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1

    下了火车，我就看到了那座桥。

    那桥架在两山之间，从站台这边望去，就像是在天上。

    我要去的地方叫卧牛关。《三国演义》上说，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外号凤雏先生，他领兵来到落凤坡，中了埋伏，把命给送了。我娘是属牛的，偏偏也就死在了卧牛关。这究竟是不是碰巧，坐在车上的几个钟头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只是没等我想出个究竟，火车已经到站了。

    我随着人群一块下车。我想我的模样大概不太合群。在这个小站下车的都是些赶集回来的农民，他们头戴草帽，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一头还有个用绳捆上的空麻袋，只有我一个是从城市里来的。于是我摘下刚戴上的黑眼镜。正午的阳光，一下照得我头昏眼花，我赶紧把手遮在眉沿上。透过指缝，我看见了那座桥。

    我走到站台尽头，那里有一道用青石砌成的胸墙，墙外边便是笔直向下的陡壁，有几十米深，直落谷底。我撑住墙，探身向下望，谷底没有水，只有些大大小小的圆石，也许从前有水，已经流干了。

    桥就架在两面陡壁之间，好像横在我头顶上。隐隐能看出一条小路，从这边的乱草丛中一个石阶一个石阶下去，越过底下的圆石，再从对面一个石阶一个石阶爬上。在对面的桥基旁，有一个石头垒成的像牌坊似的东西，想来那就是关。我不由得说：他妹子的，这可真是一座天桥哪。

    “喂，那个人，你在那边干什么！”

    候车室门前有人对我嚷着。他大概看了我很久，准不知我想干什么。“小心些伙计，”他指着我说，“有人打那儿摔下去过。就在两个月前，一个男孩，连脑浆都淌出来啦。”

    我想告诉他，不只是那男孩，二十七年前，还有个女人也死在这谷里，属牛的女人。可就在这时，我又想起，我也是属牛的。没错，我丁丑年生人，1957年，满二十岁。

    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那个人就是卧牛关车站的站长。我走过去，问他站长在哪儿，他看看我说：“你找他干吗？”

    我说有点私事。

    “那就说吧，我就是站长。”他说。

    我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我说：“你们这里天真热。”

    “可不，”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要避暑你找错了地方，你得去青岛。”

    他说得对，我不是来避暑的，我来是为了找老娘的坟。可这事说起来有点麻烦，如果我说了，他们会问你母亲的坟怎么在这地方，我就得告诉他们一个很长的故事，等我讲完了，他们又会问，你说你母亲去白马湖看你，可你在白马湖干什么，于是，又有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已经讲了两天了，前一天在南京，再前一天在蚌埠，还不算请假出来时在厂里讲的那几遍。我想，要再这么讲下去，总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说书人。

    2

    有一阵子我并不忌讳说我的故事，我想这不是丑事，至少不是我的丑事。可听我讲过的人好像都不这么想，大学生就直截了当说我活该，他说这一切全他妹子是我自找的。

    1957年，我二十岁，在大新机器厂做工。有一天，车间主任含着支烟走到我身边，叫着我的名字，“王保，你来参加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提意见吧。”

    我说我没什么可放的。

    “上面号召这个，”他说，“你就带个头，不过是写张大字报，发几分钟言的事。”

    “我忙着呢，没那个闲空。”

    “别忘了，你还是生产班长喔。”他把烟头在我的车床上摁灭了。

    我带了头。我是生产班长，团员，厂足球队中锋。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读夜校，学习机械制图和俄语。我梦想有一天能和苏联专家脸对脸聊天。现在，除了达斯维达尼亚和赫拉肖之外，一句罗宋话都记不起来了。

    我写了七张大字报，我想一家伙超额完成算了，省得以后再加任务。在车间整风会上，我的发言达两个钟头，这是因为我不会说话的缘故。后来那些审查我的人说我是狡辩，其实这是真的。会说话的人有思路，条理清楚，一点两点三点，就把意思说完了。可我呢，这辈子从没上过讲台，而且我连手表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自己讲了多少时间呢。

    我特意换上了新的制服，把要说的话默诵了好几遍，坐到讲台上，我先说了句“同志们好”，底下的声音比我更响，班组里的小伙子齐声说：“王保你好。”他们一起哄，我脑子全炸了，等下得台来，都想不起自己说过些什么。我问主任觉得怎么样。

    “很好，”他说，“可你扯你爸爸踩三轮车，你妈妈刮鱼鳞干什么？”

    大学生听我说起这些事，从床上一蹦子跳起来。那天夜里非常冷，门前水塘上的冰结了半尺厚，我们住的近二十米长的大草棚里，呼呼刮着风。可他竟然掀开被子，光着两条细腿跳到我床边。“你活该，”他指着我鼻子说，“让你写张大字报，你一写就是七张，让你发几分钟言，你一发就是两小时，要碰上我，我也得说你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他妹子的，你这不是自找是什么！”

    “你才活该呢，”我说，“难道你妹子的就不是自找？”

    他站在我床前愣了阵，然后一跳一跳蹦回去，钻到床上，把被子蒙住头，再也不说话了。

    大学生没有还我嘴，因为他确实比我更自找，还因为我是三班的班长，他干活离不开我。割稻的时节，队里给我们的定额是每人一亩八分地，他割过一亩四便躺倒了，余下的全是我带着割的。

    我笑他说：“瞧你妹子个大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究竟能派什么用处。”

    他倒在麦捆上连连喘气：“你不能以貌取人嘛，说不准哪天，你也会要我帮忙的。”

    想不到后来他真帮了我大忙。他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我在讲台上出洋相的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了。风向一变，我倒成了别人写大字报和发言的靶子。据说因为我是工人，不能定“右派”，他们给我安上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再过了阵，厂里决定送我去白马湖农场劳教。

    出发那天，车间主任陪我到厂门口，他拍拍我肩膀，语重心长说：“王保，好好干。青年人摔个跟头没关系，下去锻炼两年，再回车间，我把那部车床给你留着。”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送我去光荣参军。

    不光是他，就连我老头，我自己，当时也没把劳动教养当成件事。我们是苦人家出身，靠劳动吃饭，在工厂是劳动，去农场也是劳动。何况我家本来就是在苏北乡下，是因为打仗，才逃难到上海来的。

    那是1948年，过了两年，到1950年，上海刮台风发大水，我们全家又逃难回苏北去。那时我已经十三岁，差不多的农活都能上手。我不怕下乡，我老头像是还有点高兴，在我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他唠叨没完地谈乡里的旧事，当然，都是些有趣的事。

    前不久，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回忆文章，那上面说，1950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想把上海的苏北难民动员回乡，他派出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毫无成效。到夏天，台风一刮大水一起，不用动员，那些难民一个不剩全跑回苏北去了。陈毅召集干部们开会，在会上说，“想不到我们这么些个共产党员，还不如一场台风大水。”

    写回忆录的那人当时也是个什么长，他写道：“陈毅同志幽默风趣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接下来他另起一行，“等台风吹过大水退去，返乡的苏北难民又全回到上海，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叔伯兄弟、村邻乡里的一块带了来，人数超过发水前的一倍。此后，再没听陈老总说起过那个计划。”

    想想也真有意思，让大名鼎鼎的陈毅市长伤透脑筋的人，我们一家就有三个。

    在老头子拉扯那些乡村趣事时，我娘坐在小板凳上为我补衬衫领子。她一边补，一边流泪，时不时撩起衬衫下摆抹抹脸。等我把那衬衫塞进板箱，它都已经是半潮的了。

    也许，她隐约预感到，这一次分手后，我们娘儿两个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3

    厂里准了我三天假，车间主任亲自陪我去厂部打证明，然后又把我送到厂门口，他拍拍翻肩膀说：“王保，好好找你妈的坟，也算尽了一份孝心了。记着，快去快回。”他是个好人，我从没怨过他。他可能不记得了，上次他送我出厂门时，也曾叫我快去快回，只是我等了二十二年才回来。

    我买了张去蚌埠的票，上了火车，我想这个月的全勤奖是白白抛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老娘的坟，连一成把握也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是她死了，死在27年前，从上海到蚌埠之间的某一个地方。

    到中午，车到南京，我更觉得灰心了。1980年，我从白马湖回来的时候，一盒盖浇饭只卖三角，这次却要收我一块五毛。

    我从衬衫口袋里掏零钱，大票子我全藏在内裤贴袋里。这是老娘从小教导我的，她说，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露财，她说得一点不错，我们一队里有几个刑事犯，只要有东西可偷，就是一张草纸都不肯放过。

    还有一张纸，我也放在贴身袋子里，那就是蚌埠铁路分局公安处出具的死亡通知书。

    铁路公安确定死者是我娘也费了一番周折。他们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接着抓获了一个嫌疑犯，那嫌疑犯供认在381次车上害过一个女人，可他也不知道那女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381次车的列车员在打扫空车厢时，在座位下发现一个小旅行袋，找不到失主，便交到了分局公安处。

    公安处的人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断定旅行袋就是那被害女人的，他们打开袋子，取出两件半新衣服、十几包饼干糕点、一小袋米、几筒卷面、两条烟，最后看到用毛笔写在旅行袋底的一个名字。那些饼干糕点都是上海的食品厂生产的，由此他们推测被害人也来自上海。

    那名字叫薛桂英，是我娘的大号。我去白马湖前，她一定要我在板箱和所有衣物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现在我掀开衬衫，也还能在衣角上找到四个黑字：王保一队。

