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祥

    【算盘】

    陈老师个子很高。他常穿一件灰布中山装，两肩膀瘦塌塌的，背脊骨却像竹竿一般直。

    他讲课时，一只手搭在课桌上，另一只手的指缝里，就夹住一颗粉笔。他的手掌片开后，奇大，白白的，筋凸出来，薄薄的像菜刀。一课结束时，他粉笔一丢，两手掌合住，相互擦一擦，沙沙的。那声音很像剃头师在刮布上刮剃刀。

    我入学前，常牵着爷爷为生产队放的牛，到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去松蹄。到教室的门边，我对着牛屁股踢一脚，喊：陈算盘！待陈老师探头探脑往外看时，我和牛已经隐到人家屋舍的角落里。

    陈算盘是老师的绰号，村里人背后都这么叫他。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八岁时，爷爷说：你也该到陈算盘手下去学几年了，拨得活一块算盘，好管今后一辈子。

    这陈老师是块活算盘，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的的得得，的的的得得得，珠子炒黄豆一般响成一气。学生家长听了，笑眯眯的，说：他娘的，光听这声响，心里就怪味道的。

    教室是祠堂改的。先前叫王家祠堂。过去王家发过一阵子，是大户。快解放时，王家败了，这祠堂归公家所有，开过大会，办过大食堂，住过工作队。六四年立小学，祠堂空着，队干部说：现成的，摆几张桌子，比镇子里的学堂都好。

    我去读书时，祠堂里开了三个年级。一年级十六人，三年级七人。三个年级摆在三根母猪腰一样粗的祠柱间垅里，老师站在中间，被祠柱比着，他就显得更细。他脸上紧绷绷的，给一年级上拼音课，他喊：啊——，十六个学生就啊——，参差不齐的发声，在祠堂的梁柱上缠来绕去。不知是燕子还是麻雀，在声音的空隙中穿进穿出。

    其他的两个年级就自学。

    下课后，老师要到房间里去略微休息一会，祠堂有阁楼，老师的房间就做在阁楼里。他爬楼梯时，很吃力的样子。咯——咚，咯——咚，好一会，才看得到他的头快碰住楼梯顶部的一根横梁。老师举起一只手，掌片子在横梁上挡一下，然后头再移进横梁里去。我弄不懂，老师为什么不弯一下腰，非用一个比较吃力的动作。

    上课时，老师不敲钟不吹哨。他的头又从横梁内移出来，脚就从楼梯上下来，咕咚声比上楼时响，弄得祠堂里回声很大，学生们远远就听见了。到他下最后一级楼梯，我们已经坐好。

    哭虫欺我是新生，将一条蚯蚓灌进我的领口里。蚯蚓在我背脊上蠕动，滑腻腻痒酥酥的。不敢叫喊，就拱背，想赶蚯蚓爬出来。结果我越拱，蚯蚓蠕动得越乱。我终于忍不住，委屈的泪水就出来了。老师正讲着课，忽然对我瞟一眼。他捡过一颗粉笔头，薄大的手片子一晃，粉笔头划出一条白线，朝我这方向飞来。我心里很紧张，却没料到粉笔头正好弹在哭虫的额头上。哭虫的额顶，就有一颗黄豆大的白粉点。

    哭虫挨了弹，就接了命令似的，很老实地到我背上拤蚯蚓。他像泥鳅一般，用三只手指头一钳，我背上疼了一下，蚯蚓被他拤牢，我背上的一条瘦筋，也差点被他拤掉。哭虫把蚯蚓放进袋里。他是不敢丢掉的，要带回家给家长看。哭虫无父母，只有姐夫、姐姐，但也少不得挨一顿骂。

    这是老师数年做出的规矩。父母以及大人们，想晓得孩子这一天是否好好读书，见有白粉点，就晓得个大概了。然后就喝一声：如实讲来。有谁想耍滑头，将额上的白粉点偷擦掉，那是白费心思。老师总能晓得。第二日上课时，再弹一颗，比先前一颗重。如此一二三，一颗更比一颗重。到了第三颗，石击一般，学生就吃不住了。

    老师弹粉笔头，得力于他打算盘。那些算盘珠子，被他左右开弓的两只手弹开拨拢，噼噼啪啪的，他眼睛都不大要看，你不知他的几只手指怎么颤一颤，粉笔头已经到人的额上了。

    我爷爷得知哭虫欺侮我的事，说：陈算盘这个人算得是个讲公道的好老师。他就包了二两好烟丝，让我拿给老师。老师看了烟丝说：这烟丝蜡黄，哪里买的？我说：爷爷种的！老师就赞许地点点头，用手指撮出一小撮，将其余的烟丝包包好，递给我，说：告诉你爷爷，我心领了。

