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

    原载《清明》2005年第3期，《作品与争鸣》2006第3期转载，《小说月报》2005年增刊第4期转载，《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4期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第5期转载，《领导科学》缩写转载，安徽省政府主办的《决策》2005年第9期转载，《现代快报》连载、《三晋都市报》连载，湖南文艺出版社收入官场小说集出版

    1

    早晨起来就看到天边有抹迷人的云彩，耀眼而灿烂地绽放着。我当时心里就在琢磨，今天是个生产喜事的日子。凡事都有个预兆，生产喜事的日子通常都是这样的，连天气都在巴结人。这不，一到下午四点多，我就得到消息：你们家邱耀明当选了！

    所谓邱耀明，就是我男人。所谓选上了，就是当上县长了。这几天县里开人大会，今天投票选举。广播电视都说了，本次人代会，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听听，是全县人民的大事，就不仅仅是我男人邱耀明的大事了。虽说是民主选举，但确实是提前做好工作的，上级组织和下边的群众信任我们家邱耀明，要他当这个县长，不想当都不行。选得上要他当，选不上也要他当。组织就是这个意思，不然怎么叫组织呢？没办法，从政的人有本事了，就只有当官的命。当官的人一路顺风了，就只有提拔的命。其他还能有什么出息？所以选举结果一出来，负责计票的大会工作人员刘惠就打电话告诉我，你们家邱耀明选上了——别看这句话十分平常，在我听来，它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语言。

    我们家邱耀明选上了，我男人当县长了。邱耀明当了三年副县长，当了一年常务副县长，当了一年代县长。四年前当副县长时，我的老同学问我：听说你男人是县长？我说是，但是副的，那个“副”字很难听，好象比别人矮了半截，还不如当局长听起来顺溜。再后来，又有同学问我，你们家邱耀明这回真当县长了吧？我说是代县长，给人家打工的。那个代字也不舒服，临时工，好象在替别人干活。现在好了，媳妇终于熬成婆婆了，成正县长了。

    别看我男人是县长，可他并不懂农业和农村工作。我男人是长期生活在城市，父亲曾经是市财政局长，算是娇生惯养长大的。高中毕业就参军，退伍回来就参加工作，后来就入党，就上党校，工作两年又上党校，再后来一不小心就成党校的研究生了。我男人当副县长时就常常因为认不清庄稼闹笑话。他不知道花生是生长在土里的，以为象西红柿一样挂在枝头。他看到农民在割韭菜时，他对农民说，你把它割了，又赶快种第二茬。农民告诉他不用种的，韭菜跟头发一样，剪了又会长的。他看到生姜时感慨系之，说现在农村发展了，连花草都长得这么旺盛，有人悄悄告诉他这是生姜。他大惊失色，说生姜竟能长成这样！可这并不影响他当县长。就象我们县医院的院长就是学兽医的，他照样可以管治病救人的事一样。

    我们家邱耀明回家时是晚上九点左右。那时的天空星光灿烂，众星围着一弯明月。车子把他送到小区里，秘书把他送到家门口才走。现在是县长了，安全便变得比以前重要了。全县就这么一个县长宝贝，虽说不象总统那样会担心有人暗杀他，而是要做做样子，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的特殊身份。

    邱耀明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脸色微微发红，显然是喝酒了。邱耀明平时很少喝酒的，他也很反对干部汹酒，有的干部喝多了就喜欢乱表态，酒后的决策往往就跟酒后驾车一样，带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当然邱耀明要尽尽兴的。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些人大代表的忠诚？人家好不容易把你选出来了，吃饭时连酒都不喝，那就过意不去了。这些投票选举你的人，今后工作都是要依靠他们的。县长干什么？说来说去，还不就是一张嘴，具体工作还得下面的人去做。他们做好做坏，与你的前途命运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与全县的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与全县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顿酒必须是要喝的，作老婆的我非常理解。平时我并不喜欢闻那酒味儿，再好的酒都有种刺鼻的感觉。可今天的酒味儿，香啊。

    邱耀明躺在沙发上不愿动弹，眼睛却色迷迷地看了我。我走到沙发边，仔细端详着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边质疑地说：“这位做爱时不停地说话，吃饭时声音很大的人，就真当县长了？”

    邱耀明点点头。

    “以后人家就叫你县长了，而不是代县长了？”

    邱耀明又点点头。

    我说：“与我的培养有关吧！”

    邱耀明摇摇头，说：“跟你不就是过日子睡觉吗？如果跟你在一起就能当县长，那大家还不要抢着跟你睡觉！”

    靠，什么话！

    这天晚上，我们快乐，我们兴奋，好象一切都重新开始了，连空气都换过的一样。我们有许多话想说，可又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话。我抚摸着邱耀明的面颊，他满脸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象一个得了高分的大男孩。

    邱耀明突然翻身坐起来，环顾左右，问我：“儿子呢？”我说他玩累了，睡觉了。邱耀明就走到儿子房间看了看，可能孩子已经睡着了，他在退出来关门时轻轻地对房间里躺着儿子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县长的儿子了。”然后又转身对我说：“你就是县长老婆了。”我说：“还是说县长夫人体面些。”邱耀明说：“都一样。”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选举任务，邱耀明得到处做工作，该打点的打点，该跑路的要跑路，算是焦头烂额了。因此也是好久没有亲近我了。男人是怪物，没情绪的时候，再怎么碰我他也没反应。这天晚上就不一样了，喜事驱动了邱耀明的情欲，激情随官涨起来。邱耀明从洗澡间出来，就催我赶快去洗，我说我不洗了，邱耀明提高了嗓门儿，说，“我用县长兼丈夫的身份命令你：马上给我洗好晾着，我有用处的。”我知道这家伙急不可耐了，穿着睡衣的身体上表现出了一些骚动。我洗到大半，还没擦拭他就进来了，在池子边上搂着我说，以前你是代县长的老婆，现在是县长的老婆了。我说，有代县长，却没有代老婆。邱耀明说，情人就是代老婆嘛。我轻轻地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听着：将来你当了再大的官，都不许找情人的。别人管不住你，可我管得住你。”

    邱耀明嬉皮笑脸地说，“那可是难说，哪天我就让办公室给我配个女秘书。”

    我说：“你敢！你要找一个情人，我就找十个情人！看谁厉害！”

    邱耀明说：“呵呵，这就不敢了。”

    邱耀明当然不敢。我这话不是说第一次，从他当官的时候起，我就警告过他，倘若他要找一个情人，我就找十个野男人，这下就把他吓住了。想想看，我要是找十个野男人，他当县长的脸就没地方搁了。官当得再好，可老婆偷人，那也体面不到哪里去。当然，这些话我们是在开玩笑时说的，可彼此也能听出来有当真的成份。

    玩笑归玩笑，我男人邱耀明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他能干，他成熟，他大气，他不喜欢做鸡肠小肚的事。他心里最重要的人是儿子，最重要的事是工作，考虑最多的事是老百姓的利益。他可不象有的男人，一当官就变样了，泡小蜜包二奶什么都干。那种男人我看不起。邱耀明不这样。邱耀明不仅仅是没那个胆量，更主要的是他对女色没多大兴趣，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了。再说了，他三十七八岁，我只比他小五岁，我也足够他享用了。工作能力我不弱，相貌我也过得去，在床上我也不比别的女人差，只有他满足不了我的可能，不存在我满足不了他的问题。他要真有那个外心，我不把他折腾得半死才怪。

    这天晚上邱耀明是来兴致了，在侵入我的领空之后一路威风，我称他是权力点燃了激情，怎么一当县长就骚了。他傻乎乎地笑着，说要让我吃饱。他知道的，我好久都没什么感觉了，一直处在低迷状态。结婚时间长了，保鲜期早就过了。邱耀明就有些不理解，他说，你们女人家嘛，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站着吸风，坐着吸土，躺着吸被褥——你好象不这样。我说就这样吧，老夫老妻了。邱耀明见我最后还是很很被动，叹口气说，唉，看来要你吃饱，只有换人了。我说我不要替补队员，你就凑合着吧。

    当然，这只是我们夫妻俩开玩笑，是关在屋子里面的私密玩笑。玩笑过后，邱耀明就很困倦地说，本县长要睡了，说罢背过身去，微微地蹶起屁股，蜷缩着，这是他睡觉的标准姿势，他这样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

    可是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琢磨着我们的灿烂未来，心里暖洋洋的。见我男人的手机没关，我便给他关掉了，怕突然来电吵醒了他。半夜，我男人醒来了，看看床头柜上的手机，说，你怎么给我关了？我说怕吵醒你。邱耀明说：“以后晚上不许关手机了，要是有突发事件找我怎么办？那不就误事了吗？”他说着，又把手机打开了。可是，一个晚上都没接到突发事件的电话。

    2

    别人提拔了都要请客，以示祝贺。我们不能。因为邱耀明是县长。县长可不是别的官，在本县算是最大的官了，最大的官已经用不着请客了。在这里，他就是皇帝，他就是总统，是我们县里的总统。我们县里的总统就是我家男人邱耀明。

