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史起源
西藏古代史究竟源于何时？随着当代考古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西藏考古事业的发展进步，我们越来越不敢妄下论断。早在1970年代，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童恩正教授曾率领一支年轻的科考发掘队，在昌都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卡若遗址，先后出土7000件大型石器，400多件骨器，2万多件陶片，反映出当时西藏的人类种群不仅开始了定居生活，而且文明程度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1980年代发掘的拉萨曲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近万件石器和许多精美的骨器、陶器，而且发现了双肩石铲、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器具。据考古学家王仁湘研究，早在4000多年前，拉萨河流域一带就出现了农业经济。由此推断，人类在西藏高原的活动应该远早于4000多年前。随着西藏考古事业的发展，四川大学旧石器专家李永宪曾在西藏长期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在喜马拉雅山脚、西藏西部各地“找到了远至三五万年前的人群留下的石制工具”。证明了至少在3万年以前，西藏地方就有远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因此，有人提出西藏高原是人类演化的摇篮之说。
那么，藏族人究竟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根据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古文献记载，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组成，然后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了人类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中繁衍出来的。出现于公元10世纪之后的吐蕃人传说，则认为是由一只猕猴和一位岩罗刹女结合，生出了六个儿子。其后，每个儿子繁衍了一个部族，即四个“长兄”部和两个“幼弟”部，成为西藏最初的原始人种。这则传说与《汉藏史集》记载的藏族先民最初分为塞、穆、东、董四大族系，然后四大族系分为查、祝、董、噶、韦、达等六支，每一支又分为十几个支系的说法，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些支系的原始居民一部分留在水草丰美的草原地带游牧；一部分留在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区定居；还有一部分游牧民从藏北草原翻过唐古拉山口，进入三江源地区，并在持续向东游牧的过程中与黄土高原和关中地区的华夏文明接触；据说，另有一部分进入云贵高原，乃至印缅地区，成为藏缅语族的始祖。其中留在西藏高原的前两部分居民历经迁徙、发展、分化、组合、战争等，终被唐朝时期的吐蕃王朝统一而形成藏族。
其实，在藏族形成过程中，应该说还掺杂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在内。如，根据卡若遗址出土文物，考古学家认为：“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内涵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之间或许就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腹心地区，尤其是羌族人也自认是猕猴的后裔。在藏族形成之初的唐朝时期，当时汉族人的文献中记载了吐蕃人与羌族人具有大量共同的文明特点。因此，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指出：“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不仅如此，西藏近现代著名的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坚持“藏汉同源”说，认为藏族和汉族同根，只是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今天的变化。现代西藏广为传唱的“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藏汉同源”说呢？况且，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似乎正为“藏汉同源”说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故而追根溯源，藏汉、藏羌、藏族与祖国内地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本身即为“一家人”。
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自然阻隔，祖国内地在从夏商周到隋唐时代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已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而西藏高原的各支系部落之间，才刚刚经历了部落联盟和奴隶制小邦时代。根据藏族神话传说，在第一位赞普降临之前，西藏经历了至少七个（或十个）非人统治的时代。此后，西藏社会进入“四十小邦”时代，历经战争与分化组合，又合并为“十二小邦”，反映了西藏高原当时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与混乱。原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在研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各小邦的相关资料后，指出：“从这些记载，我们能大致了解西藏古代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时期，以及各地部落和部落首领的名称。”认为在“十二小邦”时期的最后一个时期西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2 吐蕃王朝