    我回到上海后，老头子才把这些事详详细细告诉了我。那天上午他没去踏三轮车，因为老娘去白马湖探望我了，他每天得自己做饭。

    他一边扇风炉，一边听筱文艳唱《秦香莲》，他把我们家那架破收音机开得太响了，以至门敲了三下他才听见。

    老头子打开门，门外是居委会的刘大姐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老头子说，他当时还以为是我又惹出了什么事。

    刘大姐对他说：“这位是市公安局的老高同志，有事要问你。”

    老头子把他们请进屋，忙关上收音机，老高说：“你的女人名字叫薛桂英吗？”

    “对。”

    “她在家吗？”

    “不在。到外地去了。”

    “到哪里去了？”

    “到安徽白马湖劳改农场去看我儿子。”

    “你女人多大岁数了？”

    “属牛的，今年四十七。”

    “她坐的是哪次车？”

    “嗯，下午三点的。”

    “哪天？”

    “就是大前天。”

    “你女人走的时候，随身带着什么东西？”

    “有一个小旅行袋。”

    “那就对了，”老高喜出望外地说，“告诉你，你女人薛桂英在火车上让人给害死了。”

    老头子差点出手给姓高的一记耳光，他想不通这个吃公家饭的人作啥盼我娘去死。其实高同志喜的不是别的，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个薛桂英。他告诉我老头说，一接到蚌埠来的电话，他们便着手查找全市市民登记册，“你知道全上海有多少个薛桂英？妈妈吔，我一看眼都花了，整整二百八十八个，还有一个是男的！”

    根据蚌埠提供的线索，他们首先把那个男的划掉了，第二步又排除了二十五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薛桂英，剩下的数字是一百二十七。高同志说，我家是他们跑的第七十四家，真快把腿都跑断了。“大部分人家还算好，敲敲门，问薛桂英在家吗，开门的说我就是，有什么事，没事，屁事没有，再见啦。可有的就麻烦，大门锁着，上班去了，买菜去了，逛马路走亲戚去了，邻居家也没人，你等去吧。谢天谢地，现在用不着再找了。”

    对他来说，薛桂英只是一个名字。

    临走前，高同志对我老头子说，他们要和白马湖联系一下，看看我娘是不是到了那里。所以事情基本上是这样可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但愿……他没说完就走了，也不知道他但愿的是我娘在白马湖，还是别生出其他麻烦。

    过了两星期，邮递员送来了死亡通知书，老头子一下瘫倒了。正巧乡下的叔叔来上海办事，看到这情况，便把老头带回苏北老家。老头子在乡下住了大半年，也就没能去认领我娘的尸身。当然，即便他那时就去，看到的也只是一座土坟。

    上海的薛桂英只剩下二百八十七个了，而我呢，还在白马湖眼巴巴盼着那个小旅行袋。

    4

    动身去白马湖时，我还觉得自己是去参军。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全是各厂家报送劳教的工人，年轻人居多，情况和我大致相同。他们有的玩牌，有的哼歌，大概都以为是干一两年农活的事。车厢两头各有一个公安，他们俩倒也没去扫他们的兴致。

    火车到站头，押运的换了一批人，推推攘攘把我们弄上卡车。那批人脸板着，喉咙也大，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在意。皖南山区的景物，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卡车开了近六小时，才把我们送到农场。我们在一块空地上按高矮排队，空地前是一排红砖瓦房。有个人从瓦房里向我们走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排瓦房是队部和管教员的宿舍，那个走到队列前面来的人就是指导员。

    指导员说：“你们现在到了白马湖农场，我们这里是第一分队。从今天起，你们必须服从管教员的命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在这里只有三件事，劳动、学习、改造思想。我警告你们，不要动什么坏脑筋，农场周围几百里都是大山，公路上尽是哨卡，从来没有人能从我们这逃出去。不相信问问他们。”

    他指着站在远处的一伙人，那些家伙嬉皮笑脸，点起头来倒是毫不含糊。

    “是不是？”指导员又说，“我话讲在前了，可不要自讨苦吃。好吧，现在让老犯人带你们到宿舍去，大家先安顿下来，今天就放假了，明早六点下湖。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就问老犯人好了。”

    站在远处的人都跑了过来，把我们的队列冲散了。一个大块头拿过我的板箱，另一人抢过我背着的书包。我跟在他们身后走，看着那人把一寸长的指甲伸进我书包。

    我问他们是怎么到白马湖来的。

    那长指甲笑笑说：“这大块头不是好东西，他妹子的，强奸人家闺女。我嘛，只不过有时手头发痒。”

    到那天晚上，我再没什么不清楚的了，现在我是一个犯人，像所有的犯人一样。

    到蚌埠，已是下午五点。我去铁路分局，门卫说全下班了，叫我第二天清早来。街对面有家小旅社，我进去开了个床位。

    客房是四人一间，我进屋时，另外那三个正懒洋洋躺在床上，一见我，他们全蹦起来，不由分说拉我和他们一块“拱猪”。他们自我介绍是老刘、小胡、大孙，又口口声声叫我王大哥，好像他们已经盼了我很久似的。

    玩过几局，小胡塞过来一支烟，问我：“王大哥，你手头有些什么货？”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老刘解释：“小胡是说，你从上海来，有什么要出手的。”

    我说没有。

    “那你想办些什么货？”大孙说。

    这下我明白了，他们几个都是供销员，而且以为我也是干这行的。大孙说，他可以供应花生、玉米和兔毛，急需钢材，不管板材线材钢锭，哪怕是铁钉也好。我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我出门时是为了点私事。他们追问是什么私事，我就说了我的故事。

    小胡和大孙摇摇头，连声说“打牌打牌”。没想那个老刘却感了兴趣，“王大哥，”他说，“找到你妈的坟，你又打算怎么着呢？”

    我说谁知道能不能找到唻，要能找到，我要把娘的尸骨起走。

    “好主意，是得挪个地方。”他想了想，又说，“我知道南边石门山有个公墓，来往便利，地方又安静，风水更没得说，价钱也很公道呢，一块永久墓地，水泥椁，带刻石碑，才百十来块钱。你妈就上那儿去吧？”

    我连忙说不。

    “你听我说呀。那里还有专人打扫卫生，每逢清明节，奉送每位一束鲜花。多好啊，王大哥。”

    “好是好，”我说，“可我把我娘起出来，是要送回苏北老家，跟我爹的骨灰合葬在一块。”

    第二天清早，我便离开了旅社，那姓刘的扔给我一张名片，说要是我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可以找他。我看了看名片，那上面印着：“石门山花园公墓经理，刘二富，地址，中国安徽歙县石门山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环境舒适风景优美，安置亲友的理想乐园。”

    要是谁想给白马湖做个广告，我看没什么比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它是个山间的小湖，湖水碧绿，没有一条波纹，像镜子似的倒映出四面的群山。我第一次看到这湖时，忍不住想唱歌。

    “乖乖，”我说，“这里的风景真太优美啦。”

    我话音才落，一浪浪回声从四面拥过来，湖边芦苇丛里唰唰地响，飞起两只雪白的水鸟。

    “风景？”长指甲说，“风景管什么用，咱要把这湖填掉，满满种上水稻。”

    他又说：“这可是个大工程，光靠咱这些老队员，累死都忙不了，幸亏你们来了。说不定，你们本来都没事，就为了要填这个湖，才吃的官司。”他幸灾乐祸地笑了。

    过了一星期，早上点名的时候，长指甲被叫到队列前头，指导员当场宣布，给他加刑两年。

    这是老犯人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我们又学到两件事。一是让家里寄信来时，在邮票上涂满糨糊，这样，我们就能把糨糊连同敲在上面的邮戳一块洗去，再次利用那张邮票。二是叫他们把香烟拆包，夹在信里寄来，一封贴一角六分邮票的信，可以夹带二十支烟，就是整整一包。

    有谁说得清二十支烟净重多少？白马湖的人都知道，八钱。

    5

    我来到铁路分局公安处，有一会儿没人理我，办公室里人人埋头干自己的事，看样子都很忙。我拦住一个小青年，说有事找他们的负责人。

    “你找他干吗？”小青年问。

    我说我想了解一下有关我娘被害的情况。于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那都是哪一年的事了？”他问。

    “60年。”

    “嗬，”他翻翻眼睛，“二十七年前，出土文物啊。”

    他叫我等一下，自己走进办公室，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没人知道这事，”他对我摇摇头，“我们这里都是新来的，那年月的档案在‘文革’中都弄丢了。”

    他带我爬了三层楼，拐过几条走道，转得我都迷失了方向，最后在一间大屋子里见到一个老头。这回是他来说我的故事，而我当了听众。

    “听着耳熟，”那老头说，“像是有这回事，不过我不清楚，这样吧，你问问孙胡子，他可能知道。”

    “哪个孙胡子？”小青年问。

    “孙胡子都不知道？原来二科的科长，去年调南京铁路职工疗养所当所长去了。”

    我心凉了一半，我想可能那孙胡子也不清楚。小青年说他可以挂个电话过去，免得我白跑一趟。我真心诚意谢他，我说现在像他这么热心的青年人，真是难得一见。

    “你可别这么说，”他好像觉得我是在损他，“谁有那些热心，只是你这件事，有点不同一般罢了。”

