叫作“板凳要坐十年冷”。
所以，马桶，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思考和休憩的地方。
终于可以有一间独立的屋子了。这对陈米松来说有多么重要。对于他的人格自尊和自信来说有多么重要。从今往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请求人家允许暂住一会儿了，再不用去给房产科送礼，也不用安慰被撵出去的同屋了。从今往后，就可以和妻子堂堂正正住进国家分配给他们的（理所当然应该分给他们的）单元房了。
这时距他1986年分来北京已经有十年！十年！他才熬出了48平方米的一个小间。十年是个什么概念？黑发人虽然还没有熬出白发，但是他们眼看着楼道里同时分来的小伙子彭书林家的小女儿彭文颖已经出落成7岁的“楼道之花”，刚住进来时，她爸她妈还不认识呢。一转眼，孩子就在楼道里长大了。楼道里另两家的孩子也埋哩埋汰地滚到了三四岁。夏天大家都敞门时，司机家的小孩刚会爬，有一次从屋里爬出来，爬到楼道里。他妈妈去水房淘米，也没看住。陈米松从外面走进来差一点一脚把孩子踩着。他顺手把孩子从地上捡起来，把一个肉乎乎的小东西又给扔回屋里。
他们怎么能不生感慨呢！如果他们最初的孩子要下来的话，现在也已经四五岁了。
他们真是兴高采烈、满心欢喜。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有点不相信似的。也就因为没要孩子，分房的时候就少加了几分。不然他们应该分得更大些。
不过，就这样他们也已经知足了。相对于那些还在学校三尺围墙内，还在筒子楼里奋战的同龄人来讲，他们已经很是不错了。夫妻二人都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工作，又有了一个稳定的家。相对于他们的过去，相对于他们的昨天，他们的确已经是很满足了。
他们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规划才好。毛榛仍能记得199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陈米松拿着钥匙领她第一次去看新房的情景。他们手拉着手，脚踩着3月底的芬芳，闻着楼下小公园里3月泛青春草的气息，一步一步，欢天喜地来看他们的新家。
楼下是一排忍冬青，还有几株樱桃树，树上的花儿正开，好年轻呢！他们家所在的六层白楼外表洁净、优雅，像扇子一样，铺开在小公园门口的上方。周围全是塔楼，高高尖尖的，还有几幢红楼，是老居民住户。唯有他们这座楼是六层，国家机关的，新盖的楼。很牛气，凹陷进离三环路边有1000米远的胡同里去，隔开了噪音。
他们打开了他们的房门。空空荡荡的小屋，洒满了一屋的阳光。这是朝西的房子，正是下午，西晒时。他们俩在这温暖的春日阳光里，满心欢喜，筹划着未来。
毛榛噼噼扑扑地，拉开这道门，又打开那道门。其实总共也没有几道门。但是，它们是带门的，不像后来私人买的毛坯房那样只是一片片钢筋水泥的巨大空敞。
厨房和浴室的地面、墙砖，都是单位出钱给统一铺好了的。连同厨房墙上的小立柜、过道上方的挂墙衣柜箱，都被单位给事先安置好了。这些东西，后来只象征性地收他们一点点钱。
有个单位可多好啊！这就是在国家大机关所能享受到的好处。
不光这些，连后来的油烟机、热水器、防盗门等等，也是单位集体给办的，批量采购时价格便宜不少。他们要做的，就只是到时候在家里留人等着就是。
这房子住的，他们简直就没操过一点心。这就是公有制下福利分房的好处啊！公家把职工的什么事都想到了，都帮着办到了。因而造成毛榛对“房事”当中的种种事情，也包括装修细节两眼一抹黑、浑浑噩噩，只知道擦擦玻璃、扫扫灰，然后就可以进驻。
现在，他们居住在温暖灿烂的小家里，享受着温馨平静的有了户口本的家居日子。他们头一次有了户口本，以前在学校住筒子楼时，他们的户口都是“集体户”，因为没有房子，没有固定居住地，所以就没有户口本。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单独的将两个人写在一起的褐色皮的户口本子，户主是陈米松，毛榛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他们觉得两人是第一次真正独立了。
陈米松高高兴兴去上班，毛榛安安静静在家里守着马桶写作，一边还享受着阳光、下午茶、小公园里的旖旎风光。电话直通四面八方，电脑、打印机、上网软件、扫描仪、传真机……各种办公设备齐全，全是当时的最好配置，因为毛榛离了这些没法工作。