“十二小邦”之中的“悉补野”部落崛起于西藏山南琼结一带，在历代赞普的励精图治下，逐渐统一了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的各个小邦，修建了著名的雍布拉康宫和首府琼瓦达孜，至松赞干布赞普时期终于建立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从内外两方面积极巩固吐蕃王朝的权势。从内部，松赞干布首先超越氏族亲缘界限而按地域建立四如（地区）和千户所制的军政合一的行政机构；其次派遣土弥·桑布札等贵族子弟前往印度学习文法，创制30个辅音和4个元音相结合的西藏文字；最后制定严厉的法律，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身份和等级地位。从外部，松赞干布一方面在征服象雄、苏毗等小邦后，越过唐古拉山口远征青、甘地区的吐谷浑王国和当地的西羌部落；另一方面派遣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到尼泊尔求婚，并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为妃，引以为应对支持吐谷浑王国的唐朝的外援。然后，在唐蕃军事冲突互有胜负的情况下，松赞干布再次派遣噶尔东赞域宋前往唐朝求婚。唐朝为维护边疆稳定亦答应了其请求。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带去了当时内地的先进文明，而且带去了影响至今的佛教经典和释迦牟尼等身佛像。西藏虽在此前已有零星的佛教文化传播，而佛教真正在西藏兴起却是从这时逐渐开始的。
文成公主入藏的相关传说虽在中国流传千年之久而不衰，但其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深远影响却未能阻止唐蕃之间的战争。松赞干布逝世后，因为吐谷浑王国之争，唐蕃战争又起。两者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直至710年，唐中宗再嫁金城公主入藏，始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强大而擅长骑射的吐蕃为扩张权势，北联突厥，东结南诏，联合向唐朝发难。唐玄宗时期内地爆发了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政治军事实力。吐蕃乘机出兵20万东侵，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安西等四镇，并于763年10月攻陷唐都长安，立金城公主侄子（实与金城公主同辈）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但随着吐蕃军的撤退，该政权亦烟消云散。连年的战争不仅给内地的百姓，也给吐蕃各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加剧了吐蕃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另外，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威胁到了吐蕃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吐蕃王室的安危。843年，朗达玛赞普下令禁佛，关闭寺庙，强迫僧人还俗和杀害僧人首领，结果在846年反被僧人拉隆贝吉云丹射死。朗达玛死后，其两个儿子允丹和微松为争夺王位进行了持续20多年的内战。869年，不堪忍受战乱之苦的平民百姓举行大起义，诛杀王室和贵族，挖掘赞普陵墓，彻底摧毁了吐蕃王朝。
综观唐蕃之关系，可见唐朝对吐蕃尽管使用了和亲、会盟、册封等各种手段，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如，唐朝两次嫁公主入藏，唐高宗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賨王”，并勒碑于太宗昭陵旁以显尊崇，还有706～822年唐蕃之间的8次会盟等各种方式，本为安抚吐蕃，以求“社稷叶同如一”，“烟尘不扬”，“乡土俱安”，边疆稳定，但结果只是带来短暂的和平与一时的虚荣。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不过换来短短10年的和平，金城公主入藏带来的和平最长也就30多年；松赞干布上书称大唐皇帝为“天子”，赤松德赞自称为唐皇之“外甥”等多为虚文辞令，因为紧接着的就是对唐朝的军事进攻。而且，有唐以来，唐蕃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尽管如此，唐蕃之间册封、会盟、和亲关系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明此时吐蕃已与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某种藩属关系。恰白·次旦平措曾说：即使在吐蕃势力最为强大的松赞干布时代也自称为是唐朝皇帝的一个属邦，而从未宣称过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确实自有地方政权以来直至近代从未宣布过“独立”，故不知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的西藏“独立论”有什么历史依据？