    我同意，的确不同一般，有点像出土文物。

    蚌埠到南京的电话并不好打，小青年一面拨号，一面骂娘，后来接通了，人又不在，在那边去找人的空当，小青年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王，当你知道你母亲被人害了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我回答他说：“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这样一个镜头，沪杭公路发生车祸，一辆旅游车和一辆卡车相撞，旅游车爆炸起火，当场烧死五人，伤十几人。赶到医院的记者把话筒伸到一位伤员的嘴边，说，“请问起火的时候，你都想到些什么？”

    那伤员回答：“妈的，那时我差一点就死了，你说我还能想些什么？”

    这是晚上六点半的新闻节目，到九点钟重播时，这段回答已经剪掉了。

    下午收工后，指导员让大学生给我带话，要我立刻到队部去。我来到队部，指导员正等我。

    谈话前，指导员先递上一支烟。我一口抽去了三分之一。我已经断烟几天了，最后那封信里，老娘什么也没夹，她说隔两天，她就动身来白马湖看我。

    “你在等你母亲来农场吧？”指导员说。

    “是的，按说她前两天就该到了。噢，这件事我向队领导汇报过。”

    “你不要再等，”指导员说，“你母亲来不成了。”

    他没说别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劳教犯王保的妈在来农场的途中死了。

    回到宿舍，我打开板箱，取出一双包在报纸里的球鞋。那双鞋是离上海前老娘替我买的，还没穿上过脚。我扯去里三层外三层的报纸，慢慢地穿鞋带。大学生坐在对面床上看我，他也知道了我娘的事。

    我穿上球鞋，走出宿舍，那时，天已经黑了。我摸黑走了十里山路，走到一个叫黑山杜的小村里，找到一户农民，用那球鞋换了一小袋炒黄豆。然后我赤着脚，又摸黑十里回队，一边走，一边吃豆子，等走到队里，豆子也吃光了。

    大学生还没睡着，“你到哪里去了？”他问。

    “找老乡了，拿球鞋换了点炒黄豆。”

    “你去了黑山杜？”他撑起身子，“不合算，去十里山路，耗的热量抵半袋豆子，来十里又抵半袋，你白白丢了一双新球鞋。”

    他叹了口气又问：“还有豆子吗？”

    “没了，都吃光了。”

    “去他妹子的。”他说。

    老娘出事之后，我断了烟路。在那以前，老娘每星期都来三封信，也就是六十支烟。后来她来信说烟票难搞，最多只能寄两包了，让我少抽些，对身体也好。她不知道，那六十支烟并不全是我抽的，至少有大学生的三分之一。

    那时候大学生几乎天天去队部，其实那里没他的事。因为他家里很少有信来，他去是看有没有我的信。要是拿到信，他就会一路跑回草棚，高兴地叫道：“班长，有东西来了。”在我拆信的时候，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像一条养熟的狗，我还有什么办法。

    我分给他几支烟，得到烟，他立刻叼在嘴角上，拿着火柴，却不马上点燃，好像想把瘾头熬得更足些。然后他点上火，深深吸一口，心满意足往床上一躺，问我：“班长，你妈妈信里说点什么？”在心里，他已经把我的信当成了他自己的信。

    对我娘的事，他和我一样难过。他告诉我：“班长，我对你说真心话，我真恨不得死掉的是我妈妈。他妹子的信不信由你。”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有点恨他的家里人。我听他说过，他家里很有钱，是开厂的，就是这年头也不愁吃喝，可胆子比鸡还小。我想也难怪他爹娘胆小，大学生和我们到底不太一样，他是判了二十年的反革命犯，要是我有这样的儿子，我不踢烂他屁股才怪呢。

    自那以后，我只能用到农场外出公差的机会，在小镇里买烟了。可那种机会不多，大部分时间，我就和大学生一起闻别人的香烟，真难受的时候，我们把干黄豆叶搓碎了卷烟。这办法是一个老犯人传给我的，他当过国民党的兵，从前上过白面瘾。他说他曾经把冬瓜上的粉霜刮下来，当白面吸过。

    我问他味道怎么样。

    “比真白面多少要差点，”他说，“不过话得说回来，要是你馋极了，也就觉乎差不了多少了。”

    后来，我告诉车间里那些小青年，我抽过用黄豆叶卷的烟，他们也一个劲地问我味道怎样。“比红牡丹当然是差点，”我说，“可要是你平生第一次抽，那口味和现在的外国烟也差不了多少。”

    6

    我买了上午十一点二十的票，从蚌埠直奔南京。孙胡子在电话里说，他知道我娘的事，要我去南京找他。等见了面，他又对我说，其实我已经两次经过我娘死的地方，那地方叫卧牛关。

    我说我没这个印象。

    “你一定有的。快车不停卧牛关，可那里有座桥，架在峡谷间，是必经之地。即使你没注意到那车站，你肯定看到过那座桥，没准还看到过你母亲的墓地呢。”

    “当然，”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说，如果你老母亲的墓还在的话。

    刘二富的名片后来被我扔进了卧牛关的深谷。我靠着胸墙，望着那座桥，我忍不住叹道：“他妹子的，这真是一座天桥啊。”衬衫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顶着，我掏出一看，就是那张名片。我把它拦腰撕成两半，一伸手，丢到了胸墙外。

    从我站的地方向下看，那两半名片，就像两只白蝴蝶，在空中翻卷，一会儿被风托起，一会儿又直落而下，其中的一只，停在了伸出陡壁的荆条上，另一只坠到谷底，隐没在大大小小的圆石头中间。

    也许哪一天，有人会捡到半张硬纸，或者是“环境舒适风景优美”，或者是“安置亲友的理想乐园”，他们未必会想到，这上面说的只是一块墓地。

    老头子临终时，脑筋已经糊涂了，他认定我娘的坟在苏北老家。这也许跟老娘的暴死有关，那次他受的打击不轻，在乡下养了大半年，直到那儿闹了春荒，才回到上海，而且再也没有先前那么壮实了。

    困难时期，上海各行各业都号召职工回乡，减轻国家负担。

    我家在乡下有根，三轮车队的领导几次三番上门来做动员。老头子给他们来个一声不吭，把筱文艳放得震天响，把风炉扇得满屋子烟，叫所有的人都待不下去。最后，队领导终于对他死了心了，他们说他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肉脑袋顶不动花岗岩脑袋的，陈毅也试过，没成功，更不用提别的人了。

    老头以为他为我做了件好事。十几年后，他对我说：“他们想把我赶到乡下去，就是不想让我再回上海。我知道这些人的坏心思，我就是不走，就要给你留下条根。你看，现在他们只能放你回来了吧。”我想说我的事是落实政策，跟他没关系，不过那阵他脑子已经开始变糊涂了，我就没扫他的兴致。

    老头照常踏他的三轮车。后来三轮车被淘汰了，年纪较轻的改行学开小乌龟出租车。他太老了，就安排在出租车站里看门。直到我回了上海，他才退休。

    那以后，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起先他还能上街买买菜，后来就只能坐在家里听听收音机，再后来，他连坐都不能坐了，日夜躺在床上，念叨要我快些找个女人成家。三年前他死了，到底也没能见着他那儿媳妇和我那十一岁的儿子。

    最后几天，老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进医院时，医生给他检查过一次，完了对我说：“就这样吧。”以后再没露过面。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到病房陪夜，到底不是二十多岁，连熬了几晚上，我也顶不太住。好在老头子不用多服侍，大部分时间，他会伸过手来摸我。“王保，”他说，“等我死了，你把我送回苏北老家去，葬在你娘的坟里。”他反复说的就是这句话，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以为我娘的坟是在老家。

    老头子死在冬至夜。那是大节气，老年人的难关。他挣扎了很久，也没能闯过去。偏偏那天夜里，我伏在床边睡着了，等醒过来他已经去了，所以我只知道他死在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五点之间。

    7

    在南京，我做了件傻事。我找到铁路职工休养所，拦住每一个长胡子的便叫孙所长，那些家伙都摇摇头，把手往别处一指。

    最后我遇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位长胡子的老头，据说是这里的所长。那人摸摸光漓溜的下巴，说：“我就是所长，姓孙，孙胡子是我的外号。”

    过去我们三班有个肥东县人，他身高二米零一，拳头伸出来有我脸大，三四百斤的担子他挑得像根稻草。他出外干零工，跟一帮侉子吵了架，五个男子汉操着扁担围攻他，结果全让他打趴下，其中两个终身残废。就为了这事，他进了农场。

    1961年他死了，不知是饿还是病。我们把他埋在宿舍后的山脚下。他的尸身，用两张苇席裹还露出脚板，从宿舍扛到山脚这点路，累得全班十个人都喊爹叫娘。

    这么个肥东佬，他的小名叫小矮子。

    孙胡子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那办公室很大，窗外是一片竹林。我告诉蚌埠那边的人都不清楚我娘的事，档案也都毁了。

    孙胡子沉思片刻，说：“这么说，我是唯一了解这案情的人了。”我觉得他像是有点为此而自豪。

    孙胡子告诉我，老娘死在卧牛关。他打开电风扇，让蒸笼似的屋里吹起股热风。“那时我刚到公安处不久，”他说，“卧牛关车站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们那里发现一具女尸，不是当地人，要我们马上去人处理。处长就派我去了。”

