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克里统治时期

    苏格拉底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这样的时代对他的成长影响如何？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一生与雅典密不可分，雅典不仅承担了他的成长，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人性的范畴里，历史可能不断地重演，如果能使后人在回顾过去时，有所依据，能认清历史的价值，那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了。”他的话指出了历史的重要性。想要进一步探究苏格拉底的思想，先要了解他成长的时代。

    苏格拉底出生时，正是伯利克里的黄金时代，伯利克里是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比苏格拉底大二十几岁，当苏格拉底还是小孩子时，他已经成年了。一般来说，“伯利克里时期”是指公元前461至公元前429年，共32年。这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时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

    伯利克里是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雄辩家。当时，在雅典的所有政治家中伯利克里的声誉极高，握有的权力最大。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知道如何动员雅典的人民投入战斗去保卫国家并时刻鼓舞他们的士气——坚决不向侵略势力妥协。伯利克里才华出众，言必行，行必果。雅典人都把伯利克里尊为最高的统帅，无不钦佩他的政治手腕及自信心。以下举出他的一段演讲词，由此可知他的确是一位伟大卓越的政治家：

    雅典的人们！我想说的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与伯罗奔尼撒（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同盟）妥协，当人们支持战争时，会被某种情绪左右；对于事态的发展，也会有好与坏不同的判断，这些你们都是懂得的。现在，我要和以往一样，再次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你们一旦听从我的意见，那就必须彻底地听从，即使遇到挫折，也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应该戮力同心；否则在取得胜利时，我们就无法将之当成智慧与劳力的结晶，而由此引以为荣。战场上的胜败，事先是无法预卜的，如同人们的想法一样，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对于无法预料的事，我们就得将它归之于命运了。

    古代希腊都市雅典在阿提卡地区，阿提卡是位于希腊的中部的半岛。雅典的东边是紧依海岸的长岛，在通往爱琴海的航线上；西边有法勒伦和派里厄斯的良好港湾，通往爱琴海上的各个群岛。这里多山，土地贫瘠，农业收成不好，却极少发生内乱，居民们安贫守素，在这里繁衍生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提卡地区逐渐繁荣起来了。这时另一地区的难民大量涌入阿提卡进入雅典。这些难民大多是因为国家的内乱或战争被驱逐出来的，其中王侯、贵族非常多。随后，他们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雅典逐渐壮大起来。由于雅典的地域容纳不了不断迁移而来的人，不得不向海外殖民。

    之前，雅典的居民缺少冒险精神，他们安于现状，对“最小的错误可能换来最大的幸福”深信不疑。由于波斯攻占了雅典，反抗波斯侵略的波希战争爆发了。经过奋力抗战，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取得了胜利。战争开始时，苏格拉底还未出生。

    之后，雅典的民风大变：他们不再保守，而是勇于革新。他们拿出最果断的态度，凡是决定了的事，必定不遗余力去做。为了达到目的，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尤为爱护自己的国家，在国家面前从不计较个人利益。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写道：“……压制侵略是人类本性的表现。自己虽然拥有权力，但却不滥用它，而用道德的力量影响他人，只有这种人才值得称赞。”这反映了当时雅典的风貌。

    战争结束时，苏格拉底已经13岁了。他成长在伯利克里的极盛时期，伯利克里的自信心及实践力方面所作的表率，无疑启迪了苏格拉底，并使他身体力行。苏格拉底在行动上决心要做的事一定要做，绝不轻易放弃。

    有一个人虽然与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在苏格拉底的精神与思想方面，却有深远的影响。这个人叫忒弥斯托克勒斯，是一位军事首领。

    忒弥斯托克勒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28年，逝于公元前462年。在萨拉米湾战胜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便是忒弥斯托克勒斯统率的。他的独创力与生俱来，而且往往将这种独创力超常发挥，别人是难以企及的。忒弥斯托克勒斯的观察力异常敏锐，在紧要的关头，他当机立断从不出错。他具有深远的眼光，记忆力惊人，即使遇到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也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不管多么棘手的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忒弥斯托克勒斯的悟性及学习能力都极强。关于上面所说的这些，在《回忆苏格拉底》及《欧绪德谟篇》中都有所叙述。凡是遇到重要的事需要解决时，人们都寄希望于忒弥斯托克勒斯，期望并相信他能妥善解决，取得最好的效果。不幸的是忒弥斯托克勒斯由于犯了谋反罪，被处死了。他一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具有辉煌的历史意义。

