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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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斯第二天早上八点来了,没什么客套,两人坐到桌边继续谈。

    “回到伦敦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让我坐冷板凳。我在机场见到人事部来接我的那个蠢货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头儿,汇报卡尔的事情。我只能说卡尔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的时候说我可以在伦敦圆场混些日子,混到能拿养老金的年限。我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的待遇问题那么较真的话,他们应该算一下我工作的总年数,没必要说我的工作期限曾经中断过。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变得更不讲理了。他们把我调到资金调配部,让我和一群娘们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不太记得了,那时起我喝酒有些多,日子过得很倒霉。”

    他点上一根烟。彼得斯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整我也有这个因素,他们不喜欢我喝酒。”

    “你把你能记住的资金调配部工作情况给我说一说。”彼得斯建议道。

    “那个部门的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了解自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所以我才一直赖在柏林,知道他们调我回去的话,我肯定要坐冷板凳了,可……天哪!……”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利玛斯耸了耸肩。

    “办公室里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女人。一个叫周比,一个叫拉里特,我叫她们俩‘周四’和‘周五’。”说着他露出一丝傻笑。彼得斯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就做一些案头工作。金融部送封信来说:‘经批准,支付给某某七百美元,自某日起生效,请处理。’大意是这样。收到后,‘周四’和‘周五’先评说一番,再编号盖章,然后我就签发一张支票,或者去银行汇款。”

    “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象。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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