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去之前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甚至像赵颜博大使向国内发出的紧急电文所指的那样:某些国家以“救世主”自居,先后派遣了不少医疗部队甚至是军队,当然名义上也是“人道”支援,但有一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借机研究神秘的“生物战”的另一种可能。
本来非洲兄弟碰上了灾难,各国援助符合人道,也在联合国要求之下的合法与正义的行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很自然的事。但某些霸道国为了强化他们的地位和霸主“尊严”,在援助的外衣下仍然不忘欺弱压软。当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声明派出自己的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医疗队伍后,某些霸权国家自然充分想借非埃博拉疫情展示一下它在非洲的“埃博拉形象”——你们只能干一些基本的治疗和群防工作,检测病毒和科研工作由我们来完成,理由是:你们的医学水平和医学设备还做不到检测这样的病毒和阻止疫情的能力。于此相应地出现了某些国家在当地制定出抗击埃博拉的“分工”:我干什么,你只能干什么……奇怪得很,中国援非医疗几十年,过去在困难时许多非洲国家的城市与乡村只有中国医疗队的身影,而现在,某些霸权国家突然出现,并立即拿出“领导者”与主宰者的架式,甚至出现某国向中方提出他们要进驻中塞医院等无理要求,让我医务人员退之一边,并服从他们的指挥。
看起来这种“负责任”的“人道”,其实同样是赤裸裸的霸道。简单的一句话是:唯他们是,而他人、他国不行。
几十年与非洲人民友好的中国,第一时间派出自己最优秀的医务人员和拿出像“移动P3”这般仅有两台之一的世界最先进的设备,远涉重洋支援非洲兄弟,可见我中国真挚之心。
整建制的如此大规模的医疗队远征,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意味着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比如一路行程,要飞越数十个国家;如“移动P3”等庞大的设备,空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沿途国家能否配合也是问题。在路经友好的某邻国时就遇上尴尬:对方不让载我医疗队和医疗装备的飞机进他们的机场进行补给。“那个时候,我们是从中国大陆飞过他们那里,根本还没有接触非洲的埃博拉疫区,但人家就是不让我们靠近他们的机场中心区,理由是怕传染。最后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才同意我们暂时停机加水加油,但又一连提出了几个‘不’:人不能下机,飞机不能靠近他们的飞机……你听了又气又好笑。”钱军说。
而这毕竟是少有的奇葩之事。
远行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遇上的困难和想象不到的事多得很。钱军他们所知的目的地是塞拉利昂,是当时的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北京启程那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埃博拉疫情,塞拉利昂已经位居“榜首”。“时不时可以在首都街头看到被扔的埃博拉病患者的尸体……”有报道称。
“我们甚至还在沙滩上看到一位疑似埃博拉感染者,他浑浊的眼里满是求助和对生的渴望,痛苦地蜷缩着身子,挣扎了几下,不动了,嘴巴里塞满了沙子……”队员曹玉玺在到塞拉利昂的第一天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7日,我们到达首都弗里敦,开始大家以为既然是首都,一定至少还有些能走的路,能观光的大街吧!哪知下飞机后,竟然还要摆渡半天、走很长的一段路方能到达目的地。触目惊心的是,一路上我们真的看到了半截身子倒在污水沟里的埃博拉病死者……”钱军说。
那样的情景会是什么样?观者恐惧,听者照样毛骨悚然。但中国医疗队碰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从机场到中塞医院若从摆渡走水路,摇摇晃晃,恶心难受自然难免。可医疗队和检测队带的装备有几十吨重,摆渡根本不可能,必须绕道而行。
“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绕道走要200多公里远,几十吨货物拿什么运呀?整个塞拉利昂处在疫情慌乱之中,即使平时也找不到像样的运输车辆,加上9月雨季,总之一踏到塞国,困难比想象的不知大多少倍!”后勤组长田成刚的第一只脚踏到非洲大地时,嗓门就开始冒火。
“先别急。我联系中企看看情况……”赵彦博大使立即安抚,并随即开动所有资源。
俗说话,出门靠朋友,出国可靠的当然找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其实也费了不少劲,赵彦博大使动员了一家中企,派来7辆车子帮助中国医疗队搬运物资装备。即使如此,田成刚仍然不得不征求队长钱军的意见:是不是我们一起先把物资装备搬运过去?