    关于忒弥斯托克勒斯的出众才华，苏格拉底是这样评价的：“……要想学到好的技术，就必须找好的师傅。国家的领导者掌握了国家中最重要的事，他是一个灵魂人物。如果有人认为他这一切都是天生的，那的确是十分愚蠢的想法。”苏格拉底是极为推崇忒弥斯托克勒斯的。这些在色诺芬所写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均有记录。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识不少都是受到忒弥斯托克勒斯的影响和启示而获得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经历过两次战争：一次是波斯与希腊间的战争，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一方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至公元前404年结束，历时27年。

    当时，伯罗奔尼撒群岛上的国家以斯巴达为首组成同盟，此外，还有麦加拉人、拉克利斯人、普契斯人、安普拉琪亚人、留卡斯人以及安那库都利亚人等都加入了这一同盟。另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同盟，其中有巧斯人、来斯佛人、普拉第亚人、麦沙尼亚人、阿卡陆拉尼亚人、肯陆卡拉人、萨肯托斯人以及卡利亚人、多利斯人的殖民地，伊奥尼亚人的主要城市，赫拉斯奔多斯的城市，色雷斯城、伯罗奔尼撒至克里特为直线的东方海洋上各岛屿。

    伯利克里作为有谋略的政治家，他对战争有必胜的信心，却不恣意扩大战争的范围，也不鲁莽，避免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伯利克里曾对士兵说过：“……我们并非畏惧与敌人作战，而是必须对自己所能犯的错误有所警觉。”

    斯巴达的使节曾晋见伯利克里，伯利克里代表雅典人作了以下的答复：

    一是，斯巴达曾对雅典市民及同盟国的市民颁布撤退的命令。我们要求，如果斯巴达能废除这道命令，我们能让麦加拉的市民利用阿喀拉港。

    二是，你们这些拥有自治权的国家，若参加同盟、订立和约，不但同样给你们自治的权利，并可享有最惠国待遇。

    三是，条约上规定，若自己的国家没有和别人作战的意思，可是他国却对自己进行侵略，此时仍须应战。

    雅典人民一直深信伯利克里的决策。雅典一直是在战争中成长茁壮的。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28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同盟形成对峙。苏格拉底在这段期间里正是39岁至42岁的年纪。

    在两者对峙期间，斯巴达王阿契戴摩斯训示各城市的指挥官该如何对付以雅典为首的同盟国，斯巴达王说道：“我们攻击的目标是雅典的城市，他们一向自豪地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备战。因此，若能让雅典人看到，我们将他们的树砍断、房屋烧毁，他们是会应战的。因为，他们一旦遭受攻击，一定会愤怒异常，以致不计后果或成败，失去理智，任由情绪支配，而卷进战争的漩涡里。雅典人喜欢支配别人，自己的领土不幸被蹂躏，他们自己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伯利克里命令雅典的人民把家从城外搬到城内，而家禽、马、驴等则移到近海的岛上。

    雅典人民过惯了田园生活，深深爱着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对那种集体移居的生活很不能适应和忍受。但为了顾全大局，他们都遵守法令搬迁到城里去了。只有少数人民在城内有家或者可以投亲的好友，所以多数人暂时借居在街上、神庙等地，只有阿库拉普利斯及亚库雅（市场）东南的亚利乌西尼旺等处所是严禁借居的。

    在阿库拉普利斯的西北方的山崖下，有一块名叫“培拉路易肯”的土地，在那里有一则这样的传说：培拉路易肯必须任其荒废，凡是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是会被诅咒的。但因现实的需要，这里也住上了人。

    雅典上上下下都为备战而忙碌。为了抵御伯罗奔尼撒沿岸敌军的攻击，他们都已准备好了战船。伯利克里曾对人民说：“……有形的战场有两个：陆地和海上。其中之一你们是占完全的优势……你们的海军实力使你们的舰队高兴驶到何处就驶到何处。”关于斯巴达，他也有评述：“……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军，在某个单独战役上，可能有压倒整个希腊之势，但它却不能对一个在性质上与它不相同的强国进行战斗。……他们会感到熟悉大海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雅典只有少量的陆军，不得不避免在陆地上的大规模战役。这就说明了雅典到希腊西海岸以外的海面上并且到西西里去作战的原因。但斯巴达是陆上实力雄厚，海军的力量薄弱，不得不在陆地上与雅典周旋，尽量在陆地上与雅典作战。因此，斯巴达的军队侵入阿提卡，并到雅典的耕地里去破坏庄稼。这成了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战役。战斗连年不息，但彼此间却难分胜负。在这连年不断的互相争斗中，老百姓深受其害。