    老师是不抽烟的，那一小撮烟丝他带给堂客品尝。

    老师的家在樟潭镇上。学校离镇有近二十华里，他隔一个月的星期六下午，拎一只席草打的草包，背脊骨笔直，脚步轻飘飘的，步行回镇上去。那草包里装的，八九不离十是烟丝。

    老师的堂客烟瘾蛮大，专抽旱烟。她隔一个月到学校来一趟。老师逢双月回去，她赶单月来。来了，除去抽烟就是洗衣服或拆洗被褥。她拎一篮脏衣脏被，向村里人借一块搓衣板，到溪里去洗。洗溪水是舍近求远，村里的堂客，就在村内村边的水塘里洗。老师的堂客说那塘里剖鱼杀鸡，刷粪桶洗脚，再脏不过，哪有溪水好呢？村里的堂客听了，不服气，斜着嘴说：什么溪水好呀，那里冷清，两口子好亲热，肉麻死了。

    每次洗衣，老师都陪着去。堂客不叫老师动手。她坐在溪边的一块青麻石上，把两只脚从布鞋里抽出来，扒掉袜子，是双很白的小脚，只是皮有些皱。她把脚浸在水里，搓衣板戳在腿叉子下，将打了肥皂的衣服按在搓板上呼哧呼哧搓。

    老师就坐在旁边，很呆的样子。怀里抱住的，是一杆比教鞭还长的烟枪。烟枪上的烟袋在他胸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晃。堂客说：你累了就站起来走一走。他就站起来走一走。走三五步，又返回头，原地坐下，不动。

    衣服洗好了，堂客将脚从冰冷的溪水里拢出来。脚已经泡涨了，肉鼓鼓的，老师看着很丰满。堂客说：那么红嘟嘟的，难看死了。老师说：哪里话呢？好看的。老师就将堂客的脚抱起来，塞进怀里焐。堂客说：都麻木了。老师说：焐一焐就不麻了。

    就那般焐着。堂客的两腮也红红的。她掏出一个纸媒头，火柴点着，将烟枪横在两人中间，捻出一颗壮壮的烟丝豆，闷进烟盏里，纸媒火一戳，咝咝几声，烟雾就在堂客的嘴上和老师的头顶缠绕如丝。

    老师自己不开伙食。不知怎么的，一些日子后其他学生家长就有闲话。老师就改为轮伙，一个学生家一天。村里人都对轮伙有兴趣。有驻队干部，农业技术员以及来往过客，都吃轮伙。老师轮伙有个规矩，办伙的人家桌子上不能有鱼肉，他说肠胃不好，鱼肉容易闹肚子。不上鱼肉，光萝卜青菜的，一般人家又过意不去。有学生家长再三和他说，他松了口，说是一定要添菜，一碗豆腐足矣。就一碗豆腐。村巷里也有豆腐担来去叫卖，剖一碗四分。这样，就常可以看到，那曲里拐弯的巷弄中，堂客手上托一碗抖抖颤颤的嫩白豆腐，有人碰见了，打个招呼，问：某某娘，剖豆腐啦？某某娘就嚷：是喽，今朝轮老师的伙。

    老师吃饭时，自带一只搪瓷面盆碗。吃完一天，晚饭碗一歇下，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点出粮票钞票，用一只菜碗底压在桌子上。然后打招呼说：辛苦你们了。学生家长客气说：交什么伙食费？老师回话：规矩，规矩。

    这样说着，堂客们已经将他的面盆碗刷过揩净，递到老师手里。他将面盆碗夹在咯吱窝里，脊背直溜溜地消失在昏暗的油灯影里。只有他很齐整的脚步声，像竹竿拖在鹅卵石路上，串着，啪得啪得地远去。

    老师夹一只碗到人家里吃饭，久了，就有人说闲话，是嫌不干净么？还是怕吃不饱？

    他夹碗前真有一次吃不饱。一位很钻骨小气的家长，用小碗给他吃饭。他吃了第一碗，欲盛第二碗时，那家长正好用木饭勺在饭桶的内壁上刮，咕咕的声音，那意思是说：饭桶已经见底了。老师会意，不再吃。那就得饿肚子。饿肚子的事他是不干的，付了搭伙费呢。于是，他干脆自己带碗，碗大，一盛大半碗，正好吃饱。