还用说!没有物资装备,我们人去了也没有用啊!钱军说完,先把自己身上的背包一卸,然后朝队员们一挥手:“哥们姐们,一起帮老田把这些物资搬到车上、运到目的地!”
“好嘞!”
没有一个人偷懒。偷懒者就不会到非洲来。不过,“拼命三郎”真到了非洲也恐怕累垮腰肩。刚到非洲陆地的头三天就把医疗队员们累得半死,加上看到的、闻到的,以及满身出的臭汗,一场“下马威”,差不多耗去了中国好男人、好女子大半身的蓄力。
“从下飞机到最后一辆货卸完,整整四天三夜,我总共睡了不超过七个小时,而且都在机场眯盹,连酒店的钥匙都没拿出口袋……”田成刚说。
太累了。老田应该好好睡一觉。钱军他们轻轻地给他拉上房门。
“等等我!”突然,田成刚从床上跳起,追上钱军他们:“队长,要歇着的是你们这些医疗专家!建房搭棚的事由我们后勤组来完成,你们放心好了!绝对按计划超前建完所有检测和医疗设施!”
钱军看着眼前这位全队的军人“后勤部长”,感动了:“好,相信你!”
关于田成刚他们如何把一件件物资、一桩桩事情安排妥当、设备安装到位,让队员们的吃喝拉撒等事情样样搞定、安心中间的复杂性,在此不一一累述。总之,“中国速度”又一次在非洲大地显现发威。
问题并非是中国人善于“表现”,而是这一切皆因埃博拉病毒疫情所逼啊。
先是塞拉利昂的新任公共卫生部长弗法纳先生来参观中国“移运P3”安装,问这问那,最后的话是:“这先进玩艺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用起来?”
钱军说:“我们以最快速度。”
部长眨眨眼,期待地说:“你明天最好就能用起来!”
钱军张大眼睛:“?”
部长:“我的国家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疑似者等待‘判决’”。
钱军点点头:“明白”。
总统科罗马又来了。非常欣赏地看着中国的新鲜玩艺儿,赞叹不止。
“一天能检测多少例?”总统最关切的是这个。
“正常情形下应该可以20多例。”钱军回答。
“太少,希望更多些。”总统认真地看着中国朋友,并且更加认真地:“希望更多更多些,我的人民正在经受死神最严重的侵袭击……你们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钱军重重地点头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总统满意地转身而去。留下中国检测队队长钱军长长的凝视目光——他知道,这些天,整个塞拉利昂都沉浸在巨大的疫情悲伤与压抑之中:或是传来总统身边的人也患上了埃博拉,或是首都的感染者超过了千人,或是三天“闭门日”还未结束又传来一医院爆发十几位医务人员同时感染……还有更严重的,比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埃博拉研究文章的九名专家,无一例外都倒下了,其中一位是塞拉利昂的首席专家。
钱军的心沉重起来,这是他在国内预先想到的所有问题之外的问题。“老田,能不能提前一天或半天完工呢?”这话憋了半天,钱军才勉勉强强跟田成刚开口道。
“行!争取明天就好!”田成刚一边捶着累弯的腰,一边抹着不知是汗滴还是雨滴,冲钱军说。
9月23日,也就是检测队、医疗队离开祖国、入塞的第六天,在时断时续的电力供应中,一个400平方米的固定实验室和1000多平方米的工作用房改造完成。检测所用的实验准备间、样本保存间、核酸检测实验间、污染物消毒间、器材储备间和工作区设施监控室等一应俱全,所有从遥远的祖国大陆运抵塞国的其他医疗设备、物资各就各位,并一一清点入单。
中国检测队员们有些摩拳擦掌,可内心又有些紧张不安:毕竟这是头一回检测埃博拉病毒,谁也没有经历过,关键是我们对这个超级病毒一无所知,更何况我们的“移动P3”远道而来,是否也水土不服?是否对神秘嚣张的埃博拉检测有效?还有我们的队员对如此毒性、恶性、坏性的超级家伙心理上存不存畏惧?这都是问题。这都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过关。
“大家心理是不是比较紧张?”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出现在检测队员面前。同事们都认识他,此人叫高福,中国检测队里的学术权威,中国最杰出的细胞研究科学家,“院士”的头衔就代表了一切。一台“移动P3”、一个高福院士,谁都能估量此次对非抗击埃博拉的援助力量之大,几乎是在亮“家底”,足见诚意和重视。
