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当年的毛榛，大学四年级学生，跟着她的男朋友、大学同班同学陈米松，在外出实习往回返的路上，特地中途停留，来北京朝拜。
21岁的大四学生毛榛挎着个大书包，一条马尾辫被两根猴皮筋勒得像一条胖藕，翘撅撅地扬在后脑勺上，脑门儿两边细碎刘海儿也被一边一根猴皮筋勒着，牛仔裤把小屁股裹得溜圆，一双米色旅游鞋，小脸蛋红扑扑的，嫩得恨不能一把掐出水来。23岁的陈米松则具备了他们那个少数民族小伙子的一切特征：浓眉大眼，额头宽广，高鼻梁，厚嘴唇，面目洁净，睫毛忽闪忽闪，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咣里哐当挂在细瘦的腰上，一双白色旅游鞋鞋帮磨得马上就要咧开嘴。最牛气的是他的脖子上竟然挂着一台“理光”牌照相机，据说价值六千多块人民币，是那个年代的高档货，从系里借来的。因为他是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常拿这个给老师和学生照相。所以全系唯一的这么一台好相机，就被他以外出实习拍片的名义借出来，一路上给女朋友照相。
那会儿他们已经到过济南和青岛，以毕业实习的名义，从沈阳那个干旱的城市来到了海滨，见到了大海，也登过了泰山，还游览过大明湖、趵突泉、青岛海栈桥和崂山。他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北京。他们都急切地想要到他们心中一直景仰的圣地来朝拜。
此行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另两个男女同学也是一对儿。一起活动了一路之后，两对情侣都感觉出了不方便。于是在进京的火车上他们就商量，到达北京以后他们要一对儿一对儿分头行动，三天以后他们再在北京站会合集体返回沈阳。
火车是在一大清早进站的。下了车，两对情侣简单告了个别，然后就各奔想要去的地方。毛榛跟着陈米松，出了站，也顾不得休息，把简单的旅行包往站前小店里一存，就急忙查地图，找方位。他们想去看天安门，想看金水桥，想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这个想法，已经在他们心里抓挠了好一阵子，又好像已经在身体里待了一辈子那么久。
早班的公共汽车还没启动，只有几个三轮车在站前广场上拉客。那时节，北京还没有普及出租车。陈米松对方向有着天然的敏感和辨别力，他只略扫了一眼地图，就说：“走，没多远。咱们走着去。”
毛榛表示赞同地点点头说：“行。”
一路上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只要陈米松说咱们下一站去哪去哪，毛榛就点头同意说行。在二人的关系中，看得出来陈米松是绝对的权威。对他的任何动议，毛榛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很乖顺地吧嗒吧嗒跟在后边。
他们就东张张，西望望，满眼含着虔诚和热情，眼神晶莹透亮，一步一步，走在了1986年北京春天的大街上。
走了不远以后，就上了长安街。
远远地，当天安门那个巨大的红彤彤的建筑物进入他们视野时，他们先是感到心脏咚咚狂跳，接着是“咯噔”一下子，一种触电的感觉从发梢直传到脚跟。他们的心哪，使劲撞击着那面红彤彤的墙。
遍地是红啊！满目是红！天安门！天安门！天安门如此伟大，那么一个伟大的天安门！
可是……呈现在眼前的，却怎么是一个建筑呢？！
怎么能是一个建筑呢？
天安门怎么能是一个建筑呢？！
天安门它怎么能是那么一个四平八稳、落地生根的建筑呢？！
这个打击把他们打得东倒西歪，震得嘁里喀喳。
天安门，天安门！你神圣无比的符号，你腾空而起的浮雕，你一代人和几代人横空出世的意志和理念，你、你……你怎么能够就是一幢建筑呢？！
他们一时有点茫然。
他们有点被打蒙了。
在他们小的时候，在她小的时候，念的第一篇课文不就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一支歌不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吗？
