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

    首善之区[1]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嗄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八，而……”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近有几枝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啦？……”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擎起一只手来拼命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咕唧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跄踉。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跄踉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机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吓，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2]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跄踉，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

    “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磕，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挟洋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膊，皱眉疾视着肩后的死鲈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采。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磕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见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么？”车夫要来拉车时，坐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阴下蹩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磕睡地叫喊——

    “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

    1925年3月18日

    【导读】

    天地无可遁形

    鲁迅的小说常以“揭疮疤”的方式，将人和社会的真相公诸于众，令堕落、麻木、邪恶、残暴者无可遁形。读他的小说，譬如《示众》，有时会产生被一种独特的暗流吸引、包围的压迫感，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英国作家伍尔夫说：“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者。”小说写的是围观行刑的场景，通过“看与被看”的示众故事，揭露了人性泯灭的事实。为什么会产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压迫感？自然和故事内容有关，一群人，人挤人，看一个人被行刑，场面、情境、氛围都有压抑、逼迫感。经典小说还需要回头看，只有反复阅读才能发现作家悄悄布下的天罗地网。

    鲁迅对看客身份的选择就耐人寻味，他十分关注小孩、学生和女人，特别是孩子。

    找出关于“十一二岁的胖男孩”的描写文字，想一想，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十一二岁，本是在学校接受知识和人生启蒙的年龄，而胖孩子却为了生存而从事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卖包子”生意。他一声声带着睡意的叫卖，相信会令所有读者生发怜悯之心。而鲁迅所要表达的绝非“怜悯之心”这么简单。充满好奇心的年龄和缺乏善性引导的教育，让孩子成为了随众而嬉，充当无知看客的人。他费劲心思“研究”、用尽力量“冲挤”、莫名其妙“受伤”的情节，还有从睡意中来，到瞌睡中离去的细节，不禁让我们想起鲁迅深沉而急切的呼唤：救救孩子！救孩子，就是救民族的未来，缺乏人性启蒙的教育将是失败的教育。

    再看看关于学生的描写。这里的小学生分明不是纯正的孩子，而是东张西望、上蹿下跳、昏昏沉沉、无所事事的小丑。从游刃有余的“钻功”和闹中取静的“吃功”来看，他们谙于此道已久，做有闲的看客为时已长。入木三分的细节描写，深刻地表现了学生人性的缺位。

    小说中还有一些描写抱着孩子的老妈子的文字。“老妈子”就是为人劳作、替人吃苦的下人，本身是弱者，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对象。她也是很“关心”受难者的人，抱着孩子也要挤进密不通风人群探个究竟。可惜的是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看一看“好看”的情景。还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她始终抱着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没有价值判断和分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正耳濡目染地接受着老妈子的“熏陶”，或许这个孩子将会成为另一个小学生或胖孩子。鲁迅不但看见了学校教育缺乏人性启蒙的现状，还关注到家庭中人性教育缺位的事实。小说开篇，鲁迅不直呼“首都”或“北京”，而是称“首善之区”。什么是“首善之区”？首善，是上善，也就是天下楷模。首善之区“不善”，这一称呼隐含了鲁迅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现状的担忧。

    此外，看客们还有另一个特点：横跨各个年龄阶段，包括孩童、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鲁迅揭示人性沦丧危害的深广，已不只是哪个人或哪个年龄阶段的人的事，更在强调和呼吁人性启蒙要从孩子抓起，但不只是孩子，无论男女或老幼，都需要启蒙。个人的不幸成了示众的材料，别人的示众成了集体狂欢的节日。人性沦丧的人是寂寞的、孤独的、非理性的，甚至是丧失理智的。丢失人性的人还能称为“人”吗？读这样的作品怎能不产生压迫感呢？

    除此而外，你还有哪些发现？

    阿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12月21日

    【导读】

    阿金走后怎样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篇演讲稿，他说：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震动了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鲁迅一直在思考中国女性的未来，为她们忧虑、痛苦、焦急。《阿金》发表于1936年2月20日上海《海燕》月刊，离他去世近八个月。从文中黎锦晖歌曲《毛毛雨》流行的时间判断，大约作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鲁迅晚年。《阿金》不是小说，是散文。阿金，“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阿金》是市井生活的真实再现。