3 分裂割据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大唐帝国几乎与吐蕃王朝同时土崩瓦解，一起进入分裂割据时代。907年，唐朝灭亡，而后中国内地进入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960年，日后统一中国内地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建立，但其开国之始就不得不面对北部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以及后来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和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的威胁。连年的边境争夺战，不仅拖垮了宋朝，也断送了辽国、西夏和金国持续繁荣与强大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说，虽然中国内地出现了局部统一的上述各国，但总体上看仍是分裂割据时代。西藏此时也是分裂割据，战乱丛生。如允丹及其后裔占据拉萨河流域及桑耶地区；微松则占据山南地区，后被其叛乱臣子毒杀，其子贝考赞被迫逃至后藏日喀则地区，建立城堡，安置部署。923年，平民起义军在持续攻杀赞普王室后裔的战斗中，杀死了贝考赞。于是，贝考赞长子扎西孜巴贝被迫退守江孜；次子吉德尼玛衮则西逃阿里普兰，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其三个儿子分别占据阿里三围：玛域、普兰和象雄，建立了后来的拉达克王朝和古格王朝。在割据时代的藏北至青海地区的吐蕃人，从玛域地区的赞普后裔中，迎来一位首领，建立了唃厮罗政权（997～1065年），并与宋王朝和回鹘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分裂割据时代的西藏与祖国内地一样都形成了一些局部统一的政权，从而为实现中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同时，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非但没有导致佛教式微，反而促进了佛教的复兴。这是因为：首先，西藏长期混战割据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无力抗争的普通民众只得在战火中颠沛流离、随波逐流，加之严酷的自然环境，更使藏族人追求现世修炼和寄望来世的思想，而讲求普度众生的佛教，于是有了相应的群众基础。其次，朗达玛毁佛运动大都限于西藏中部地区，在西藏西部和其他一些地区不仅没能大规模毁佛，反而随着战争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扩大，出现了藏族人到印度学经和印度僧人入藏传播佛教的小高潮。即使在毁佛受灾最重的西藏中部，也有僧人逃至内地或别处，开展整顿佛教恶习和继续传教的事业。如，逃至青海的僧人藏饶色、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人，就以青海化隆县的丹斗寺为中心，继续传教并成为河湟地区的佛教中心，成为日后佛教复兴的基础。最后，分裂割据时期的地方首领对佛教的扶持，为西藏佛教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如，936年，桑耶寺地方首领意希坚赞，派遣卢梅喜饶楚臣等10人前往青海学习佛法，然后返回西藏传法授徒，恢复和新建寺庙，形成许多僧团。古格政权首领益西俄的外甥强秋俄，重金聘请札哈尔王国的王子阿底峡密宗大师前往吐蕃传教。阿底峡大师从1042至1054年在西藏传教12年后，圆寂于西藏，开创了西藏佛教噶当派。
总之，随着佛教的复兴，在11～12世纪的西藏，佛教还发展出了宁玛派、萨迦派，以及噶举派的四大支、八小支。据说：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杰1121年建塔波寺，同年穹波南交建香巴寺，由此发展出藏传佛教噶举派。噶举派中塔波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1147年建昌都噶玛寺，1187年建楚布寺，发展出噶玛噶举派；帕木竹巴1185年建丹萨替寺，发展出帕竹噶举派；达玛旺秋1160年建拔绒寺，发展出拔绒噶举派；尚蔡巴1175年建蔡巴寺，发展出蔡巴噶举派。这四个派别被称为噶举的四大支。帕竹噶举派中，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贡巴仁钦贝1179年建上贡寺，发展出止贡噶举派；达隆塘巴扎西贝1180年建达隆寺，由此发展出达隆噶举派；林热白玛多吉（其弟子藏巴嘉热1193年后建“主”寺和热垅寺）传出主巴噶举派；格丹意希僧格（其弟子却闷朗1206年建雅桑寺）传出雅桑噶举派；杰擦和衰丹兄弟建绰浦寺，发展出绰浦噶举派；楚臣僧格1181年建修赛寺，发展出修赛噶举派；意希孜巴建叶巴寺，发展出叶巴噶举派；喜饶僧格传出玛仓噶举派。这八个派别被称为噶举派的八小支。由噶举派分化的纷繁复杂性，不难发现其他教派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不过，这些教派及其支系在西藏本土化过程中，都逐渐由佛祖崇拜转变为教祖崇拜，且与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强化的地方势力相互结合，成为西藏走向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精神基础和思想导向。
分裂割据时代的中国，很难说谁是中央政府，但无疑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时的大宋王朝貌似中央政府，其实不然，充其量不过是占据了中国腹心地区的一个政权，至于南宋则更是偏安一隅，根本谈不上是中央政府。辽国占据中国北方，继而兴起的金国也以中国北部为主体。西夏王国占据西北一隅，南诏大理更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地方政权。西藏与西夏王国和大宋王朝保持联系的中介——唃厮罗政权，只不过是中国青海地区的一个小割据势力。西藏各地的割据政权，充其量仅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地方性政权。因此，群雄割据时代的中国，各地政权虽互不统属，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除非别有用心者，任何人也不会否认曾是辽国属地、金国首都的北京因当时并不属于宋朝，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况且，这些当时互不统属的各地政权，随着蒙古部落的崛起，先后统一于强盛的大元帝国版图之内了。