    “尸首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山沟里，是摔死的，脑壳全碎了，我做了检查，在她身上没找到任何东西。检查完了，我让车站站长赶快找人把尸首埋了。你明白吗？那是七月里，天很热，就跟今天差不多，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明白。”我说。

    孙胡子随后就回了蚌埠。当时他以为，像这种无头案子，可能一辈子都查不到水落石出。没想到就在那天夜里，一个派出所给分局公安处去了电话，说有名罪犯牵涉到铁路上的案子，要他们一块去审讯。

    罪犯姓金，是个复员军人。他为什么进的派出所孙胡子也不清楚。民警在姓金的身上找到一些全国粮票，问他从哪弄来的，不料他一听这问题便号啕大哭，说他该死，财迷心窍，在火车上害了一个女人。

    孙胡子他们赶到派出所时，他还哭得像个小姑娘似的，又是眼泪又鼻涕，怎么也不肯回答问题。后来他开口了，又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废话，叫他停都停不下来。“他是在浦口上的车，”孙胡子对我说，“正巧坐在你母亲对面。那天乘客很少，整节车厢里没几个人，他和你母亲闲聊，你老母亲告诉他去南边什么地方探望儿子，可能就是那会儿让他摸了底去。到半夜，车上人都睡着了，他把你母亲骗到两节车厢中间，也可能是你母亲去上厕所，他悄悄跟着，在那里他把你母亲掐昏了，拿走了粮票。他有一串列车上的钥匙，逮到他时还在他身上，他就用那个打开车门，把你母亲推了下去，然后大摇大摆回到车厢里。”

    “他拿走多少粮票？”我问。

    “八十斤，”孙胡子说，“不过我们抓到他时，多数已经卖了用了。他在蚌埠下车，但忘了把你母亲的旅行包带走，可能他没发现。我们找到那包，才知道你母亲的姓名，这才跟上海方面联系。”

    那以后的事我都知道了。上海公安局的高同志告诉了我老头，老头子告诉了我。一个很长的故事。

    老头子从没对我说起过粮票，他只知道老娘带了个旅行袋给我，但那袋里装了些什么他也不清楚。结案之后，蚌埠铁路公安把旅行袋送到上海，可那时叔叔已经带老头回苏北老家了，他们便把它扔在派出所里。等过了大半年老头回到上海，才把那袋子打开。他后来对我说：“天晓得你娘从哪块弄到这些个吃的，那年头买饼干都要凭糕点券。”

    自然，当他打开旅行袋时，那些个吃的全都发霉了。

    要是知道那八十斤全国粮票的事，他肯定会大吃一惊，要是他知道除了粮票外，老娘还带了些钱给我，我想他说不定还会发脾气。娘在最后那封信里告诉我，老头子为着寄烟的事和她吵了几次，“他又跳又闹，说我只想到你，把烟全寄给你，他抽什么。”也就在那封信里，她写道，要带些钱和粮票来农场。

    她只是这么提了一笔，没有说多少钱多少粮票。现在我知道粮票是八十斤，可钱的数目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了。那凶手没找到钱，孙胡子也没找到，要是我能相信婶婶说的话，那些钱就在娘贴身内衣的暗袋里，早和她一块埋在卧牛关了。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攒下的钱和粮票，我想一定不容易，因为她得瞒着老头子。我小时候，她常去菜场替人刮鱼鳞，有时叫我去给她扛桌子。她戴着顶白布帽子，把头发全塞在帽子里，身上套着油布围单，坐在一帮老太婆中间。她们各人面前都有一张小木桌，买了鱼的人，把鱼往桌上一扔。她不收钱，只留下鱼鳞鱼内脏和带鱼头尾。一些养猫的人家，每天到她摊子前来买猫食，一份三分或五分。她把钱放进围单口袋里，回家路上，拿出两角钱给我。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自从我进了厂，她就不去菜场了，说是要给我争争面子。

    我还在那个菜场买菜，现在刮鱼鳞的老太婆要收钱了，要不就得在她们手里买葱姜。在我娘先前放桌子的拐角上，常常能看到几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她们摆下一摞大大小小的搪瓷烧锅和塑料食品盒，不卖钱，只换粮票。有一次我问她们大号烧锅怎么换，有个姑娘举起一根指头。

    她要一百斤全国粮票。

    我在铁路职工休养所里住了一夜。孙胡子领我走进一栋楼，这楼是新盖的，每间房都有空调和彩电，铝合金窗茶色玻璃，卫生间铺着大理石墙面。孙胡子说，这楼专门接待副局级以上的干部，每张床位收二十块钱一夜。

    我急忙说我不用那么讲究。

    “不要你出钱，”他笑了笑，“空着也是空着，今天让铁道部请你的客。”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又问我，“王保，你老母亲，她叫什么名字？”

    “薛桂英，”我说，“薛仁贵的薛，穆桂英的桂英。”

    “对，我想起来了。为了她的身份，我们费了多少神。我问过那凶手，他说皮夹里只有粮票和一点零钱，没别的东西。你母亲出门怎么不带证件呢。”

    我说她没法带证件，她是个刮鱼鳞的女人，除了户口簿，没别的东西能证明她的身份。

    孙胡子走后，我才想到高同志的市民登记册。那上面也有我娘的名字，不过她是二百八十八分之一。在她的名字后面一定已经盖上了个橡皮图章，“注销”。真希望有一天能亲眼看看这本登记册，我要翻到王保那一页，我想那时我大概会看得头昏眼花。二十七年前，全国人口是六亿，上海有288个薛桂英。今天，我们总人口已经超出十亿，上海会有多少王保？四百？五百？六百？也许其中有五分之一还是女人。

    还有一个家伙，手里也捏着这样一本册子，那是阎罗大帝。小时候，晚上不肯上床睡觉，老娘便讲这故事吓我。她说，阎罗王手下有两个小鬼，叫牛头马面，一到夜里，他们俩便把生死册捧到阎罗王面前，阎罗用红笔划掉谁的名字，牛头马面第二天就把他的魂勾到阴间。“听到了吧，”她轻轻对我说，“别出声音，要是吵烦了阎罗王，他明天就叫牛头马面把你抓了去，那就可再也见不到你的娘了。”

    在阎罗王的那本册子上，我娘的名字早已被红笔勾去，我的倒还在。说不定有一天，他曾把红笔悬在我的名头上，但是他说：“这个王保，本该在二十六年前饿死，既然逃过了那一关，就饶他多活几年吧。”于是他把那一页翻过去了。

    对阎罗来说，王保也只是一个名字。

    8

    没错，1961年我差点饿死。不过真正的危险，还在那之前三年。

    那是我们到白马湖的第一个年头，外面兴开了食堂，吃饭不要钱，农场里也是放开肚子尽吃。因为没别的菜，油水不足，每顿我至少要夯掉两斤米煮的饭。我的胃口就是在那时撑大的，可在那里，我只算是一只老鼠。

    那几个月是农场最好的日子，我们吃得下，干得动，简直不觉得累。我们把白马湖四周山头的树都砍光，在山上取土，半年工夫，那么大个湖竟被我们填平了。

    我完成的土方在我们全队数第一。有一天指导员拿着统计表来找我，他说：“王保，你小伙子干得不错，以后就当你们三班的班长吧。”

    我在工厂时是班长，到农场还是班长，巧的是，二十二年后，我回到厂里，车间主任又叫我当班长。

    到年底，说是再不能这样无限制地吃下去了，得规定个量。那天食堂最后一次敞开供应，队领导亲自操勺打饭，他们想看看我们这些家伙一顿到底能吃多少，定量怎么定合适。

    大家下午在田里便商量好了，晚上要狠狠夯它一家伙。打饭是挨着班来的，等我们三班出场，队里那些领导眼都直了。我们十个人，一人捧一洗脸盆，打了满满七脸盆饭，三盆菜汤。

    指导员用饭勺点着我鼻梁说：“王保，你可不要眼睛大嘴巴小啊。”

    “看着吧指导员，”我说，“要是剩得下一口，你加我三年劳教好了。”

    那是六点多一点，等七点钟指导员跑来查看时，十个脸盆全都底朝了天。他连连摇头，一声不吭走了。第二天早上点名，他说：“现在我算是服了，我们一队的人个个都是饭桶。”

    其实我并不能算饭桶，拼足了命也只吃掉半脸盆。小矮子一人就下去两盆。看他喝菜汤那架势才怕人呢，他用一只手托住盆底，洗脸盆在他掌心里只有个碗大，他手轻轻转动，嘴凑在盆边吸了半圈，脸盆里的水位顿时跌下一大半去。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胃里难受极了，翻过去倒过来都觉得位置不对。过了一会，开始一阵阵胀痛，好像里面有什么活的东西想硬挤出来。我想下床，可发觉直不起腰来，于是我便哇哇地叫唤起来。

    小矮子跑过来，把我提下了床，他一手抓住我左臂，另一手抄在我右肩窝下，就这么架着我，在宿舍外来回走。他腿长，走一步等于我跨两步，我叫他慢些，他理也不理。我连滚带爬，迷迷糊糊的，直到鸡叫了头遍，才觉得松快些。

    第二天我去场部医务室，医生对我说，幸亏是走了一夜，要是躺着，你必死无疑。

    我这条命算是小矮子救回来的，可在架着我走的时候，他却口口声声说我有福气。他说，从他记事起，他就没尝过胃胀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自小身架就大，九岁时已经高过他爹，吃起饭来顶两个大人。他爹给他起个小名叫小矮子，想把他压住，没想反压出这么个大个子来。

