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新型的革命政党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创建于世界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时代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由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潮广为泛滥。它们主张搞和平改良和走议会斗争道路。这样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完全不合时宜。时代呼唤新型的革命政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党便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产生了崭新的前景和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以后，在它的伟大领袖，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创新，终于在俄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破天荒地（如果不算只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的话）成为第一个在一个民族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
一 19世纪末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改良还是革命
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最早建立的是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91]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政党。继德国之后，在奥地利（1874年）、葡萄牙（1875年）、丹麦（1876年）、西班牙（1879年）、法国（1879年）、荷兰（1881年）、意大利（1882年）、英国（1884年）、比利时（1885年）、美国（1897）等国也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或团体。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92]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活动，主要通过议会斗争、报刊宣传、组织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捍卫无产阶级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在无产阶级政党普遍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以及国际联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上，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1889年7月在巴黎举行了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等问题，并通过了每年5月1日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的诞生。[93]
第二国际活动初期，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个派别。马克思主义首先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不仅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和合法斗争，而且崇尚个人恐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揭露和批判下，它终于受到了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唾弃。第二国际活动后期，各国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只要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争取不断改善物质待遇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议会斗争，在合法范围内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改良主义者不仅在实践中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在理论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一种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为名，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进行歪曲和篡改的机会主义思潮，因而被称为“修正主义”。[94]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思想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便是该党和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1896～1898年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899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些著述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在哲学上，他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新康德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他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组织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他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改良主义的党。他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95]，是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集中概括。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德国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奥地利等国的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滋长，麻痹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的革命意志，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伯恩施坦的思想得到了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响应和支持。
与此同时，在第二国际和一些主要国家的党内，也出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左派。他们与修正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站在这一斗争最前列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1899年写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包括信用、垄断组织、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因此，企图通过争取议会多数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议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除了罗莎·卢森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德国的奥·倍倍尔、法国的保·拉法格和俄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也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时代特征的转换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被包括垄断组织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所迷惑，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消失，它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由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对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都达到了空前激化的程度。这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出现了新的高涨，同时结束了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与稳定为特征的时代，开始了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新时代。这种矛盾激化的形势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应当是革命还是改良？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这一历史的抉择。
二 布尔什维克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诞生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一些主要国家要滞后得多，但是到了19～20世纪之交也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同样存在着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人运动起步较晚，俄国尚处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时期。
俄国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劳动解放社”。它成立于1883年，领导人是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
当时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障碍是民粹主义。因此，“劳动解放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揭露和批判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它崇尚农民，相信农民具有共产主义的“天性”，认为只要发展农村的“村社”制度，俄国就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否认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以及它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民粹主义者号称崇尚农民，但却轻视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把他们称之为“群氓”，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出身的“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散发到俄国各地。普列汉诺夫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等。这些优秀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贡献还在于它在1883年和1885年先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但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二个纲领，受到了列宁的称赞，为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正式纲领打下了基础。总的来说，从1883年到90年代中期，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还没有结合起来。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96]
在俄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同弗·伊·列宁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解放社”成立的那一年，列宁刚满13岁。1887年，列宁在喀山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除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还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移居彼得堡，开始领导首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列宁发表了他的名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对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和整个世界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列宁还论证了在工人运动中注入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1895年，列宁将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织了彼得堡工人的罢工运动，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工人阶级实现经济要求与反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列宁称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结合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 1898年3月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六个地方组织[97]的九名代表。大会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并通过了一系列建党原则，选出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首先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同时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言》强调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解放者阶级”，它将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深受鼓舞。从此，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开始称自己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列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地对他的战友说，从今以后他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了。[99]党的成立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但是，由于党的一大并没有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而且在大会以后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以及多数与会代表先后被捕，各地的党组织基本上仍处于分散状态。所以，党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如此，党的一大仍然具有历史意义，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革命政党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一些著作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往往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提，而直接把二大作为党的开端，这是不妥的。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一大的历史地位。
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俄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工人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当时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它认为，工人只需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而政治斗争，除了争取劳动立法外，则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运动自己能够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不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基于以上两点，“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在俄国的表现，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种。列宁在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怎么办？》一书中，对“经济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是要根本消灭迫使自己出卖劳动力的剥削制度，为此，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手段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还认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只能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00]