毛榛先熟悉附近的菜市场和商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先搭好睡觉的地方，有个厨房，再找到菜市场，另外再有两盆花，就可以活得很好了。这是典型的女人的感性活法，也许来自于祖上遗传的巨大的农民基因。反正毛榛是很容易知足、很容易快乐的。
晚饭后，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小公园里、去三环路边上散步。当站到高高的过街天桥上，俯瞰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河，遥望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他们不由得感叹：他们原来住的清华东路北沙滩那边，那简直就不叫个城市、不叫个北京啊！原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住在北京的农村。
陈米松好玩的天性没有变。当年，在1996年时，他还是多么有趣啊。毛榛家里的门板上到现在还原封不动贴着刚搬来时，陈米松画的这个楼里同事的游戏联络图。他把楼里坐同一辆班车的同事名字列成一个表，分成ABCDE五个组，每组四至六人，同时，在名字后面打上每个人家的电话号码。
每个人姓氏前头还有标记，有的是实心五星，有的是小闹钟，有的是四方块，全是从电脑里找出的小图形。分类法是按班车上常分的牌局分伙决定的。
下面还有俱乐部成员常用电话。电话不写“电话”，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小黑色电话机图形来代替，足可想见他的玩心、耐心和闲心。从障碍台、长话费、电话查修、电话局，到他们单位附近的隆福医院、机票预订处、王府饭店、礼士宾馆、和平宾馆、柏树旅馆、烤肉季，再至楼下商店、居委会、出租投诉、房屋保修、单位门卫，全都一一打上。
取名“SX俱乐部”，在电脑里编辑完了，又开始打印，要发给班车上的人每人一张。毛榛听见他在咯吱咯吱打印，凑过去一看，不禁又气又乐：“还SX俱乐部呢，干脆叫SEX俱乐部得了。闲的嘛不是？别费我的打印机，别费我的打印纸，拿你们单位打去。”
陈米松说：“哎哎，没几张，没几张，一会儿就完。我故意叫SX，逗大家伙儿玩呢。”
“SX”是他们楼下的小公园“双秀”的拼音字头。那时的小公园令他们有多高兴！那时的班车令他有多高兴！
有了班车了。上班距离也缩短了一半。再也不用搭别人的车上班了。
从那个脏兮兮、破败不堪、乱糟糟的遥远的筒子楼里出来，住上洁净、近便的单元楼，感觉像是上了天堂。
他每天兴高采烈地坐班车上班，每天下班回来，都有一大堆从车上听来的奇闻逸事要对毛榛讲。他自己一边讲着也一边乐，还叨咕着：“以后我就写个小说，叫《班车上》吧。”
毛榛说：“我写吧我写吧，授权给我。”
他们那些班车上的人有时牌还没打完就下车了，单位的人就边往楼上去边回味着战局，相约明天再战。
苦日子可以锻炼人的耐受力，让人身在苦中已然不觉其苦；好日子同样也会消磨人，让人慢慢生出怠惰和厌倦。
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已经安顿好，扫帚抹布各归其位，锅碗瓢盆添置完毕。周围环境业已熟悉，小公园散步已经散得不爱散，某个停水的晚上陈米松还到靠墙根处拉过屎，毛榛站一边给他看着人；班车里的新鲜劲也已经过去了。
陈米松开始给自己找事做。他本来是一个欢笑、活泼、耐不住寂寞的人。他决定要写一本书，写一本海峡对岸出版史方面的书，因为他1994年曾去过台湾，发现对方的出版制度行规比大陆要健全。后来想找这方面的资料来看，想参考、学习和借鉴。但是发现对岸竟没有一部大概齐完整的出版史，大陆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
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选题，写一部完整的海峡对岸出版史。
没有人逼他做，完全是他自己要这么做的，完全出于个人志趣和爱好。
就是这本出版史，就是这本倒霉的、该死的、狗日的出版史，断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断送了毛榛和陈米松的幸福婚姻。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也意识不到。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准备填补空白，准备做大陆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第一人。