    他十四岁时，就能挑三百斤的担子，尽管顿顿是稀汤，全家的口粮也不够他一人喝的。他爹娘吓坏了，便叫他自己出外去找零活。他什么活都干，不要钱，只要稀饭管饱就行。也有人乐于雇他，因为拼起力气，他一人能顶三个。农忙时节，他回家帮着干几天，等最紧的那几天一过，他爹妈连忙再把他赶出门去。

    小矮子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差点被选进省青年篮球队。有一天他正在合肥市郊晃荡，想着去哪儿弄点活干，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那是常有的事，”小矮子对我说，“那些吃饱了闲得慌的小子，常围着我看上看下，好像我是个五条腿的牛犊。我可没工夫理他们。”

    不过这回不同了。那人是省篮球集训队的教练。

    教练把小矮子带到集训地，他在那里住了三天。那三天里，教练成天让他跑步，让他蹦跳，让他弯下腰在地上捡球，还让他一次次投篮。小矮子说，干一个麦季他都没那么累。

    三天后，教练打发他上路了。对他的评语是。没速度没准确性，反应迟钝，原地摸高一公分半。

    “他妹子的，”小矮子愤愤不平，“我怎么跳得起来，他也不想想他给我吃的是什么，每顿就那么两小酒盅，没准他以为我是只大蚂蚱。”

    我说：“小矮子，今晚上你总该撑够了吧。”

    “还行，”他说，“总算吃了个半饱。”

    农场给我们核的定量是每月六十斤，第二年减到五十，夏收一过，是四十五斤。接着四十二斤、三十八斤、三十三斤、二十八斤、二十四斤，到1961年春，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口粮只有二十斤了，每天合六两多一点，就是说，三天的粮不够我一顿吃的，食堂里还要扣去些斤两。

    大家的脸饿小了，眼睛饿大了，整天东张西望，想找出些什么，但什么也找不到。田里能活蹦乱跳的，早让人抓来吃了，连野菜都不剩一根。没人再上黑山杜去，跑不动那段山路，再也没东西能换粮食。就算有，黑山杜的老乡也不会给换，他们总算弄明白，粮食要比一切都宝贵，不过那时才明白已经晚了。他们比我们更糟，连每月二十斤的定量都没有。

    那段日子人人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什么活都干不动。管教员也知道这个，可照样每天赶我们下田。他们是好心，想让我们多晒晒太阳，免得染上传染病。大学生说：“为什么我们不是植物呢，要那样，靠着皮肤就能进行光合作用。”他是1959年底才来白马湖的，没经过农场的好日子，也没让人架着从寒冬腊月的半夜走到天明。

    我们躺在田埂上，脱去上衣，把精赤的胸脯向着太阳，只有他一个还把衬衫紧紧裹着。长指甲恶狠狠说：“他还羞羞答答呢，都判了二十年徒刑，难道还怕咱们看见。”于是大学生也把衣服脱了。

    他在田沟里抓了一把湿泥，抹在右臂上。那条臂上刺了一条反动标语，他想把它盖住，免得引人注目。但别人一看到他胳膊上的泥巴，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泥巴下的字。

    那条标语叫“反共救国”。

    真他妹子的反动透顶。

    9

    刑满释放后，大学生终于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把那条标语连根挖掉了。九院的整形外科闻名全国，他们能为烧伤烫伤的病人整容，也能为要漂亮的女人开双眼皮，装高鼻子，据说还可以做假奶。大学生躺在手术台时，有个姑娘在门外大吵大闹，哭诉医院把她的脸开坏了。医生气鼓鼓对大学生说：“她要开双眼皮我就给她开双眼皮，她要开三眼皮我也能给她开三眼皮，可我不能包她漂亮呀。她那张脸不配长双眼皮，能怨我吗？她还说她以后怎么嫁人，哪怕她一辈子找不到男人，又关我屁事。”

    大学生：“如果她真的找不到男人，我可以为她介绍一个。”他说的“一个”就是指我。

    手术完了，大学生向那医生道谢。医生说谢也不必了，只是往后别来找麻烦。他还说，其实这种手术根本不用进医院，形容得夸张些，找一块粗点的砂纸打打也就行了。医生不知道，大学生以前真这么干过，他用块边缘很毛的花岗石片使劲刮自己右臂。他试过两回，可一回都没成功。因为他有个毛病，晕血，一看见鲜红的血顺着自己手臂往下流，他就直直地昏过去了。

    真难以相信，就这么个见血便倒的大学生，竟然单枪匹马从厦门游到了金门。

    大学生刚到白马湖时，场领导让他这个难得的反面教材在全农场进行现身说法。每到一队，他就把袖管卷起，露出右臂，一边指着那四个字，一边大声对人说：“你们都好好看看，这就是我鬼迷心窍的可耻下场。”

    他大学毕业后，被学校分配到新疆工作，他没去，反正不愁生活，便在上海当了社会青年。不久他结识了另一个社会青年，听那人说，厦门和金门隔海相望，一蹦就游过去了。于是他开始鬼迷心窍。

    他们从冬天起就在做准备，每天跑步锻炼，还参加了冬泳俱乐部。第二年夏天，他们来到厦门，下水前，两人说好，不成功便成仁，死也死在一块。

    谁知一下海，他们便被浪头打散了。大学生认准方向拼命往前游，真被他游到了金门岛。那时他激动得直哭，他说他万万没想到前面是什么在等着他。

    国民党的兵把他押到一间黑洞洞的石头屋里，逼他承认是共产党的间谍，他说不是，那些兵说还狡辩，就把他捆上，一顿皮鞭。血从他额上淌下，他昏过去了。他那晕血的毛病，就是在金门得的。

    大学生被拷问了三天，三天后，国民党在他右臂上刺了字，给他松绑。他们说，对不起，你说你反共，真心投奔自由世界，可我们还不能相信你。现在我们派你回大陆去，你在那里干一件事，下毒暗杀爆破都可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你是真是假了。他们给了他一包炸药一支枪，顺潮把他推回厦门，等上了岸，大学生便向遇上的头一个解放军自首了。

    “我那位同伴的历险要简单些，”他告诉我们说，“所以他只判了七年。这小子刚下海就乱了套，连吃了几口水，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个花花绿绿的小岛就爬上海滩，抓了两把沙子，跪在地上大叫，‘自由了，我自由了。’等别人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后，他小子才知道，那个岛是鼓浪屿。”

    躺在田埂上晒太阳时，我们让大学生把他的历险记讲了一遍又一遍，听到后来人人都厌了，大学生就给我们说三国演义，他经常在一些紧要关头刹住车，向人勒索根把烟，他抽去一半，把烟屁股丢给我，他还没忘记我供他抽烟的事。

    那时候，小矮子渐渐不行了。他连着发烧，每天夜里说胡话，就这他硬撑了几个星期。有天早上他去厕所大便，一跟斗跌在粪坑边，再也没回过来气。我们把他埋在山脚下。虽然他身上瘦得只剩张皮，可恐怕还有二百来斤，十个人扛他，还累得半死。

    我们在山脚下刨了个浅坑，把小矮子放进去，盖上土，然后大家都坐在地上粗喘，谁都没力气回宿舍去。大学生说，“大科学家达尔文上了一个小岛，看到那岛上只长了些矮树，他观察几天，发现那里海风很大，树一长高就被刮断了，所以只有矮树才能生长。达尔文就从这上面，得出了物竞天择的原理。”

    这么看来，我们这些没饿死的，全靠着爹娘没给我们小矮子那样的个头。

    10

    下了火车，我便看到了那座桥。那桥架在两山之间，从站台这边望去，好像是在天上。

    孙胡子一直把我送到火车边，他对我说：“到卧牛关，你不用出站，站在月台上向左面看，你就可以看到那座桥了，你母亲就是从那桥上摔下山沟的。”

    “怎么回事？”我问，“你不是说我娘是被那个姓金的从火车上推下去的吗？”

    “是啊，可那时，列车正巧从桥上过，你明白吗？要不是那么巧，你老母亲很可能不至于死。”

    我全明白了。那姓金的并不想要我娘的命，他犯不着那么干，他要的只是粮票和钱。当他打开列车车门时，正是半夜，外面一片漆黑，呼呼的凉风直往他脖子里灌，他心急慌忙，把老娘推了出去，他根本想不到火车是走在桥上。

    “只能怨运气不好。你妈倒霉，他也倒霉。他害了你妈，也害了他自己。”这是卧牛关的站长听过我娘的故事后，为他们俩所作的总结。

    我们在站长办公室歇了一会儿，喝杯水凉快凉快。站长说他是三年前才到这儿来的，没听到过我娘的事，站里也没有记录什么的可查。不过他让我放心，站上有位退休巡道员，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那老头是个活档案，六十年中车站发生的任何事他都知道。

    我们走出车站，顺着条大车路往下走。站长问我：“你一定非常恨那个凶手吧？”

    “怎么说呢，”我答道，“当初我根本不知道我娘是被谁害的，现在知道了，可我娘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那姓金的把老娘推下黑洞洞的深谷时，阎罗王也把红笔悬到他名头上了。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姓。

    活档案住的村子前头垒着一道土堤，堤下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一股沤烂了的绿肥的气味直刺鼻子。在稻田那边，是座土墙房子在树丛中露出茅草屋顶。