    有个别家长说：什么搭伙费，那几张小角票，塞屁眼都不够。这话老师听到了，他就笑笑。他在祠堂后背挖了一只小茅坑，埋一只能装两桶粪的旧水缸。水缸是原先杂货店的废品。四根竹竿撑起几片挡风遮雨的草帘。老师就蹲在这小茅坑上方便，一天一次。有时，一些什么动物也图稀罕去方便。老师方便时，两脚尖踮得很高，他的背脊仍旧不弯，那样蹲法就很吃力。后来，他在缸边打了一根硬木桩，两手抓住木桩时，重心就稳，这样也就方便了。天长日久，那木桩沾满了粉笔末，风吹雨淋，就结成许多龟裂的小白块。

    老师的茅坑我们不大去光顾。有屎憋也要憋回家里。这是爷们父亲们暗地里再三关照的。有尿可以随便。肥屎不肥尿么。我们通常在祠堂的另一个角落里，对着桑树野花杂草，将白晃晃黄交交的液体乱便一气。

    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他心里排好一个次序，半月一通，由学生家长去掏“宝”。一掏两个大半桶。这样子学生家长就会认为：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

    我爷爷将两大半桶粪挑回自家菜畦上，就笑眯眯地说过：这算盘，肚子里的货色真不少。

    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要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上他住的阁楼里去看看。我们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这就是说：老师要教我们珠算课了。按老师的惯例，开教那个年级的珠算，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

    以往，我们是不敢上老式的阁楼，他和我们保持着这一段距离。阁楼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神秘。

    我们排着队，很小心很紧张地往楼梯上迈步。步子迈得很慢。我脚底心软绵绵的，好像踩着的不是楼梯板，而是踩在老师的身上。

    进了阁楼，我的好奇心一下子没有了。我觉得阁楼和我家的房子没多少区别，只是东西摆得比我家的整齐。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放在床的一角。床上挂着一顶棉纱帐，帐顶布有些黄。床下摆着两双布鞋，一双有泥，一双很干净。床旁一张条桌，一张有些发红的旧藤椅。条桌上是一盏煤油灯，灯罩的顶部很黑。在阁楼的另一只角，还摆着两只箱子，一只樟木板的，镶着全副的铜铰链铜包角，包角上绿生生的，发着铜锈。另一只箱子很简易，是普通的木板钉的。

    老师让我们轮流在他的藤椅上坐一下，藤椅会吱咯吱咯叫。我坐着时，觉得瘦垮垮的屁股裂作无数小块了，网眼一般张开来，心里痒丝丝地有什么东西往上拱，我的身子，脑袋差不多在这一瞬间被拱大。一个同学推了我一下，我连忙站起来，才觉得我又变小了。

    我们都坐过藤椅后，老师就打开了樟木箱。老师顿了一下，樟木箱内掀出一股陈年瘴气，在小阁楼内左右弥漫。这有些辣有些绵醉的气息渗得我的鼻子忽大忽小的，我拼命熬着，才没打出喷嚏来。

    这时，老师搬出来一样物件，他双手托住的样子，很重。他小心地将物件平放在条桌上，解开包住的布，是一块算盘。老师对我们招招手，很慎重地说：你们来摸摸！我们就过去摸摸，一摸我就瞪大了眼睛，原来是块石算盘。它不光算珠是石的，连排档、盘框也是石的。这是一块雕出来的石算盘。它能算么？能算。老师看着我们全摸过后，将左手按在算盘上，大拇指一勾，咯得数声脆响，打出一排珠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老师说：你们看住了。只见他薄大的手掌一翻一悠，手指啪啪一串头弹开，一瞬时，一种盐锅里爆黄豆的声音炸出来，一串串地在我们耳边滚。一会工夫，声音没了，算盘上的一至九珠子就调了个头，成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们十三个同学都炸着嘴，耳朵鸟翅般弹得笔挺。老师说：别小看这么打一遍石算盘，哪天你们能够像我刚才这般不歇力地打一遍，那就可以在滚了的油锅里用手指弹出一颗花生米来。

    经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就更加惊呆了。我心里想，到哪一天我才能学到这一手绝技呢？老师的话是真的，他手指尖上的老茧，比我爷爷指根的老茧厚。

    祠堂里，石算盘声音响过的第二日，十三块木算盘的珠子就在课桌上滚来滚去。一块特制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这是老师自己动手做的。黄杨木的珠子，足有碗底那么大。珠杆上扎着鸡毛，用来固定珠子。他用左手去推珠子时，脚尖踮起来。他规定我们，也一律用左手拨珠子。他说：右手是握笔的，怎么能打算盘呢？左手打出来，右手记，这才正，这样，我们那一带打算盘的，只要看他开哪只手，看到开右手的，就有人说这是野路子，不正宗的。