哪里想到，他这是挖个坑，先把自己埋下去了，接着，又把毛榛拽了下去。此后，他们漫长的一生中，都要在这个坑里扑腾，在婚姻失败的阴影里扑腾。
他当初在选题立项的时候，完全是年轻力壮，初生牛犊不怕虎，成竹在胸，志在必得。
实际上他选的是一个需要由一个课题组来共同完成的、可以申请国家课题基金的大项目。
现在，他却要单枪匹马来干，而且，完全要在业余时间内完成。
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她最初对他的选题很不以为然。最初觉得太枯燥了，担心他会做不下来，觉得没意思。她知道其实他是很性情的人，诗书画摄影下棋，他什么都会，什么都热爱。第二她也担心资料会把他卡住，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他卡住，做不下去了。她是专职搞学术研究的，深有体会和经验，哪怕就是一个索引，一个小小的索引来历不清，也会给搅得十分闹心，整个题目都做不下去了。
她倒宁愿他写一些性灵随笔啊、散文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是边角余料，纯粹怡养性情的，千把字小文，不用动脑筋。不像写一个完整的长东西，需要记，像下棋一样，一步一步记，不能写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伤筋动骨，耗尽心力。
况且，他这又是学术著作啊！老天啊！一个人要完成一部学术著作，完全是业余时间，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涉足的领域，又想在短时期内出成果。
啊！天啊！
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评论、政论小品……写什么不好？写什么不行？写什么不都能见出你的才智？
不。他就认准了，就要写这部出版史，而且志在必得。
他要成为行业里的专家。要成为本行业中最好的。
有什么不对？
想想，对。他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太难了。太难了。难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而且，他这是自己逼自己。自己跟自己较劲。
他总是要当最好的。
实际上，他已经是他这个年龄段里最好的了。在同班同学里，在同龄人当中，他都已经做到了他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好程度。
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他洁身自好，清正廉洁，奉公守法；他知识渊博，喜爱读书冥想；他对朋友谦逊，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他爱护公物，经常打扫楼道公共卫生，常给楼下的小树丛剪枝；他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给弟妹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可是啊，这北京啊，无边无沿、无涯无际、日益全球化了的北京，让人生长的欲望太多了！让人能奔的目标太高远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目标总是长着脚，自己总在往前跑，让人总是能追上，却又总也够不着。
他也是太要强了，太好强了，对自己的期望值永远是很高，很高。
这时，这却像是没有尽头的马拉松。
他就绷着、绷着，每天都绷着，跑。
这一跑，就是三年。
三年哪！
三年，正是他们搬到北三环、他的选题立项开始，到1999年他书稿完成、提出离婚的这三年。
这三年，他是被这部书稿压着过的。
直到书稿完成的一刹那，交到出版社的一刹那，实际上他就崩溃了。
这个无边无际的压力，他再也承受不住了。
一个星期后，他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提出与毛榛离婚。
其实，他那时候也说不清自己为何要仓皇出走，为何要将发妻毛榛甩下。
毛榛现在是明白了，他就是因为那一阵儿连续的工作压力太大，书稿的压力太大，一旦完成，就立刻崩溃了。
他只是想躲出去清静一下，想找一个地方清静一下，远远地离开那个压了他三年的书桌、书柜、铺天盖地的堆砌的资料，他只想换个环境待一会儿。
只是，他的话没说好，他的事没做明白，脑子昏昏的，一下就把事情引到邪路上去了，一下就把两个人，都打进深渊里去了。