“怎么样,若心里有点虚的话,我上?”高福从来就是乐观派,啥事到他那儿“皆不是问题”。他问中国疾控中心一起抽调过来的年轻专家曹玉玺,这位“首战”骨干是高福精心挑选的,并决定带赵翔和王力华两位检测员一同执行这一天的任务。毕竟,在国内、在一路上的各种新闻和传闻中,埃博拉已经被说得神乎其神,恐怖之恐怖,好像谁遇上它就是末日。医疗队员也是人,是人就有恐惧心理。中国队员也不例外。高福深知此理。
“哪能劳您院士大驾嘛!放心吧,我们行!”曹玉玺带着两位助手,毫不含糊地回答。
“行,是咱中国的好男儿!”高福的脸上立即绽开了花。随即,他又绑紧面孔:“人家今天送来五份‘阳性’标本,是来考咱们的,这算是初试,及格不及格,你们可知道其分量啊!”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好,去吧!”高福一挥手,像给学生布置完作业后一样,潇洒地拍拍站在一旁的钱军,说:“走,我们到办公室等结果。”
在规定的时间里,曹玉玺他们带着结果从实验室出来。
“怎么样?与标本一致?”钱军有些迫产及待想知道结果,因为这将关系到整个中国检测队和医疗队能否按预期展开援助工作,当然更重要的一层还涉及我们中国的国家形象。
“不知……”从来干脆利索、毫不犹豫的曹玉玺,这回拿着检测“结果”,站在队长和院士面前竟然有些结巴起来。
“怎么回事?”钱军急了。
“说吧。是什么情况?”高福关心的是我们的检测与人家送来的标本结果是否一致。
“四个标本一致,一个不太一样……是弱阳性,而且很弱,不像是。”曹玉玺尽管把结果说得很明白,但话中有些犹豫不定。
高福:“整个测试程序没有错?”
“绝对没有错。”曹玉玺坚决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队长钱军显得紧张地看看刚刚从实验室出来的队友,又看看紧锁眉睫的高福院士,扔下一句话便急匆匆地走了:“我去打探一下情况。”
“先别急!我先看看结果报告,你们一会儿到我办公室……”高福从曹玉玺手中拿过五份标本检测结果,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曹玉玺等收拾干净后再来到高福的办公室时,院士正在五份标本的检测结果报告书上“刷刷”地签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口中道:“我们的结果没有错,就是四阳一阴!”
“对对,就是四个阳性,一个阴性!”几乎在同一时间,钱军兴冲冲地来到高福办公室,说:“刚才我让队员鲁会军跟提供给我们标本的南非拉卡实验室联系了一下,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请那个留学生打听清了情况,你们知道怎么啦?”
曹玉玺早就憋不住了:“钱队,快说到底什么情况?”
“本来就是四个阳性、一个阴性。”钱军说出实情。
“奶奶的,真是在考我们呢!”曹玉玺的脸一下“噌”地涨红了。“这不是存心嘛!”
高福院士笑眯眯地拍拍曹玉玺的肩膀:“息怒。”然后平静地对队友们说:“其实这也很正常。在西方国家,一些人从来就很怀疑我们中国人能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更不相信我们能做超过他们的事。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十几年里,太明白清楚这一点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那么股精神,一股不服气的精神,就是不信邪,不信世界上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就做不到。这不,埃博拉病毒在我们中国没有遇见过,但我坚信我们一样能研究出战胜这一病毒进攻的关键点,同时也能在疫情爆发地拯救非洲兄弟姐妹的生命!”
“高院士,你实在是‘高’!说得太好了!”钱军和检测队员们的情绪一下被胜利激奋起来。
“这样算不算我们的初试合格了?”曹玉玺关心的是这个。
“那当然。”高福院士肯定地说:“一会儿,我就可以对外正式宣布:我们中国实验室检测队已具备了检测埃博拉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的能力了!”
“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正式上岗了?!”曹玉玺一下蹦了起来。
“高院士是这个意思吗?”钱军也异常高兴地双眼盯着高福。
“是这样。”高福院士重重地朝钱军点头,又朝欢欣鼓舞的曹玉玺等说:“大家先回去好好睡一觉,真正的大考还在后面呢!”
“那也不怕!咱们中国人哪,做人有骨气,办事要大气,待人要和气,抬头有精气,浑身是正气,立足世界上,扬眉又吐气……”哎,瞧他曹玉玺,学唱着歌手阿权的腔调,哼着《咱们中国人》的歌曲,满是来劲哩!