    老师教我们珠算，几乎是突击性的，天天学。那些天，村庄里能听到东一片西一片的算盘声。晚上的时候，这声音伴了多少爷们父亲们进入梦乡呢……

    那些天，老师的心情就显得很轻松。走路时就更加不紧不慢，他那一种楼梯上爬下爬上的姿势，也做得更加稳重。他长年累月穿布鞋。他平日里穿旧布鞋，这些日子里就穿新布鞋。新布鞋鞋底硬，声音就响一些。他啪嗒啪嗒地走进学生家去吃饭，学生家长就迎住，说一声老师辛苦了！他就说应该的，应该的。老师觉得有了一种安慰，很知足的样子。

    老师教了加减乘除之后，说这是基本功。能否把一只算盘打精，就要学会另一招，破头算。原来这算盘的算法都从尾数算起，破头算却是从头数算。老师认为：破头算不仅好算，而且算速快，差错少。如果需要，可以边算边报出答数。我们学会之后，一比较，果然好。

    到此为止，我们的珠算课就结束了。老师说：想把算盘打得精打得神，就看你们自己。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有没有出息，就看你们今后多练多想多总结经验。

    接着就将放寒假。放寒假是过年，年前家家户户总有些猪呀鸡呀的要卖，又有些账什么的需清一清，干干净净地过年么。这么一来，就用得着算盘。我们就在家庭里发挥了作用。我爷爷只要往上横桌旁一坐，就叫我：拿算盘来。然后他报数，我算。一算对，他就说：这三年书没白读。有一天，爷爷卖了一只鸡，明明他心算算对了，仍要我用算盘再算一遍，算盘珠子响几下，他好像才心安理得。

    过年时，老师回镇上去。寒假结束后，正是农历正月的上旬。老师提早两天到校，堂客也带来。他带着堂客，挨家挨户的，到学生家拜年。老师对家长说：过年好！他堂客也说：过年好！家长们就倒茶，拿年货出来吃。老师不吃点心，喝一口茶，问学生：这些天做作业了吗？家长就抢着说：作业好像做了，就是算盘打得少。老师就摇摇头说：算盘要经常打打。老师的堂客不管老师，一旁和家长们换着烟抽，一边说：王老五的烟呛得好，有香头，不辣，却煞瘾。

    老师就咳一下，是被烟雾呛的。老师咳起来时，那始终挺着的脊背就弯了弯。

    他们临走时，家长就包上点烟丝或者是年糕什么的，说：一点点东西，用不着客气的。

    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怎么好意思呢？

    老师和堂客再走另一家。

    他们走了后，家长的堂客有意看一眼桌子，桌子上空空的。堂客就说：这夫妻俩也有意思，哪有年头里走人家空了手的。男的说：许是他们镇上人不兴这。再说人家是老师，家家走，那得带多少东西？

    那也是，话说回来，这人终归有算盘。

    本来就是算盘么，陈算盘这名字也不好白叫的。

    堂客又说：要是我们这儿子大起来，也像他这么有算盘就好了。

    男的说：这就难断定了。

    【玉牙】

    薛老师是从县城里下来的。

    她来接陈老师的班。

    来的那天，很多人都跑去看。一会工夫村里人就晓得了，新来的老师很年轻、很漂亮。

    她就站在祠堂的门口，祠堂的门墙是青石板砌的，青石板上雕着龙，都粗粗糙糙。那龙都张牙舞爪的。门衬着她，她就像画上的人一样。她很白，面粉捏出来一样。她的脚边摆着两只奇大的旅行袋，她的手里拎着一只鱼网袋，袋内吊着一只花脸盆，脸盆里牙膏牙刷，瓶瓶罐罐的。她有两条大辫子，很油黑地服在木姥姥细的腰眼里。村里的年轻女人，这般粗长的辫子也是有的，可她们的辫子像锄头柄一般木呆呆的。老师的辫子像两根乌梢蛇，下死眼看，会觉得它随时都在颤。

    哭虫还是我的同学。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哭虫，他在我们心目中有地位，就因为我们从没见他哭过。哭虫大我五岁，他个子又竹笋般拢得快，做很多事时，他差不多都是领头的。这时，哭虫就跑上去拎那两只大旅行袋。老师说：谢谢！然后就笑一笑，辫子就甩一甩。