    提拔县长了，也不象别人提拔那样有人祝贺。反正没人对我说祝贺你，但不知道有没有人祝贺他。可是，有一点变化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了，比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很少跟我打招呼的人，现在见了我都是忽然眼前一亮，我真弄不明白，是他们变成了明灯，还是我变成了明灯。总之他们都对我十分地热情了，热情得使我感到很累了，我走在路上，总有看不完的笑脸，打不完的招呼，应付不过来的表情。为此我耽误了许多时间。当然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当局长跟当副县长是不一样的，当副县长跟当常务副县长是不一样的，当常务副县长跟当代县长是不一样的，当代县长跟当县长是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层层递进，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感觉越来越美好了。人们常说夫荣妻贵，这话俗到极点，可俗到极点的话往往更接近真理。实际上，真理跟谬误只隔一层皮。穿过那层皮，要么是真理，要么是谬误。

    我们家里的客人向来就很多，一部分是来谈工作的，一部分是请邱耀明帮忙的。以前他们来时都非常随便，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所以大家都说邱耀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当县长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客人照样来，但他们更加谨慎了。来前要打个电话预约一下，进门时还有机警地左顾右盼。那些目光几乎都是怀着一份虔诚的心态，有些诚惶诚恐的了。对于接待客人这项工作，邱耀明以前就向我交待过，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人，凡是进门的都是客人，都得以礼相待，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现在来了客人，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样子，泡茶，递烟，客人一走，留下一盒盒烟灰，一杯杯废茶，还有看不见的尘土，这些都是由我来清理。我就成了我们家的保姆。所以我常常感到太累。

    我们确实到了的找一个专职保姆的时候了。第二天，我就在保姆市场去挑选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孩。邱耀明说了，给我们家当保姆要经过政治培训才行，要能过政治关。假如这一关不能过，那她就成家庭特务了。保姆叫小红，我把小红带到家后，我和邱耀明就给她上课，我说：“你就是这个家的半个主人了。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服务。将年龄大了，我们负责给你找一个满意的工作，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小红听了很开心的，脸上红扑扑的，咧嘴冲我们直乐。我又说：“你在家里，有此致规矩要讲，不能听的不要听，不能看的不要看，不能问的不要问。我是指涉及家庭和工作的事情。”

    小红有些不解，眨巴着眼睛说：“阿姨，这个保姆我还怎么当？不能听，不能看，不能问，我就不明白了。我当过保姆，别人没象你们这样要求的。”

    看来这个保姆也不一般，一来就敢向主人这样讲话，反而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说：“我们家不一样。你知道你叔叔是干什么的吗？”

    小红只摇头，说：“不知道。”

    我说：“是县长，县长家就有县长家的规矩。你在别人家做过保姆，可就是没在县长家做过。所以有些事要特别的叮嘱你。”

    小红突然阴着脸不高兴了。我本以为她听说这是县长家会高兴的。可她并不。我问她怎么了，小红说：“阿姨，我不想在这里做。”

    邱耀明说：“这孩子，怎么不想做？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你说说为什么不想做了。你说说。”

    小红躲闪着邱耀明的目光，吞吞吐吐地说：“他们说，当官的没几个好人。阿姨，这可不是说你们啊！你别多心。”

    邱耀明哈哈大笑起来：“谁说的，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如果当官的都没几个好人了，那当官的领导下的老百姓还会有好人吗？真是奇谈怪论！”

    小红有些不好意思了，说：“我也是听他们随便说的。不当真。”

    我又问小红说：“我们给你双倍的工资，你做还是不做？”

    小红说：“做。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我的。”

    小红长得好看，一副俊俏模样。我带着她到商场买了几套像样的衣服，让她把以前的那些衣服都扔掉，不要再穿了，太土气了。可小红不肯。小红说旧衣服不穿了，以后拿回家母亲可以纳鞋底，还可以给小孩子做尿片，舍不得丢弃的。

    小红一打扮就花枝招展了，哪像一个保姆。谁见了都夸她长得好看。邱耀明也很喜欢。他说，有个漂亮女孩在家里做事，家里显得很有活力，很生动。

    有保姆了，家里的许多杂事用不着我操心了。我可以轻闲一下了。说是轻闲也轻闲不到哪里去，我只是改变了工种，从洗衣做饭的杂务中摆脱出来了。我在家里的主要任务就是接人待物了。一个县长家，来的都是贵客，虽说不是谈笑有鸿儒，但确实是往来无白丁。真正的那些普通老百姓是不来的。一个县长，区区处级，别看在市里省里比苍蝇还多，充其量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到了县里，却是至高无上的了。在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干部眼里，多少还笼罩着一些神秘色彩。这便是无白丁的缘故。来的都是各部门和县委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这些头头脑脑带着各自的利益和工作来到我家。我们这县长家里，潜藏着他们的美好前程和幸福未来。

    除了县级领导外，一般领导都不会空手而来的，他们或多或少手里要拎点什么东西，几条好烟几瓶好酒，或其他什么东西。绝对都是拿得出手的高档商品，不是那些随手可得的东西。真正手上没有东西的客人，那可能就是送大礼的了，因为他们用不着拎在手上。他们来了，保姆小红开始就很好奇，总是要偏着脑袋偷偷窥视，看看他们又送的什么。那目光里充满了惊讶。我理解她的，一个农村孩子，走的是村庄农户，看的庄稼地，以前来县城当保姆也是平常人家，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突然看见这么多人总是带着包装精美的高档商品而来，尽管她未必知道商品本身的价值，但从那些包装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高贵档次。她没有理由不惊讶的。

    毕竟，我们夫妻都是受过多年教育的人，而且都是党员干部。什么是腐败，什么不是腐败，我们心里是有数的。我们夫妻俩都是嫉恶如仇的人，对那些动辄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的高级腐败人士，我们不仅仅是恨，更多的是鄙视和不理解。人一辈子就那么长时间，为什么要弄那么多钱？用得完吗？弄了一大堆，还没来得及享用的时候就进班房了，后面的半辈子全毁了，即使那些钱不没收，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我发现，那些巨贪十有八九都是弱智。脑细胞都死了，只剩下钱了。我在和邱耀明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永远不会以权谋私，永远不会索贿受贿，也永远不会触及法律的底线。早在前年邱耀明当常务副县长时，他分管交通，那里有不少公路建设投资，有个老板就给他一次送过十万块钱，邱耀明二话没说就交给了纪委。公路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该怎么办怎么办，绝不会因为有人送钱就能得到工程项目的施工权。去年他们决定要盖新的政府办公大楼，有人给邱耀明送钱，也拒绝了。后来完全是公开招投标的。至于人情往来中的一份薄礼，一份心情，我们还是会领略的。

    面对这些来必送礼的人，我早就习惯了，从邱耀明当局长开始我就习惯了。不习惯接收礼物，就不配做领导夫人。我们并不是喜欢别人送礼，我们更不会索要，而是无法抗拒。这是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的难处。你要彻底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甚至拒绝了你自己的政治前程。以前我们搬家时，别人给我送一台刚刚出来的液晶电视机，听说很昂贵，邱耀明是坚决不要，请人抬回去，退给了人家。结果人家到处说老邱耀明的坏话，说邱耀明是什么人？不就是个伪君子加政客吗？要多么难听有多么难听。如果收下了，反而会没什么事了。也就是说，拒绝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与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你如果一味拒绝，那就意味着你这官当不下去了。连下属对你的敬意你都不要，你要什么呢？你今后还怎么领导人家呢？还怎么开展工作呢？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我们家有个专门的小房间，原本是作书房的，后来就让它专门堆放各种礼物。那天我清理礼物时，真是吓了一跳，那么多名烟，名酒，还有名牌服装，名牌手表等，我都眼花缭乱了。我把邱耀明叫来，让他过目。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说怎么会这么多。邱耀明抚摸着一个钻戒盒子，自嘲地笑笑说：“我们离腐败还有多远？”

    我说：“这年头，连腐败都不会，还当什么领导？”

    邱耀明有点不屑地说：“呵呵，真是没过见世面，不就是这么些东西吗，也腐败不到哪里去。”

    我说：“如果万一说是腐败的话，那也是那些众多送礼的人共同培育的。”

    邱耀明说：“对，你说这话就对了，如果把是腐败，也是他们共同培育的。”

    我们两人在房间里笑了一回，有点恐慌，但心里还是感到很滋润。因为这些礼物，远远超出了权力本身的意义，那是人们对领导的一片忠诚和一份敬意，他们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表达的时候，就只好通过实物来表达了。这就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是任何当领导的人摆脱不了的一个现实。所以，这些礼物往往能让人感到做人的尊贵，做官的尊贵，特别是感到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官的尊贵。过分的清高，也就等于自轻自贱了。我对邱耀明说过，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要懂得在服务中享受服务的乐趣。如果只知道服务而不懂得享受服务的乐趣，那天底下就没有人愿意当官了。为什么世世代代都不愁当官的人，就因为当官是有乐趣的，而且其乐无穷。