    鲁迅开篇便直言不讳地说：“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结尾又添上一笔：“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阿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竟能令鲁迅如此愤恨？

    身为女子，她不自爱，无羞耻心。“颇有几个姘头”，别人指责她“偷汉”，她竟厚颜无耻地说“我可有人要呀”。会姘头被鲁迅撞见，她仍然嘻嘻哈哈，似无事一样。她没有女子应有的追求，甘愿沦为男人的附庸，找姘头似乎成了她来上海的理由！她大嗓门、粗鲁、没有公德心，任由竹竿、木板从楼上往下掉。她欺软怕硬，没有自尊，被洋人乱踢一顿才稍有收敛，后又原形毕露，甚至打起了巷战。她“无情，也没有魄力”，为求自保，不顾姘头死活，“赶紧把后门关上了”。

    这样的女人，还是女人吗？或者，还算人吗？她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阿金最终还是被洋人辞退了。然而，阿金走后会怎样呢？鲁迅似乎不关心这一点，并无一字的担忧。是的，无耻的人总有活下去的办法，总能争取到娜拉难以获取的“钱”，因为堕落的人将失去底线，无所不为，她们就像攀附的藤蔓，只要沾到一点边便能疯长。阿金走后，“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来了，本以为天下太平，“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鲁迅现在开始担忧“阿金们”的破坏力量了，他痛心地说：“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阿金走后怎样？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4月6日

    【导读】

    脸，要靠自己“长”

    “人要脸，树要皮。”从这句俗话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要脸意识。“略论”二字亦庄亦谐，仿佛要做高深研究，而“论”的对象却只是“中国人的脸”，令人忍俊不禁。文章从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洋人的脸说起，引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脸的重视情况，进而对比了西洋人和中国人的脸，并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常从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破绽，并对一些现象进行独到的批判。“人+兽性=西方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这是对西洋人和中国人的脸的公式化概括，形象而具有冲击力。什么是“兽性”“家畜性”？这两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分别表明了鲁迅怎样的态度？为什么说古今中国理想人的脸上有“两种多余”？这些是能否读懂文章的关键。联系全文想一想，既然“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为什么还会出现“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和“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的丑态？中国人本来的脸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给脸不要脸”，脸，还是靠自己“长”的好。

    说“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9月30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10月4日

    【导读】

    “做戏气味的民族”

    “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这段话出自鲁迅《马上支日记》，转引自美国传教士Smith日文译本《支那人气质》一书。可见，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已经引起外国人的高度关注。《说“面子”》中的洋人算是看透中国人的面子外交了，他们“专将‘面子’卖给我们”，却要着我们的土地、财产、权利。大官们“死要面子”，国家及黎民百姓则“活受罪”。鲁迅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要面子”和“不要脸”往往是一回事，甚至到了是“面子”就要的荒唐地步。更可恶的是，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打着“要面子”的旗号，干着“不要脸”的勾当。

    文中，鲁迅列举了哪些事例？有怎样的特点？结合所列事例想一想，这篇文章究竟是写给哪些人看的？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4月4日

    【导读】

    别侮辱了虫豸

    写文章是让人变得聪明的，“傻写”或许会令人越来越糊涂。鲁迅的文章常常出人意料，读来却风趣幽默，成为读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好的写作者往往是自由的，天地万物都能成为吟咏、描画、譬喻的对象。即使是跳蚤、蚊子、苍蝇，只要巧妙得当，也能为“我”所用，写出精彩的文章来。《夏三虫》，便是这样一篇文章。