4 萨迦政权
兴起于中国北部草原地带的蒙古部落，在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后，逐渐走向了远征中亚、欧洲，并试图统一中国的道路，其中自然也包括西藏。其实，早在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就率军攻入印度北部和西藏阿里地区，并在阿里的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以管理该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于1227年即将攻灭西夏王国前夕逝世，但其子孙们并未停止统一中国的事业。随着西夏与金国的灭亡，蒙古窝阔台大汗决定分兵两路进攻南宋。其中一路沿金国旧地从正面进攻南宋，另一路由陕甘经四川，从西侧进攻南宋。统领后者的阔端王子，为稳固后方基地和保卫军队西侧的安全，决定收服西藏各地，使西藏成为其进攻南宋的粮草供应站。于是，1239年，阔端派遣部将多达那波率军入藏。多达那波一面以武力进攻西藏各地，取得军事优势；一面邀请藏传佛教领袖拜会阔端王子，试图以谈判式的和平手段确立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他虽未能邀请到在前藏有重大影响的止贡寺住持扎巴迥乃，却邀请到了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萨迦派住持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与阔端会谈。
1246年8月，萨迦班智达携带侄子八思巴兄弟等人到达凉州，并在1247年初与阔端会谈后，达成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具体办法。其内容大致有以下三条：①西藏各僧俗领袖向蒙古降服纳贡，接受蒙古汗国的统治；②蒙古汗国维持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原有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③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随后，萨迦班智达从凉州向西藏各地僧俗领袖和亲友子弟发去多封规劝信，如《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等，就是劝告西藏各地僧俗领袖放弃武力抵抗而归顺蒙古汗国。在强大的蒙古军力面前，西藏各地僧俗领袖接受了萨迦班智达的建议，归顺了蒙古汗国。为蒙古统一西藏各地作出重大贡献的萨迦班智达及萨迦派，自然在元朝获得了比较尊崇的地位。
1251年底萨迦班智达去世后，继任萨迦派教主的八思巴与时为蒙古王子的忽必烈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在忽必烈1260年继承蒙古汗位后受封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政务，协助忽必烈巩固政权，治理边疆，建设大元王朝。忽必烈在治藏方面，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①在中央设立总制院（1288年更名宣政院），作为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政务的中央机构，并任命国师八思巴为首任总制院事。该院下设院使、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其中重要的院使一职，直接由皇帝任命。该院不仅负责向皇帝推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元朝在西藏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而且还监督西藏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以及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行动等。②赐给八思巴《珍珠诏书》，晋封八思巴弟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委派他们二人返藏处理西藏地方政务。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根据西藏各地政教派别的势力范围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或万户，委任各地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或万户长，由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③1292年，借平息萨迦派内乱和止贡派反对萨迦派政权的战乱，忽必烈根据宣政院建议，在西藏设置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进一步对西藏实施分而治之。正因为如此，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元朝始能在西藏各地清查户口，厘定税赋，建立驿站，屯驻军队，设立官府，从而保证元朝政令在西藏的贯彻执行。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史学界通常认为自元朝始，中国中央政府正式有效地管理着西藏地方。