    3

    一晃就中秋节了。保姆小红提出要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同意了。她在我们家做了三个月了，她的表现让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这里，别人给保姆每月三百元，我们给五百元。小红当然就是我们这里的上等保姆了。在我们这个县城，保姆怀孕的事情很多，时间长了，跟男主人有了感情，或者男主人色心重，背着妻子打小保姆的主意，这种事情也多。所以有好多女孩不敢在城里当保姆，家人不放心。可小红不一样，她在我们家是绝对安全的。而且她生活得体面，象我的小妹妹一样。她每天买菜回来，都有人跟她亲热地打招呼，好象她也是我家的人一样。那天小红对我说，她在我们家做事，就没有当下人的感觉，而是半个主人。这也是她勤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红想回家看看，我对邱耀明说：“你看，她在我们干得也不错的。她要回家，我们总不能让她空手回去吧，你看是不是让她带些东西回去？”

    邱耀明说：“这事你安排就行了，问我干什么？如果这些事都要问我，我管得过来吗？真是的。”

    我说：“在外面你是县长，在家里你是家长，我得跟你说一声啊。”

    邱耀明把目光收回，盯到了手头的文件上，说：“我知道了。”

    于是，我给小红准备了两瓶酒，两条烟，还给她了一百元钱，这是除正常工资之外的馈赠。这些加起来也值两千块钱了。小红特别懂事起来，她死活不要。她说：“阿姨，我有工资的，我只要我正常的工资收入。你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能不要的。”

    我问她：“为什么不要？阿姨给你的，你拿回去看望你父母。”

    小红说：“太贵重了，我会不好意思的。”

    我说：“你拿上。你不要我就生气了。”

    小红真怕我生气，这回才把礼物收拾好，打了一个包裹，准备提回家。我见她那帆布包太土气了，便送给她了一个皮箱，让她带着皮箱回去，皮箱看起来顺眼一点。三天后，小红回来了，给我带来了一块腊肉，是她母亲熏制的。小红说：“阿姨，家里知道我给县长当保姆，高兴死了！”

    我说：“是么？”

    小红说：“以前我们家总受邻居的欺负，他们知道我给县长家做事了，不敢欺负我们了。”

    我感到好笑，作为女主人的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可又觉得很正常。在一个县里，给县长做事的人还受人欺负，于常理不符。我对小红说：“以后谁欺负你们家，你给我说，我给你们的乡长打招呼，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的。当然，也不能允许你们欺负别人。”

    小红说：“他们可是知趣的，以后就不会欺负我们了。我父母都是忠厚人，怎么会欺负别人啊。”

    小红这样说，就叫人觉得她很懂事。我告诉她，你在我们家，要学会做事，也要学会做人。做恶人不对，做软弱的人也不对，人就是要活得堂堂正正的。小红嫣然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学生一样连连点头，然后给孩子洗衣服去了。

    4

    以前我们县妇联会主任刘惠是喜欢到我家玩耍的，副主任吴莲莲也喜欢来。自从邱耀明当县长后，她们就不来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关系的改变，而是她们很自觉，怕打扰我们。我曾经邀请过她们，吴莲莲说：“其实我有时也很想到你们家去，总考虑老邱当县长了，家里人多，想聊聊天也不方便了。”

    我说：“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有时一连几天家里没客人的。”

    吴莲莲说：“客人多了也烦。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我们妇联会十五个人，全是女人，单位卖旧报的钱全买了女人用品。在县委，妇联会是一个说起来重要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的单位。换句话说，如果把妇联会撤消了，县委工作一点都不受影响，确实是可有可无的单位。在妇联会工作的，又大都是县级部门领导的家属们。我们这些女人们后面，或多或少都是有些关系的。因为这里轻闲，好玩，责任不大，适合于胸无大志的女人们，所以大家拼命往这里挤。早在几年前就说超编的，县编制委员会多次说过要裁员，结果是越减越多，从九个减到十三个了，弄得办公室很拥挤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碰上别人的屁股。有时觉得，好象满屋都是屁股。

    我们清闲，我们热闹，我们也很好玩的。一群女人在一起，团结友爱，象大林子中的杂鸟，成天叽叽喳喳的。我们通常是一个阶段一个话题。有时我们议论当下出现的奇人怪事，有时我们也谈谈国际形势。有时候，我们会把无聊上升到趣味的高度，比比同胞们的乳房，也能比得妙趣横生。我们看谁的最大，谁的最圆，谁是口袋奶，然后就笑翻天了。副主任吴莲莲是离异的，乳房发育极好，通常是人没进门，乳房就先进来了。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男人，离了几年都没找新老公，她说得最可怜，她叹着长气说：“我这奶子除了我自己摸摸，几年来都没人摸过了。”吴莲莲说得悲哀而绝望，把刚刚分来的小女生脸都羞红了，一头扎到另外的办公室去，躲起来偷笑。而刘惠却笑岔了气，咳了半天才缓过来。刘惠马上给我们布置任务，号召大家群策群力，凡是发现了合适的男人一定不能放过。不久吴莲莲就跟银行一个离异的副行长谈上了，是刘惠做的媒。这位副行长天生一副好嗓子，颇象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所以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就叫“怕瓦落地”。结婚那天，我们去祝贺，他就给我们唱了一曲，吴莲莲很是得意。刘惠破例给吴莲莲放了十天假，说她缺失了这么久，让她好好“补课”。

    我们妇联会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减肥。整个妇联会对肥胖都充满了恐惧，肥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吴莲莲说女人就怕胖，一胖腰就不见了。女人没有了腰，男人就不喜欢了。刘惠长到一百一十斤就天天锻炼，我长到一百零五斤就定格了，不再长了。她们说我的形势最稳定，全身的肉该多的地方多，该少的地方少，整体布局比较匀称合理。但大家的自我感觉都很好，一个赛一个。

    我们清闲，但我们并不是一点事情没有，主任刘惠会给我们找事做的。在全县各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哪个女人受了欺负，受了伤害，刘惠主任就率领我们挺身而出了。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的人，通常是那些臭男人，所以刘惠说，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断地与男人们做斗争，我们每天都在掀起妇女解放运动，让女同胞真正地站起来，做当家作主的妇人。

    刘惠是很泼辣的女人，县委大院里有人叫她“公女人”，“铁母鸡”。共青团有个女孩子嫁了老公的第二年，老公便开始打她。她的老公是税务局干部。多次挨打之后，她就哭着找到妇联会申冤。刘惠非常气愤，说：“真怪，打老婆的男人通常都是农民，怎么国家干部也打老婆？这不行，此风不可长。”

    刘惠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对策。我们说这位打老婆的税务局干部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刘惠说：“农民打老婆是没文化，不懂道理。道理是讲给那些不懂道理的人。这位干部什么道理都懂的，光讲道理不行。你们也不要太相信道理的作用。”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组织了一支精兵强将，五六个女人一齐出动，浩浩荡荡开到国家税务局，大有兴师问罪之势。税务局长把那个打老婆的干部叫来，让他面对众多的妇女检讨自己的行为，说说他为什么要打老婆，打老婆有什么好处，你能获得哪些利益。如是说不清，你就别想走。这位税务干部弄得很难堪，说这是他们家务事，是家庭内部事务。刘惠说：“对于你是家庭内部事务，对于我们就是份内的工作。你若不改，以后你打老婆一次，我们就打你一次。看谁打得过谁。你打你老婆身子，我们打你脸。这就叫以暴制暴。”

    这位税务干部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男人，是爱面子的人，他不怕别的，就怕妇联会的女人们跟他纠缠不休。我们这天去的人中，我是县长的老婆，还有个县委副书记的老婆，还有一个是公安局长的老婆，最小的是人大主任的女儿。一个个都是能说会道的，不用担心摆不平他。

    自从那次之后，这位税务局干部真的再也没打过老婆了。我们都说刘惠厉害，连哄带吓就把妇女合法权益夺回来了。共青团的那个女孩说，妇联会还真管用。

    刘惠在工作上有办法，可她男人在家里就相形见绌了。她男人是工商局副局长，是有名的怕老婆的角色，在家里一向是言听计从。大家都知道他是妻管严。有天我们跟刘惠开玩笑说到这事，刘惠说，哪里啊，我老公就是那样的脾气。他总认为我职务比他高一点，影响比他大一点，他就习惯听我的了。还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其实他个性就那样，很内向的，并不是我压迫了他。

    刘惠说这话后，便把我单独叫到了她的办公室，说：“我们妇联会的副主任吴莲莲马上就要调走了，有一个副主任缺额，我考虑你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已经跟组织部谈过了，他们过几天就要考察。你要有点思想准备。”

    我感到有些突然，我说：“我行吗？我可对当官没兴趣。”

    刘惠说：“你行，你一定行。而且会干得很好。”

    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不会是看邱耀明的面子吧？”

    刘惠哈哈一笑，说：“假如他不是县长，这回也是会考虑你的。你的工作同志们都有目共睹的。”

    要提拔我当副主任了，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说不清。副主任这种职务对我没有诱惑力，但我心里还是舒服的。邱耀明回家后我对他讲了，他摆出官架子说：“你工作上的事我不管，这是原则。用我的职权，我可以把你放在某个局长的位置上，但我不会这样做。至于县委要提拔你，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谁知保姆小红听到这话了，插嘴说：“阿姨也要当领导了，难怪我昨晚做梦，家里开了许多鲜花呀。”