    我们都觉得很好笑。背着老师时，就弄些棕榈树叶打成和老师差不多长的辫，披在头上，一甩一甩的，嘴里女声女气地：谢谢，谢谢。

    薛老师住在陈老师住过的阁楼里。下课或者放学，她见我们对那楼梯上探头探脑的，就让我们上阁楼去玩。

    这样，那楼梯早中晚都要响许多次。楼梯上声响的节奏就没有陈老师在时那般规律。

    阁楼里早已经换了一个样子。原先糟黑的板壁上糊着白纸，桌子、床架什么的，都洗过见过大太阳。窗子上吊着一块花布。窗门是木板的，关窗时，从外面就看不见那花布，开窗时，花布就探头探脑地往窗外面去。远远地望过去，那厚实、黑沉、古板的祠堂高墙上，开出来一片花似的。

    薛老师自己做饭吃。她有一只很小的煤油炉，一只小铁锅。很好玩的是一把小锅铲，只有小孩子掌那么一点，猫舌头一般，在薛老师手里探进探出的，很机灵，很活泼。薛老师常买鸡吃，不敢杀，由哭虫动手。通常由薛老师捉住鸡的两腿，哭虫把刀叼在嘴上，把鸡翅膀和鸡脖死捏在左手里，右手一根根很耐心地拔鸡颈上的细毛，拔出可以下刀的一片，哭虫放了刀，嘴对着鸡颈，啵，猛吹一口，细羽就蓬飞起来，点点片片，不是沾在哭虫的短眉毛上，就是歇脚在薛老师很光亮的刘海上。当鸡的鲜血像尿般喷射出来时，鸡就猛烈地挣扎几下，两腿乱蹬，薛老师两只抓鸡腿的手就前前后后地摆动。有星星点点的血溅在哭虫和薛老师的手上，哭虫手上的血是紫黑色的，薛老师手上的血点鲜红如花瓣。褪下来的鸡毛薛老师不要，几个女同学挑拣出一些好毛，扎成毽子，下课后踢，一、二、三，鸡毛毽子翻着花跟头。几个月下来，那些女同学的毽子就踢得很好了，从原来只能踢三五下，一直到踢一两百下。

    薛老师高兴的时候，就喜欢摸我们的头，很甜地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她的手暖烘烘软绵绵的。哭虫的头薛老师从来不摸。哭虫站条直，差不多有薛老师高。哭虫很想让薛老师摸他的头，他把头发剃得精光，脑壳像个青皮鸭蛋，青筋乱爬。有一天，哭虫站在薛老师面前，歪着脑袋，很痛苦的样子。老师问：你怎么了？哭虫哭着说：不知怎么了，头疼，摆不正。老师说：我看看。老师在他白脑壳黑脖子上左右瞄瞄，说：没什么嘛！哭虫就哎哟哎哟地叫。老师就伸出手来，停了停，往他脖子上一摸，又用另一手扳他头。一扳，哭虫大概觉得痒，就嘻哈笑出来。那副歪着脖子斜咧嘴的样子，像个吃了偏食的傻鹅。

    薛老师从不到陈老师挖的茅坑上去方便。那茅坑依然在，我们男生偶尔去用用，偷偷摸摸的，生怕自家长辈看见。茅坑旁已经长满脚踝子深的臭草。常有些老年人，拔了臭草，带回家去熏蚊子。我们学陈老师的样子，蹲在缸沿，挺着脊背，两手抓住木桩。木桩的根部，滋生着一排黑油油的野木耳，很肥。薛老师使用一只上了油漆的木桶，像猪草篮那么大，可以手拎，薛老师天天清早倒马桶，在村口的塘里刷。忽喳忽喳的。拎回学校，就放在祠堂朝阳的地方晒一个白天，晚上拎马桶上楼。

    有一天夜里，薛老师坐马桶，忽听得马桶里有怪响，她吓得大喊大叫。第二天才知道，那里面养着几条活泥鳅。

    泥鳅是哭虫偷偷放进去的。这事薛老师后来知道了，是一个女生告诉她的。薛老师对哭虫就有戒心。

    薛老师上课，和陈老师不一样。她对女生很文气。她发现不听课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只是让站起来，或者到黑板的旁边去罚站。站一站，不用听课，对我们是无妨的。薛老师让站，我们就装出很老实的样子，乖乖地站。哭虫晓得薛老师对他有戒心，很不服气。薛老师正上着课，他站起来，将食指当枪管，拇指作瞄准器，对着祠堂的柱子一甩胳膊，啪，嗒嗒，声音就从他的后身滚出来。学生们哄堂大笑。薛老师也熬不住笑，将手掩在鼻子下，肩膀一抖一抖的。一会工夫，薛老师不笑了，脸色很白，她要哭虫到黑板旁去面壁思过。哭虫坐着，很自信的样子。薛老师叫他不动，火了，就过去拉他，拉胳膊，他胳膊灵活得像泥鳅，东一甩西一甩的，薛老师眼花缭乱，她的脸就由白到红，并呼哧呼哧喘粗气。薛老师气得猛甩了一下头，甩不动。她的辫子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哭虫手里，哭虫正搓过来揉过去地玩。