萨迦派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内部权力斗争，造成萨迦派政权的迅速瓦解和帕竹地方政权的兴起。正在萨迦派内部忙于分割元朝皇帝赏赐给他们的各项权利之时，位于山南雅隆河谷一带的帕竹万户，则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领导下不断积蓄力量，悄然兴起。绛曲坚赞带领帕竹万户在1353年的战斗中打败了萨迦派一方，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1358年，绛曲坚赞再次出兵萨迦，废除了最后一任萨迦本钦，逮捕和处死了400多名官员。随后，绛曲坚赞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纳贡，请求元朝皇帝加封。此时正值元朝末期，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元朝大军因为长期养尊处优而战斗乏力，不要说远征西藏各地，就是镇压农民起义军也力所不能。因此，元顺帝就顺水推舟，赐给绛曲坚赞虎纽印章和封诏，封他为大司徒，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绛曲坚赞的辖地。获得胜利的绛曲坚赞，不仅在乃东由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作证，举行了盛大的宣读封诏仪式；而且，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启用新虎纽印章的仪式，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在法律上完成了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的整个过程。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并于当年攻陷北京，给大元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画上了句号。大元王朝与其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几乎同时败亡，而大明王朝与帕竹地方政权又几乎同时兴起，从而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兴衰再次表现出一致性。
5 帕竹第悉
大明王朝在追歼元朝残余力量的同时，其势力逐渐延伸至西藏各地，并招抚了西藏各地僧俗领袖，且在西藏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1370年，明军攻克与西藏接壤的洮、岷、河州等地，同年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降明。明太祖遂派人深入乌思藏地区招抚政教首领。深感元朝气数已尽的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纷纷以大明王朝为靠山。1372年萨迦派的故元帝师喃加巴藏卜带领60多人，亲赴南京觐见明太祖，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1373年，时任帕竹地方政权的第悉（帕竹政权的首领称号）释迦坚赞（绛曲坚赞的侄子），亦遣使入朝，贡献佛书、佛像和舍利，表示诚心归顺大明。1374年7月，明朝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下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明朝又升朵甘、乌思藏为行都指挥使司。在行都指挥使司下设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各级行政区域及相应的官职。明朝根据“多封众建”的原则，后来又在帕竹地方政权的两个最大的宗——内邬宗与仁蚌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同时，不仅封授控制帕竹地方政权的朗氏家族的重要人物，而且亦封授朗氏的家臣、原萨迦派僧俗首领，以及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担任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官职。明朝规定西藏各地的行都指挥使、都指挥佥事、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百户等官职均可世袭，不过，重要官职的袭职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且必须换发敕书和印信。这些管理措施，表明了明朝在西藏有效地行使着中央政府的各项权力。
明朝政府不仅充分了解西藏各地的政治势力情况，而且对佛教在西藏的影响及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亦很清楚，故对藏传佛教各派领袖同样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这主要体现在明朝永乐和宣德年间对具有一定政治实力的高僧封授“王爵”和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封授“法王”称号。1406年3月，明成祖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诰命，赐白金500两、绮衣3袭、锦绮50匹、彩绢100匹、茶200斤。以后帕竹地方政权的历任第悉，都拥有阐化王的封号。1407年，灵藏（今四川德格一带）僧人著思巴儿监藏被明成祖封为赞善王，并赐金印、诰命。同年，馆觉地方（今昌都地区贡觉县）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被明成祖封为护教王，并赐金印、诰命。1413年，明成祖封思达藏地方（今日喀则地区）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并赐诰印、彩币。同年，明成祖加封止贡地方的止贡噶举首领锁南藏卜为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并封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以印诰、彩币，命其管理止贡地方。明成祖分封的这五位西藏“王爵”，具有明显不同于朱氏宗室“藩王”的特点。①王位继承并非全然父子相承，还有师徒转承、侄子继承等方式；②相比明朝皇室“藩王”，拥有更多世俗的权力；③与世俗王爵相比，都是藏传佛教的名号，王位也多由高僧担任，但又不同于“法王”。