    小红的话惹得邱耀明直乐。这孩子就会说话，就会讨人喜欢。我常常想，她要是城里女孩，真是个人见人爱主儿。可惜就是书读少了一点，要是能读个高中毕业，就凭她的长相，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

    5

    人家都说官是一张纸，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让你当，说当就当了。任命文件一下来，我就成妇联会副主任了。除了名称变了之外，其他什么都没变，工资不涨一分，办公室也在原来的地方，我还是我。所不同的是让我管管单位里的一些事情。

    就在我当副主任的第二天晚上，刘惠约我到街道上的茶室里喝茶。入座不久，刘惠就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点意思。专门给你买的。”

    我问她里面是什么宝贝，刘惠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打开盒子一看，是一枚白金戒指。我说：“是你提拔我当副主任的，应当感谢你，你怎么还给我买东西？这不是把关系颠倒了么？”

    刘惠说：“现在是我有求于你。你如果方便，此忙可以帮，你要觉得为难，就不帮。”

    我真佩服刘惠这女人。她连在求人的时候都是理直气壮的，亲切而友善，甚至还夹着一点咄咄逼人的气势，没有半点低三下四的味道。让你不得不考虑她的请求。如果不给她帮忙，好象损失的是我。

    面对我的上司，我也为难了。尽管老公是县长，可县官不如现管。刘惠这女人的工作能力我还是心服口服的，论她的才能，当个副县长也绰绰有余。应当说，我们的私人交情一直是很好的，况且她对我一向都不错，她也是第一次求我办事，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只好讲讲哥们义气了，我说：“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帮忙的，你尽管说。本人在所不辞。”

    刘惠就直说了。是为他老公的事。

    他老公是工商局副局长，副职当了五年了。眼下局长59岁，马上就要退休了。那么局长这个位子就是虚席以待。可是，工商局两个副局长，刘惠的老公是排在最后面的。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顺序，还轮不到她老公坐局长这把交椅。她老公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论能力当局长是没问题。可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够局长的人远远不止他一个，而是太多了。遗憾的是，位子只有一个，职位的供需矛盾就显得非常突出了。这就有了竞争，有了明争暗斗。于是就有了刘惠找我的这次行动。

    我当然要把目的和意义弄明白。我问刘惠：“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刘惠说：“这就看你怎么做了。你跟组织部长关系也很好的，可以私下找他聊聊。你说话比我管用，而且我自家男人的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九个常委里，我就只想专门跟组织部长说说，再跟你老公说说。”

    我说：“邱耀明那里，是你说还是我说？他是我丈夫，我说话倒也方便。不过他说过了，这些事不许我插手的。”

    刘惠说：“我找过邱县长了，他是同意的。你就不要专门说了，可以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吹吹枕头风，旁敲侧击地提一下。”

    这算是一项政治任务了。

    从情理上讲，刘惠的男人能否当上工商局长与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这个忙我不帮，我不认真帮，我有一百个理由解释，而且都不会损害我和刘惠的朋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可是，事情远远没这么简单。作为县长的老婆，我不能让刘惠觉得我是个办不了大事的人。如果她认为这女人办事不行嘛，那我在她心里就死了。这似乎不是让她失望的问题，而是不能让她小看我。这就让我想到帮忙的本质意义了——她老公得不到局长，但也不丢失什么；我帮不上忙，我得不到什么，但我却丢了面子。在这时候，帮忙者与被帮忙者之间，意义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我要的是意义，她的要是目的。

    刘惠无疑给我出了一份难题。我不是组织部长，不是常委，仅仅只是县长的老婆，仅仅只是跟组织部长是朋友，要让刘惠的老公顺利当上局长，名不正言不顺呀。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可时间不能再拖了，当官这事儿，你一拖，别人就抢先一步了。大家都在见缝插针地托关系，慢一拍，你就慢了一个时代。

    我也只好豁出去了，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组织部张部长家。部长家里没有客人，两口子正在商量新房装修的事。张部长五十多岁了，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一直把他叫大哥，他也一直把我当小妹看。他仕途上是比较顺利的，从乡长到部门领导，几个重要部门都呆过，最后到了组织部，算得上是一个忠厚人。可他儿子却不成器，好不容易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大学，除了学会了做爱之外，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倒是有了一串串女朋友。毕业后在外面闯荡，因为抢劫给抓起来了，判了重刑。家里就两个大人，过得也很孤单的。

    张部长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他就没想到我会去看他。听他们说装修房子的事，我就一口夺过话题，拿出一副少有的豪爽之气说：“你们别讨论这事了，我给你们找人装修！其他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

    张部长说：“不行不行。怎么能麻烦你？”

    我说：“不麻烦。我很方便。”

    说不麻烦也确实不麻烦。县政府正在建设新的办公大楼，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到我们家去过，说以后有什么小装小修的事情可以找他，他象一颗棋子一样闲置着，这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张部长的房子一百三十平方米，按照我们这里的价格，有五万元的材料，就会装修得比较豪华了。而对于这家建筑公司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李总。这位千万资产的老板满怀喜悦地答应了。你听李总怎么说：“高贵的县长夫人，这事你用不着亲自出马的，给我打个电话或捎个口信，我就给你办妥了。”看他那模样，好象不是我找他办事，而是他求我办事似的。让他装修，是我把他当人看。

    办这一切事情之所以这样顺利，我明白，我是沾了我男人是县长的光。我的身后构筑了一个有目共睹的政治背景。虽说邱耀明本人没出面，也用不着他本人出面，但他在暗处，依然可以光芒万丈，依然可以照射到平时看不见的地方。这便是权力的魔力与魅力。

    6

    张部长的房子装修好了，刘惠的老公也当上了工商局局长。我完成了一场多人参与的政治游戏，每个人都成了大赢家。张部长和刘惠都非常感激我。但这不是一种人们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因为本身没有任何交易。张部长的房子装修是建筑公司负责的，他们已经通过正常渠道从工程上得到了巨大好处，他们自觉自愿地出点血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刘惠的丈夫当上了工商局局长，算是人尽其才，他本来就具有当局长这个水平，而不是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张部长对给我透露过，工商局长的人选问题早就考虑过刘惠的老公。只是那时老局长还没退下来，时机还不成熟。言外之意，如果我不帮部长装修房子，也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竞争过程中主动出击的一种积极措施。

    这中间我起到了桥梁作用，甚至是杠杆作用。该办的都办好了，那么我得到了什么呢？仅仅是刘惠送我的一枚戒指吗？我可不是那种看重蝇头小利的女人。那白金枚戒指的价值我早就用另一种方式转送给别人了。也就是说，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都没得到。但我得到了一点：就是快乐。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刘惠拍着我的肩膀说：“张素珍，到底是县长夫人，什么大事在你手里都能办！”

    张部长迁新居时，我和邱耀明亲自去祝贺。他家的房子装修得很不错，有一半材料都是进口的高档货。他们家去了好多人。除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外部门的头头脑脑，还有一些想成为头头脑脑的人。他们正走在仕途的路上。我发现，这些去道贺的人基本上不久坐，去了，送一个红包，打个招呼，然后就走了。因为如果大家都坐，那屋子就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们走了，还有下一茬人要来。上大学要送礼，当兵入伍要送礼，结婚要送礼，提拔要送礼，搬迁要送礼，死人要送礼，生孩子要送礼，礼尚往来已经成为干部职工们的一项重要支出。这个在县城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如果你逃离了这个圈子之外，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你有天大的喜事都只会是冷冷清清的，甚至你在单位根本无法立足。别以我们家有个县长，你不求别人，只有别人求你，其实不然，我们也得到处送礼。

    在我们县里，也有个别不送礼的。是县科委引进的两个大学生。他们是夫妻，却不生孩子。工资不多，每月都送，最后就送穷了，他们几乎成了干部队伍中最穷的人。他们只给别人送，偏偏就没有机会让别人给他们送。两口子想尽千方百计的办法要生个孩子，只要添了孩子，就有机会让别人给他们送礼了。生孩子要送，满月要送，就可以收回成本了。可他们偏偏有毛病，不能生育。后来就干脆不给别人送了。再送下去，他们真是揭不开锅了。可单位里，不是这家老人过寿，就是那家结婚，你不送，就得罪了人家。两个夫妻人材，便成了讨人嫌的人。只好辞职，去了深圳。邱耀明亲自去挽留过他们，希望他们留下来，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张部长在乔迁新居后不久，给我送来五万元钱，说是装修费。他交给李总，李总不要，张部长就托我转交给他。张部长把话说得很清楚，他只是要把房子装修好，并不想占谁的便宜。这钱，一定要给出去的。他不能白得人家的好处，否则就说不清了。我对张部长说，李总既然不要，你也别给我，你自己找个机会再给他便是。张部长也感到为难，又把钱带回去了。走时对我说：“张素珍，我这个房子的装修，你功不可没！我还是非常感激你的。”

    在我心里就只需要这些赞赏和褒奖。因为我是县长夫人，县长夫人就应当有县长夫人所具备的能力和能耐。就跟我男人邱耀明到哪里讲话都有一个固定的位子一样，我也应当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我绝不能让别人说：“你看那个张素珍，还县长老婆呢，什么事都不能办。”更怕别人说：“你看那张素珍，老公当了县长就摆臭架子了，找她办什么事她都推辞！”我张素珍不能让别人小看，不能让别人说我有臭架子。只有把亲朋好友的事情办好，才能成为受人尊重的人，走到哪儿，人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