    我想起了白马湖，我说：“这里的景色真像是白马湖。”

    “白马湖是什么？”站长问。

    白马湖不是什么，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能讲十二年的故事。

    1980年，我和大学生离开了白马湖农场。指导员送我们上汽车，还真有些个恋恋不舍，他望着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和四周那些秃山头，对我说，“想想，你也没什么可埋怨的。你到底回上海了，而我呢，还得在这里待下去，一直待到退休。你就算吃了二十二年的官司，可我是无期。”

    他好像认为我在埋怨他，其实我并没有这意思。他是个好人，我没饿死，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最困难的时候，他常常派我到农场外去出公差，这就是说除食堂的定额外，可以领一份出差粮，要是你有粮票和钱，还能在镇上狠狠吃它一顿。这样吃一顿能管上好几天呢，所以全队都传说我是指导员的红人。

    实际上，早在1966年，指导员就打算放我回家了。他给场领导打了几次报告，场领导也表示同意。可就在那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我没回成上海，留在农场当了职工。

    我过了几年清闲日子，没人来管我，也能吃饱饭，留场职工工资虽然不高，可在这地方足够花的。只是从新来的犯人口里，我才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了什么样子。

    那几年，我家老头子过得也很清闲，只是美中不足，他那架破收音机里，不再播放筱文艳的《秦香莲》了。

    不过有的人家就没那么清闲。大学生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家已经被扫地出门十来年了。他爹他娘、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再加上他，整整六个大人，都挤在原先的汽车间里。“他妹子的，”大学生说，“简直是个男女生混合宿舍，比白马湖的草棚差远了。”

    那汽车间底下是个化粪池，楼上一抽马桶，地底就咕噜咕噜直响。有一次，清洁站两个多月没来抽粪，粪水从盖子缝边冒了上来，漫得满房间都是，可他们一家照样在里面吃饭睡觉。

    “想想也真不容易，”大学生对我说，“我妈妈是中西女中毕业的，跟宋氏三姐妹是校友，全套外国教育。吃饭时我们兄妹几个谁声音响些，她就要骂我们匹格，就是猪。那回我实在忍不住，说了声去他妹子的清洁站，她对我眼直直的，像是马上能吐血。”

    我想要真吐出来才热闹呢，娘吐了血，儿子就昏过去了，脚下还是一地大粪。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跟我们无关，只不过让我在白马湖多陪了指导员十三年。

    我回到厂里，车间主任接我去车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1958年我去农场时，他叫我快去快回。现在我总算回来了，可时间已过了二十二年。

    “是啊，二十二年了，”他说，“可二十二年后，我不还是个车间主任，也没加过一级工资。”

    主任让我去干我的老行当，开车床。当我按下电动马达开关时，我的手都在发抖，我怕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干活了。可事情好像还不算太糟。长指甲曾经说过，有些本领一旦学会了就很难忘掉，比如骑自行车，还有摸人的口袋。看来开车床也属于这一类。

    下班前，车间质量检验员走到我身边。我当然没见过他，二十二年前，他是否活着还是个问题。“王保，”他不客气地说，“听说你也是个老师傅了，怎么干出这种活来。全得返工。”

    我暗暗骂道，小把戏，你神气什么，想当初你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不过是我徒弟的徒弟。

    这是回车间第一个星期的事。过了半年，主任又任命我当了生产班长。

    我重新当上班长，又重新进了厂足球队，以前的事跟我现在又连接上了。说来很怪，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和离厂时的感觉没什么区别。我想是不是有谁把表拨快了，过去的不是二十二年，而是二十二个月，二十二天，或许更短，就好像是在球场上踢球，忽然下面喊有王保的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很长的故事，听完之后，我又上了球场，比赛继续进行。

    在厂足球队，我仍然踢中锋。比过两场，发现对方后卫跑得比较快，他们就让我改守球门。我“铁门”的称号挂了几个月，直到两年前和兄弟厂的一场友谊赛里，我的肘骨骨折了为止。大隆厂一个前锋像匹野马似的朝我冲来，我抢在他起脚前把球扑住，当时我只听到咔嚓一响，拍过片子才知是骨折了。自那以后，我再没上过球场，老老实实当了热情观众。

    就在我绑上石膏在家休养的那几天里，有个意想不到的客人跑来看我。

    我打开门，不觉叫起来，“他妹子的，是你呀长指甲，你也出来了？”

    “那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干吗赖着不出来呢。”他说。

    长指甲说他来上海办点事，想回家乡做买卖去。他没说办什么事，我自然更没有问他。他告诉我，白马湖如今已糟得不成个样子了，每年春天，山水从四面下来，把稻田冲得稀里哗啦，也没人手开沟筑坝。他离队时，场领导正在考虑把大部分田地承包给黑山杜的老乡。

    “要是班长你现在回去，可认不出咱们干下的工程啦。唉，看着心痛啊，我真不明白，他们干吗不多逮些能干事的，去顶咱们的窝呢。”

    “喂，你忘了吗？”我说，“当年就因为这么句话，你被指导员加了两年刑。”

    “他妹子的，可不是吗。”他哈哈大笑。

    11

    老头子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要我赶快找个女人成家。我知道他不死心，想让我们王家的根子在上海扎下去，那些日子里，他成天唠叨的就是这个。虽然他没能看到这一天，可他真让每个常来我家的人都觉得自己负有为我找老婆的义务。

    大学生也替我介绍过三次对象。第一次他有点郑重其事，头天晚上专程来找我，交代到半夜。他让我把头发吹吹光亮，换套干净衣服，还告诉我女人喜欢听些什么看些什么，我又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说得津津有味，我没好意思打断他。不过照我想来，他和我一样，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关于女人的事，我们只是从白马湖的那几个流氓强奸犯嘴里听到过一些。

    相亲安排在静安公园。我们在茶室里坐了一阵，双方介绍人便起身离去，大学生叮嘱我陪女方多走走，可他还没回到家，我倒已经等在那汽车间的门口了。

    “你真有一套啊，王保，”大学生嚷道，“这么快就谈妥了？”

    我说：“大学生，要是你真为我好，往后能不能别再介绍这种刮鱼鳞的老太婆过来。”

    “你胡扯什么，那女的比你还小一岁呢。不过，”他盯着我，像是生平第一次看清了我的面容，“他妹子的，你小子倒还真是不见老唻。”

    我的确不见老，我常常以为自己只有二十一岁，干活的劲头好像才三十出头，介绍对象时，他们说我是四十来岁，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四十九岁十个月零二十二天了。

    没多久，大学生又替我物色了一个。他说：“王保，这回保你满意了，人家是黄花闺女，才三十岁。”

    从公园出来，我陪黄花闺女走了半条街，没听她吐过一个字，临了她说对不起，她忘了还有件要紧的事得办，我说没关系，反正我没什么要紧的事，便把她送上了电车。

    回家路上，我跟自己开了个玩笑。我说，王保，要是你成亲早些，像乡下你叔叔在那年岁上就有了小孩，那你的女儿也该有她这么大了。要她真和你成了，往后走在街上，别人问你，王保，你身边的是不是你女儿，不知那时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相亲相多了，连班组里的同事都摸出了规律，他们每见我吹了头发，就会问：“班长，今晚上又有活动？”

    “什么活动，”我说，“散一次步吧。”

    我的相亲确实就是一次散步，大多数时间连散第二次都用不着。女人听说我的过去就浑身发冷。我唯一的优势是独占着一间房，可这跟年龄、工资和存折一比又显得轻了。不过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种散步至少对我有一个好处，让我戒去了二十年的烟瘾。如今女人都希望老公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一句话，不花钱，她们要的是一匹又能跑又不吃草的马。

    根据物竞天择的原理，说不定今后的马都能那样。

    在我快要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终于遇到了我的老婆。那天大学生跑来我家，“王保，”他说，“我手头现在有一个人，别急，你先听我说，绝对不是刮鱼鳞的老太婆，也不是黄花闺女，她是纱厂的女工，39岁，名叫李秀兰，长得很清秀，人爽快，也能干，我见过，蛮不错的。她结过婚，男人去年工伤死了，她跟原来那婆婆相处不好，急着要搬出那家。只是存在一个问题，她有个男孩，已经11岁了。你听清楚了没有？”

    “你说吧。”我说，“几点在公园见面？”

    这次相亲有点特别，我们没去公园，也没逛街，大学生直接把她带到我家里来了。她开门见山说：“王保，我们都是过来的人，用不着躲躲闪闪。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不嫌你，我的情况你也知道了，你不嫌我的话，我们俩就算成功，只是我年纪也不小了，我没胃口再生孩子。”

    我说没关系。说实在的，我把不准自己还能不能干那件事。

    “我还没说完，问题是，关键不在我身上。你知道我有个儿子，他是我的命根。如果你和小东谈得拢，我们俩就好，如果你们谈不拢，那我们就算了。”

    我好容易才明白过来，她是要我跟他的儿子谈恋爱哪，真她妹子的不成话说。

    星期天，秀兰把儿子给我送了来。我带着他，先到复兴公园坐碰碰车，再去逛淮海路。我有点不知怎么待他是好，给他买棒冰，他不要，买气球，他也不要。国泰电影院正重映旧片《少林寺》，我带他坐了进去，看完之后，我问小东怎么样。