中国检测队的全体人员都在欢笑。这确实值得庆贺,因为这既是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医疗队的关键医学手段,同时也证明了中国自制的“移动P3”实验室的国际水平。当时在埃博拉疫情区除了正面“交战”各自能力外,同时相关国家其实也在较量各自的医学科技装备。美国、英国、法国的“P3”实验室在中国医疗队未抵达之前的一些日子里,姿高气扬,十分傲慢。
现在,中国“移动P3”来了,他们自然先要看看热闹,也不乏别有用心者在期待看到出在中国人身上的一些“洋相”什么的,因为西方世界的某些人从骨子里不太瞧得起中国人和中国人所创造的任何科学技术。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公平的,毕竟是我们人类共同面对可憎的埃博拉病毒,意气用事不符合常理。
较量总是硬碰硬的,实战检验也绝对不能丝毫马虎。
9月28日,埃博拉病毒的实毒检测在中国“P3”实验室正式开始。这是真正的实战——埃博拉的病毒妖魔就放在检测队员面前,要求识别和识破它!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否则将影响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生命!
早晨,八名检测队员按照规定穿戴上厚厚的防护服,庄严地排列成一列,接受队长钱军和专家组组长高福院士的命令。
“不再重复了,大家已经对检测的规范倒背如流,现在需要的是稳定心境,沉着操作,滴水不漏……”高福院士一向把最复杂的科学道理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传递给自己的同事。
“我们的口号是……”队长钱军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追求的是队员的战斗精神和意志。现在,他是战斗出征前的指挥员。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鲁会军、曹玉玺等八名检测队员铿锵回应。
“投入战斗!”钱军下达正式命令。
“是!”
神情严肃、斗志高昂的检测队员们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走进“P3”实验室,从此拉开了与恶魔正面厮杀的战幕。
2014年9月28日,中国首个援助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检测队实毒检测于当日10时30分正式开始。
半个小时后,灭活样本。即由检测人员通过用物理或化学手段杀死病毒的过程,灭活本身不会损害病毒体内有用抗原,以为后续实验所用。
“移动P3”实验室从外形看,有点像我们电视里看到的“空间站”一样,只不过它是停落在地面上的由三个不同封闭体连接为一体的设备,其内器材名目繁多,可计千数种类之上,俨然是一个科学实验场所。里面虽然各种器材井井条条,各就其位,但仍然无法与像建在地面之上的其他建筑物那样,想怎么大就建那么大,想要多高就盖多高一样,“移动P3”是一种可车载移动的实验室,空间十分有限,且严密封闭,检测人员在内十分辛苦,甚至连挪动脚步也需谨慎细微,有时在原地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更何况,埃博拉病毒检测非同寻常,仅检测人员所穿戴的防护服装和随身防护配套器材就达数十斤。关键是,每一位检测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和全神贯注,神经极度紧张加之每个程序皆在极端严密和规范下进行,意志、耐力、态度、技术、责任等,皆在这里获得彻底的考测与检验。自然,在已知和可以想象得出所有的恐怖与残忍,埃博拉病毒的实毒检测更需要异常的心理准备。而中国检测队还有另一个考验:你是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你的“P3”能不能站在死神的门槛评判任何一位埃博拉疑似者的生与死——可怜的非洲兄弟姐妹将生命交代给了检测人员,你的一声“YES”或“NO”,将决定他们是走出死神门槛,还是被推进恶魔门内。但同样,当一个病毒标在“P3”实验室暴露的那一刻,中国的检测人员毫无疑问也在接受一场生死的抉择……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
病毒样本在一个又一个经过检测人员的手。突然,“敌情”异常!
“P3”内气氛倏然紧张。只见鲁会军的双手剧烈地颤动着:他手中的镊子在夹出病毒样本时竟然从盒内拉出一段长长的异物……
什么东西?
不清楚。
室外的监视屏前,队长钱军的眼睛一下贴前十几厘米,问实验室内指挥战斗的副队长孙宇。
是一根带针头的输液管。“前线”报告。
天,这绝对是最危险和易传染的病毒体!
要不要中止实验?副队长孙宇紧急请示。
此刻的钱军肩头一下压上一座山:继续实验,极有可能让队员意外被病毒感染,如果撤离战场,意味着首战败北。怎么办?