    一般人对跳蚤、蚊子、苍蝇的态度，差不多是满腔的厌恶与憎恨之情，不太会细致区分三者的差别。鲁迅却说，相比较而言，他最“喜欢”跳蚤，“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虽然叮得“有点彻底”，“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苍蝇“只舐一点油汗”，“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又“不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那么，人类呢？“五四”运动后，新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和斗争，一些人逐渐背离“五四”精神，站到了对立面，一边发表指责群众运动的言论，一边摆出貌似公允，实则袒护当局，迷惑群众的嘴脸。文末鲁迅说：“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别侮辱了虫豸，人类的“丑学精神”还要向它们学习！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导读】

    你的尾巴露出来啦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鲁迅曾对“空谈”而不实干者发出了这样的批评，扯淡者又何尝不是？扯着扯着，“尾巴”难免就会露出来，现了原形。

    《从帮忙到扯淡》是一篇讽刺性极强的杂文。鲁迅一本正经地从历史的角度考究起“帮忙”“帮闲”与“扯淡”的区别来：“帮忙”要有本领和机会；有本领没有机会，只能是“帮闲”；“帮闲”也要有帮闲之志和帮闲之才；“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只能是“扯淡”而已。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御用文人以及附庸文人。

    这篇文章看上去“一本正经”，读起来分明很“幽默”，扯淡者拖着长长的尾巴装正经的模样跃然纸上。

    朋友[3]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4月22日

    【导读】

    无聊的“朋友圈”

    这是一篇奇特的文章，标题是“朋友”，直到最后一段才点题。文章从小学时看“小戏法”的感受说起，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于不急不慢中抽丝剥茧，逐步推导出国民性改造的“大问题”。鲁迅先叙写了自己因戏法、电影真相被揭穿，而“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的经历，再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三角关系”：看戏者——耍戏者——暴露者。看戏者被耍戏者欺骗，暴露者却要揭发骗术，而看戏者和戏耍者郎情蜜意，不愿暴露者“插足”，一起讨厌暴露者。为了化尴尬为和谐，暴露者往往放弃暴露真相，与耍戏者成为“朋友”，共同欺骗心甘情愿被骗的看戏者。如此一来，稳固的三角“朋友圈”便形成了。朋友，本该“以义合”，这里的“朋友”却是一群麻木、自欺、愚昧的人们，而“朋友圈”的形成的基础是因为看戏者本是一群“无聊的人们”。无聊最难拯救，因为它是从内部发生的。

    从讽刺到幽默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呢！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

    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3月2日

    【导读】

    “讨便宜”不是幽默

    鲁迅的演讲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一次，北师大请他从上海去北平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消息一出，立刻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一阵笑声。

    这是讽刺，将一些人担心鲁迅侵犯到他们利益的心理暴露无遗；这也是幽默，改造成语一语双关。无论是讽刺，还是幽默，本质上都是表达自我的话语方式，它们没有截然的区别，甚至可以融为一体。然而，讽刺会戳痛一些人敏感的神经，甚至会招来疯狂的报复。鲁迅深知：“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指桑骂槐笑着出暗剑。然而，真正的幽默和讽刺往往一母双胎，难以截然分开。因此，幽默就又沦为说笑话、讨便宜。当时，言论自由的糟糕状态一览无遗。

    鲁迅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对此，你是怎么认识的呢？

    从幽默到正经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导读】

    一本正经未必真君子

    自西医涌入中国后，中医不再独大，中西医结合逐渐成为趋势。然而，幽默与西医不同，一旦成为国货则有“堕于‘说笑话’”的危险。讽刺，有性命之忧；幽默，又容易陷入低俗。此种两难境况，《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已有表述。

    1933年1月，国民党政客戴季陶发文：“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所应有。”《从讽刺到幽默》发表于1933年3月7日，《从幽默到正经》次日见报。《从幽默到正经》在前文基础上，结合时局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径，进行了进一步揭露：有名的文人学士“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难以掩盖其嫁祸于人、掩耳盗铃、欺软怕硬的嘴脸，一本正经未必真君子。

    鲁迅是如何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多读几遍就知道了。

    注释

    [1]首善之区：这里指北洋时期的首都北京。语出《汉书·儒林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

    [2]苏州俏：旧时妇女发髻的一种式样，因最先流行于苏州，故有此称。

    [3]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黄凯音，收《花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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