多少次，他们都把天安门的图形工工整整地画在刚刚学会描红的本子上，他们虽然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但知道它应该闪闪发光，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上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他们在画它，全神贯注，一笔一画。用蜡笔，画成四方形的轮廓，上面两道屋檐，涂黄色；下面有墙身，是红色；中间有四个门洞，用深棕色。正中央是一个四方毛主席像，这个不用画出来，只留出位置即可。旁边一左一右还有两条标语牌，也不用细写出来，只用铅笔打上格子，留出两个长条。对了，城楼上方每边还要有四面飘扬的小红旗。
一年级的毛榛总爱把红旗飘的方向往两边画，左边的朝左，右边的朝右，被老师批评了一顿。老师说：“毛榛同学，风能从两边吹吗？天安门的旗帜怎么能朝两边分别招展？”毛榛不懂，她才6岁。她只觉得红旗往两边往外撇着飞比较好看，对称又稳固。
如今她见到活生生的天安门了。天安门活着展现在她面前。她看见总被她画错方向的那几面小红旗不怎么爱飘，在北京3月和煦的微风中，它们都显得静悄悄的。那满目的红色，却比美术本上静止的颜色还要通红，如火一般的灼红，如血一般的殷红，照得她的眼睛红了，甚至牙齿都要红了。
全世界啊，全世界古代王国的人类呵，谁敢用如此如火如血一般的红色装点他们的皇城？！
这满目的红啊！天安门，你怎么却原来就是一个建筑？！
他们有点整不明白。
清晨的太阳就要在他们眼前出来了。他们一步一扭走进了广场，那个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广场。虽然天气还早，广场上早已经是人来人往。广场真大啊！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不知还有哪国人民舍得用这么大一块地皮作为天子明堂前的空场？）
他们的眼神热烈、焦渴。举目四望，他们看见了一转圈那些曾经在少年时代梦牵魂绕过的伟大地方：高高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宏伟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些形容词儿，这些个名字，都是从小就写在教科书里头的。再往前，是前门那个灰蓝色的箭楼，以前在“大生产”牌烟卷盒上经常见到。那些高大的廊柱、腾空的浮雕，气势壮观，在北京春天清晨的空气中闪现出冰凉的光芒，让他们仰慕、让他们惊叹。他们努力把脖子伸长，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
遛早的、观风景的、放风筝的人都在逐渐朝旗杆下聚拢。他们也不由自主地聚拢过去。人群在高耸的旗杆下肃然地站立，仰望，等待，等待着天边第一抹朝霞升起，等待着升国旗那庄严的一刻到来。
终于，当国旗护卫班的战士们迈着丝毫不乱的步伐从天安门门洞子里走出，来到旗杆下，完成各种仪式动作，然后让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跟着初升的太阳一道冉冉升起的时候，他们的心脏又一次咚咚狂跳，他们站立的姿势笔直又笔挺。他们的脸蛋被映红了。他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所有的大人们都在行注目礼，所有的小孩们都在敬着少先队队礼。
太阳升起来了。毛榛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广场上铺满金光。那种金光洒在天安门、金水桥上，跟那红彤彤的颜色相吸附、相对接，竟然把那原先那种刺目的红变得十分熨帖，变得十分柔和。那可真是一种天衣无缝、浑然天成的奇妙效果。在那种不可一世的伟大的红里，他们定定地站立，虔诚仰视着，感觉到周围的一切景色都在金灿灿的霞光里无比美妙地旋转、旋转……
从哪儿传来经久不息的歌声？那个歌声从童年的时候起就耳熟能详：
……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
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
灿烂的朝霞，灿烂的朝霞。灿烂的朝霞只有在这里才能跟火红的北京相接榫、相依傍。谁说世界上只有海拔最高的地方才离太阳最近？只有看到这里灿烂的朝霞，这火红的北京，这巍峨的红彤彤天子明堂，才会知道，这座城，这座皇城，这座紫禁城本身就是砌在太阳里的啊！这才是一座日光城，真正的日光城。太阳就是它的图腾。红色的图腾。