一封离婚出走的信，一下就把两人全都打入深渊。
毛榛也被他吓得立即崩溃了。因为那会儿毛榛刚报考博士，正是最后的复习冲刺阶段，大脑神经已经高度紧张，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和惊吓。
后来，她才明白，在离婚两年多后，毛榛一点一点平静下来，治好了自己的精神抑郁症，沿着因特网上介绍的有关陈米松这部出版史的事迹，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往回捋，才把事情捋出个头绪来，才明白了导致他们婚姻离异、后两年他们俩婚姻陷入沉闷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
尤其她见了一个条目上写《历经三载，血浓于水》，她一下子就联想到已崩溃的婚姻。她眼泪出来了。碜得慌。
她一下子就知道这症结出在哪儿了。不是“血浓于水”，而是“呕心沥血”。他是真正的呕心沥血，为了这部书，把自己都熬干了，榨干了，急躁干了，焦虑干了。
以至于他最后连家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他连自己想要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他完全是给累昏了。他完全是给累坏了。
他是在一个长途马拉松跑到终点后，一头栽下去的。
但是他却把危机转嫁出去，以一种昏头涨脑的离婚出走方式，转嫁到毛榛身上。
可惜毛榛当时一点也没意识到。
她一点也没能体会到这些。
假如她能当时就明白这些多好！
假如她能当时就明白这些该多好！
其实他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闹离婚。他当时需要的，最迫切需要的，只是去休假！
彻底的休假。彻底的放松。哪怕一个星期、哪怕三五天也好，远离工作环境，把书稿的程序也彻底从脑子里删除，一心一意，什么也不想，哪怕就是回一趟老家，回到父母身边，和弟弟们玩一玩牌，和小侄子讲一讲童话故事，只要有那么三五天，紧张的情绪立刻就能缓解过来。
只需要那么三五天，换上一个环境，缓解一下心情。
可惜，中国人不懂。刚刚学会进入现代社会进程的中国人民还没有“休假”这个概念，还没有每年的“带薪休假”这个概念。个别单位有这个假，也都是虚设的，没人确切知道该怎么用。
他就疯狂地、看似不知疲倦地这么转哪，转哪，结果，神经绷断了。
咔嚓一声，断了。
可怜的是，断了之后，他们俩都不知道原因出在哪儿。还在到处找毛病，总是在旁门左道上找毛病。
毛榛想，假如我能早一天认识到这些，我还能有以后一系列的悲剧事件发生吗？
假如我早一点有这方面的认识和常识，当时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立即陪陈米松去休假，出去待上那么三五天，把神经休息、缓冲个那么三五天，我的个人生活，我和陈米松的家庭生活，还至于像今天这样糟糕、落得个这么糟糕的下场吗？
工作，是永远都没有个完的；
焦虑，有时也是能够焦虑死人的。
这三年，从1996年底到1999年底陈米松最后完成书稿的北三环这三年，他披肝沥胆、焦头烂额，全部心绪都凝结在他的出版史上。
1997年，他第二次去台湾，这回是有目标的，广泛接触业界有关人士，搜集出版信息、资料，拍摄大量照片。回来时，什么也没给她买，只带回一箱子出版年鉴，里头全是大32开本的硬皮年鉴，两箱子资料。行李超重了，在机场还被罚了款。
第一次去，1994年，盲目游玩，新鲜无比，给她带回大量好玩的东西：包、手表、金戒指（据说台湾的金子便宜）、情趣内衣……
现在，他已没有那份心思。并且，也觉得他们已是老夫老妻，没必要再来那一套了。
这几箱子材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他的全部生活目标，就变成了只有这一个：一定要把这个出版史写出来。
可事实上，一天天过去，离完成仍旧很遥远。
一个人，完成一部庞大的书写历史计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他没有时间，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来供他写作。
一般来说，作为一名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他的作息时间是这样：
早上差十分钟七点起床。七点零五分，会听到楼道里各家各户防盗门使劲撞响的声音，所有坐班车的人全都下楼，往停车的地方赶。每天还都有一个小学生嗲声嗲气说话、咚咚咚跑下楼梯的声音。那个小孩是五楼一户人家的孩子，天天跟他爸搭乘班车赶往城里上小学一年级。
