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40年文学之路是沿着一条“国家叙述”的话，那么也应该可以说是对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生活对作家的影响之后所产生的某种情绪与感悟的表达。许多作家的写作限定在“自我”圈子，对不对，我想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因为即使是一只银针掉在地上，它有可能是自然落体运动，但同样也还有一种可能，即“社会运动”的影响。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银针掉落的过程是人为的，外界的，非物体自由落体运动。这就出来一个概念：世界上许多事物和现象的出现，都是受外部影响着的。由此，社会生活无处不在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和认识的结果。

    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我们，离不开“国家”。

    “国家”也就成了我们写作者的书写对象，谁也很难回避。当然每个作家在书写“国家”时的选择点和方向上会有所不同，直接的和间接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切入”，前者多于书写和描绘那些社会和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风云变幻，后者侧重通过小人物、小事件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矛盾来展示“国家”形态。小说家多数是后者所长，报告文学（写实类作品）作家则善长前者。

    不过，现在我想主论报告文学（写实类）作家的“国家”意识，因为这类作家中其实也存在直接与间接、“宏大叙事”与“微观切入”的问题。相比小说家而言，报告文学作家在“微观切入”方面的本领其实差很多，能否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像小说家一样写得生动精彩、扣人心弦，是检验报告文学“文学性”的一杆尺子，而且是铁面无私的尺子。这些年从小说家转行到报告文学来的一些作家展现出了他们的优势，在文学新世纪的前一二十年中，也有类似的一些成功者，如徐迟、黄宗英等，他们的小说未曾在同行中居高位，却因为“文学性”独到和独特的优势，反使他们在报告文学领域创作了高峰。这一现象值得从事报告文学的作家们的关注。

    然而，就报告文学文体而言，它确实有与纯粹的小说和其他文学种类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它直接的“社会性”、“时代性”和“现实性”，即报告文学从新闻文体脱胎而出所带出来的“新闻基因”。许多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之所以总不能很准确地对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作出公正、客观和符合文体本身的评价，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一部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其文学艺术性本身总是在它巨大的“社会性”、“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中获得淋漓尽致的舞台和张扬，因为只有这种具有巨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意义的作品，才可能让写实性的报告文学获得比任何“新闻”、任何虚构类的小说等文本更具魅力。报告文学内容写实的本身所拥有的那种让当代人期待对现实真相渴望了解的阅读快感和永恒的史学价值，是任何虚构性文本所不能替代的。也是鉴于这种文本的特殊性，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视野、心胸视野、文艺视野都有讲究。这其中，我们常言的“起点”、“高度”等要素，将影响报告文学文本深度与宽度，它必定最后决定到作品本身的优劣。在中国，多数作家包括文学理论家在内，缺乏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这一特性的深层理解，往往一论“报告文学”的优劣，就简单地从“艺术性”本身去考量、分析，恰恰忽略了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现实关切”和“现实针对性”——毫无疑问，上称的“现实关切”和“现实针对性”的好作品，一定是在杰出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报告文学难也就难在此处。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报告文学的“国家性”。实际上它是个立意的角度和创作思维方式，在当代作家叙事过程中要完成的某种选择。就像我们刚刚崛起的中国一样，在世界舞台面前，我们仍然缺乏“大国”应有的那种认识能力和展现技巧。中国作家对自己笔下的写作内容在“立意”上通常是短视和起点很低的，满足于“凡人小事”的细碎叙述，并总认为像小说一样的“艺术”叙述才有可能的“文学性”，这样的观点放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其实必定是失败的。

    在过去的五六年中，我的创作选材上，发现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中国的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普通百姓那儿的事，已经不再简单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了，它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影响着世界，或被世界所影响。这让我写作时就不能不有种潜意识：得放在一个世界的现实背景下叙事，结果也就慢慢有了某种清晰的“国家叙事”语景，并使作品的收获与影响也大不一样。比如《忠诚与背叛》，如果不是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的九十年历程与世界风云变化着的今天与未来命运之间需要阐述清楚的那些问题，那么作品也就不可能成为当代执政党重提“忠诚”教育这一时代新命题的基础；写我们利比亚的腥风血雨现场、用八天时间拯救我四万同胞安全回到家园的《国家》，更是一次外交事件的“国际书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之所以把一个老的历史事件翻新出来，就是作品阐释了一个当代世界意义的大问题：为何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那么多恩恩怨怨、新旧老账总翻不过去？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很少去清醒的认识自我、从自已身上找问题与根源。“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侵略者固然可憎可恨，但“十问国人”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在这一历史事件中重新和彻底的认识了自我，这才是作品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再去写灾难性事件天津《爆炸现场》，我也不再仅仅是对“事件背后”的人与事感兴趣了，而是把国家发展过程中人的贪欲、自私以及对生命的冷漠和浮浅认识抬到了前台进行阐述、剖析，从而使文字本身比“爆炸现场”更具有震慑力与冲击力。

    这一次应邀再写前两年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死亡征战》，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讲中国故事中的“国家叙事”的艺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单讲：《死亡征战》，足可以拍一部大片；《死亡征战》又是一部极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材，对正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代中国来说，多一些这样的“案例”，我们国家会有更多的天下朋友和更稳健的前进步履。

    “国家”的文学意义也在于此。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和全体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务工作人员、军人、外交官们，尤其是感谢中国人口出版社的赵朝女士等朋友，没有你们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丙申初冬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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