法王则主要封授给具有极大宗教影响的各派佛教领袖。如，1407年3月，明成祖封五世噶玛巴得欣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即“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1413年2月，明成祖封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党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即“大乘法王”，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及金印。上述均为永乐年间封授的“王爵”和“法王”。随着宗喀巴大师1409年正月在拉萨发起祈愿大法会，兴建甘丹寺，创立藏传佛教格鲁派。1416和1419年宗喀巴的弟子扎西贝丹、释迦也失，分别创建了哲蚌寺和色拉寺，成为格鲁派迅速兴起的标志。明成祖早已注意到了格鲁派的快速发展，遂邀请宗喀巴入朝觐见。宗喀巴没有进京，仅派其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见驾。1413年11月，释迦也失首次到达北京，受到了明成祖的隆重接待和极其丰厚的赏赐。1415年4月，明成祖下令封他为“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这是格鲁派重要领袖获得中央政府的首个封号，从此开启了格鲁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1416年，释迦也失返回西藏。1425年5月，释迦也失再到北京，并在北京创建寺院，传播佛法10余年，广有成效，宣德皇帝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党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即“大慈法王”。这是格鲁派领袖获得明朝中央政府的最高封号。明朝还按照西藏各地僧人的宗教影响，分别授予他们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称号，并享有相应的品级俸禄待遇，从而使不少西藏僧众倾心内向，成为收拢西藏僧俗的重要手段，却也成为当时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
明朝时期，西藏帕竹地方政权虽于15世纪中后期逐渐衰落，但在战乱中先后兴起的仁蚌巴、藏巴汗却一直沿用了帕竹第悉的名号。1432年，日渐强大的仁蚌巴家族通过与帕竹家族的联姻，开始操纵帕竹地方政权，并与噶玛噶举派相互结合。1498年，仁蚌巴为打击格鲁派，禁止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祈愿大法会。直至1518年，格鲁派通过斗争才恢复主持每年一次的祈愿大法会。内邬宗宗本此时还将哲蚌寺旁的称为“青石房”的豀卡，送给格鲁派的实际领袖根敦嘉措。三世达赖喇嘛时，重修扩建该豀卡，并更名为甘丹颇章。1565年在战败仁蚌巴政权基础上建立的藏巴政权，仍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政策。根敦嘉措的转世索南嘉措，找到了刚刚率部从中国北部迁至青海地区的土默特部俺答汗，作为格鲁派发展的政治靠山。
1578年5月，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仰华寺，达成了蒙古族弃萨满教转信佛教的协议，并互赠尊号，其中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称号由此而生。索南嘉措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仲巴及其转世根敦嘉措分别为一世、二世达赖喇嘛，自己为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转世由此正式开始。索南嘉措因劝导俺答汗有功，受到明朝政府封赏和召见，但其在前往北京途中病逝。为消除藏巴政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威胁，格鲁派与土默特部认定俺答汗的一位重孙云丹嘉措为索南嘉措转世的四世达赖喇嘛，并派军护送其进藏坐床。鉴于四世达赖喇嘛年幼，就由扎什伦布寺的法台洛桑曲吉坚赞（后被追认为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担任其教师，由此提升了洛桑曲吉坚赞在格鲁派中的地位，此后扎什伦布寺的法台就由他和他的历辈转世担任，形成了格鲁派中的班禅转世。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去世。藏巴汗竟禁止达赖喇嘛转世和屠杀哲蚌寺、色拉寺僧众，以及没收两寺土地与属民。无奈之下，格鲁派不得不再结外援，始征得新任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同意准许寻找云丹嘉措的转世。1636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进入青海，并于1637、1639年先后攻占青海和康区，进逼西藏腹心地区。1642年，固始汗联合格鲁派，消灭了第悉藏巴政权，建立起和硕特部和格鲁派联合统治的甘丹颇章政权。
6 甘丹颇章