为了贯彻正确的建党路线，准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在国外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列宁是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社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1900～1903年间，《火星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仅列宁的文章就有50余篇），并且努力把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火星报》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主要议题是制定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会上，“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联盟”（即“崩得派”）像在党的一大上那样，提出要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自治组织。这实际上是要搞党内联邦制。列宁及其拥护者坚决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必须按集中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这是关系到在多民族国家里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不能妥协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解放而斗争的组织，如果在党内强调民族特征，必然会削弱它的力量。最后，“崩得派”的要求以46票反对、5票赞成被否决。代表大会经过逐条讨论，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火星报》提交的党纲草案（仅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些代表反对在党纲中提出这一点，根据是西欧各国社会党的纲领中都没有提这一点。此外，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也进行了争论。一些代表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另一些代表表面上不反对民族自决，但同时又提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企图以此取代前者。还有一些代表不同意把农民问题列入党纲。他们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工农联盟。大会通过的党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明确地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在讨论和制定党章时，《火星报》的代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列宁提出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一个党的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必需条件，但不认为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列宁认为，党员如果不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只能是像第二国际各国党那样的松散的议会党。马尔托夫的条文基本上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中搬来的。由于一些不坚定的《火星报》分子的支持，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不过，这只是机会主义者取得的一个局部的胜利。在讨论党章的其他部分时，列宁提出的原则都得到了通过。
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由于七名机会主义者[101]中途退出大会，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当选为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委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但马尔托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拥护列宁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反对列宁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102]这样，党在二大结束时便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103]
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党章，特别是在党纲中载入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在俄国出现了一个与第二国际大多数修正主义的党完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是这一新型政党的主要缔造者。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104]
三 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创新
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后不久，就发动并领导了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地在1905年4月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正确的策略路线。其要点是：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105]后来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全面论证了这一策略路线。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工人群众在革命期间创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是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而且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萌芽，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列宁把1905 ～1907年革命称作是1917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他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106]
1917年2月，俄国人民取得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战略目标第一阶段的任务。但是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107]这个政府坚持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打下去，并且拒绝解决土地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明确指出，要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当前的任务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制定了党在这个革命历史关头的政治、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四月提纲》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的最好形式不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108]这是列宁根据巴黎公社创造的国家类型，总结俄国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这个文件发表后，遭到其他政党的攻击自不必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反对意见。时任中央委员兼《真理报》编委的加米涅夫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否认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因此，他反对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裂，支持孟什维克提出的对临时政府进行监督的建议。党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李可夫也反对《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经过列宁深入细致的工作，在4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四月提纲》终于得到了全党的认同。
1917年4～7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对外坚持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内继续镇压革命群众而先后陷入了三次危机。这三次危机，特别是7月发生的第三次危机表明，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已经因为对临时政府完全绝望而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发动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他们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9]这个论断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就已经具备了”。[110]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在那里，不仅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无产阶级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而且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程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还指出，鉴于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11]，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不久仍坚持这一观点。他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112]
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基本上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3]次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114]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
从上述理论出发，列宁对俄国的国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俄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只占40%左右，工人总人数（根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提供的资料）大约只有1300万（其中血统工人仅为280万左右，其余为刚离开农村的第一代工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约50%的工人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深重得多。俄国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成年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为11.5小时。工人的月工资以1904年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为例：一般工人为48.46卢布，工长为59.47卢布，壮工仅18.59卢布，而首都的最低生活费单身男工每月为21卢布，女工为17卢布，工人家庭为32 ～38卢布。[115]工人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熟，不仅要考虑经济条件，还要考虑政治条件。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组织性和革命性较强，与广大农民的联系密切，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这些都是俄国工人阶级独具的优势。列宁还看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是，无论是沙皇，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发誓要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而当时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支持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坚决反对这场战争，因而受到了全国革命群众的拥护。从国际范围来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战争中互相厮杀，削弱了力量，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在1917年8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116]当时，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对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污蔑列宁是“民粹主义者”，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是“冒险主义的空想”。但是，列宁坚定而果断地认为，不能死抱着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教条不放，而是要抓住有利的形势，发动俄国无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对于这一重大的策略思想和伟大的历史抉择，列宁后来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发得十分透彻。他在这篇文章中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他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17]他还进一步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18]列宁提出这一理论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一直都伴随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长期坚持和实践运用，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才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119]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第二节 苏共执政前期的辉煌业绩
一 党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功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在俄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唯一的办法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探索。
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党统治的，而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这个政党代表了俄国农民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就与从社会革命党内分化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他们参加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2月，他们正式建立了独立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有七名党员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担任了部长，还有更多的人担任了各部的副部长和参加了各地方政府，甚至在“契卡”中也有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任副主席。他们都不是挂名，而是有职有权的。1918年3月，因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他们退出了政府，以示抗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留在一些政府部门（包括“契卡”）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中工作。直到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村政策，以恐怖行动的方式炸死了德国驻俄国大使，接着在莫斯科等地发动了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从而使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布尔什维克党清醒地看到，要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受党中央的委托，列宁撰写了一份《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党中央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这份提纲，同时决定以列宁的具名文章形式公开发表，发表时题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反映了党对如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主要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回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120]列宁指出，俄国是在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党的政策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这多种经济成分是：“（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121]其中占优势的是小商品生产，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122]因此，列宁认为，目前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123]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统计的监督。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的领导，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的本领。列宁还特别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办法是组织劳动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加强劳动纪律，反对平均主义，还要在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的同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和学习他们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124]他又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25]