    晚上的时候，薛老师就到哭虫家，搞家访。哭虫的姐夫村里人叫小泥滚子，很闷，说不出话。哭虫的姐姐嘴头倒是刀子一般，很尖，她有个绰号：白雪瓜！白雪瓜做姑娘时讨饭，讨到这村里，被小泥滚子留住了。天闷热时，她光着膀子睡觉。小泥滚子和人说到他堂客时，就两句话：我们家饭好，不到一年就把她撑圆了。村里人就说：你们家水也好，不到一年就把她滋白了。小泥滚子就很得逞地闷笑着。这样，就有人送了个白雪瓜的绰号。其实白雪瓜不白，只是矮胖。过了两年，她把弟弟带出来，说是：我前世欠了你的，你去读书吧！哭虫就糊里糊涂地读书。

    白雪瓜对薛老师说：你晓得的，我难为死了。让他读书，他不争气。不让他读书，村里人会说我做姐佬的狠心。我要管他，他站起来比我高，哪里打得过他。

    薛老师想一想，倒也是的。就回去了。

    我家和哭虫家离得不远，去上学时，一般都同行。穿过好几条弄堂，翻一条渠道。渠道边有一栋谁家新造的屋，屋顶刚盖下来，门窗没安。屋主人收了轮盘花籽，把轮盘花秆堆在新屋里。花杆柔软透气。哭虫领着我以及后来的几个同学，在花秆堆里玩。把花秆堆筑成碉堡或战壕，分别伏在各自的工事内，用嘴对射一阵。射过了，炸碉堡或炸战壕。抱大捧的花秆，冲上去，堵住堡顶或枪眼。人家的工事刚炸掉，自己的老窝也被人端了，没有工事，就混战，弄不清是花秆还是人，扑上去，压住。你压我，我压你，花秆一团团满屋子飘飞。倏忽间，人都不见了。人在哪？都拱在花秆内。大堆的花秆里，时不时会冒出一颗热气腾腾似刚煮过的人头。

    我们这么玩，就玩出瘾来，把上课的事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薛老师见缺课的学生多，就顺藤摸瓜，摸到这新屋来。她摸来的时候，我没看见，那会我正被人闷压在花秆里。薛老师就爬到花秆堆上来，泥地里扒番薯一般，把我先扒了出来。正在这时，我被人撞了一下，摔倒了。薛老师也摔倒了，满头脸的花秆草衣，她身上压着一个人，那人一只很活泛的手，甩着花秆，唧唧喳喳的，似蛇一般，在薛老师的身上游来爬去。

    我先是呆了一会，清醒过来后，就去拖薛老师身上的人，他太长太大，我拖不动，情急之中，就搔他痒。他嘻嘻笑出声来，滚翻在花秆上。

    滚着的人是哭虫。这时薛老师已经站起来，一脸羞涩。我们都呆立着，不知怎么好。哭虫滚了一下，上身刚支立起来，只见薛老师的乌梢辫子似牛尾扫牛屁股般，抡了个半圆，“啪”一声脆响，薛老师的一只巴掌就飞在哭虫的脸上。

    哭虫先是怔了一下，然后伸手摸了摸脸。薛老师就转身走了。哭虫说：没事，蚊子咬一样。薛老师大概听到哭虫的话了，又转回身，站在新屋的门槛外，两眼死死地盯住我们。一会，她声音很低沉地说：上学去。然后她真的走了。