    “好看。”他说。说罢右拳照我脸上虚晃一下，左腿飞起，向我小肚子踢来。

    “哈，醉拳。这招我能对付。”我把他飞起的腿拍了下去，“不瞒你说，《少林寺》我都看了三遍了。”

    “不瞒你说，我看过六遍。”小东笑着说。

    我告诉他，我十一岁，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跟着我爹爹从苏北来上海逃难，住在马路边用草席搭成的窝棚里。后来陈毅市长派了好多干部，挨家挨户动员我们回乡，可没人理他。

    “陈毅市长？”小东说，“我知道。我看过那部电影。他是个好人。他叫你们回乡，那你们为什么不回乡呢？”

    我对他说，并不因为谁是好人，我们就一定要照他的话去做。不过我想小东还不懂这个道理，我自己，也是等到二十岁之后，才逐渐明白的。

    有一件事，直到结婚时我才弄明白，就是大学生手头哪来那些个女的，能一个接一个替我介绍。

    回上海后，他被安排在街道加工厂，和回城的老知青一块工作。我和秀兰成亲时，他告诉我，其实那些女人，包括秀兰，都是别人为他介绍的，被他转手派司给了我。我问他怎么不想想自己的事，“我不急，”他说，“我要寻找一种能让我激动起来的感情。如果找不到，我宁可独身。”

    他比我大两岁，在我号称四十九岁时，他已经五十出头了。

    但愿他能够找到。

    我不知道我自己找到了没有，不过我和他找的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本不是同一种人，尽管我们在一块待了二十年。同样，我也不知道秀兰和我找的是不是一种东西，有时我觉得是，有时又好像不是。

    有一次我听她说：“王保，我嫁你真是嫁错了。我原想找一个男人来管管儿子，没想到找到一个老小孩。”

    她说的是我和小东抢书看的事。我从厂图书馆借了本武侠小说，回家就被小东抢过去，他从吃饭前看到十点，直到秀兰逼他上床睡觉。我接过班，看到半夜一点三刻。第二天天刚亮，发现小东已经在被窝里看上了。

    当然，秀兰也没什么可埋怨的。小东是她的命根子，我又是命根子选定的。她对我讲过，我们俩去登记前，她曾一本正经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小东好久没开口，后来他说：“反正你总要替我找个后爸爸，我就要王保好了。他是个好人，他还说过，我用不着听他的话。”

    12

    满五十岁的时候，我王保终于有了个家。

    车间里有些小青年对我说：“王保师傅好福气啊，又讨老婆又得儿子，没说的，你这回非得大大地请客。”

    从出生到现在，我总共听到过两次有谁说我福气好，每次都有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小矮子说是因为我能被胀死，他们是因为小东。我不怨那班小青年，他们人不坏，只是爱开开玩笑。可我也不准备请他们喝喜酒。我要学学现时的新潮流，旅行结婚一下。

    老头子过世后，他的骨灰一直待在家里，我把他放在那架收音机旁边，我想他准会喜欢那个地方。一年前，乡下叔叔把他带回了苏北老家，给他安了个坟。我打算和秀兰小东一块去老家，一来给老头扫墓，二来让小东看看农村。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下乡了，当然，还得看他会不会染上我那样的好福气。

    我们在乡下过得很舒坦，叔叔和婶婶待秀兰不坏，他们家承包了一个养鸡场，有的是禽蛋让我们吃。最高兴的还是小东了，他整天跟着我的小侄儿在后山上跑。回来吃饭时，身上没一处是干净的。挨他娘训时，他申辩说：“这是泥吗？是血。有一伙毛贼在乱坟岗上暗算我们弟兄，让在下杀得丢盔弃甲，亡命而逃。”

    老头子的墓就在那个乱坟岗上。回上海前一天，我在那儿站了很久。他的坟垒得有一人高，底圈用青石块围着。和里面放的骨灰相比，这坟实在是太大了些。我想起老头临死时对我说过的话，如今他已经应了愿，可我老娘还不知身在哪里呢。

    我顺着放牛路回去，刚到村口，看见堂弟向这边跑来。“大哥，快，”他气急败坏说，“快回家去，我爹到处找你呢。”

    我被他拖着跌跌撞撞进了家，叔叔正等在门口，他一把拉过我的手腕，说：“快进去，你娘有话要对你说。”我想他是不是在发烧，老娘都死了快三十年了。

    叔叔家的屋子分里外两间，这次我回乡，他把里屋让给我和秀兰住。我走进里屋，看到婶婶盘腿坐在我们的床上，眼睛直瞪瞪的，嘴像在嚼橡皮糖似的动个不停。一见到我，她两眼一亮，尖声叫道：“王保，我的儿啊！”

    我糊涂了，不知说什么好。叔叔在我手上掐了一把，“快答应呀，”他说，“你娘附在你婶子身上了。”我低声应了声娘。

    “王保，我的儿，我好想你啊，”婶婶暴出两眼看我，看得我浑身冒冷汗。“我的儿，娘想你啊，你可知道？娘死得冤哪，那恶鬼把娘害了，不让娘到你身边去，他抢去了粮票，可没抢钱，钱还在娘的贴身口袋里，给你留着呢，你怎么不来拿呀。我的儿，娘这些年过得苦啊，娘是个野鬼，无处安身，娘想回家来。王保儿，你的日子好过了，可娘苦啊。”

    “娘，你别哭了，儿子一定把你带回来。”我语不成声，扑通一下对着我婶婶跪了下来。

    大学生听我说过老娘附身的事，笑得前俯后仰。“班长同志，”他说，“难道你真相信这种鬼话？”

    “要是别人说，我当然不信，可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呀。告诉你，我婶婶当时说话的声调和我老娘一模一样，再说，她怎么会知道我娘把钱藏在哪啊？”

    “在我听来，苏北人说话的声调从来都一个样。算了，你别胡扯了，如果你妈妈真想跟你说话，哪里不能说，干吗老远路跑到苏北去？”

    “听我叔叔说，城里人太多，鬼魂不敢进来。”

    “又是胡扯，”他说，“活人麻烦就够多了，要是死了的再来挤热闹，那叫我们怎么过。”

    他家那时已经搬出汽车间，上面落实政策，把一大幢洋房还给了他爹。为了各占几间屋子，他们四兄妹闹得不可开交，都去过了派出所。大学生对我说：“全家挤汽车间日子和和气气的，现在有房子了，反倒摆不平。早知道这样，不如住一辈子混合宿舍呢。”

    活人的麻烦就是指的这个，不知达尔文能从中得出些什么原理。

    那天，婶婶说过那番话后，把我们搁一边，自己竟睡着了。虽然是四月里，天还很凉，可我就像刚下了足球场似的，额头上的汗水一摸甩一地。过了一会儿，婶婶伸个大懒腰，下床去灶上做饭，等吃晚饭时我再问她，她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秀兰说幸亏她当时不在，要不准吓得半死。“可这有什么吓人的呢，”叔叔说，“那是你婆婆呀。”

    叔叔说，上海是大城市，人多嘈杂，阳气盛，死人不敢去，他们喜欢乡下，靠水边阴气重的地方。但他又说，现在乡下也不太平，人越生越多，房子越盖越大，汽车成天进出村口，吵得鸡不肯下蛋。“从前我们这里狐狸獾子什么没有？下雪天，你爹常带我去草垛里夹黄狼子。现在你再试试，连野兔子都难逮到一只。看吧，要不了多久，死人也不会回来啦。”

    听他的口气，似乎鬼也是人类的受害者，就像那些快灭种的大熊猫似的。

    不管信还是不信，我告诉秀兰，我要去找老娘的坟，要是能找到，就把她带到苏北老家去，和老头子埋在一处。秀兰问我上哪儿找去。我说先到蚌埠碰碰运气。

    “真是的，”秀兰说，“那天怎么忘了问问婶婶她在哪里。”

    我原打算回到上海后立刻就动身，可总有事拖着，直到七月里才请出假来。小东和我一块去火车站，那时学校也放暑假了。

    我排队买车票时，我让他到对面食品店买一个干净塑料袋。

    “你要那个干什么？”他问。

    我没告诉他。我不知道他应该管我老娘称作什么。

    13

    那位退休巡道员的家靠着村口，我们来到他家，他还光着膀子躺在凉床上睡觉。站长费了好大劲把他摇醒，等洗过把冷水脸，眨了五分钟眼睛，他老人家才算听明白我的故事。“不错，有这么回事，”他点头说，“可你现在还跑来干吗呢？”

    巧了，原来我娘的尸首就是被他发现的。那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出去巡道，他的路线是从车站走过桥，到山的那面，大约有四公里。四公里以外的路轨，由下一站管。事情是他走回头时发现的，那会他比较悠闲，因为道都查看过了，走到桥上，他无意中向下面望了望，看到一堆黑乎乎的什么东西，于是他便从桥头边的山路下到谷底。

    “那会儿我可真吓坏了。咱卧牛关是个小地方，都是老实巴交的乡里人，从没有闹过杀生害命的事。我跑到站上报告站长，不是他，是老站长，早几年得血痨死了，他也不信，自己还下去看过。咱打了个电话到分局，顶傍晚蚌埠来了两公安。他们把那女人翻来翻去弄了一阵，说把她埋了吧。我跑回村里找人，没人肯干这事，后来站长许了每人一块钱，才出来三个老头。他们问我怎么埋，我说就随便找个荒山头埋下，反正要不了几天这女人的亲人就会来把她领去的。”