上述计划，尽管还很不完整，但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可是，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是凭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当布尔什维克党的上述计划刚开始付诸实行之时，爆发了国内战争。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严厉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无偿地交出全部余粮。“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126]为了征粮，组织了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同时，加速了企业国有化进程，不仅包括大型企业，还包括中型和部分小型企业。所有这些企业都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总管理局集中领导。“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包括在全国取消私人贸易；对产品，包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统一分配；实行实物工资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127]，但是把它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道路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在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滋长了一种幻想，以为这样的强制政策不仅能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且还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教条式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企图把“战时共产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本来是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是在战争临近结束的1920年底，反而进入实施的一个高潮。这既反映了党内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也反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对如何从战争的、强制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和平的、管理的工作方式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具体的办法，因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顾客观条件继续强行贯彻的结果，引起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面对这种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提出应立即废除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是一项新的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找到的一项“无疑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128]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农民不仅减轻了负担，而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余粮。此外，新经济政策还包括陆续出台的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准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恢复自由贸易和重建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①依靠物质利益这一推动力来刺激广大劳动者，首先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②利用商业、市场和商品关系来建立城乡经济联系；③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④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表明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进一步成熟。
二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联共（布）领导的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致从1928年起，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联共（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执行，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它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创立的，所以人们也简单地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在经济上，国家对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实行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各级国家干部实行任命制；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内外缺乏真正的民主和监督机制。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以上三个方面密切相连，相辅相成。这一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开始形成时还不很完整，后来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相对完整的体系。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联共（布）领导下的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创新。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无疑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9]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对很多相关问题来不及思考。首先，关于新经济政策要实行的期限问题，列宁在1921年党的十大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说：“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新经济政策）期限问题，这一点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 ～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通常我们连5个星期的情况也估计不准。”[130]另外，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制度模式，或者说还不是一幅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而长远的蓝图。它存在着很多缺陷并具有相当的脆弱性。第一，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一系列经济政策，或者说主要是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大、中企业国有化，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当时党还来不及制定出相应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来与之配套，而且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分散经营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矛盾。第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缺乏一贯性，存在着左右摇摆现象，时松时紧。例如，1924年提出要消灭私人批发商，建立国营批发商与私人零售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有所缩小；1925年政策有所调整，不仅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放宽了对农村租佃关系的限制；1926年又收紧政策，开始号召与“耐普曼”[131]作斗争。第三，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乡阶级分化和社会混乱，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表现出不满。近年来，俄罗斯历史学家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情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从很多档案材料中发现，大多数农民由于对传统的“村社”制度的留恋和平均主义思想，对新经济政策存在着抵触情绪。[132]因此，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期，当它本身的弱点和脆弱性带来的有关矛盾和党内的意见分歧出现激化时，当国际形势面临未来战争威胁、迫切要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地把生产和国防搞上去时，这一政策便很容易被其他新的模式所取代。斯大林模式正是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在客观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必然诉求。当然，这与当时领导人的主观设想也是有关系的。
众所周知，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33]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是完全正常的。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的必然要求，也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首先，革命前的俄国不仅在经济上不够发达，在政治上也相应落后。受农村长期存在的“村社”的思想影响，农民较少有土地私有的观念。由于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在俄国历史上未曾有过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议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使得他们无法理解和习惯行使各种民主权利，而长时期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往往使他们易于接受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一切因素，都在客观上有利于接受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次，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必须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无论从国内形势或是从国际环境来说，“谁战胜谁”的问题都十分严峻地摆在党的面前。这就要求联共（布）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和国防搞上去。不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会被帝国主义吃掉。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说：落后就要挨打。正是这种紧迫感，使得联共（布）的领导人感到必须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惜代价地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最后，当时由于受时代和实践的局限，人民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未能达到后来乃至今天的水平，苏共领导人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的产物。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当然，斯大林个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他的社会主义观和他的斗争策略中的某些错误东西，以及他的个人品质与作风，也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注入了一些消极因素。但是这是第二位的。总的来说，联共（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其严重的弊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要专门谈到），但它在历史上是起过很大积极作用的。它在创立时是与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基本相适应的。它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载体。这是其根本方面。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继新经济政策之后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绝不是倒退，而是创新。不能认为当它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已经“僵化”了，僵化是后来的事。不然的话，联共（布）在30～40年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包括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便是无法想象的。
在考察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时，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在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这一模式的积极性是不是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们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在战后初期，联共（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创新的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苏联社会急需治疗战争创伤，而斯大林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其次，二战结束不久，“冷战”拉开了序幕，帝国主义阵营逐渐露出地平线。苏联再度面临“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壮大自己，苏联仍然会被“吃掉”[134]。
三 联共（布）在30～4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
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执政初期，特别是在30～4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经历了20年代后半期剧烈的党内斗争困扰的联共（布），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总体来说是一个领导有力、意志统一、目标坚定、充满信心的政党。那时的苏维埃国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来说是一个艰苦奋斗、团结稳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共执政以后的74年历史进程中有过兴旺发达的时期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是30～40年代这段时期。在这个时期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即使是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也不敢否定这一点。这些成就，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经过第一（1928～1932年）、第二（1933 ～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额中占100%，在国民收入中占99.1%。[135]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城乡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整个社会主要由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1913年城乡剥削阶级分子占沙俄总人口的16.3%，1928年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4.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城乡剥削阶级分子已不复存在。1937年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占全国总人口的45.7%，集体农民和合作化的手工业者占48.8%，其余的5.5%为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136]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消灭为全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创造了前提。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苏联已经基本确立。
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在“二五”计划结束前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最终确立了。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联共（布）是全国唯一的领导力量。虽然在1936年公布的苏联宪法中没有规定这一条，但是这一基本原则是举国上下一致公认的。斯大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137]第二，苏维埃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组织形式。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根本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有利于全体劳动者及其代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有效地处理国家事务。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以上述三点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列宁时期已初具规模，但只是到了斯大林时期才最终定型。
1936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它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已经确立，同时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
第二，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增强了综合国力。
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到2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虽已基本恢复，但总的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全国的工业产值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落后大约50～100年。苏联从当时自己的国情出发，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38]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为依据的，是基本上适合当时苏联国情的。苏联工业落后，但有丰富的资源，只要有大量生产资料，就可得到较快的开发，从而较快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备战也是十分有利的。