    一个人，办事顺了，受到别人尊重了，就会活得特别精神，特别自在。不仅仅是把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它还会调动起我们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会让人觉得生活真是美好而滋润，有一种沉醉和浸泡的感觉。对于生活的感受和态度，是我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也是在任何书上看不到的，只有自己慢慢体味。如果一个没有阅历的人问我：有滋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告诉他：这种生活通常是可以咀嚼的。咀嚼了，咽下去，能让你心身饱满。

    保姆小红对我说，“阿姨，你好象越来越年轻了！”我问她：“你看我有多大年龄？”小红说：“反正不到三十。”我说：“其实我三十五岁了！”小红说：“一点都看不出来。”小红这孩子，一方面是恭维我，讨我喜欢。一方面也是真话，我确实年龄显小。

    别看那些自以为时尚的小女人，她们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都是用小瓶涂料涂上去的。刮掉表面的那层粉末，她们一点也不比我年轻。而要让她们办我所办的这些事，她们除了用身子交换外，就只有喊天叫地。比起她们，我就活得有意义多了，有价值多了。她们的自在放在脸上，我的自在装在心里。

    妇联会进行了重新的分工。刘惠主管全盘工作，我分管办公室和财务。不知道刘惠是出于信任还是感激，她把财政大权交给了我，同志们报销发票或发放工资都要我签字了。在一个机关，财权是最核心的一个权力之一。除了是空壳单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小看它。刘惠知道我的德行，我这人不贪，不占，说实话也看不起这些小钱，把财权交给我，她当然一百个放心。

    这份财权由刘惠一手掌管时，我当初并没把它放在眼里，因为妇联会是穷单位，清水衙门。交到我手上后，我才发现，在报销票据这些看不起眼的小事上，单位上的女人们居然看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她们到外地出差回来，总要给我捎带一些东西，算是礼品，然后就拿出一叠发票来，让我签字。在我审核发票时，她们的目光里还是有些躲躲闪闪的，外省外市的发票，谁也不知它们的真假，我也用不着一张张地细看，挨挨儿签字报销即可。这使她们非常高兴，说我真好，管得比较宽松。我也想过了，她们出一次远门，最多也不过花几千块钱，不会超过一万的。即使营私舞弊，又能弄多少？咱们是穷单位，就靠财政拨款，大家除工资奖金之外没有别的油水。她们趁出差之机搞一点外块，我睁只眼闭只眼，让她们有点小小的惬意和窃喜，改善一下心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既无损于党风，也无损于正气。我还可以落个好人缘，何乐不为？

    当一个人有了一些权力之后，再回头来重新审视权力，你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奥秘。我在大学时候，包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权力是一种藐视的态度，我看那些当官的人，不少人都象小丑。因为我父亲以前也是县里的局长，大小是个官。除了干活多，老是加班加点，常常落得我妈对他的抱怨外，我没有看出他跟别人有什么两样，也没有什么自豪感。对于其他的官场人物，比如县长局长之流，我则统统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县里就这么大一块地方，你的权力也不过如此；你就那么个学历，最多是个研究生，水平也不过如此。他们这些头头们常常来我们家的，来则安之，走则去之，我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异乎寻常的东西。我常常这样思忖：你当你的官，我做我的平民百姓，咱们行端坐正，我不贪赃枉法，我不反党叛国，你权力再大也不能乱用，你奈我何？所以对于权力，对于权贵，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向往。在我的心中，那些古代那些蔑视权力和权贵的名士们，都是我崇拜的精神偶像。我就佩服他们活得像人，活得很自我，周身散发出铮铮铁骨的硬气和强光，支撑着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总是有着矢志不渝的力量，从来不会因为权力或权贵而摧眉折腰。他们几乎成了我心目中的圣人。

    然而，这么多年的行政工作经历，特别是邱耀明当了领导，今天我自己也成为妇联会副主任之后，我发现我以前的想法确实幼稚可笑。我身边的无数事实证明，只要你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你对权力和权贵的蔑视和不屑都是暂时的，或一时的。而永远伴随你的，便是你终身对权力的顶礼膜拜。我有时就明显感觉到，权力就象子弹一样穿透着你的灵魂。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大存在，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大威力。

    我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权力过程的终极考察。走在马路上，交通警要管你；住在小区里，物业要管你；坐在车上，乘警要管你。呆在单位里，主任要管你。即使成了病号，医生还要管你。总之，只要是人，你就时刻处在权力的制约中。天下没有顶天立地的权力，没有漫无边际的权力。而权力却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摆脱权力的制约，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蔑视权力的存在。但权力也是个非常有弹性的东西，你自身的权力大一分，制约你的外在权力就少一分。如果除了自然人的基本权力外，任何权力都没有，那就处处受到他人权力的制约，那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了。所以，通常人们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去获得权力，壮大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综合力量。

    我跟邱耀明交流过这些看法，他也认为是这么回事。我们并不想作什么政客，而是面对现实进行的一些思考。我们毕竟是有知识，有头脑的人，又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不可能对当下的事物或现象麻木不仁。这是我们的职务形成内在的驱动，它激励我们去思索这些问题。邱耀明说，人真是个怪物，他在当干事时，不敢梦想自己要当局长；当局长时，没想到要当县长。当了县长，才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当县长。我开玩笑说，要是以后当市长呢？邱耀明说，我从来不怀疑我的能力，但未必就有当市长的运气。做官这事儿，能力并不是唯一的考核条件，还需要政治运气的。

    7

    邱耀明当县长也当得很顺，威信是越来越高了，影响是越来越大了。标志就是人人对他毕恭毕敬，个个对他惟命是从。这种情况是好是坏，现在很难说。人们过分地对你毕恭毕敬和惟命是从，非常容易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或者说权力已经过分集中了。这里面就掩盖着一种假象，表面上人们都听从你的，好象心服口服，其实肚子里满腹牢骚，对你意见很大。只是你在台上，你是最高决策者，人家三缄其口，不想说出来，说出来也没用。而对于当权者自身，有可能是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是导致惟命是从的一个原因。当然，但愿邱耀明不是这样的领导。可是作为领导者，不论官大官小，都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也都希望别人对你绝对服从。

    邱耀明的绝对领导权威引进了刘惠的关注。她是个善于观察政界动向的人，她能够从权力的运行状态中做出精明的判断，从而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谋划，有天她悄悄对我说，趁你们邱耀明在台上，你把一些该办的事情办了。我问什么事是我该办的？刘惠说，“你说你张素珍，怎么就不明白呢？邱耀明才四十出头就是县长，下一步不是县委书记就是调到市政府了。他调了，你也得跟着调走呀。趁现在机会好，你先弄一个正科级，以后调动了，组织上也好给你安排职务。如是你一直是副科，将来调上去也不好安排。凡事得从长计议。”

    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想到的，你替我想了。可是，我要办成正科级，就得当主任，我当主任，你怎么办？”

    刘惠说：“那你就要设法把我弄走呀？”

    我问刘惠：“你想到哪去？”

    刘惠说：“有个地方领工资就行了。”

    “可你是主任，你要调走，就得给你安排合适的岗位。至少也是哪个部门的头头。”

    刘惠说：“随便。我这人好说。”

    我知道，刘惠说得这样冠冕堂皇，好象她只为别人考虑，就没为自己考虑过。实际上，这正是为自己下一步做的打算。这一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刘惠是个能干女人，在县委大院混的时间长了，就有了一些政治企图，这是人之常情，也不能说她不对。正因为我跟她关系好，可以从平时的言谈话语中表现出来。对于有政治理想的人来说，科级干部实在是太小了，没有足够的舞台场地施展拳脚。可是，她要往上去，弄个副县级，我是爱莫能助。毕竟我只是一个副主任，老公也只是个县长，在这事上是不能动用邱耀明的那点面子，而且那点面子也不管用。充其量我只能制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遇到上级领导，要说刘惠如何如何能干，是块当官的料子，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我回去之后对邱耀明说了刘惠的一些想法。我说刘惠想进步一下。邱耀明说：“这事你不要插嘴，县级干部是市委管的，不由我们说了算。如果确实她不错，而且上面有那个意思的话，我们能帮忙的，就是在考察的时候美言一句。”我说：“可她还说了，她走了，我就可以当主任。转成正科级了。将来到了市里也好安排。”邱耀明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你要那个正科干什么？你就呆在妇联上吧。我看那里最适合你。至于以后要调动，那是另外的事。现在不用考虑。”

    我真是觉得邱耀明确实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在我的事情上竟是这副态度。我跟邱耀明说，妇联会实在是没多大意思的单位，成天婆婆妈妈的。要权没权，要全没钱，哪里有什么好处？要是别人，早就换单位了。没想到邱耀明一头火起来，说：“你就在妇联会好好呆着。做县长老婆，就要做别人的表率，不要总是想到个人利益。你想想，如果给你换个单位，让你当个局长什么的，你不是干不了，不是没那个能力，而是别人要说闲话，说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副县长的老婆呢？副书记的老婆呢？不都要纷纷往好的单位调？今后工作还怎么开展？”

