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撇开韩段二文的是非，就李愬在平淮西之役的功绩来说，确也值得大书特书。不但先入蔡州的是他，在运用招降纳叛的策略上，也取得了绝大的效果。北宋时诗僧惠洪曾经写过一首七古《题李愬画像》[166]，就是突出李愬在这一事件上的智谋、魄力和苦心：
淮阴北面师广武，其气岂止吞项羽？君得李祐不肯诛，便知元济在掌股。羊公德化行悍夫，卧鼓不战良骄吴。公方沉鸷诸将底，又笑元济无头颅。雪中行师等儿戏，夜取蔡州藏袖里。远人信宿犹未知，大类西平击朱泚[167]。锦袍玉带仍父风，拄颐长剑大梁公[168]。君看鞬橐[169]见丞相，此意与天相始终。
下面先将诗意作些扼要的疏解。
广武君李左车本是秦末陈余的谋士，曾向陈余献策，用奇兵截杀韩信。陈余不听，后来兵败被杀，李左车也被擒，韩信却亲解其缚，向他请教，李便向韩详陈攻取燕齐诸城之策。此诗用这一典故，以宾引主，引出李愬之不杀李祐。因为李祐本来也是吴元济下低级军官，后被擒，李愬便推诚相待，和他一同吃饭睡觉，往往密语通宵，吴营中的一些机密，因而了如指掌。接下来又用西晋大将羊祜伐吴时，向吴人开诚示信，不为偷袭之计的故事。当时吴主孙皓，自恃江防之固，纵情游乐，不听臣下劝告，反相信卜课术士的妄言，终于为晋所灭。
可是李愬的厚待李祐，却引起他部下的责难，因为李祐被擒前，和官军厮杀得很激烈，所以有的人还说李祐不可靠，是来做吴元济内应的。李愬不得已，只好将李祐加上刑具解送京师，一面上奏请朝廷宽释。宪宗也还英明，便将李祐特赦，仍旧赐给李愬。诗中的“公方”句，即指李愬已胸有成竹而部下却私下疑议，“底”字在这里是疑问词“为什么”的意思。“雪中”三句，指李愬于雪夜领兵迫近蔡州城时，附近有鹅鸭池，李愬便令士兵驱击鹅鸭飞鸣，以掩护行军之声。吴元济也自以为防地牢固，毫不在意。到了黎明，李愬部队已到达吴元济外宅，吴的部下进内告诉，吴正在睡大觉，反笑着说：“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后来又告诉他城已被攻陷，他却说：“此必洄曲子弟（吴元济的精兵）就吾求寒衣也。”这和上述孙皓的昏庸虚骄恰相前后映衬，可谓天夺其魄。“大类”两句，指李愬之父平西王李晟击叛将朱泚事。“君看”两句，指吴元济就擒后，李愬对吴部下一个不杀，并且复其官职，使他们无所疑惧而归顺朝廷，然后屯兵于球场，具鞬橐（鞬橐为盛弓箭之器，引申为收藏，表示局势安定）等候裴度于马首。裴度想逊避，李愬说：“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裴度乃以宰相礼受谒，众皆耸观。这句既写将相之间的亲密融洽，相互尊重，又见得李愬对上下级关系，对军中的纪律、威信都十分重视，绝不掉以轻心。有将如此，有相如此，自然攻无不胜。
李氏一门，父子兄弟皆为名将。淮西之役，李愬又能开诚布公，攻心为上，故能出其不意，制强敌以死命。诗中虽只举李祐一人，实际还有其他降将丁士良、吴秀琳、李忠义等，都在这一战役中立过功。又如在处理部下因不杀李祐而有责难事件上，也是坦率而谨慎，能将部下情绪、朝廷威信和自己苦心面面顾到。他之所以保全李祐，动机只在更有效地平定叛乱，及早结束战争，消除分裂。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招降纳叛，正见得他有政治上的远见。昨天的敌人如果真肯向今天的敌人反戈一击，为什么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后汉书·独行传》记东郡太守有过，更始（刘玄）的使臣要杀他，文士索卢放便以“使功不如使过”代他请命。章怀太子李贤注云：“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唐高祖因李靖（即李卫公）在行军时逗留，将斩之，都督许绍爱李靖才，请求赦免。后来李靖与开州蛮交战大胜，高祖也对诸大臣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又手敕李靖曰：“既往不咎，旧事吾久忘之矣。”当然，这只是强调“使过”之重要，不能反过来理解为就不要“使功”了。功与过比，过本身毕竟是一种消极力量，关键就在于像李愬那样使它能化为积极因素。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评惠洪此诗云：“抵段文昌一篇碑文，不啻过之。”这话也说得对，但并非说韩碑真该磨去。
刘禹锡《平蔡州三首》之二云：“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全唐诗外编》录有李愬《梅花吟》云：“平生策骑过东来，适遇梅花灼烁开。耐岁耐寒存苦节，故于冷境发枯荄。”因惠洪诗而附带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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