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针相联系的另一方针是强调高速度。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139]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先例的。虽然“一五”计划的一些重要指标未能完成，但是在此期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9.2%，其中重工业为28.5%，轻工业为11.4%；“二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1.7%，其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为19%和14.8%。[140]在头两个五年计划中，整个工业生产提高了3.5倍，特别是有80%的工业产品是由新建或改建的企业生产的。[141]1929～1937年，新建大型工业企业6000个。到1937年，从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只占1%左右，实现了在技术上完全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142]联共（布）从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工业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开始，到1937年“二五”计划完成为止，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在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苏联人民在联共（布）领导下创造的“工业化奇迹”，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缩小了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4%上升为1937年的10%。[143]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据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他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记载，在30年代初美国经济大危机时，苏联驻美国的贸易公司每天平均要收到350份美国工人要求移居苏联的申请书。[144]众所周知，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推行的“新政”，就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长处。1934年7月，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14年以后重访苏联时对斯大林说：“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145]
第三，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据俄罗斯学者新近提供的资料，1930年，苏联关闭了最后一个劳动市场。[146]到1932年“一五”计划结束时，全国已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1940年全国职工实际工资比1913年增加了5倍；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在1934～1937年间也增加了1倍多。从1935年元旦起，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的定量供应制度，从10月10日起又取消了所有食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从1936年元旦起，所有工业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也宣布取消。新建了大量的住宅、医院、疗养院和幼儿园。在“二五”期间有6730万平方米新住宅交付使用。在此期间投入住宅和各类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与投入重工业的资金几乎相等。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在1920～1940年间，全国共扫盲5000万人。根据1939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全国九岁以上人口中，识字的居民已占81.2%，与1926年相比较增加了30%。1939年，在读高等学校学生有90万；1940年，有90万十年制中学生毕业。[147]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大量新建群众文化设施，包括城乡俱乐部、各级公共图书馆、影剧院等投入使用。
以上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景象，也表明了联共（布）在当时是称得上代表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
第四，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并且在战后几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联共（布）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很快地把国家纳入了战时轨道，党的工作也按战时的需要进行了改组，有效地动员了自身的反法西斯力量。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500多名包括共和国中央书记在内党的高层书记到前线担任军事委员会成员；还派遣270多名党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红军和红海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还在1100多个大企业中建立了党组，并从1941年11月起，在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了政治部（直到1943年5月）。在战争的头半年，有100多万共产党员奔赴前线。这个数字是当时全部苏军战士的1/3。在战争后期，苏军中共有270万共产党员。[148]在共产党的直接组织下，从1941年7月至11月的四个月间，从靠近前线的西部地区向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等地区搬迁了1500多家工业企业和1000多万人员，其规模之大和效率之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149]
应该承认，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集团对突然袭击的大规模战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苏军在交战一开始遭到了重大损失。德军凭借突然袭击和强大的兵力，很快占领了苏联西部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大约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深入苏联腹地达800～1200公里。但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集团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苏军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经过几个月的顽强战斗，在1942年初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苏军又激战六个半月，赢得了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1944年初，苏军转入了全面反攻。在盟军的配合下，苏军不仅收复了全部国土，而且解放了在法西斯统治和奴役下的东南欧国家，并于1945年4月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主要归功于在战前业已实现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没有这个基础，苏军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中，苏联每年平均生产3万辆坦克、4万架飞机、12万门火炮和1.9亿多发炮弹。[150]而在1944年，美、英、德三国生产坦克的数量仅分别为1.75万、0.5万和1.78万辆；飞机分别为9.6万、2.6万和3.9万架。苏联人民得以自豪的是，他们完全用本国生产的武器击败了德国侵略者。卫国战争的胜利，还应归功于全国军民的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不是出于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充满着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满腔热忱而自觉地投入战斗的。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达2.5万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790亿卢布。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30%和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45%。2700万军民死于战争（其中军人约占1000万），500多万间房屋被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播种面积减少1/4，收成下降1/3。[151]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毁坏了32000个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427个博物馆、43000个图书馆。[152]
战争胜利以后，联共（布）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46年，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四五”计划于1950年初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30亿美元，占美国的53.3%左右（美国为2868亿美元），大大超过英、法、（西）德、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分别为322亿、268亿、214亿、172亿和138亿美元）。[153]“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厂、机械制造厂和采掘厂。1950年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国防科技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试验成功，而1948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1”。[154]这些情况说明，到1950年前后苏联工业已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比较缓慢。战争刚结束时，农业生产水平为战前的60%左右，[155]1946年的饥荒更使农业的情况雪上加霜。到1950年，农业生产水平仅达到战前的99%，只是到了1952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56]
四 执政前期党内消极因素的萌芽
如前所述，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共产党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这是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它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联共（布）的活动是完美无缺的。相反，这一时期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很多问题和错误。它们反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发展的艰辛，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模式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这是党内各种消极因素开始滋长的根源。这些消极因素当时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对日后苏共的逐步演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些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方针和战略问题。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在当时也已经出现农、轻、重比例不够平衡的情况。轻工业的发展不够理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个问题在“一五”计划结束后已经出现。因此在制定“二五”计划时轻工业的发展指标较重工业为高。但执行的结果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得快，其年均增长率为19.1%，而消费品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8%。[157]1924～1952年，全国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了55倍，而消费品的生产量只增加了12倍；从1928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到1952年，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达6380亿卢布，而对轻工业只有720亿卢布。[158]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因此农业的发展一直明显滞后。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不少发展农业的措施，但是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落后部门。
第二，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的一些脱离实际和强迫命令现象。农业生产的落后不完全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所造成的。在小农经济的潜力尚未全部发挥、多数农民还没有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的强烈愿望的条件下，联共（布）过早、过快地开展集体化运动，特别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在运动中采取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手段，从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不能从整体上否定农业集体化运动，因为没有集体化，便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当然，集体化运动中的失误对以后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则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超前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59]1939年3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八大又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160]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表明，斯大林和联共（布）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更重视的还是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做建成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教条，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第四，关于“大清洗”运动。事实证明，苏联国内确实有不少敌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党内不纯是事实。早在1928年，斯大林就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61]后来他继续发挥这一思想，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看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1937年3月，斯大林又说：“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62]30年代后期，特别是1937～1938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就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党、政、军方面的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关于“大清洗”运动中受害的人数，目前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权威和可靠的应当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2月13日公布的数字：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377万8000余人，其中有78万6000余人被处决。[163]此外，在卫国战争前后，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因他们的领导人涉嫌“通敌”而被集体流放，这也被看做“大清洗”运动的一部分。
第五，个人崇拜盛行，党内外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扬。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个人崇拜已初见端倪，以后逐步发展。到1936年通过国家新宪法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时候，这种个人崇拜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使个人崇拜再次升级。个人崇拜伴随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代替了民主与法制。“大清洗”运动便是违反民主与法制的突出表现。与此相联系的是，联共（布）内部发生的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都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正常手段解决的。
以上种种问题，对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但在当时联共（布）历史进程中还不是主流。
第三节 苏共蜕变的开始与发展
一 党的二十大是苏共蜕变的发端
尽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已出现了上述消极因素的萌芽，但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苏共二十大。俄罗斯学者理·科索拉波夫指出：“苏共经历了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赫鲁晓夫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导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上，而且这种揭露在许多方面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对党和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诽谤，这不仅破坏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使所有的反苏分子幸灾乐祸，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击的是全党，触及了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就成了反对派和反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武器。”[164]