其实，早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前，善于观察政局的固始汗，就预感到了崛起于中国东北的满族政权——后金（1636年更国号大清）必将取代大明王朝，便通过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争取到第悉藏巴等政教首领参加，联合向大清国派遣使团，并于1642年抵达盛京。意气风发的皇太极正筹划进攻中原大计，对来自西藏的使团甚是重视，厚加赏赐。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开始了追歼明朝残余军队和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艰苦战争。这时，固始汗先派其子上书顺治帝，表示诚心归附大清；继而，与五世达赖喇嘛“表贡方物”；最后，鼓动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面圣。西藏的诚心归附表现，使正在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顺治帝大为高兴。因此，1652年底，五世达赖喇嘛率领大批随从到达北京后，受到了顺治帝的高规格接待，并赏赐其金、银、彩缎、珠宝、玉器等大量礼品。1653年初，顺治帝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给金册金印。由此，清中央政府不仅正式承认了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地位，而且开启了此后历辈达赖喇嘛均需中央政府册封方能承认的制度。当然，固始汗也获得了“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的封号和以汉、满、藏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成了名副其实的统治西藏地方的首领。
清初之西藏，因达赖喇嘛与固始汗后裔之间，以及各派政教势力与蒙古准噶尔部的纠结，导致西藏政局不稳和战乱频发，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发兵平定，实施直接统治。1654年，固始汗去世，诸子争立，导致汗位虚悬4年之久。其间，五世达赖喇嘛凭借清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恩宠，威望日隆，竟可亲自任命以前仅由固始汗任命的统管西藏各地政务的第巴一职。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结嘉措担任第巴。桑结嘉措为维护自己在西藏的长期统治地位，一方面在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秘不发丧，继续以达赖喇嘛名义号令西藏僧俗；另一方面，以达赖喇嘛名义上书康熙帝，请求册封；同时，暗结盘踞新疆且背后有沙皇俄国支持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向清朝进攻。1685年，他还私下选定出生门域地区的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造成既成事实。直到1694年，清政府军队战败噶尔丹，从准噶尔降人口中方得知实情。清政府在斥责桑结嘉措的同时，承认和册封了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不思悔改的桑结嘉措继续支持噶尔丹，并与1701年继承汗位的拉藏汗爆发军事冲突，遂于1705年兵败被杀。已巩固统治地位的拉藏汗，一边上报清政府此次事变经过；一边以仓央嘉措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由，请求废黜，并立意希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喇嘛。1709年，清政府派人进藏册封，并赐予金印、金册。然而，拉藏汗废黜达赖喇嘛之举，进一步激化了蒙藏矛盾。1717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出兵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废黜意希嘉措，在西藏横征暴敛和肆意烧杀抢掠。1718、1720年，清政府先后两次派大军进藏，驱除了准噶尔军队。
接着，清政府决定在西藏实施直接统治。首先，康熙皇帝承认拉萨三大寺僧人寻找的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并于1720年予以册封，但不承认原来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以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其次，清政府直接任命原拉藏汗部将康济鼐为总理西藏政务的噶伦，并从西藏贵族中也任命几名噶伦参与政务。再次，为调解掌政噶伦之间的矛盾，监督西藏地方行政，清政府于1727年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大臣衙门，派驻驻藏办事大臣，并留驻清军2000人归其指挥。最后，清政府还划定了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之间的地界，确定西藏的行政范围。不过，清政府在西藏的直接统治仍相当脆弱。如，在平定1727年噶伦内乱之中立功的原拉藏汗部将颇罗鼐，被清政府任命为首席噶伦，晋封郡王，总揽西藏地方政务，虽维持了西藏的短暂稳定，但在1747年颇罗鼐去世后，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因袭封郡王而总管全藏事务，便外结准噶尔部，内行专横跋扈，叛乱之心，“路人皆知”。于是，1751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市敦诱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但随之即被后者部将所杀。清政府闻讯派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平定叛乱。乾隆帝鉴于西藏不断叛乱之前鉴，遂命策楞诸人妥定西藏相关管理章程。同年，清政府颁行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主要内容有：①西藏政务由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厦负责；②噶厦由一僧三俗共4名噶伦组成，彼此地位平等；③噶伦共同处理地方诸事务，凡事秉承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意旨；④驻藏大臣直接管理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即当雄）蒙古之地。该章程出台之后，西藏再未出现过大规模反抗清政府的叛乱，稳固了中央政府的在藏统治。