    据说，苏格拉底为此说过：“如果有人正为无知而困扰着，我们就毫不吝惜将智慧给他；如果有人遇到的困难是出自贫困，那么众人就应同心协力地周济他。”

    苏格拉底还对阿里斯达路克斯说过：“……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不妨把心里装着的事说出来，让众人为你分担，这样或许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阿里斯达路克斯回答：“苏格拉底！我感到非常困惑，自从内乱开始以后，很多人跑到比里斯夫，剩下的亲戚都是妇孺及老人，却全都逃到我这里来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已经侵入阿提卡了，而且已经攻到距雅典不远的地方，雅典人的家园就要遭到对方蹂躏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继波希战争后的又一次战争。对于青年来说，他们尚未经历过战争，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此毫无经验，他们的心灵可能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伯利克里阻止了雅典人民想奋起抗战的要求，他担心他们会丧失理智。作战是要求严格的纪律的，要不就难以取胜。

    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呢？战争开始不久后，雅典到处流行瘟疫，大量的民众相继死亡，雅典人民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他们不仅对大肆流行的瘟疫深为恐惧，而且他们的土地和庄稼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这双重灾难使他们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

    伯利克里的政治生涯受到挑战。在前线的伯利克里的军事指挥官率领的4000名雅典的重甲兵，因患上瘟疫，一下子就减员一千多人，最后，只得返回雅典。雅典人民开始责难伯利克里，他们认为是伯利克里的独断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为此提出了向斯巴达求和的建议。伯利克里派出了求和的代表，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此一来，反对伯利克里的声音越来越大。

    伯利克里为了要挽回人们对他的信任与尊敬，召开了民众议会。他诚挚地说：“各位，你们已经被目前的恶劣形势压倒了吗？你们若是因此而责备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们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是否为你们对我的责备找到适当的理由了呢？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国家的安危，这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假如你个人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国家却危在旦夕，那么，你的幸福也长久不了。假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而国家很强盛，那样，你迟早会得到解救的。所以，你们应该下决心为国家牺牲奉献；而且绝不可以为个人利益而背叛国家。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同心协力守护住我们的国家。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国家，我与它之间有很深的感情，财富是无法引诱我背叛它的，利益也无法使我动心。一个人如果对事情有良好的判断力，但却不能具体去实践，这就犹如纸上谈兵。一个人既能正确判断，而且又能付诸实践，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人要是反对其国家的话，就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更大的祸害。今天，有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德行、道义，但背地里却收受贿赂，只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今天，要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要相信，谁都是不愿进行战争的，但是，目前只有两种途径可选择：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二是，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去争取胜利。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我认为，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想法，并且付诸行动，至今，我也不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未开战之前，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但战争开始以后，你们又后悔了。这是因为你们的意志薄弱，却怀疑起我的决策。

    “每个人都很清楚战争的残酷。它带来的后果，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但是战争的成果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瘟疫的蔓延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国家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各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却好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能长出来。所以，不要感到难过，只要保有真正的力量，坚守我们的自由，我们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回来。

    “各位的先人，并非平白地得来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要守住国家，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带来的耻辱比抢不到带来的耻辱，更使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足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伯利克里感人肺腑的演讲终于说服了雅典的人民，他们遵从伯利克里的意志投身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去了。

    死亡是每个人都躲避不了的结局，不管他如何伟大、卓越、无私。在他动员雅典人民坚持战斗、保卫国家演讲的两年零六个月后，即公元前429年12月，伯利克里由于劳累与忧愁过度逝世了。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伯利克里是因为染上瘟疫死亡的，他的政治生涯当然也因此结束了。普卢塔克说，伯利克里担任雅典执政官十几年，他制定与执行的政策比较保守，但他的作风较为稳健。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伯利克里的统治地位就较为稳固。总而言之，在伯利克里执政期间，他的政治生涯是安稳的。

    伯利克里去世之后雅典就急速地衰弱落后了。当然，在伯利克里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关于伯利克里，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又由于伯利克里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词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客观来说，伯利克里是值得敬畏和颂扬的。