苏共二十大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向代表们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没有列入大会正式议程的。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对是否在会上作这样一个报告意见不一。有一些领导人表示反对；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必须这样做。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如果中央不同意，他将以个人的名义来作这个报告。可见，他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已蓄谋已久。最后党中央达成了妥协：不在正式会议上，而是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作这个报告。与会的各外国党的代表（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科西除外）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内部会议。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夸大、煽动，甚至捕风捉影的手法，对斯大林在执政时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其中谈到了“大清洗”运动中的大规模镇压，还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麻痹轻敌和指挥失当，以及迫迁十几个少数民族，还揭发了斯大林在经济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种种错误。报告特别谴责了斯大林的违反法制和个人专断以及过分地颂扬自己。这个报告一公开，很快地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没有正确指出他在苏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地位，对斯大林的错误也没有进行历史的公正的分析。有人说，报告的任务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种开脱。因为报告揭露和批判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时对斯大林作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至少是非常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报告中所谈的不少情况是不符合实际或是夸大其词的。例如报告含沙射影地暗示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的，后来经过正式调查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又如1942年哈尔科夫战役的失败，也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是斯大林的指挥失当所致；最近还有一些著作比较公正客观地谈到，卫国战争中迫迁某些少数民族在当时是确实有必要的。[165]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把斯大林的错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内生活不健全等因素联系起来，也没有分析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认识根源，只是把错误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品质。
此外，发表这个报告的做法也有问题。报告主要反映的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意图。它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也没有经过党的领导人集体讨论。它对全体与会代表来说都是一种突然袭击。至今俄罗斯仍然有人对报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代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提出质疑。[166]
秘密报告发表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表现得兴高采烈，把它看做一颗政治原子弹，趁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美国统治集团把苏共大反斯大林看做“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167]的行动，声称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168]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各种媒体发起了强大的反苏反共宣传，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狂”，把社会主义苏联说成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甚至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画上了等号。这种宣传虽然显得很拙劣，但对一些不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的普通群众无疑是有影响的。
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它对国外的兄弟党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使兄弟党的工作陷于很大的被动。这也是苏共大党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一些兄弟党，主要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事先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一下子把盖子揭开，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便在短时间内一齐暴露出来。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毋庸置疑，揭开盖子在客观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首先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特别是导致了中苏两党的论战。其次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的党员纷纷提出退党，仅意大利共产党内就有20万人要求退党。这就大大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169]，意思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确实，揭开个人崇拜的盖子，有助于解放思想，调整政策，吸取经验，改进工作。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所说的：“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170]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特别强调了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斯大林一生的后期，陷入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要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71]直到今天，这种积极的一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当时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无论对苏共，对苏联，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如此。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明确指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当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他说：“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72]他还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73]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原则性评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为贯彻大会的精神，苏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同时放松了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对二十大以前已经露头的所谓“解冻”思潮采取了实际上的支持态度。应当承认，首先在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解冻”思潮，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活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文化体制和政策的正当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一时间各种良莠不齐的作品纷纷出现，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引起的消极影响和苏共内部出现的不同意见，是赫鲁晓夫所意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收”的方针，压低了批判斯大林的调子，甚至开始颂扬斯大林，企图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在一些公开的言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不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不是“臭名昭著的诽谤家”，也是“滚到修正主义泥潭中去的人”。[174]但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消极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基本的调子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所不同的是在这次会上所有的批判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大会还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会后，全苏各地到处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泛滥。
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在于：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整个历史，放弃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特别是放弃了斯大林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与此同时，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一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和赫鲁晓夫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批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苏联演变和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175]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肯定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贡献。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理、前总统普京。他与其前任不同，在很多场合肯定和称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例如他在200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176]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更为引人注目。曾经受过斯大林迫害的原“持不同政见者”、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依我看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领导。正因为有了上述因素，人的素质方能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斯大林的领导对于国家和共产主义理想来讲是值得信赖的。”[177]另一位原“持不同政见者”， 1941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判五年劳役的著名作家弗·卡尔波夫在其《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也说：“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并非斯大林创建了恐怖制度，那是诽谤”。[178]最近在俄国出版的一部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著作《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指出，据2006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份民意测验结果，有47%的俄国人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179]他们认为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180]上述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趋势是与俄罗斯正在努力争取恢复强国地位的背景有关的，同时也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
二 党和国家的发展由稳定逐步转向停滞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开始了长达18年的以勃列日涅夫为最高领导人的时期。这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从国际范围来说则是时代特征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但是苏共没有利用这个时机，跟上时代的步伐，锐意改革，与时俱进。尽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但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中的故步自封经常占上风，因而使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而变得暮气沉沉，很少活力。到了80年代初期，无论是苏共，或是在它领导下的苏联，都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
应当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苏共的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苏共调整了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那种草率推行的改革。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一个月，就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所谓的“工业党”和“农业党”，“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改组为区党委会”。[181]在1965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决定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据此，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共和国和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销，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门领导系统。接着在1966年举行的党的二十三大上，又通过修改党章废除了赫鲁晓夫在1961年对各级党委换届选举中必须更换一定人数的硬性规定。[182]在当时，这一硬性规定的出发点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在每次基层选举中有大批书记，不论是否称职，都必须下台的情形，更换率竟达60%之多。这不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勃列日涅夫还在一些场合纠正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对斯大林的评价力求采取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与此同时，针对斯大林的错误，强调党内集体领导和加强民主法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的政策调整，以及由于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使党内外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团结稳定的形势。
但是，苏共领导人因此而自满起来。他们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当作了实行稳定的手段。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就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因得不到改革而逐步发展到僵化，使党和国家的发展由稳定逐步转向停滞。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共终止了开始不久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5年起由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未能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采取了“逐步推进”（勃列日涅夫语）的方针，并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在苏联解体前夕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所说：“1965年的经济改革对空转的国民经济给予了明显的推动。仅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消费品增长的速度终于赶上了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而后者一直是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183]但是到了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终于中止了改革。
第二，苏共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