    我们几个人相互看了看，眼神都木愣愣的。没招呼，就一个跟一个地到祠堂去。

    哭虫的姐不知从谁嘴里得知哭虫挨耳光的事。哭虫回家吃晚饭时，白雪瓜问：老师打你了？

    哭虫咽进一大口唾沫，说：不要你管。

    白雪瓜骂：没用的东西，挨耳光了还硬什么嘴。

    哭虫只顾吃饭。

    白雪瓜很气愤，说：这东西也是的，那里不好打，偏打耳光，这往后让你咋做人？找个机会我给你打回来。

    哭虫说：我说过了，不要你管。

    白雪瓜很惊讶。第二天她就截住我问：我家哭虫是想上老师啦？我说：不知道。她说：一定是的，这个狐狸精，要害死人的。

    薛老师就下决心，要把学校整顿一下，她发誓说，不把哭虫改好，她就不当老师了。

    她首先找哭虫谈心，她平日里找学生谈话都在阁楼里，这次她选在课堂上。放学后，她把我也留下来，我和哭虫就绷着脸，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在哭虫的对面坐下来，望一望哭虫，说：你姐姐多么不易。

    哭虫说：她活该的。

    老师说：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姐为你操这么大心。

    哭虫说：我又没让她操。

    老师就叹了口气，并咬了咬下唇，说：还记着我打你的事？

    哭虫就低了一会头，然后嘻一下笑出来。

    她见哭虫笑了，就说：那好，你们回去吧，以后好好读书。

    我和哭虫就回家了。

    这之后，哭虫就本分一些。老师觉得很满意，有一次，哭虫做了一件好事，老师一高兴，就伸出很白嫩的手，想在哭虫头上摸一下。她没提防，哭虫把头歪一歪，就摸了个空。

    薛老师又买了一只鸡，要哭虫帮她杀。哭虫仍旧是嘴里叼着刀，卷着两袖，猛拔鸡脖上的毛。鸡的两条腿是薛老师抓住的。当哭虫在鸡脖上横着抹刀时，鸡的两腿一痉挛，尾部就挤出一些屎来。薛老师怕鸡屎，让一让，两手就松掉了。鸡的两腿就乱抓乱蹬，哭虫没提防，鸡脖也从他手里滑掉了。那鸡就直挺着脖子，红色的小血栓，一长一短地滗出来，摇摇摆摆往一条小弄堂里拱进去。

    哭虫去追，追了好长一截路，鸡就自动倒下了。哭虫抓住鸡的两腿，拎回来，倒挂着的鸡脖这时软绵绵的。哭虫看见薛老师坐在祠堂的石阶上，脸色铁白的，很难看。

    哭虫问：你怎么啦？

    老师摇摇头，很无力的样子，表示没什么。

    这年的冬天，老师结婚，她给每个同学发几颗糖。她和我们说到她男人时，她叫他爱人。爱人长爱人短的。她爱人是城里人。这之后，爱人经常来。一般都不是星期天，来去时两头都见黑。晚上来，一大早走。

    后来，薛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总觉得她的声音不如以前好听了，没有整洁感，像一只喷着杂音的有线小广播。同学们老是捂着嘴笑。我很诧异，仔细看了看她，发现她的一颗门牙不见了。

    她摔过一跤。她在一条田野的小路上走时，有一只脚突然陷了一下，人就摔趴下了。她踩中一只“恶坑”，是有人事先挖好，并做了伪装。这种“恶坑”我熟悉，哭虫以前经常领我们挖，也经常有人陷下去。

    少掉一颗门牙，薛老师就觉得吃东西不方便，难看。她就到城里去补。补回来时，那颗补的牙就很显眼，玉色的。大概补牙不舒适的原因，薛老师的上嘴唇就常常要瘪一瘪。

    后来，我们又觉得薛老师胖起来，胖得很快。再后来，薛老师就回城养孩子去了。

    有人说：她养好孩子，就不再教书了。

    哭虫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他弄一片玉色的小花瓣，放在指头尖上揉一揉，贴在一颗门牙上，他的一颗门牙就是玉色的，然后他也瘪着嘴，将肚子挺一挺，嘴里发出丝丝的声音，女声女气地说：我爱人，我爱人！

    【字墨】

    祠堂门挂着老式铜锁，风吹得到，雨也淋得着，就是无人拿了钥匙去开锁。据村里管些事的人说：上面派不出老师，派得出也无人敢来。

    无书可读，总不能闲着，父亲要我去生产队牵头牛放放。我站在队长面前，队长一按我头顶，说：“还够不着牛屁股，弄头黄牛放放还差不多。”

    我就放黄牛。

    我们南方的黄牛个小，牛劲也小，以雌的牛为最多。耕大水田不行，只能耕地。黄牛腿短蹄细，走出来的犁路倒是笔直。

    地在先坑里。一大早，我把黄牛牵出栏，迷迷糊糊地朝先坑走去。到了，挑一块有草的地方，牛吃草，我到露水很深的草丛里去逮小雀子。小雀子还在打瞌睡，这正是我逮它们的最好时机。