或许只有三秒钟的时间,或许连三秒钟都不到,但这一刻,“P3”内外的有所中国检测队员们的心悬在了空中,等待队长钱军的最后决定……
钱军神色严峻,双眉紧锁,旋即,他轻轻地摇摇了头,然后重重地吐出四个字:沉着稳住,继续实验。
是!沉着稳住,继续实验。
只见实验台上的鲁会军长吸一口气后,稳住身子重心,然后缓缓移动右臂——夹镊子的这手如此小心翼翼地将输液管一点点地从病毒样品盒中抽出针头,再轻轻投入装有消毒废液瓶内,直至密封置妥。
我用了上述不足50个文字来描述,其实在实验室现场的鲁会军他们那里,就是一场与病毒恶魔惊心动魄的超级肉搏,稍微不慎,就有可能被埃博拉病毒击中致命,而且这种恶果是连环性的,像触雷一般。
“好样的!他们胜利啦!”钱军在屏幕前看得真切,当他看到鲁会军稳稳地操作完这一套程序后,似乎再也支撑不住地将双手紧紧捏住操作台的台沿足足有两分钟之久的情形时,热泪和欢呼几乎同时迸发而出。
当日下午四时左右,埃博拉病毒实毒标本的核酸检测开始。
四小时后,病毒检测结果出炉:24个样本,17个阳性,其余被排除。也就是说,塞拉利昂有关方面送至中国检测中心的24个埃博拉疑似病例中,有17人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这是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检测队用自己的“P3”仪器第一次检测出的埃博拉病毒,其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让我们的从未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中国医疗队和中国“P3”技术设备通过了一次“国际大考”,而更重要的是给疫情危急的西非国家带来了巨大振奋!谁都知道,当一种传染性病毒突袭人类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死亡现象时,阻止病毒继续侵袭、及时治疗那些感染的患者是最紧迫的事,然而要做到有效、及时地拯救那些垂危的生命,关键是要弄清楚其到底是否真的感染上了病毒,方可采取针对性的治疗。在西非,像埃博拉这样的病毒感染,其本身很不容易分清到底是否与一般的发烧、疟疾等其他热带病有什么差异。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诊断出是不是埃博拉病毒感染,不仅对挽救患者本人至关重要,还同时可以防控他人受其意外感染。所以,当西非数个国家出现埃博拉的疯狂侵袭时,检测疑似患者是否真正感染上埃博拉病毒是最紧迫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时,谁掌握了检测埃博拉病毒的技术与能力,谁就是主宰这场与魔鬼争夺命运存亡的主角。
埃博拉疫情,催生的不仅仅是拯救了多少非洲兄弟生命的事儿,还有比这更重要、更长远的问题。
中国作为与非洲国家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的医务人员、中国的医用试剂、中国的医疗“P3”检测实验室,帮助这些疫情国家在关键时刻,及时准确地提供了患者的病情诊断,拯救的既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也拯救了处在风雨飘荡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一天,鲁会军、孙洋、卢义、邓永强、杨帆、曹玉玺、张晓光、苏浩翔这八位中国医疗检测人员的名字,牢牢地镌刻在中国和世界疾病控制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我知道,后来的中国“P3”实验室,为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几个国家都进行了成果卓著的检测结果,其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都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深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而最根本还在于及时有效地拯救了那些数以万计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同时也帮助了更多其他病患者的精确治疗。而这又是什么呢?
非洲人告诉我:这是“if everyone cared”——
我们于树上遥望天际
错把恒星当卫星
我从未梦想我拥有你
当今夜你和我在这里
咏颂着阿门,我充满了活力
如人皆有情,就没人哭泣
如人皆有爱,就没人说谎
如人皆分享,就没傲慢无礼
我们将见证没人死去
我们躺在繁星之下
有自己非常渺小的认识
如有人像你我一样的相爱相依
可想世界会怎样一番情景
我听人说,当中国“P3”实验室启动并获得成果时,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得知此讯后,兴奋地命令他的“大内”特意打开几瓶法国红葡萄酒,又让放了上面这首名曲,自己亲自哼起它。总统沙哑的嗓音,正与此曲吻合,最动情的是身处国家危亡之际的科罗马总统在哼唱这首歌曲时异常动情,那闪光的晶莹在他黑白相间的眼睛里格外引人注目。
据说当时整个总统府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这一句“如有人像你我一样的相爱相依,可想世界会怎么一番情景”优美的词曲在弗里敦城内久久回荡,一直传到中国大使馆、传到中塞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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