勃列日涅夫恢复部门领导体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制止地方主义和管理上的无序状态，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权。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便出现了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情况。中央国家机构不断增加，其人员不断膨胀。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由1965年的29个，增加到1967年的55个，再增加到1982年的64个，还有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部级直属机构。仅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就有800多人。[184]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这是苏共长期存在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尽管在口头上经常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党政机构重叠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中央的部级单位增加到20个，比斯大林时期的1948年增加了一倍。党中央的很多部的名称也和政府的基本相同。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专断的出现，而个人专断的加强又促进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政治局内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65年12月起任此职）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在开始时期，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还是运作得不错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都定期举行，集体讨论党和国家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媒体在提到党的时候，总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很少突出个人。大致从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逐渐培植和提拔了一批亲信，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三驾马车”开始瓦解，集体领导变得徒有虚名。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而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实权也不断遭到削弱。这样，勃列日涅夫便独揽了全国党、政、军大权。个人专断扼杀了决策民主化，促进了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僵化。
勃列日涅夫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关于更换干部的硬性规定和强调干部队伍稳定的方针，在其执政初期起过积极作用。在当时来说，干部队伍的稳定有助于全党和全国的稳定。但是勃列日涅夫过分强调稳定，忽视了干部队伍的正常调动和新老交替，特别是经常吸收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充实领导班子。因此，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便出现干部长期连任和年龄严重老化，乃至实际上的终身制现象。这种情况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加盟共和国一级党的领导层，显得尤为突出。从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连任率逐届提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高达90%。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年到1984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中央委员达12年以上。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185]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到领导干部的严重老化现象：1964年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52.8岁、54.1岁和55.1岁。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的平均年龄分别增加到了70.1岁、62.5岁、67岁和68.1岁。[186]领导干部的老化，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的老化对党的高层决策机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使苏共逐渐失去了朝气与活力，以及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第三，苏共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断发展。
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到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党内外缺乏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监督机制和切实的反腐措施，同时还由于干部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干部队伍的长期稳定和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使得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中越来越安于现状，不思改革，而且在思想上不断滋长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欲望。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日趋淡薄。他们不以享有各种政府规定的特殊待遇为满足，还要利用手中的职权，通过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等手段，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较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且有机会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多数人在思想上是因循保守、不思进取的教条主义者，在工作上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第四，他们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似乎也在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但在内心里却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特权阶层”，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或是在生活作风上都严重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他们已不再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应当指出，在这个时期的领导干部中也不乏遵纪守法、公正廉洁和认真工作的人。他们虽然也享受政府规定的一些特殊待遇，但不应被列入“特权阶层”。另外，没有多少特权的一般干部和一般的企业、农庄领导人，也不应被列入这个阶层。
“特权阶层”在政治观点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一部分人不仅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以管理生产资料为满足，还希望能拥有生产资料，公开积聚巨大的个人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连同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这部分人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便会很快地选择资本主义。他们是后来苏联演变的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权阶层”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想维护现状，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现存体制下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动摇这一体制的改革。正是这种为维护现状所作的努力，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演变。
三 停滞的思想根源——不断滋长的教条主义
在60～70年代之交，随着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开始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相对稳定，以及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逐渐被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在苏联国内，由于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要求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机制，包括改革管理体制、改变基本上属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进一步调整民族关系，特别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关注知识分子为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提出的某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要求等。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也没有看到国内发生的新变化。他们更没有看到在上述新情况下，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形成时期的那种生命力。相反，他们仍然抱着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观不放，把那个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整个特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正是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指导下，他们不仅取消了执政初期的各项改革措施，而且到后来索性连“改革”一词也不用了，而代之以“完善”。不仅如此，苏共领导人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批判，以致著名的经济学家叶·利别尔曼教授不得不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因为“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而另外一些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的学者则被下放或从理论界消失。[187]这就不能不使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更加强化，并且进一步凝固化和绝对化。
苏共的教条主义还反映在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上。1967年，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1977年，苏共又把这一理论载入了苏联的新宪法。苏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与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相比，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理论，与赫鲁晓夫乃至斯大林的有关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勃列日涅夫经常在各种场合高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要害不仅在于它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而且在于它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辨哲学。当时对“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阐发和论证都是从抽象的纯理论出发的，严重脱离了实际，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这一理论只能使传统的体制凝固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战略扩张，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其由来已久的霸权主义思想，但也是苏共教条主义思想的反映。苏共领导人没有看到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原来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已经被社会主义以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吸引各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形式所代替。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仍然固守着原来的观念和教条，认为苏共必须“大力支持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争取毫不拖延地使所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获得独立”，帮助他们“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188]，等等。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理论，驱使苏共领导人打着“支援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肆扩张，从而不仅影响了本国的发展，而且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结合本国国情推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有的国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例如匈牙利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在卡达尔领导下进行的改革便是卓有成效的。可是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这样的改革是“离经叛道”的。他们非但没有认真研究兄弟党的经验并从中获得某些启迪，还对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进行压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武装镇压。这一行动不仅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班子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表现，也是苏共领导人思想上教条主义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背叛。
苏共的教条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和严重。正是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把党和国家拖到了危机的边缘。
第四节 苏共的危机与败亡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病逝。此后的苏共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执政总共不到三年以后又相继去世。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扭转苏共的颓势。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具有长时间党的基层工作和中央工作经验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接受的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苏联共产党正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的苏共仍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行使着领导，并且还有着相当的实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能制定并推行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革，苏共和它领导下的苏联是完全可以振兴的。可是，执政6年多的历史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完成这个历史重任。他不仅篡改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而且自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最终把党引向了毁灭。
一 改革初期的错误倾向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从上台开始就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的蜕变和败亡是有一个过程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5～1988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党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1989～1991年为第二阶段，这时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陷入了危机。[189]这样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两个阶段分期的具体标志是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过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党内的错误倾向已经出现并开始发展。这些错误倾向使党内，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也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在1985年党的四月全会上提出，并在1986年2月党的二十七大上正式通过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即所谓的“加速战略”），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它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改革，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正确认识“加速战略”失败的原因，而是把失败全部归咎于各级“官僚机构”的阻力。他错误地把几百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看成是改革的“阻碍力量”。因此，他撤换了大批有经验的、经过考验的干部的职务，同时把一批第二、三梯队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应当指出，在当时党的干部队伍中，确有一批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人，但不是全部，而且各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撤换，不仅会使党的工作失去应有的继承性，而且会伤害一些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只是对改革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的干部。另外，新提拔上来的一些干部，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在与党内外错误倾向的较量中往往显得软弱和被动。
