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不仅为罕见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以诗歌形式写婆媳矛盾和家庭悲剧的滥觞。诗中与故事关系密切的人物有五个：除焦仲卿和兰芝外，其余三个为焦母、刘母、刘兄[18]。诗中虽有“便可白公姥”和“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的话，实为偏义复词。仲卿只有一个母亲，兰芝也只有一个母亲和哥哥。焦母专横，刘母还能体惜女儿，曾两次拒绝媒人。她并没有强迫兰芝改嫁，诗里说是“逼迫”，其实是去留听从兰芝。她曾经劝兰芝改嫁县令之子，那还是从善意出发。刘兄却是一个势利横蛮的市井小人，他曾用责备口吻对兰芝说：“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意思是你不改嫁，长此以往又怎么办呢？言下之意，他家里是不让兰芝再住下去了。刘母只生兰芝兄妹两人，如果他还稍有手足之情，让她有个安身之地，兰芝不会轻生。焦母虽然凶狠，但把兰芝活活逼死的却是她的亲哥哥。一个十七岁的被婆婆驱逐的女子，回到家里，偏有个这样冷酷无情的哥哥，除了改嫁，就是死。当时对妇女改嫁还不像后来钳制得严酷，如果仲卿对兰芝不恩爱，没有答应过将来还要来接她回去，她也许会改嫁；可是仲卿有约在先，她心中一直闪着希望的火光，如果就此改嫁，那么，错误就全在她了，是她辜负仲卿了。可是哥哥的压力却像一块烧红的铁板烙在她身上，只好把心一横，假意答应了哥哥改嫁，真意却答应了死神。死是人所怕的，何况她这么年轻，然而这时却有比死更可怕的力量横在她面前。她无可选择了。

    兰芝的性格和兰芝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她坚强刚烈，聪明果断，忠于感情，忠于生活。可是她却生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幸又是一个妇女，这一切优点恰恰成为灾难。这一点，前人如清代的陈祚明也看到了，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就说：“大抵此女性真挚，然亦刚；惟性刚始能轻生。”诗里虽未明写她和婆婆的正面冲突，但从她的性格看，必然是在经常发生。焦母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出于焦母之口，却也说明她对婆婆并不驯服。她临走时，曾对小姑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不是随口说说的门面话，正见得她的善良，她对焦家的深厚感情，并从侧面说明小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诗人让她经历了是非曲直之后又毁灭了她，诗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由于这首诗已经很长，又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完成，所以在层次结构上就不很缜密。其次，中国古典诗歌跳跃性强，容易发生脱节现象，作者自己的叙述与人物对话，第一、第二及第三人称常常交叉穿插，这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也是如此。说它优点是繁简互用，善于错综变化，说它缺点是往往引起后人的歧义。钟惺《古诗归》有“乱处看其整”和“碎处看其完”的话，这是从优点方面说的，却也见得有乱有碎。诗中写到刘母谢绝县令派来的媒人后有云：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

    这里的“兰家女”究竟指谁呢？有两种说法。余冠英先生说兰家女是另外一个姓兰的姑娘。到“媒人去数日”这一句止，“县令和刘家说婚的事到此结束”。（见《汉魏六朝诗选》）俞平伯先生说：“至于女主角的名字原见于诗中，却不曾说她姓刘，不但不说她姓刘，而且说她不姓刘。‘说有兰家女’是也。……兰芝者，姓兰名芝，非姓刘而名兰芝也。”（见《论诗词曲杂著》）我认为俞说是对的。余说兰家女是另一个姓兰之女，未免太巧了，怎么偏偏姓氏上也有个“兰”字？但俞说把焦妻说成姓兰名芝，也嫌过泥，即太看重了这个“家”字。我以为“兰家女”即“兰女”，略如“兰小姐”之意。“家”字无义，就像京剧唱词里的垫字。上引原诗中“说有”、“云有”都是诗人的叙述，非对话。大意是：县令的媒人离去后，又派丞到太守那里去[19]，说是有个名门闺女兰小姐，就此一笔带过，却包括说媒和太守同意的细节，也即乱而整，碎而完。于是又到刘家，说有个第五郎，素为父母娇养而尚未结婚，也是一笔带过。因此派丞来做媒，并由太守的主簿传达。下面再补说是为太守家来做媒。“说有”是对太守家而言，“云有”是对兰芝家而言。我这样解释，自然仍不圆满，例如“寻遣丞请还”这一句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丞是谁遣的？余说是县丞先向县令建议另向兰家求婚，接下来是县丞告县令已受太守委托为他儿子去刘家求婚。总觉得情理上讲不通，等于是上司和下属在争夺媳妇了，也涉及太守的品格。有的选本说太守示意县丞建议县令改向兰家求婚，然后太守又让主簿向县丞转述要为他儿子求婚。似承余说而转折之。总之，兰家女应是指兰芝本人。太守并没有为他儿子而设计断绝县令和刘家婚事。前人说兰家女之“兰”应作“刘”，固然谬误，却说明也不把兰家女看作另外一个女子。质言之，县令碰壁之后，不久，太守家又去说亲。一个弃妇而竟为县令、太守之家如此倾慕，事实上不大可能，只是突出兰芝品貌的超卓、兰芝本人又如何不为虚荣所诱动。至于具体细节，确是不很了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焦母究竟为什么这样厌恶兰芝？诗里说是“自专由”，当然是一个原因，却并非唯一的原因。

    1929年，女作家袁昌英曾在《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剧本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兰芝自然是一种心理作用。由我个人的阅历及日常见闻所及，我猜度一班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吃醋’二字。我并不是说母亲与儿子有什么暧昧行为才对媳妇吃醋的。我是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愤愤不平。”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也使我想起陆游前妻唐琬被她婆婆逼走的故事。唐琬在“三从四德”上又有什么过错呢？

    焦母和陆母都只生一子，自然巴不得早日替儿子成婚。媳妇来了，也就是一个陌生人进入她的家里。由于年龄悬殊，总有些超过婆婆的地方。任何一个最孝顺的儿子，结婚之后，总要分出一点时间和妻子在一起。于是母亲的心理平衡渐渐在动摇了，人的嫉妒心理（即袁文的“吃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儿子和亲友在一起喝酒吟诗，母亲也许会热情对待，如果换了和媳妇到园林游赏，心理上的反应就不一样，尽管做母亲的希望小夫妻恩爱。儿子一点小小疏忽，在没有结婚时，母亲会不计较或原谅，有了妻子，就会引起母亲莫名其妙的敏感。逢到儿子替妻子解释几句，她又感到在袒护妻子，因而感到自己更加孤立，更把媳妇看作对头。矛盾日益尖锐，嫉妒心理就会上升为焦母那样的“恶”。如果媳妇软弱些，就只能忍气吞声、暗中哭泣，可是逢到像兰芝那样刚强的人，也就没法调和。焦母是个老太太，本来也无所作为，可是她的背后却有宗法的传统势力在支持她、鼓动她，于是“婆婆心理”就通过这种势力而发泄得更猛烈了。过去，在文艺领域里对心理分析是薄弱的一环，重视了说不定会被看作“唯心主义”，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正在加强，不论正确或错误，总是好现象。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生活里的一切都在大变特变，尽管焦母是一个作品中的虚构形象，她的凶狠仍然应当谴责，可是更重要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虐待婆婆的凶媳妇，如同报上所揭露的，但愿不要让比率再上升了。真正的幸福家庭中的婆媳，是互敬互爱，双方都不长着叫人疼痛的刺。我们的社会是具备这种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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