    见邱耀明生气了，我也不好再说了。邱耀明向来是个正直的人，他是全心全意要把工作搞上去，成天劳苦受累，琢磨的都是老百姓的事，有人都说他像焦裕录了。他之所以威信很高，也就是因为不考虑个人私利。这是大家敬仰他的地方，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虽说他拒绝了我的事，但我还是为有这样一个好男人和好县长而高兴。

    这弄得我很不好向刘惠回话，当然刘惠也不会问。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刘惠精神特别旺盛，好象突然变得引人注目起来。每回在县委大院看见她，她都跟县委领导在一起谈笑风生。她嗓门儿大，笑声响亮，老远听到她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她在谈笑中指手划脚。县委常委会她也开始列席参加了。在各部门领导中，列席参加常委会不算奇事，问题在于，有的会议与妇联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不沾边，刘惠参加就有了另一种意义。在一些临时性的机构中，比如打击非法出版物领导小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等等，刘惠都要在其中担当一个角色。这些角色没什么权力，如果说有权力的话也是临时性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也就是说，刘惠在县委领导的心目中的份量加重了。

    第二年的春天，县里出了一位省级女劳模，是个离异的年轻女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成为当地有名的致富能手，是富甲一方的千万富婆。在创业之初，为了扶持她，刘惠确实出过不少力。现在成功了，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刘惠是极力推出这位能人，并顺利申报了省级劳模。在组织机关干部演讲时，除女劳模的演讲外，刘惠也有一个演讲。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刘惠，她真的是口若悬河，纵横恣肆，把所有在场的干部都说得为之动容，仿佛这位劳模就是她手把手地扶持起来的。这让我们觉得，刘惠不仅树立了一个勤劳致富的榜样，也把她自己树立成了一个公仆形象。

    大抵当官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的政治价值，你树立了一个典型，你自己便成了一个准典型。典型得到的是荣誉称号，准典型得到的是政治光彩。演讲会完毕之后，不少人都认为刘惠真“能说”。连邱耀明也说，“刘惠这女人是不一般的。她的嘴皮子完全超过我的想像。”

    我趁机问邱耀明说：“她是块做领导的料吧？”

    邱耀明说：“快了。不久就是县委领导了。”

    这话从邱耀明嘴里说出来，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说：“是县委副书记？”

    邱耀明笑了笑，表示认可。

    我惊讶邱耀明肚子里真能装事，其实在上次我对他讲刘惠的想法时，那正是市委组织部对刘惠考察的时候，关于她的提拔，邱耀明是一清二楚的。也许这就是从政者的功夫吧，每次县里的人事任免事项，邱耀明都是不对我说的，直到真相大白时我才知道。可对于刘惠的事，我真是感到意外，第一我是副主任，第二我跟刘惠关系特别好，第三我是县长老婆，我似乎有理由提前知道。我有点遗憾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呀？”

    邱耀明说：“为什么要你知道？党内机密，你能知道吗？”

    我直截了当地说：“刘惠当副书记了，是不是该我当妇联会主任了？就是论资排辈也轮到我了呀。”

    邱耀明笑笑，说：“你别想得美。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

    “组织还不人组成的！”

    我真是生气了，没想到邱耀明给我打起了官腔。打官腔人人都会的，可当再大的官，打官腔也是要看什么人，跟老婆打官腔算什么事？对于下届妇联会主任的事，我并不是要非当不可，我还没那么大的官瘾，只是从情理上讲，说不过去。如果要我当，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不要我当，便是对我的排挤和压制。我问邱耀明：“假如我不是县长老婆，我会当主任吗？”

    邱耀明说：“那是有可能的。因为你不是县长老婆，别人就不会说闲话。”

    我起身了，狠狠地扔了一句：“什么逻辑！”

    邱耀明居然补了一句：“政治逻辑！”

    8

    很显然，不要我当妇联会主任，成了邱耀明展示自己政治形象的一个形象工程。表明他在政治上是清廉的，作风上是过硬的，原则性是很强的。

    一连几天我都不高兴，我生邱耀明的气，连保姆小红都看出来了。小红这孩子真是懂事，她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家务事，我们有了争吵，她就很自觉地走开了，有时还要劝一句：“阿姨，你就少说一句吧。”如果来了客人，她会非常认真地服务，端茶递水，毕了她就哄孩子玩去了。不象有的保姆，大人说话她主在旁边听着，让人感到很不方便。来我们家的客人都说小红让我们调教得好，这么听话。我们的儿子也非常喜欢她，离不开她。别看小红文化不高，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却是有板有眼，表情和动作都很丰富，常常把小孩逗得乐不可支，她的这功夫是我们大人所不及的。

    小红做事认真细致。她的一些工作超出了我们的要求。比如买菜，我每次给她一百一元钱，用完了她告诉我，我再给她。我从来不问菜价多少，我们吃了多少。我长期是家庭主妇，不用问，我也大抵知道价格的。小红就做得让人满意，她有一个专门用来记帐的本本，每天花去了多少，品种，数量，单价，她都会一一记录在案。而且就挂在墙上，专门让我们过目。我早就听说过，保姆贪污腐败的事，每天在菜钱上抠零钱，日积月累，一个月下来也能搞百十元。但在小红身上就不会了。

    不久刘惠就当县委副书记，分管群团工作。妇联会的另一个副主任接替了刘惠的主任职务。刘惠为此觉得过意不去，专门找到我说，“你的事我跟几个主要领导都讲过了，大家对你印象很好，也上过会，但就是没通过。”我问：“是谁不同意，我可没得罪人。”刘惠笑笑，说，“大家都说你不错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没通过呢？我感觉矛盾。

    这成了我最失落的事，也成了我最没面子的事。当初，大家知道刘惠要当副书记的时候，妇联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会当主任。但一切都完全出乎意外。应当说在这事上刘惠本人是没有责任的，她早就给我说过，我不能怪她。但是，从此之后我跟刘惠之间有了隔阂，表面上见面了还是一如既往地亲热，可骨子里我对她有成见了。这个女人平时嘻嘻哈哈，可城府太深，心里太能藏事了，不是我等之辈能对付的人，也不是能真正交心的人。她能够让所有表面上的朋友和同事信任她，可她未必信任这些同事和朋友。她心里想的什么，正在酝酿着什么，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继续信任她呢？

    妇联会的新主任上任后，我跟邱耀明又有了一次争执。必须承认，作为县长，作为县委副书记的邱耀明，稍微在我的事情上向县委书记提议一下，我就能当妇联会主任的。组织部张部长我们关系不错，是老关系了。首先他不会拒绝邱耀明的建议。其次是县委书记，他跟邱耀明一向配合默契，也不会反对我当妇联会主任的。由此可以看出，真正阻止我进步的人，就是我男人邱耀明。在常委会上，邱耀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所以得找邱耀明算帐，我就跟他吵了。交锋一开头，邱耀明就摆出了一个十足的道理，说：“你不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当主任吗？那我告诉你，为了树立我的形象！我绝不能让别人说，老婆沾了我的光！”

    “可我并没沾你的光，难道公事公办也不行？”

    邱耀明说：“再是公事公办，别人也会认为你是沾光的。你不当主任，人家反而会认为我为政清廉，这是有利于我的政治前途的。你知道吗？我赢得现在的影响和威信不容易，不能轻易破坏它。你作为我的妻子，有责任保护它。”

    “自私！”

    邱耀明一脸的不解，他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发说：“你呀你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是你的前途重要，还是我的前途重要？总该有个轻重缓急吧。”

    “我知道，你就是重的急的，我就是缓的轻的。是这样吗？”

    邱耀明说：“不要说不讲道理的话。”

    我跟邱耀明堵气，夫妻之间也没什么事。有时上床了，他想骚扰我，我就一把将他的手打开了，他说，摸都不让我摸了？我说对，你摸别人去，你没我这个老婆，我也没你这个男人，我不是你老婆。没有哪个人像你这样对待自家老婆的。邱耀明便扫兴地转过身子，不再纠缠我，默默无闻地睡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过得不开心，堵着一口气。就连见了组织部张部长，我也种有陌生的感觉。尽管他非常亲切，可我亲切不起来。好象他们都在齐心协力地压制我，阻止着我的成长与进步。而对邱耀明，我们虽说不吵不闹了，可也没什么话，感觉原有的和谐撕裂了，心里的疙瘩怎么也解不开。我的欢乐，只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我和小红共同跟儿子玩游戏，几乎成了我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邱耀明一直很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开不完的会，批不完的文件，讲不完的话。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我们家的闹钟总是提前拨了五分钟，司机每天来接他，都是提前五分钟到。别人都有星期天，邱耀明从来没有。他常常是跑了省上跑市里，跑了市里跑县里，好象一直都在路上。县政府的任何重要事情，都要他拍板定案。下级领导来了，他要听汇报；上级领导来了，他要做汇报。常常一连几天都见不到人。有时一回家，澡也不洗，躺下就呼呼大睡了。虽说我心里怨他，可看到他那样子，也怪可怜的。总归是自己的男人呀。