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戈尔巴乔夫的心目中，它与苏共二十大有着某种继承关系。他在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190]不过总的来说，二十七大的方针还是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在于二十七大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把它们作为打开改革的“阻碍机制”的突破口。大会认为，进一步“加强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是改进党的领导和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举措。
为了展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实际行动，戈尔巴乔夫下令于1986年2月将政治犯阿纳托利·夏兰斯基释放出狱。同年12月又允许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城返回莫斯科。应当指出，当时提出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还是有政治界限的。其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政治体制的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但是不久，特别是1987年党的一月全会以后，这种界限逐步变得模糊起来。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倡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191]此后，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他都要大谈“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在1987年11月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中，他对此讲得尤为集中，明确要求“让公开性大放光明”。[192]1988年1月，他在会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领导人时甚至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193]
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消极后果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逐步失去了对知识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控制。据叶·利加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担任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领导人以后，将主要的新闻媒体的主编都换成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4]于是全国各种刊物上出现了大量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对此，戈尔巴乔夫鼓励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195]其实，所谓舆论多元化，只不过是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而已。在1988年3月13日尼娜·安德列耶娃的著名文章《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发表后，戈尔巴乔夫立即指示《真理报》刊登编辑部文章对之进行围攻，便是一个证明。
第二，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其成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据《真理报》一篇社论估计，截止到1987年12月，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已有3万个之多。[196]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有出版物。不少组织提出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口号。
第三，全盘否定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的浪潮进一步扩大。继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理论僵化和社会“停滞”之后，进而猛烈地批判斯大林，这实际上是否定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批判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使得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批判相形见绌。1988年6月初，《消息报》公开载文说，苏联历史课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已无法进行，以致教育部门不得不取消这一课程的考试。[197]不仅如此，有些文章甚至直接诋毁列宁和十月革命。1988年夏天，《新世界》杂志发表经济学家瓦·谢柳宁的一篇文章，指责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作者指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于是，“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198]
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消极后果在改革初期还只是开始显露，在以后的几年里，随着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不断让步而日益发展和加重，最终成为促使苏共垮台的重要因素。
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谈到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教训时说，“民主化”、“公开性”“为各种言论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但所有新出现的言论都是针对苏共、针对苏联历史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苏共用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论坛。因此，戈尔巴乔夫尽管一再宣称自己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但他的改革没有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没有为社会主义思想推向前进作出任何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在内外政策方面步步退让”。[199]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二 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鉴于经济改革未见成效，苏共决定推行政治领域的改革。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向转折的开始，也是苏共自我削弱进而自动放弃领导权的开始。在此以前，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而且强调苏共要成为改革的领导力量；此后，改革逐渐转向，直到最终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这次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哪一个问题是关键呢？苏共中央认为，关键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因此，全党要把这一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已经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思想，把国家的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社会问题，没有苏维埃参与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制度完全符合全民国家这一概念”，“以实现60年代初期得出的我国逐步转变成全民国家的结论”。[200]关于这一改革的实质，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201]会议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原是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口号，因为当时的苏维埃已经处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这一口号意味着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夺权。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完全不同，套用原来的口号是把正确划分党政职能和改变党包揽一切与坚持党的领导作用混淆起来。尽管从这次会议的文件上看，苏共还不准备立即实行多党制，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党的改革目标作了新的概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在此之前，苏共一直把1986年二十七大制定的“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现在的提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一思想在代表会议上还来不及作出系统的阐发，但是转折的端倪已经明显可见。西方舆论在评论这次会议时敏感地指出，会议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大厦”“从根本上进行翻修”。[202]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沿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进一步蜕变。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改革思想的重要变化，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思想蜕变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文章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第一次正面肯定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文章还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和全人类理想及其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并表示要充分研究和运用社会民主党的“丰富和多方面的经验”。他明确指出，苏联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203]目击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西方的社会民主。”[204]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思想变化与东欧的剧变也不无关系。东欧剧变使他感到鼓舞，也受到启发，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所谓“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实际行动。在党的七月全会和八月全会上，对中央和地方党的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把原来苏共中央20多个部级机构削减到9个。问题当然不在于机构的减少，其实质在于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的组织领导关系。在党内民主派的压力下，党在实行多党制的问题上一步一步地退让。据前面提到的马特洛克大使透露，早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就伙同雅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205]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多党制产生并符合社会利益的话，我看不是悲剧。”[206]
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是推行多党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民主派代表极力主张实行多党制。叶利钦在发言中说，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207]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这种呼声采取了迎合的态度。他在会上的报告中说，党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208]，从而明确表达了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在全会上通过的苏共中央提交党的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上还讨论了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叶利钦在会上发言，极力呼吁“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代之以普遍民主原则”。利加乔夫在发言中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把我们党变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变成政治俱乐部”。[209]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明确同意取消民主集中制，但是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他说，“党的革新需要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210]
根据二月全会的精神，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了《就政治体制问题（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并决定将其提交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月举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位”，同时还决定从宪法序文中删去“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并将第六条由“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211]，从而在法律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这一决定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一位西德学者指出，“这是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的一个决定性的背叛”。[212]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以59.2%的微弱多数当选为第一任苏联总统。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各派力量的激烈争论，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从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在苏共党内最终确立；多党制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行动指导方针。
三 党组织的分裂与涣散
早在二十八大之前，苏共党内就已经形成三大主要派别：以利加乔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即所谓“传统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即所谓“民主派”；以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表面上是中间派。前两派是截然对立的，主流派则不时地动摇于前两派之间。但是，由于民主派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上与主流派基本一致，因而主流派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向民主派倾斜。主流派有时也对民主派作出一些强硬姿态，但这仅是一时性的策略上的需要，总的来说是对民主派的节节退让，直至最后向民主派完全投降。
随着改革的发展，三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首先是民主派与传统派的斗争。在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政治局内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公开化，几乎出现了所谓“两个中央并存局面”：一边是利加乔夫、葛罗米柯和索洛缅采夫；另一边是雅科夫列夫[213]等人。在1988年九月全会上，中央解除了葛罗米柯和索洛缅采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而利加乔夫开始分管农业，不再担任党的第二把手；雅科夫列夫则分管国际事务，另外增选民主派思想倾向明显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这是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重大让步。这无疑扩大了民主派在党内的影响，加深了党的分裂。
在筹备二十八大期间，党内三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党的分裂局面愈来愈明显。
在党的二十八大上，除了讨论和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外，再次讨论了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在讨论中，各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打击传统派并保持自己总书记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极力对民主派让步：尽量在大会文件中吸收民主派的观点的提法；同时允许他们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叶利钦在大会发言中再次强调说，党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多党制”，同时抛弃民主集中制。为此，他认为应当允许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必须将苏共内现有的各种纲领派从组织上固定下来，让每个共产党员有时间自己作出政治决定”；同时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应当叫民主社会主义党”；“党应当放弃一切国家职能，在军队、国家安全系统和国家机关中应当取消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单位，基层党组织的命运应当由劳动集体和党员自己决定……这样就会出现一个议会式的政党”。[214]