不过，真正完备清政府在藏统治机制的还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该章程所称之“善后”系指清政府驱逐廓尔喀侵略者之后的善后。1788年，崛起于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以钱币兑换问题和西藏地方政府“商税增额、食盐揉土”为借口，出兵3000人，抢占了后藏边境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处。乾隆帝闻讯，命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带兵火速驰援西藏的同时，又命理藩院侍郎巴忠以御前侍卫钦差大臣的官衔赴藏办事。巴忠以每年向廓尔喀赔款300锭元宝的条件，换取了廓尔喀撤兵退地，然后向乾隆帝谎报“收复”，并“凯旋班师”。1790年，廓尔喀人入藏讨取“赎地”元宝，结果遭到达赖喇嘛和噶厦拒绝。1791年7月，廓尔喀以西藏爽约为借口，再次发动侵藏战争。龙颜大怒的乾隆帝派遣福康安率军1.7万人，分兵三路进藏讨伐，于1792年7月收复全部失地，并进至距廓尔喀之都城仅20华里一线。廓尔喀只得派大头人出城投降，交还掠夺西藏的人、财、物，上表定期纳贡，并签写“永不犯藏”的甘结。为巩固西南边防，防止外敌入侵，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乾隆帝借平定廓尔喀侵藏之机会，命大将军福康安与驻藏大臣和琳等人拟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作为规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重要章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行政方面：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并由驻藏大臣督办西藏僧俗诸事务，与达赖、班禅会同任命前后藏噶伦、代本以下诸官员。②户籍管理方面：西藏僧俗人等包括达赖、班禅、呼图克图所属村寨人户，造册登记，并在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名册。③宗教方面：实施“金瓶掣签”，由驻藏大臣监督主持达赖、班禅及西藏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认定。必须指出的是，在达赖喇嘛灵童认定之前或达赖喇嘛年幼之时，由清政府任命一名活佛担任摄政，代理或协助年幼的达赖喇嘛处理西藏政教事务。其实，早在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清政府就任命了第穆活佛担任摄政，开启了达赖喇嘛灵童寻访期间和年幼时由摄政与驻藏大臣共同管理藏政的政治体制。此后，九、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喇嘛均年纪尚幼或亲政不久即圆寂，故而，这种制度反倒成了西藏政治的常态。④军事方面：从西藏征调训练正规军3000名，前后藏各驻1000名，江孜、定日各驻500名。⑤财政方面：驻藏大臣审核西藏地方收支，并设置专门的造币机构，严禁西藏流通他国货币。⑥外事方面：驻藏大臣统管西藏一切涉外事务，西藏地方与外国行文，须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协商处理，所有噶伦不得私自与外藩通信，所有外来人员亦须向驻藏大臣报批等。这些规定既理清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也反映了西力东渐之际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防范与重视。
不幸的是，进入19世纪的大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西藏的统治却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向中国倾销鸦片和叩开中国大门，于1840年在中国东南沿海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在清王朝仓促迎战之际，狡诈的英国又扶植锡克帝国下属的道格拉部落，在1840年底吞并西藏藩属拉达克王朝。1841年，道格拉统治者又派大头人倭色尔率军7000人，进攻西藏阿里地区，以配合英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战争。清政府严命驻藏大臣孟保和西藏地方政府“痛加惩创”侵略军。经过多玉之战等多次战役后，西藏军队彻底打败了侵略者。1841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索康等人与道格拉人傀儡克什米尔大君的代表以及拉达克方面，签订了《拉达克条约》和《西藏条约》，两约规定：拉藏双方各守其境，永不生事端；拉达克继续按期向达赖喇嘛年贡，所有的商业往来亦按以前之惯例办理。听命于英国的道格拉统治者，虽未能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却在客观上策应了其主子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此后，英国逐步推进在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侵略活动，并以各种理由与方式，侵略西藏周边小国，且借机挑拨周边各国与西藏、达赖与班禅，以及西藏地方与清中央之间的关系，妄图将西藏变为其殖民地。西藏地方政府面对欧洲列强一次次的探险考察和武力试探，坚持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涉外事务，拒不与外国交涉，唯奉清中央政令。于是，老羞成怒的英帝国竟不顾国际信义，以通商谈判为名，行血腥侵略之实，在1888年公然武力侵略西藏，从此打开了西藏紧闭的大门，将其卑鄙、奸诈、无耻、凶残的本性，赤裸裸地展现在了善良的西藏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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