    不久，市长下来了，检查农业生产和扶贫工作，开了一支支浩浩荡荡的大队伍，邱耀明就陪同他们检查。要到村，要到户，也够累的。检查的名堂很多，年年都要检查的，下面的人知道，上面省里市里下来的领导们，好象是减肥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肚子大，真正是那些荒山野岭的地方，他们是不会去的。他们走不动，爬不上去。这些年，领导干部的身子都很娇贵，已经只适宜于走马观花了。针对这种形势的变化，县里在农业生产上，特别注重了公路两边，县城附近，并对这里的农户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重点支持。明确要求他们做到“坐到车里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庄稼，走在路上能看到欣欣向荣的形势，”他们管这叫面子工程。如果面子工程都做不好，还怎么做里子工程呢？面子工程做好了，领导们挺着大肚子下来看看，也有个看头。看到这副景象，他们就高兴，就觉得下面工作做得扎实。下午回到县城，一高兴又要喝酒，邱耀明平时不喝的，可市长来了，市长又是个酒坛子，县长就没有不陪酒的道理。这真是叫舍命陪君子了。

    晚上十点了，邱耀明回家了。他是被一个副县长和司机扶回来了，进屋就一股浓烈的酒气，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只嚷嚷我要睡觉。客人一走，小红就给他准备茶水，让他醒醒酒。待她把茶水端来，邱耀明已经倒在床上了。

    小红进屋一看，呀地叫起来，说：“阿姨，叔叔连鞋袜都没脱就上床了！”

    我慌忙走进去，只见邱耀明不仅没脱衣服，连同鞋子都上了床，鞋子上还沾着一些泥巴。先前进门时我们都没注意，因为他喝酒了，就没让他换鞋。小红见状，连忙把茶杯放下，去给邱耀明脱鞋袜。小红怕弄痛了邱耀明，不敢直接把皮鞋往下拉，只好把鞋带解开。待脱去袜子之后，露出了变得雪白的脚丫子。小红一脸苦笑着说：“天啊，汗水把脚都泡胀了，叔叔的脚真臭啊！”

    我男人邱耀明的脚向来是臭不可闻的，我一直都对它避而远之。他是汗脚，走路多了，就更臭了，让人想像不到这是县长的脚。幸亏小红不怕脏，愿意给他脱鞋袜。小红似乎从这双脚上看出了一个县长也不是好当的，深有感触地说：“当县长真辛苦啊！我原来以为当官好玩呢。”

    “脚都泡成猪蹄了，还好玩呢。”

    我给邱耀明艰难地脱着衣服，一件一件地往下褪。此时的邱耀明似醒非醒，但还知道配合我们。比如伸伸手，抬抬脚什么的，能让衣服脱得顺利一点。这是我儿子不会脱衣服的时候的基本动作，晓得配合大人帮他。我在给他脱内衣的时候，小红到厨房去打了一盆热水进来，用湿热的毛巾给邱耀明洗脚，从脚板到脚丫子都慢慢地搓。邱耀明在迷迷糊糊中享受着，不断地调整着姿势，选择着最佳角度。小红劳动时的那个仔细，那个认真，是我这个当妻子的从来没有做到的，却让保姆做到了。

    当我们都入睡之后，小红又开始收拾邱耀明换下来的衣服。我们叮嘱过她，邱耀明的衣服都是高档品，又大多是毛料，不适宜用洗衣机，只能手工洗涤。这些小红都会的。小红不喜欢把当天的活拖到第二天，再晚也要把当天的事情当天处理好。

    第二天早晨，邱耀明酒醒了，翻身起床的第一句就是：“小红这孩子不错！”

    我说：“你还记得昨晚的事？醉成那样了，脚都是小红洗的。”

    邱耀明说：“怎么不记得？再醉心里也是明白的。要是一喝酒就不省人事了，我还当什么县长？”

    这时，天还没亮，我们就在床上做点事情，然后起床洗澡。小红总是比我们早起床半小时，她已经把早点准备好了。吃早点时，我对邱耀明说，你看小红这孩子很聪明的，在我们家也任劳任怨，就是她的家庭环境不好，不该生在农村。我提出把保姆小红的户口转到县城来，办个城镇户口，将来个人问题也好办一点。这话一提出，邱耀明就同意了，他说：“没问题。我给公安局打个招呼，让小红自己写个申请就行了。”

    小红正在厨房收拾碗筷，一听说这话，一下子从里面窜出来，说：“阿姨，你们要给我转户口了？”

    邱耀明说：“高兴吧。叔叔不让你当农村人了。让你做城里人。”

    小红一蹦多高，拍着巴掌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事我想都不敢想的。谢天谢地呀，你们让我当牛做马都行！”

    到底是稚气未脱的小孩，脸上的喜悦是掩饰不住的。每天在做家务时，嘴里都哼着儿歌。她不知道申请的写法，我把手把地教她把申请书写好，然后交给公安局长，没几天就把户口的办好了。拿到户口本那天，小红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做家务都是昏头昏脑的。就这么一个并不惹眼的红本本，尽管小红不知道它已经改善了她的命运，但她知道，这对她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比以往体面多了，是城里人了。

    小红专门回家了一趟报喜，回来时带回了一些野菜，是她母亲做的。小红说，全家人都为她而高兴，她父亲要登门拜访，表示感谢，被小红阻止了。小红对煞有介事地父亲说，县长家里可不是想去就去的，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去的。再说你们脚下有泥巴，会把别人屋子弄脏的。父亲想想也是，县长是全县最大的官，管着几十万人，哪能想去就去。小红学着母亲的口气说，邱县长那么喜欢你，他要是有个大儿子，你给他做儿媳妇多好。父亲说，那也不好，官当在了，连想感谢人家一下都这么难。要是做了儿媳妇，我们也很难见到亲家。

    小红的话逗得我和邱耀明哈哈大笑起来。连我儿子都咯咯地笑了。

    邱耀明很少跟小红专门谈话的，这天邱耀明对小红语重心长地说：“小红啊，你知道我是县长，而且我是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好县长。我是从不动用个人权力为自己办事的。这次为了你的事，我第一次违规了。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以后要好好干下去。你有什么困难，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小红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严肃认真的谈话，她的神经绷得很紧，又有点紧张，听完了，很诚实地点点头。之后又说：“叔叔你放心，我是知恩必报的。别的报答我不行，干活我行。我一定会让你们更多满意的。”

    邱耀明呵呵地笑了。他怕自己太认真了，把小红吓住了，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懂事，就是懂事。”

    小红说：“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一下，我爸爸在县城办了一家小商店，才开业不久。有时我中午把家务事做毕了，就到店里去看看。我快去快回，不会耽误时间的。”

    听说小红爸爸在县城开商店了，我和邱耀明都很高兴。看来小红自从到我们家来做事后，我们就充当了一个保护神的作用。她家里情况慢慢好转了，当初是没人敢欺负他们了，现在是进城经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县的主要工作就是扶贫，我们家里也在扶贫，能给予别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共产党人嘛，行些善事是义不容辞的。

    我对小红说：“反正我们白天都上班了，就你一个人在家里，有时也闲着，时间上你自己安排好就行了。不能误事。”

    我们对小红是很放心的，家里的事情她能够安排得很妥贴。安全方面她也非常注意。刘惠早就对我说过，保姆最让人烦的就是聚集在一起，互相串门儿玩，然后报道各自主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隐私也不例外。有时还搬弄是非，相互比较主人的好坏，说长道短，评头论足。小红没有这些毛病，我们楼上有好几个保姆，小红从来就不跟他们来往。每天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对这样的保姆，只要她提出合理的要求，我们是能够答应的。

    9

    一晃就到了冬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上帝忙得风雪交加，全世界都是白茫茫的了，县城的马路上有了多年未见的积雪。瑞雪兆丰年，都这么说。我男人邱耀明更是这样期盼着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

    大冬天里，一般机关干部没什么事，多数时间在吹牛聊天，有电脑的就上网。有的已经从一个电脑盲成为游戏高手了，进步比脱贫还快。我们妇联会也添置了电脑，收集着各种类型的妇女信息。负责电脑的两个女孩，成天忙得热火朝天，象是在争当劳模。其实不然，她们一个在网上拱猪，一个在QQ上聊天。有个女孩为了见网友，专门请了两天病假。回到单位时真病了，脸色都发黄了，听说是累的。

    主管群团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刘惠来到妇联会，要了解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主任汇报，我补充。无非就是调解家庭纠纷多少，评了多少五好家庭和三八红旗手，家庭暴力的发生情况，办理了多少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例等等。妇联工作就是这样婆婆妈妈，刘惠也听得认真，象模像样的记录着。汇报完毕，然后大家就聊天。刘惠虽说是副书记了，照样喜欢开玩笑，荤的素的胡说一通，我们大笑一回之后，她款款地迈着领导一样的步子走了。虽然寒风习习，刘惠却一如既往地春风得意。看她走路那样子，想想她那“公女人”的外号，还蛮像那么回事。

    一晃春节快到了，大家都在准备年货。之前邱耀明对春节的各个方面都有周到细致的安排，节日物资供应非常丰富，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点，映衬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那些拎着的提着的扛着的人，每一个步态都象直奔小康的样子。