    自伯利克里死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只有一次胜利的记录。雅典过去的光荣与声名一去不复返了，雅典辉煌的时代已经不能再现了。

    过往的光荣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面以繁荣的方式显现了，这就是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繁荣。

    战场上的哲人

    古希腊的雅典一直处在历史漩涡的核心之中，而智慧的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漩涡之中——战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虽然战争也会存在间隙，夹杂着短暂的和平期，但它还是不断地继续着。苏格拉底一生共参加过三次战役，他以勇敢和沉着为雅典奉献自己。他认为有雅典才有苏格拉底，并不是有苏格拉底才有雅典。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32年至公元前429年之间，参加波提亚战役；公元前424年参加德立安战役；公元前422年参加安菲波利战役。

    在法庭自我辩护时，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勇敢善战的，他说：“各位雅典市民，我曾被你们选中，去参加波提亚战役、德立安战役和安菲波利战役。当指挥官命令我，守卫某个据点时，我绝不会比别人逊色，为了保卫和守护指挥官让我监守的阵地，我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第欧根尼也曾叙述同样的事实：“苏格拉底参加安菲波利战役之前，曾在德立安战役中，拯救过从马背上摔下的色诺芬。当战事紧急，大家纷纷撤退时，苏格拉底却能保持沉着冷静应战，不时环顾自己的周围。如果有敌人要攻击他，他都能随时警戒作战，然后再从容不迫地随军撤退。他也参加了波提亚战役。当时路上的要道因战争而阻断，军队无法走陆路，只得坐船出征。一天晚上，船就像中了巫术一样，被困在一个地方无法前行。而从苏格拉底在波提亚战役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态度来看，他理应受到嘉奖，但听说他却将荣誉让给了亚西比德。”

    波提亚战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战役。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查米德斯篇》，就是记载苏格拉底刚从波提亚战役归来的情形：“我（苏格拉底）前一段时间奉令去波提亚战场，直到有命令遣返复员军让我前天晚上回来。由于一时无法再去，因此很期盼能再回到战场，到那个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种心情，所以我就到巴斯雷亚神殿对面的陶里斯斗技练习场去。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人，虽然有几个人不认识，但大多数人我基本都认识。他们看到我过去，远远地就向我打招呼。凯勒丰仍然保持着他的热情，从人群中跑出来，握着我的手，说：‘苏格拉底，人们都说那次战役异常激烈，你能安全归来真是个奇迹！’

    “我回答他说：‘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

    “凯勒丰又说：‘这里的人都知道那次战役非常激烈，而且许多人在战场上英勇战死。’

    “‘那倒不假。’

    “‘可是，你也参加了那次的战争呀！’

    “‘我是在场。’

    “‘……那么，请你坐在这里，我有话问你。’他说着，并让我坐在柯里西亚斯的旁边，我坐下之后，就和柯里西亚斯以及他旁边的人们聊了起来。他们向我问各种问题，我也就按照他们所问的，把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他们。”

    亚西比德在《会饮篇》中也将这场战役中的一些细节讲得很清楚。他首先描述苏格拉底曾因陷入自我沉思，而站了一整晚。他叙述道：“波提亚战役，正如同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战后，我从指挥官那里获得了奖赏。其实，苏格拉底也应当受到称赞才对。因为他没有舍弃受伤的我而是解救了我，还带着我的武器一起回来。或许你们将因此而责难我，或是说我撒谎，可我真的曾经向指挥官主张，应授奖给苏格拉底。但指挥官因为我是贵族才给我奖赏。且那时的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获奖的资格，他还非常赞成我获奖。”

    公元前424年的德立安战役，雅典打了大败仗。这场战役雅典方面的指挥官拉凯斯，曾有这样的叙述：“利西马科斯！你一定要把那个人（苏格拉底）留住！因为那是一个无论身处何处，都不忘尊敬自己的父亲和祖国的人。当德立安战役溃败时，我正与他在一起，所以我能断言，如果其他的人也能勇敢如他，那么我们国家的荣耀就可以保住，绝不至于惹人耻笑。”

