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
1985年3月，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萧瑟料峭的春天。
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尔巴乔夫接连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社会上对‘改革’有较强的抵触情绪，戈尔巴乔夫也不可能采取快速或者过激的措施，他就慢慢造舆论，让社会接受他的‘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但在当时，由于彻底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为着极少数人谋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最终形成与恶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国家，国家对所有制进行垄断，包括集体农庄、合作社，结果带来生产的倒退和停滞不前。当时国家科技人才的发明占世界发明的1/3，但是这些发明不能得到推广，在生产中应用非常缓慢。”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逐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订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则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权力，他就可能将权力转化成为特权，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18]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却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随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和商量怎么制定经济‘改革’的方案。在研究制定政府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后来被称为‘500天计划’。”
“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拟制的。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这些人可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内，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改革’。我认为这是极为冒险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但实质上是全盘接受了沙塔林方案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方案，也遭到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并预言“它将以失败而告终”。
但此时的经济私有化实质上已进入被全面推进的快车道。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市场就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把人吃掉，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70％。
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下降了15％。[19]
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场前买东西的老太太：“清早起来排队，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到跟前，啥都没有。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卢布。我工作55年了。”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我们将要出版一本瓦解苏共的编年史，其中有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例如其代表人物波波夫就讲：‘别管老百姓，我们就是要在莫斯科故意制造饥饿和全面紧缺的状态。’这是原话。”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开启的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在俄罗斯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叶利钦时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急速推进本国的私有化。叶利钦则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季·博戈莫洛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只是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阶段，也可以说是孕育阶段。真正大规模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盖达尔推行的经济‘改革’。”
1992年，叶利钦选择36岁的盖达尔主管经济“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疗法”，希望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快速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为什么选择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方案？因为盖达尔吹嘘，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根本不懂经济、心里也毫无把握的叶利钦问他：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他说：我不光向你承诺，我还向上天发誓，我以我先辈的名义发誓。后来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首先放开的是物价。物价很快像断了线的气球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就比放开前上涨65倍。
企业生产成本因燃料、原料价格放开而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恶性循环。
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的货币量是上一年发行量的20倍，通货膨胀率在印钞机的轰鸣中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
“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盖达尔认为，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20]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固定资产总量估算为4.3万亿卢布，政府决定先将其中的35％即1.5万亿卢布，无偿分发给近1.5亿的俄罗斯居民。每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领到本集开头出现的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相当于25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使人人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政府发行私有化证券，所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过程中都通过这种形式，让老百姓把他们获得的证券投到企业里，这样就可以获得企业的股份。通过这种途径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化为股份制企业。但后来局势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证券被一些人收购，这些人变成大股东。”
随着物价飞涨，卢布大幅度贬值，不少民众纷纷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私有化证券，而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握有资金的投机者乘机低价收购。
俄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有的人站在企业的门口，给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换张证券，当时发的私有化券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收购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业，这样他就成了这家企业的控股人，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成了一家私人企业，这就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寡头。”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从1994年7月开始，俄罗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有偿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结束。
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者、各级官员以及暴发户们串通一气，大搞钱权交易，按照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政府拍卖的企业。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国营企业厂长低价把产品卖给私营企业，他的老婆或者女儿在那里工作，结果私营企业变富了，国营企业却变穷了、破产了。厂长经理辞职不干了，就变成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就发了大财了。”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俄罗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寡头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的国防工业专家流失西方。
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是少数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瓜分和掠夺全体人民财产的强盗行为。他们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5％～7％的俄罗斯新贵，而绝大多数民众则陷入贫困，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都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处在收入为零的状态。”
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使得居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30％。”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叶利钦‘改革’的结果，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的结果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从物质层面来讲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讲，可以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拜斯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实质：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21]
在莫斯科街头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在一个地铁通道的墙上，看到这样一条显赫的标语：“资本主义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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