    结果他白等了几天，没人来。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故事，他不必知道了。

    我说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现在？”老巡道员说，“只怕那女人的骨头都快化啰。”他问我是那女人的什么人，我说我是她儿子。他没问老娘的名字，我也没报。对他来说，她一直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女人。

    我们往村后走。那是条上坡路，没一会儿村里的屋顶和树冠全在我们脚底下了，巡道员快步走在前面，一点也不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我们爬上一面坡，眼前除了黄土便是青石，就像白马湖边那些被削光的山头。太阳光无遮无挡地照耀着我们，我的衬衫粘在了皮肤上。

    “到了，就是这儿。”老巡道员站住，指了指他脚前。我看着他指的地方，那儿和四周没什么两样，地面稍微有点突起，长了些稀稀落落的爬根草，这不像坟，只是个小土包。

    “你不会搞错吧？”站长问。

    “搞错？”老头说，“是我让他们抬这儿来的。”

    “不是，我是说那么多年了，你会不会把它跟别人的坟搞混了？”

    “你不知道，这坡上就这么一个坟，村里人的家坟在那边山头上。”巡道员转身对我说，“这里原是荒地，没个名字，就打你妈埋这里后，村里把这坡叫成野鬼坟，上野鬼坟打草，上野鬼坟放羊，哪家娃儿耍得忘了归家吃饭，妇道人就叫男人到野鬼坟喊去。你想我能搞错吗？”

    我想他不会搞错，尽管这里环境不舒适、风景不优美，可它多半就是我娘的墓地。“那就别耽搁了，”我对他俩说，“我还要赶下午的火车。”

    老巡道员回村去取铁锹，走下几步他身影便隐没在山坡后面，我望向远处，又看到了那座桥。现在它不像是在天上了，而在正前方，好像伸手就能抓住。我忽然生出种奇怪的想法，就像是一串珠子散落了，孙胡子捡到一颗，高同志捡到一颗，退休巡道员捡到一颗，老头子也藏着一颗，我正试图把它们穿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颗珠子，也是最大的那颗，可能就埋在我脚底下。

    老巡道员扛着铁锹上来了。他把锹塞在我手里，说：“有件事我得让你知道，你妈的尸骨怕是不全。我们附近村里狗多，你妈下葬时又没备棺木。”

    我请他别说了，我知道这景象。当年小矮子的身体被野物扒出来过两回，撕得零零碎碎，有条腿拖到了宿舍门前，直到我们用大石块把坟整个压住才太平。

    我把铁锹踏进坟里，出乎意料，这里的地并不板实，随着我扳动锹把，泥土花蕾似的绽开了。这时候我手软了，不敢把土起出来。我害怕会突然听到老娘的哭叫声。当年填平白马湖时，我们掘过很多乡下人的坟，老犯人一面掘，一面说会遭报应的。

    我想今天该是我遭报应的日子了。站长从我手里拿过锹，接着挖下去，他把掘起的土扬到一边，然后用锹背拍松，让埋着的东西露头。不一会儿，原是土包的地方变成一个坑，坑边又起来一堆鲜土，我俯在鲜土堆上，把沾泥的白骨和一些碎片拾到旁边。

    火辣辣的太阳射过来，我额头上的汗顺着鼻子沟流进嘴里。站长喘了口气，一躬身，又是一锹土飞了过来，有件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亮，就像是黑夜里的流星。

    二十九年前，我离开上海去白马湖的头晚，我们全家三口人最后一次聚在一块。老头子拉扯着他在苏北乡下的旧事，老娘坐在板凳上为我补衬衫领子。她边补边流泪，手忽上忽下引着线，指头上套的顶针箍在灯光下一亮一亮闪着我的眼。

    “别挖了，”我说，“这是我娘。”

    我从土堆上拾起了那个白铜顶针箍。

    我们顺山路往回走，老巡道员在前，站长在后，把我护在中间，一切都像来时一样，只是我手里多了个塑料袋。在我把老娘的遗骨捡到袋子里去时，老巡道员捧过一把鲜土。“把这也装上些，”他说，“你妈在咱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好歹也算是卧牛关的人了。”

    回到村里，我们在老巡道员家门口站了一会儿，村前有些女人和小孩，好奇地看着我手中的口袋。我向老人道别，再一次谢了他。他说谢什么，这也是缘分，当年是他埋了我娘，今天又是他请她出土。他向村后的山坡望了一眼，“不过那山头的名是不会变了，再过几百年，卧牛关人还得管它叫野鬼坟。”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方是用人的名字来标称的，好比志丹县、左权县，现在我知道了，其中还有一个以我娘命名的山头。这真叫我不知说什么是好。

    我们走到车站，站长替我办了去上海的联票，车还没来，他领我先进了站台。那座桥架在两山之间，从站台这边望，就像在天上。太阳已经偏西了，血红血红，映得桥透体发光。

    站长站在我身旁，也望着那桥。他还很年轻，我看见一点点的汗珠渗出他刚发青的上唇。他告诉我，他是青岛人，1983年从南京铁道专科学校毕业。他说刚分到小山沟来时，他也差点想从那桥上跳下去。

    我说有些事，要是你向前看，你会觉得黑压压的一片，像永远望不到头似的，你简直恨不能死了好。可等到你向后看时，你准高兴你还活着，尽管你还有些后怕，奇怪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但反正你已经走过来了，就是他妹子的这么回事。他挺认真地说：“我记住你的话。”好像我是铁道部部长。

    14

    我没想到蚌埠到南京的慢车会有那么挤，座位都客满了，走道上还都站着人。列车员大声吆喝，让上车的往车厢里走，然后把门一关，躲进自己的小屋去了。

    火车出了站，哐啷哐啷走上那座桥。我贴着窗向下望了望，只看见深深的谷底，却看不见桥身。要是没这座天桥，我娘兴许不至于死。

    我走到车门边，那里比较松些。一个小青年在地上铺了张报纸，坐在上面，身旁堆着七八个满满实实的大旅行袋。我把塑料袋放在角落里，身子靠在门上。我娘就是被人从这地方推下车的，要是那天晚上，381次车也这么挤，她多半不会死。要是她不去白马湖看我，她自然不能死。

    回厂后不久，因为调工资的事，我到局组织科去过一次。有个干部在档案柜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份发黄的文件。“你还来干什么？”他搔着头皮说，“不是早就给你们这批人平过反了吗？”

    我看着他指的那几行字：“……至于少数觉悟较低，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工人，则以教育为主，不戴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帽子。已经作出处分的，应予撤销。”原来那次运动也和我无关。

    我抢过文件，从头到底看了一遍。那上面盖有红通通带国徽的大印，日期是1959年2月，就在我到白马湖的半年之后。

    要是我那时就能回上海，老娘当然也不会死。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份文件，也许是他们忘了往下传达，也许是农场领导真想留我们在那儿移山填湖，改造大自然。

    要是这些事真的都发生过，要是没有那天桥，要是车上挤满人，要是她没能来看我，要是我在她来看我前就回了家，要是我娘那时没死，现在，她大概也死了。人总是要死的，或者油干灯灭，或者生癌，或者车祸。我想着沪杭公路上因车祸被烧死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参加旅行社去杭州度假的。一秒钟前，他们还谈论着爬山划船和西湖醋鱼，一秒钟后，他们已经像只肥鸭似的挂在了烤炉上。当然，他们的亲人会领到一笔抚恤金。听说也有份文件，规定中国人赔两千人民币，外国人三万美金。

    斜阳透过车门的玻璃照进来，照在我手指上的顶针箍上，反光在车顶上闪动，像一只白蝴蝶。我不知道这顶针箍是用什么制成的，埋在地下二十七年，居然还是这般亮。我想它里面会不会有金银的成分，要是有，或许可以给秀兰打一个结婚戒指。

    “哎，你怎么啦！”坐在地上的那小青年突然看着我说，“你哭了吗？”

    我想叫他别胡扯，但是脱口却说出一句：“去你妹子的。”

    接着我转过身，把脸冲着窗外。

    我想我的确是哭了。

    选自《青年文学》1988年第8期

    点评

    李晓在这篇小说中展示出来的叙事能力是能够将凄厉惨苦的历史命运转化成轻描淡写的忧伤哀愁，甚至有些淡淡的嘲讽与解构。小说的主调还是对“文革”的反思与解析，尤其是将主人公王保的命运推向极致，从而呈现“文革”的逻辑荒谬与对人的精神戕害之深。小说通过王保到白马湖农场劳教和寻找母亲的尸骨两条线索串联起一个家庭在前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所遭受的厄运以及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命运遭际。空间上则以上海为中心，并串联起了南京、苏北、白马湖农场、卧牛关等不同地域，将其展露于“文革”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下。小说中的王保是一个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曲折但并不离奇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通过这个人物，作者也思索了“文革”的某些根源与征象。

    天桥，在小说中是个重要的意象，既实指母亲丧命的地方，而其死亡经过是充满偶然性的；又虚指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关口，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奇异的、悖谬的结合。王保在了解母亲死亡的经过后反复说，如果不是这座天桥，也许母亲不会死去。事实上，包括王保在内的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在某种看似偶然的契机中迎来自己的厄运，而这种偶然其实是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必然性，于是天桥也就是人生突然转折的象征，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他们的命运就会从高高的天桥上一跃而下，这就是小说以此命名的原因。天桥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所有人被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离出来。

    （刘永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