在二十八大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之前，叶利钦当众宣读了退党声明。他说：“鉴于我已经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对人民和俄罗斯担负了巨大的责任，考虑到社会将过渡到多党制，我不能只履行苏共的决议。因此，我根据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声明退出苏共。”[215]在叶利钦的带头下，包括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在内的一批著名的民主派分子都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在党外扯起了反对苏共的大旗，与苏共分庭抗礼，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瓦解苏共。
民主派不但在党内进行有组织的派别活动，而且和党外反党反社会主义激进派的头面人物沆瀣一气，公开反对苏共的领导。各类“非正式团体”中，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参加。例如1988年10月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时，其成员中有22%是共产党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市的民主派与党外激进派人士一起组织“民主联盟”，公开宣布自己是“政治反对党”。民主派还利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与苏共进行斗争的一个阵地。1989年7月，大约300名苏联人民代表成立了所谓的“跨地区代表团”，叶利钦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当选为主席。这样，在苏联的立法机关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在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和“对经济进行直接干涉”，反对“各民族共和国服从中央”。在大会前夕，叶利钦等五名“跨地区代表团”成员公开呼吁进行全国警告性罢工，强烈要求把修改宪法问题列入大会议程。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掌握了苏联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权。此前不久，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市苏维埃的选举中，激进派相继取得了胜利，民主派的重要人物索布恰克和波波夫分别担任了两市的市长。苏共在一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和两个最大的城市的大权旁落，不仅削弱了苏共的统治，而且加剧了党内的分裂危机。
党的分裂不仅表现在路线、方针的分歧上，而且表现在民族的区分上。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方针的鼓励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党内民主派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者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这方面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通过决定脱离苏共，成立独立的政党。三个月后，爱沙尼亚共产党步立陶宛共产党后尘，也宣布脱离苏共，并且分裂为两个政党。又一个月后，拉脱维亚共产党也发生分裂。继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党之后，其他一些共和国的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苏共面临着联邦化的威胁。戈尔巴乔夫在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上虽然也曾表示出一些强硬姿态，但总的方针是让步和妥协。让步的一个明显表现是，二十八大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吸收了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参加。利加乔夫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二十八大作出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对他们进行监督，结果却让他们进了政治局，这严重削弱了党的监督作用。”其实问题不仅在于削弱了党的监督作用，而是表明苏共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党了。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个退党高潮。不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多的普通党员，都宣布退党。仅在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的两年中，党员人数由1948万多人减少至1651万多人。[216]在莫斯科，从二十八大到1997年7月，原有的113.5万党员只剩下了80多万，退党的达30万（其中近50%是工人，23%是知识分子，17%是退休者）。[217]党的基层组织也出现瘫痪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已有1/5的车间党组织和1/2的党小组解散或基本上停止了活动。[218]这一情况表明，苏共的力量与威信已大为降低。
四 最终的结局：亡党
从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急剧右转。党内民主派势力随之而急剧膨胀。党的蜕变进程进一步加快。4月23日，戈尔巴乔夫撇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的声明》（即所谓“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在条约签订后半年内通过新宪法，重新选举新的议会和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新建的联盟将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抛弃了反映联盟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突出了共和国的“主权”。声明还表示，未参加会晤的其他6个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的问题”。这等于是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地位。“9 ＋1”声明是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联盟国家和对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是对一个多月前举行的全民公决的粗暴践踏。[219]
“9＋1”声明发表后次日，苏共中央举行1991年四月全会。会上就新联盟条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传统派委员严厉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在克服党面临的危机问题上束手无策，同时对反对派让步过多，要求其辞去总书记职务。结果在民主派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务。
四月全会以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党的分裂和内外危机进一步加深。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俄共推出候选人雷日科夫与叶利钦角逐。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未积极支持雷日科夫竞选，而是提出了另一名声望较低的候选人巴卡京参选。俄共媒体大力支持雷日科夫，但是苏共的《真理报》按兵不动，持“中间路线”，从而分散了共产党的选票，使叶利钦得以胜出。舆论普遍认为，叶利钦获得俄联邦总统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职位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支持。7月，多年追随戈尔巴乔夫的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党，与雅科夫列夫公开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又从党内拉了一帮人，组织了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派”。
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后的第一个措施是于7月20日颁布了所谓“非党化”命令，宣布禁止各政党在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基层企业中的活动，其矛头所向是昭然若揭的。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有权撤销叶利钦的这一反共命令的。但是，除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俄共中央发表声明对其加以谴责外，戈尔巴乔夫本人既没有发布总统令宣布叶利钦的命令无效，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只是他的新闻发言人伊格纳坚科于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当我们国家走向一致时，这个命令的发表引起了不安，它会造成紧张和对抗……”8月4日，戈尔巴乔夫动身去克里米亚休假。临行前发布了采取紧急措施增加消费品生产的命令，但对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仍然只字未提。[220]
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外地休养的机会，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保留苏联，同时阻止民主派上台，结果遭到了失败。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 ·19”事件。关于事变的发生背景和经过已有不少叙述（尽管有些细节至今仍不明朗），但对事变的评价，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还不尽一致。无论如何，对事变组织者的动机以及他们为保全社会主义苏联所作出的牺牲，无疑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事变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根据事件组织者的一些内部谈话和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第一，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立场。很多材料表明，戈尔巴乔夫事先是知道事变计划的。他甚至在几个月前就提示过组织者准备行动。但是当组织者决定采取行动前夕派人去克里米亚休养地见戈尔巴乔夫时，他的态度是，“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是无论起事者取得成功，或是遭到失败，他都能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而且也不得罪民主派。事与愿违的是在事变失败以后，叶利钦并不买他的账，而是对他严加谴责和兴师问罪。这时候，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便完全暴露。他在8月22日的电视讲话中大骂起事者，同时对叶利钦倍加赞扬。他说：“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政变破产了。阴谋家们失算了。冒险家们已被逮捕并将受到严惩。有的人不仅承担了丧失地位和自身自由的风险，而且经常冒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站到了捍卫宪法制度、法律和人权的队伍里，我要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指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阴谋和专政的核心。”[221]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背叛表明，苏共中央已经放弃对民主派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广大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采取行动是不现实的，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他们。因为在党的领导人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群众是根本不可能影响党的决策的。
第二，事件组织者的犹豫动摇和内部意见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上一个原因是有关系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会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克留奇科夫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当时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改邪归正”。亚纳耶夫也说，“我们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想挽救国家，阻止签订新联盟条约，同时又要保住总统。”当然，事件组织者本身行动不坚决和内部不一致也是一个原因。俄罗斯学者、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近著中指出，“‘叛乱分子’不是三岁小儿，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假使他们的意图是真正认真的，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逮捕所有‘民主派’的积极分子——首先是叶利钦。他们应该明白，国内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毁整个苏联的战争，应该以符合这一现实的方式来行动；但是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甚至不敢承认这一无情的真相。”[222]
第三，苏共中央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消极状态，没有直接或间接对事变表示支持或同情。从事变开始至失败的三天内，人们没有听到苏共中央的声音。到了8月21日事变失败已成定局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又急急忙忙谴责事变的组织者。它在声明中指出，“不允许利用临时的非常权力来确立专横的制度，建立违反宪法的政权和试图利用武力的做法”，并要求召开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中央全会。甚至连雅科夫列夫这个党的异己分子也认为，苏共中央未能及时站出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了它的“胆怯”。
第四，事变的组织者没有完全控制新闻媒体。尽管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限制媒体活动、只允许少数中央报刊出版的命令，但控制舆论的工作并没有抓彻底。实际上，在事变期间，俄罗斯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等传媒组织仍在不停地活动。叶利钦还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里设立了电台。它们大量散布有利于“民主派”的消息和言论，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五，与事变组织者的心态完全相反，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则是坚定果断、团结一致地进行了反击。在分析苏共垮台的原因时，揭露和批判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行为固然是首要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叶利钦的破坏作用。作为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个变节者和阶级异己分子，他在苏共垮台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第六，当“8·19”事件发生时，苏共在党内外的影响和威信已空前下降。尽管它还保持着一定的硬实力，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与民主派较量一番。但是它的软实力已经相当低落。据一份民意抽样调查显示，1988年以前，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为70%左右，到1990年下降到大约20%，到1991年初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几。[223]当然，“8·19”事件失败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再细述。
“8·19”事件失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8月23日，在戈尔巴乔夫与俄联邦议员会见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和指控，并当众宣布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站在一旁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结结巴巴地对叶利钦说：“等一等，等一等，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应该做彻底的民主派，那么所有民主派和思想健康的人才会跟您走。”但叶利钦气势汹汹地当场签署了这一命令。[224]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同情地写道：“在叶利钦本人的唆使下，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上受到莫大侮辱，这将成为俄罗斯议会历史上可耻的一页。”[225]其实，这何尝不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可耻的一页呢！当天下午，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签署的命令，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被查封。大楼顶上的红旗在一群反共分子的狂呼声中落地，大楼正面挂上了沙俄时期的红白蓝三色国旗。[226]8月24日，为了与苏共划清界限，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声明，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次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与此同时，苏共的所有机构被解散，苏共的全部财产、档案等被转交给俄联邦有关部门管理，各地的苏共历史纪念物被毁坏和拆除。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5日，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至此，经历了93年曲折历程、号称有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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