毛榛算了一下，每天从七点零五分出门，到晚上六点钟左右陈米松再坐单位班车归来，他每天共要在外面待上11个小时！
这其中包括了路上来回的两个小时。
1997年，北京的私家车开始发展，交通状况开始拥挤不堪，尤其每天上下班高峰时间；1998年，北京城市的大气污染一下子就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猛增的车辆，让北京在那一年里，几乎就没见过蓝蓝的天。城市上方，永远是灰蒙蒙、雾蒙蒙的。
陈米松就一路带着被交通堵塞、被大气污染过的脑袋，带着一天在外11个小时积累的病毒，疲倦地赶回家来。往床上一瘫，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但是，他还不能像那些一下班回家就没事干、就不想事儿的人一样瘫过去，自由自在地看肥皂电视剧、无所事事地休闲。他还要爬起来，搞他的研究，完成他的著作。
到他吃完饭，洗洗脸，看完《新闻联播》，已经快八点了。开电脑，上机，进入写作状态。11点左右，脑子已经烧起来，正好使的时候，一看表，必须关机睡觉了，否则明早起不来。
洗漱，躺下。大脑仍处于兴奋思考状态，关不上了。于是就失眠，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又要在六点五十分起来。又要去赶班车。又是在外11个小时。
每天每日，周而复始。
三年，三年哪！
这三年，他可是怎么过来的？
这期间他还要不停地出差、不停地处理日常的大量的繁琐事务。每一件事，都能使他的写作中断。于是他就焦虑，越发着急没有整块时间。
他已没时间没有心思干别的了。心思被缠绕着。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因为写作，他已变得孤独、焦灼、内向，沉湎于内心。原来生龙活虎、有说有笑的一个小伙子，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这时他的身体完全进入了“亚健康”状态。莫名其妙地就浑身疼，胃疼，头也疼，关节疼，总是便秘。心脏不对劲。频繁地跑医院检查，查不出什么来。
他总怀疑自己有病。每次验血，验尿，全都正常，没问题。查不出问题究竟在哪儿。
同时，研究资料的问题对他也构成了一个大难关。
他打过多少港台电话，写过多少封求助信？不记得了。他求过多少人帮忙，认识的、不认识的、转弯抹角搭上关系的同行，帮他在那边查找、复印、捎带、邮寄资料？不记得了。他跑过多少次图书馆、台办、国关，为着一个索引、一个人名，查烂了抽屉、一查就查掉了大半天时间？也记不得了。
毛榛就记得那一阵子，台湾人的电话不断，还总是习惯于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打进来，搞得他们刚一睡着，就总被电话铃声惊醒。毛榛就睡眼惺忪，不高兴地嘟囔：“台湾人怎么都这么缺德啊？过了半夜还往人家里打电话？”
陈米松就哄她说：“哎哎，都是帮忙电话，帮忙电话。”
“帮忙电话就不能早点打来吗？”
“哎哎，人家跟咱们不一样，人家是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半价……”
“你得了吧你，他们哪在乎那点小钱儿。你就哄我吧，哼。”
毛榛随手拧了他几把，又咕哝着睡着了。
其实她知道是两岸生活习惯不一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九晚五，可以有夜生活，有充足睡眠。陈米松这边，却是早六点五十到晚六点都在上班，每天十一点以前必须上床睡觉。但是，他是求人帮忙，不好意思说让人按自己这边的作息时间来调整他们打进电话的时间。
家里现在变得书山书海，全是陈米松的出版史资料，卧室里、书房里、柜子顶上、地上到处都是，简直已经下不去脚了。家庭空气也变得异常沉闷而紧张。白天，当陈米松上班时，毛榛就抓紧时间写字和工作，等到晚上回来，就把地方全让给他，能躲就躲，能让就让，尽量不去打扰他。
他们不再一起散步，没时间一起玩，连两个人亲昵的打打闹闹也没有了。白天他不在家，晚上回来了又没有力气说话，星期天和节假日他要么闷头写作，要么出去查资料。他的全部心思，满腹牵挂，都集中在这部著作上头。
毛榛那些日子，总是避免打扰他。星期天一见他在家里写作，她就溜出去玩，一个人逛逛商场，要么就泡泡酒吧。他不跟她玩，她就出去找人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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