    在德立安战役中，除了拉凯斯外，亚西比德也与苏格拉底并肩作战，他在《会饮篇》中曾描述过这场战役，同时，他还回想起拉凯斯的事：“各位，认识到德立安的派遣军将要撤退时，苏格拉底所表现出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骑着马，而没有装备的战士们是徒步行军的，因此我必须等军队全都撤退后再离开。这时，我看到苏格拉底正与拉凯斯两人结伴行动，我大喊着让他们鼓起勇气，坚持下去，我绝不会把他们丢弃的。在此战役中，我能够比在波提亚战役时更详细地观察苏格拉底——因为我骑着马，且毫无畏惧——我充分了解到，他比拉凯斯优秀得多。当时，他非常镇定地观察敌人的军队，以极其冷静的神态行走，任何看到他这刚胆形象的人，都会觉得与这个人一起行动非常安全，因为他一定会很勇敢地保护自己。他自己没有受伤，平安离开了战场；而和他一起行动的人，也同样平安地撤离了战场。在危急之时，能保持沉着冷静的态度，就不会遭受到敌人毁灭性的打击；相反，如果张皇失措，就会在敌人的攻击下溃不成军。”

    雅典式民主

    雅典到伯利克里时期，民主制度臻于完善。伯利克里十分重视提高所有雅典公民的素质，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对学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予以大力扶持，以使雅典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的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哥拉斯、德谟克里忒斯、普罗泰戈拉斯等哲学家，和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在雅典的文化领域中都十分活跃。雅典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此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及文化诸方面，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对此，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有过叙述：“……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国家，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

    60岁的伯利克里被推选在国葬典礼中致辞。致辞时，伯利克里首先感谢先人，然后赞美创造雅典的神，接着述说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领导人物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这时，大约35岁的苏格拉底所认同的自由与法治与伯利克里的政治精神是相通的。

    伯利克里说：“我们的政体并非学自他国的制度，更非追随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让别人以我们为楷模，效法我们。民主政治并非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为多数人所共有。在我国，依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若某一个人的才能超出众人之上，那么，我们则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谓的平等观念，而要特别任用他，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假若有某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他出身贫寒，也不能因此阻塞他的仕途。

    “不要害怕别人用怀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只要你的生活并没有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那么，你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则只有用法律来约束。因此，要唤醒众人的廉耻之心，虽然是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但大家仍必须遵守。”

    这段话记载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有秩序的，是有法律保障的，所以要自由就必须守法。雅典的民主最显著的特色是由民众来选政治领袖，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政权，这是一个限制。伯利克里所谈的雅典民主主义的理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格拉底是在这样的时代中生长的，在他被判死刑后，没有答应克力同提出的逃亡计划，就是由于他对这种民主理念的认同。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载着苏格拉底对王道与假民主政治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王道是用法律治理国家，使人人遵守法。假民主政治则是完全的独裁统治。贵族政权依照传统选出为政者，富人政权依照财产数量来授官，而民主政权是从所有人中，选出贤能者而任命。

    柏拉图的《克力同》中也有这样一些描述：

    雅典的审判官：苏格拉底啊！现在你心中打算要做的事，是不正当的，我们生你、养你、教你，把好的分给你，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人，更何况你曾对雅典发过誓。现在你已经成人，已经了解国家的情况及我们的法律，如果我们的处理、我们的判决不能使你感到满意，那么，你可以带走你的财产，到你所愿意去的地方去。其他的人若是有这种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地方或别的国家去，我们是绝不妨碍和禁止的。要是你们没有离去，选择留下，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判决，了解我们如何处理国政，遵守我们的法律，接受我们的约束，否则等于犯了以下三重罪：

    一是，我赐给你们一切，但你们没尽到义务，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二是不顺从生你、养你、教育你的雅典；三是，你愿意顺从我们，但未能切实做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的话，你应立即提出改革的建议及具体措施，以便使我们知道其错误；而这两者之间，你却不作任何选择。

    苏格拉底一心捍卫雅典的法律，这是他不离开雅典的原因之一。虽然，苏格拉底与伯利克里的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面并不一致，但苏格拉底并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的，他深爱自己的祖国，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感情，而是对雅典自由、平等的挚爱。

    在伯利克里的黄金时代，希腊的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散文在演讲词、哲学及历史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什么演讲词在当时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

    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演讲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演讲词则是古希腊散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演讲是随着古希腊国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确立，为演讲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在希腊世界的各国家中，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最为完善，因此，演讲也最为发达。而且，要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演讲家。

    自由也是希腊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色，雅典人相信只要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人，那么，国家一定会繁荣的。自由的空气，孕育出崭新的文化。新文化的内涵是勇气、正义、德行、知性等。苏格拉底正是这种新文化、新精神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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