    邱耀明组织各部门分头下去检查群众春节期间的生活安排去了，还要慰问贫困户，慰问退休老干部，慰问没人养活的五保户和孤儿。总之，那些日子就是慰问。年年干这事，邱耀明都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走一处送一处，分发给那些五保户和孤儿们。让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内情的人，都说邱耀明在威严之下那种天生的善良。什么叫衣食父母，邱耀明就是。也是啊，我男人心里装着人民，装着全县几十万人民，他得为大家过个好年负责。所以我时常感叹，当个好县长真不容易，当个人民满意的县长更不容易。不论怎么说，邱耀明是做到了。

    大家都在准备年货，我们不需要准备。这可能是我们唯一优越的地方。听句难听的话，我们家每天都象过年的样子，好烟好酒好肉，还有洋货，那还是不缺的。真正到了年关，我们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准备过年了。年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只是传统节日的一个符号罢了。更的意义在于，人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节日的意义，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含义。

    就从腊月中旬开始，给我们家奉送春节物资的确实是源源不断，川流不息。我不知道收下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拒绝了多少。那个小小的库房里全是烟酒。里面平时放了一张小床，是保姆小红睡觉的地方，现在小红的床铺周围都是这些杂货，看上去也算是琳琅满目的。

    春节是送礼的高峰季节，这些进门的人，大都在送礼的同时送给我儿子一份压岁钱。压岁钱不明给，都是装在信封里，或红色的小纸袋里。邱耀明给我打过招呼，不能收取别人送给孩子的压岁钱。可是，那些送礼的人，他们往往是来坐一会儿，告辞时才扔下信封就走，让我们卒不及防。那天晚上城建局长来玩，没说几句话扔下一个厚厚的信封就走，我见那信封太饱满了，死活不要。可城建局长立刻就把伸过脸来，说：“那你就打我两耳光吧？”他要让我打他两耳光，我就无可奈何了。如果我不收下，那就等于打了他。我说：“假如我真打你两耳光怎么办？”城建局长说：“那也不会成仇人呀。邱县长对我一直不错，恩德我还是记得的。过年了，给孩子表示一点意思。你要是介意不就是撕我脸皮了？”看着他期待中夹杂着乞求的眼神，我真不知道这是一种丑陋，还是一种友善。这是一种低三下四，还是一种礼尚往来。他走之后，我看了看信封，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了。他辛辛苦苦工作半年，就是为了给县长的儿子攒压岁钱？这真让人难以想像。

    其实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无论你怎样拒绝，他都要非给你不可。好象他就是专门为领导挣钱的。他不把钱送出去，他就不舒服，甚至他春节都过不踏实，他就会猜想领导对他有看法了。这真让我感到，人确实不要想当官，一想当官，尊严就萎缩了，自尊心就萎缩了。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权力总在挑战着人性，也在歪曲着人性。想想还是街道上那些无职无权的老百姓过得自在。他们不求于人，也无愧于人。所以他们说话做事都硬梆梆的。

    那天我和刘惠到那个女劳模那里去搞慰问，街上人多拥挤，我们手上拎着慰问品，我的高跟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男人的脚背上，那男人尖叫了一声，我没有理他就走了。我想，无意中踩别人一脚也是常有的事，谁都不会计较的。谁知那个男人一把抓住了我，眼睛立刻瞪圆了：“你长眼睛没有？”我说我没看见。男人说：“我叫了一声，你总听见了吧？你就这么走了？也不道个歉？”我一头火起来，说：“我不道歉你能把我怎么样？”男人说：“你不道歉，老子就要揍你！”

    那男人气势汹汹的，一副要打架的样式。刘惠见势不妙，连忙护住我，用警告的口气对那个男人说：“你想打人？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可是县长夫人！”

    刘惠这话不说倒好，那人听说我是县长夫人，反而更凶了。扑上一步，说：“那我更要打！现在当官的没几个好货！我就不信你能把老子关起来！”

    刘惠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连忙和颜悦色地给他道个歉。然后拉着我就走了，走开之后才说，“不要跟这种人计较，说不准是亡命之徒呢。我不道个歉，他真要打你了。”

    象我这种比较优越的女人，成天被别人巴结惯了，奉承惯了，没有谁故意在我们面前有什么对抗性的行为。让这个土里土气的男人胡骂一通，而且是在知道我是县长夫人的前提下胡骂一通，我真是有种受辱的感觉。尽管这事非常令我不快，可事过之后我也在冷静地想，假如我踩了一个机关干部的脚，他不仅不会骂我，说不定还给他一次拉关系的机会。可是，面对这最底层的老百姓，他才不管你什么县长不县长呢，他想骂就骂，就说就说，鼻子眼睛都喷着火。比较之下，还是老百姓过得硬气。

    春节过去不久，春耕生产刚刚安排好之后，邱耀明就调到市政府了。虽说只是副秘书长，但还是算提拔了。因为这个岗位通常就是为副市长做准备的。先干副秘书长，然后是秘书长，再就是副市长了。所以，消息一传开，都说邱耀明运气好。我也得考虑我的事情了，邱耀明一调去，那么我迟早也得调走的。刘惠跑到家里，好象是来与邱耀明话别的意思。闲聊的时候，刘惠对我说：“那年我就给你说过，先把你的级别问题解决了，以后调到市里也好安排。你现在一个副科级怎么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下相信了吧，你到市里，给你安排科级还是一般干事，都很难说。”

    而今再回想刘惠那年说的话，还真是那么回事。看来刘惠的确是有眼光的人，善于深谋远虑。按理，我们确实应当提前把工作做好的，减少了以后的麻烦。只怪邱耀明为了树立自己的廉政形象，害怕别人说闲话，当时那份执拗的态度，至今他对他以前的态度也顽固坚持。邱耀明轻描淡写地说：“调动的事别想那么多，现在单位都还没落实，还考虑什么级别呀？只要能早点调去，当一般干事也没什么的。”

    刘惠指着邱耀明说：“我说你老邱呀，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党性原则强，也说明你是个死脑筋。”

    我明白刘惠的意思，一方面是在指责他，另一方面是在褒奖他。邱耀明也不生气，他似乎乐于接受这样的话，淡淡一笑，说：“如果我们县上领导的家属都来弄个一官半职，干部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了。你说是不是？”

    刘惠说：“你说得也是。只不过是，你老婆的能力摆在那儿，别人也不会有闲话的。”

    刘惠来坐坐，当除了友情之外，她还是有点政治目的的。眼看邱耀明要调市里了，他又在势头正旺的时候，仕途的路非常顺，说不准哪天就是市政府或市委的领导了，作为县委副书记的刘惠，当然也不敢马虎。这正是连接感情的最佳时候，而且不显山不露水。

    刘惠走后，小红忧心忡忡地问我：“阿姨，叔叔调走了，你将来也要调走的，我怎么办？”

    邱耀明说：“你嘛，跟着我们走呀！”

    我说：“你马上就是十八岁了。再过几年，你就该有个工作了。这些事，你都不要操心，我们会为你考虑好的。”

    邱耀明说：“还要找个婆家呢。”

    小红有点害羞地说：“这个事还早。”

    10

    邱耀明调到市里了，我还在县妇联会。他刚刚离开半个月，县里的人事安排就有所调整。我当妇联会主任了，原主任调工会当主席去了，提成副团级了。我打电话对邱耀明说：“你不能解决的事，照样有人给我解决！”邱耀明在电话里说，“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说，“我所得到的，是我该得到的，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就跟你在县政府会议室的椅子，只有你坐才合适。就这么简单。”

    也就在邱耀明调走后三个月后，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好象是抄家的样子。对我们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搜查了个遍，所有的烟酒存折都让他们拿走了。我同时得到的一个消息是，邱耀明双规了。

    我和小红都被纪检部门叫去询问了。之后我才了解一些情况，导火线竟然是小红。她家里在县城开的那个商店，他爸爸所卖的名烟名酒全是从我们家的，都是小红偷偷摸摸地拿出去卖的。她爸爸用那些烟酒竟然盖了一幢楼房。而邱耀明的巨大罪名是受贿，金额达数百万元之巨。这个庞大的数字让我感到震惊，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还说我儿子每年的压岁钱都超过十万，那个承担政府大楼建设的李总一次就给邱耀明了二十万。这些钱，怎么会从我们家里搜出来呢？真有那么多吗？真是我们家里的吗？我和邱耀明真的收过这些吗？我只能说，冤。我们从来不曾得罪谁，我们处处与人为善，我们处处为百姓利益着想，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法摆脱这些磨难？难道说真是在劫难逃？

    而调查中的许多细节我就没法知道了。因为不久，我自己也被双规了，行动被受到限制。以前所有巴结我们的人都不跟我们打交道了。我走在街道上，人们看我的目光都是怪怪的。这就是世态炎凉，我们的身份与身价，在一夜之间全变了。

    有人说，从政的人一旦双规，就相当于从政治上判了死刑。但是，我相信法律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坚信我男人邱耀明是党的好干部。我们不会因此沉没的。我坚信，哪天真相大白之后，一切强加给我们的罪名都会洗清，我们一定会有重整旗鼓的那一天，那时，我们还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