他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沐浴在这一片红里。他们也是怀着虔诚的心情，带着通红的眼睛，对那些伟大的地方进行瞻仰。
他们先去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那是他们这一代人不灭的神圣记忆。瞻仰完毕以后他们觉得放心了。也不知是为什么，就是觉得放心了。
他们还跨过了金水桥。原来金水桥也不是金子砌的，它只是有一些汉白玉栏杆，底下的水也不是金色，而只是从故宫宫墙里流出的普通护城河水。
他们还进了天安门，真的进去了，就从毛主席像下走进去的。原来天安门还可以进去，原来里面是通着的，里面就是故宫博物院，跟沈阳那个故宫样式差不多，就是规模大了一些。
原来，“天安门”就是故宫的南宫门。
他们对天安门太崇拜了，以至于踩在平整的青石地上，他们也感觉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像腿脚有毛病。但很快，明白它就是故宫之后，步伐就走稳了。最让毛榛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整个故宫里面光秃秃的，全是宫殿和石头，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连一棵草和树都没有的地方，人可怎么待呢？毛榛有点不明白。
“这里是紫禁城，皇上待的地方，为了防盗，所以不栽种花草树木。”
陈米松又在卖弄他的历史知识。在这方面他比毛榛强。
但是毛榛对这地方还是不太喜欢。她比较喜欢植物，走到哪儿，都愿意把花和草种到哪儿。
等到了后花园，她才高兴了。这里有假山石，有花架，有枯藤缠绕着树木，还有一些松树正在泛青，绿得灰不溜秋的。她就在这些东西面前忸怩作态，搔首弄姿，摆了几个小土妞常用的照相姿势。陈米松一边给她拍照，一边嘲笑她说：“看你，故宫大殿那么大你不照，偏要照这几棵树。这跟大明湖那里的树有什么区别？照完了人都看不出来哪是哪儿。”
她不听，还是拗着性子，要照这些花花草草。
用自己的脚把故宫丈量过后，这时他们才真切相信，天安门原来不过就是一个门。
他们真宁愿它不是一个门，而是永远被神化、被悬空置放到纸面上的那么一个平面浮雕。
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门。它本是一个门。它怎么能是一个门呢？它不应该是一个门啊！
这个念头是那么不厌其烦地困惑、搅扰着他们。
他们手拉着手，在清晨的长安街上漫步徜徉。北京，伟大的首都北京，1986年春天的北京，微风轻拂，白云飘荡。小鸟在天空愉快地歌唱。柳枝儿吐出嫩绿，迎春花有着鹅黄色的骨朵。一树树洁白的玉兰在红墙外边曼妙地含苞欲放。北京的天多么蓝哪！北京的春天多么温暖！红墙碧瓦，一路芬芳。毛榛一眼就瞧见了长安街上几个骑自行车上早班的年轻女人，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的薄呢裙子，车轮一快速滚过，她们的裙摆都像喇叭花一样骄傲地开放，乍泄一路惹人春光。
毛榛不禁惊叹：“北京啊，北京！北京的姑娘春天也能穿裙子啊！”
在她的家乡，在他们的家乡，那个出了山海关以后还要走好远好远的地方，这会儿的人们还都穿着棉袄棉裤呢！
车流量很小，马路宽敞整洁。毛榛看到在宫墙下的绿柳枝旁，一群群老年人在悠闲地练着太极拳。他们慢悠悠慢悠悠地推手，抱拳，左抱球，右抱球，一下一下做着动作，节奏舒缓，不急不躁。北京人可真有耐心烦啊！打拳也打得这么慢。不像东北，老头老太太总扭节奏很快的大秧歌。
他们走进东单一家早点小吃店。北京的小店，看起来也很不一般，尽管摆设的也不过就是几把陈旧的木头桌椅，但是在毛榛看来却显得古色古香的，很有一股皇城年代久远的气息。小店的墙上挂着个小黑板，写着主食炒菜的名单。什么豆汁啊灌肠啊焦圈啊驴打滚啊的，她连听也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些什么玩意。
两个人商量研究了半天，最后她还是点了比较熟悉的油条豆浆，陈米松跟她点了一样的。然后毛榛就小心翼翼地在一张桌子面前坐下来，等待着陈米松去柜台交钱。她拿眼四望，见靠墙根站着两个无所事事的中年妇女，她们穿着白大褂，还戴着白色四方顶无檐儿的帽子，戴的胸牌表明她们是这里的服务员。早上人少，她们就叽叽喳喳扯闲篇嚼舌头，听那意思，正在背地里讲着另外一个女服务员的坏话。
一个说：“那娘们儿，特不是东西，就会卖弄风骚，成天价在家养汉搞破鞋。”
另一个说：“可不，前两天我还见她在柜上吊膀子，跟坶们领导眉来眼去的……”
她们说话时语速飞快，字正腔圆，一口标准地道的京片子，把个毛榛听得不由又心生羡慕，暗说：
北京啊，北京！北京的娘们儿扯老婆舌也像唱歌一样好听啊！
难怪大学的《现代汉语》课本里对“普通话”的定义就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呢。
北京到底是首都，到底是占了天时地利，跟外省就是不一样啊！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气烘烘，嘴里像含了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 ……”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哪。”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他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蹿上来了。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在他们进北京之初、在每一个人进北京之初就在心里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务员的一嘴京油子给凿打上的。
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儿的北京人而奋争。
在北京的三天里，他们住在一个最便宜的小旅馆里，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他们几乎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出门甚至连口水都不带，每天参观各种博物馆、名人故居纪念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宋庆龄故居、徐悲鸿故居……全被他们走遍了。
在北京，不做名人真是不行的。毛榛看来看去，不知怎的，得出这么一个奇怪的结论。
他们还在清幽的北京胡同里徜徉。碧蓝的天空下，那一方方沉稳的青灰，让她觉得北京的时间可以在胡同里无限延长。偶尔，哪家王府遗址大门上的朱漆斑驳，哪家四合院厢房的破落，哪家影壁墙的凋零，都让她感觉北京真是个又破又大的了不起的地方。
尤其像牛街那些古老街道旁一排排富有人情味的树，真把北京的气韵伸展到天上去了。那些树得活多少年才能活到现在？它们一生都看到过些什么？
毛榛喜欢看树，看植物，而陈米松喜欢逛博物馆，逛琉璃厂。他在那里买了一些石头、刻刀、古旧书。毛榛对古代文学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又跑到王府井书店，毛榛买了许多外国小说。
三天后跟那对同学会合时，他们互相交流都去了哪里哪里。那一对说，他们去了北海、景山、颐和园、天坛、地坛几个公园玩。陈米松听了，暗自把人嘲笑一番，心说大老远地来北京，是为逛公园来的吗？公园哪儿没有？什么时候不能逛？这里可是北京啊！伟大的首都，祖国的文化名城。到了这里不为朝拜，难道是为了来玩吗？
他们那会儿都是多么有志向、有理想的好青年哪！陈米松和毛榛他们俩都是学生干部。他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长，毛榛是团总支的宣传委员，还学习成绩拔尖，考试在全年级里总是数一数二的。而另外一对是两个普通同学，是两个乡下考到省城来的孩子，拿全额助学金上完的大学，平时在班上不显山不露水，学习成绩一般。他们多少还有点自傲，妄图瞧不起人家。
多年以后，他们全都按照各自的走向，完成了他们的青春历程：陈米松和毛榛这一对带着过分要强的理想、带着WTO带给他们的职业焦虑，黯然分手、分崩离析；而那一对同学，则一直过着平静幸福知足常乐的生活，两人一直在一所县城中学当着老师，在毛榛陈米松他们俩无儿无女分居闹离婚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已经快要上初中了。
……
三天时间里，只要回到旅店，陈米松和毛榛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一起偷情做爱。在学校时，他们就已经偷尝禁果。初恋的甜蜜，初次窥破男女奥秘的新鲜和好奇，使他们每每不能自抑。在校园食堂图书馆相遇时，每一次四目相对，连眼神都差不多是气喘吁吁的，都分明是在说“我爱你”“我想要你”“我想再一次接近你的身体”。
这是恋爱之后他们头一次有机会共同出门旅行。异地陌生的景物越发激起他们的热情。在青岛陌生的海潮、山风里，他们就每每激动得不能自抑，恨不能立刻就到一起。然而因为是四个人同时出来的，互相成为电灯泡，明明是焦渴，谁也不好意思说破，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有非分的举动。看得出，那一对儿也早已经是箭在弦上，快要按捺不住了。从他们彼此接触时的眼神，他们假装无意间的身体接触、摩擦的亲昵动作，明确无误地昭告出来，他们也已经到过一起。
都已经是大四学生了，恋爱关系基本确定，哪还有几个还没翻滚交叠到一起的？先恋爱的女生开始还忸怩、压抑，瞒着老师瞒着同学，颇像地下工作者。当渐渐习惯了人们的眼光后，就有了一种优越感。到了四年级以后，那些还没有男生追的女生普遍会产生自卑和焦虑，她们的心理往往会变得怪怪的。
两对情侣再这样憋下去几乎就不行了。在崂山树林里，海风阵阵。趁那一对儿去买汽水的工夫，陈米松和毛榛紧紧地拥在一起，嘴唇饥渴地胶在一起。几天来他们只能互相望着，没有空隙接近。虽然订了两间房，但是男生跟男生住，女生跟女生住，总也不得下手。
“我都快憋不住了。”陈米松拥着她，把身体紧紧贴在一起，让她感觉他那葱茏的勃起。那里鼓鼓的、硬硬的，有她心爱的神秘的东西。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又甜蜜，又羞涩，也紧紧回贴着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他低声呢喃，她的脸羞成一块红布，埋在他的肩上。
第一次，在学校附近的百鸟公园的小树林里求欢时，他就是这么句话：让我进去。她不干，又害怕，又羞怯，两腿闭得紧紧的，连裙子下摆都拢到腿里，不让他碰。又是在他多次恳求哀求下，一次次慢慢渗透……她的神经逐渐松缓下来，不像最初那么震惊、过度紧张了，就由着他，一步步得寸进尺。到后来竟恍惚在配合着他，似乎也急于想知道游戏的谜底，想知道男女关系的谜底。
以后，“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就成了他俩之间不变的爱语。
眼下，来到了北京，终于各自行动，终于避开别人耳目了！第一天，他们游览完那些著名的广场、琉璃厂什么的，晚上一回到小旅馆里，顾不得疲劳，他跑到她的房间（为了行动方便，他给她包了一个双人间），门一插上，他们就相拥在床上，他滚烫的嘴唇紧紧把她的嘴唇堵上。像是渴望了一百年似的，他们的身体都像是在发烧打摆子，滚烫滚烫。她用身体感觉着他，憋闷着喘息着，两个年轻的尚嫌稚嫩的身体，拼命地紧贴在一起，乱冲，乱挤，恨不能把对方的命给挤出来。他的感觉就是她的感觉。他的震颤就是她的震颤。他的灼热的呼吸，热乎乎地吹在她的耳畔。震颤之中她听得他由衷地说了一声：
“咱们这可是在北京做爱呀！”
在北京做爱的感觉就是不一般，恨不能一下子把一辈子的爱全都做完。
他们就在北京华丽的咏叹调中，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恨不能把他们的爱情，全部抛洒在这块土地上。
四个月以后，当1986年秋季来临时，陈米松如愿以偿，分配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来工作。而毛榛，则因为在来北京实习前就报考了本校研究生，回去以后不久即发榜，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所以她暂时还不能跟来。也就是说，她还必须滞留一些时日，大约是三年的时间，等到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才能到北京来与未婚夫陈米松相聚。
从此，两条铁轨，从沈阳到北京，牵起了东北土妞毛榛的梦，爱情相思梦，和进北京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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