    到太阳两三竹竿高时，地瓜稀粥在掌犁人的肚子里晃荡着，远远地朝先坑走来。一张大条锄，锄柄穿在一张犁的弓里，牛扼以及拉犁用的铁链子串在锄板上。掌犁人醉汉一般，哼哼唧唧的声音就窜进我和黄牛的耳鼓里来。

    掌犁人放下犁，将梨尾高高翘起，犁头插进沙土。在清凉而有薄雾的田野里，远远望那犁，十分古朴。

    掌犁姓吴，村里人碰上他了，先点个头，唤秀才！秀才就是他绰号，真名好像叫亚俊。很洋派的名字，村里人总不容易上口。

    秀才中等个子，一眼看上去不觉得胖。秀才下了水，能露出一身肉疙瘩，活似一条黑鱼。我爷爷说他杀坯一样，意思是结实强壮。

    秀才照老例先坐在锄柄上歇一息。他坐着时，不吸烟，两管眼珠，总盯住什么看。一看好一会，很难弄清他看一样什么东西。看呆住了，就弄个手指头在沙地上东划西戳的。靠近了去看，他划出的是好几个福字。

    他的字笔画很粗，很方正，看上去胀鼓鼓的。连村里不识字的人都能分辨出他的字。看见谁家箩筐等农具上号的字，就说：你这字有墨，秀才写的。

    的确是秀才写的。秀才的字是有名声的。爷爷说我们村里就这一手好字墨，指的就是吴秀才。到秀才那里讨点字墨去。村里人家，添置晒箪、水桶、稻方、箩筐什么的，就请秀才号字。秀才怀里揣块砚台，手里捏一管笔，走到人家里，不客套，问：号哪？答：板凳，粪桶。秀才不仅字号得黑，也不计较什么物件上号。什么物件都可以，只要主人需要。

    秀才就摆开砚台，到泡给他喝的茶杯里蘸出一点水来，磨墨。墨黑不黑？他用小指甲勾出一点，点在掌心里，放亮处照一照，不黑，再磨。满意了，就动手号。衣袖挽起来，呸，在手心里吐口唾沫，捏死笔，仿佛笔尖上垂有百斤力。然后问主人一声：新还是古？主人回答：古好！秀才就号古。新和古是秀才的专用语，即号新字还是老字。

    几样物件号好了，秀才问：还有要号的么？主人就再去找，翻墙角腾物件，什么竹篮、谷柜、粪勺子，只要没号过，都号。

    一号半天。吃饭时，主人家请秀才吃饭，秀才也不客气，留下喝酒。酒一般都是自酿的多，糯米水酒。秀才品酒功夫也属上乘，都要问问他，我这成头足没？还差点，也就七八厘吧。

    主人劝酒，说：反正成头不够足，力道小，多喝一碗。秀才就多喝。三四碗酒落肚，不大响的秀才话才多起来。秀才说一餐话，口水能接三碗，哗哗叭叭的，下小雨一样。

    秀才说：我娘这人，讲起来也是世上难猜。她自家钵头大的字不识一个，吃食、做活都苦死，却晓得发了疯般朝我肚子里灌墨水。灌得我初中毕业时，字墨一肚皮。你们访访看，这方圆几十里地，像我这把年纪的，有初中毕业的么？没有。

    秀才接着叹口气。说：话又说回来，有这一肚子墨晃晃荡荡的，啥用？抵不得饭，抵不得粥，难受，一点点用也没。

    主人家就说：话也不好这么说，这村里村外，肩上挑的，梁上挂的，墙旮里摆的，跌来撞去，哪样物件上没你肚里倒出的墨。咱们庄户人家，虽少传世的东西，可有这些字墨满天飞，这一世人也做得满满的了。

    这么说着话，秀才就容易喝醉。醉了时，人家要送他，他死也不肯。独自强撑着，跌跌撞撞回家去。路上有人撞见，说：秀才，别吐哇！

    秀才醉眼蒙胧，舌根成板，一扇一扇的，说：吐——吐些——啥，吐——墨——笑、笑——死——人——啦。

    第二日，秀才老婆抱一脚盆被子、枕头去水塘边洗，有人故意问：被子上染墨水啦？

    秀才老婆就愤愤地说：染墨水？还染猪水呢！

    这就给人落下了话柄。秀才脸色发白，还在头晕肚子胀时，有人故意摸他肚子，说：这里面装的到底是墨还是猪水？

    秀才凄然一笑，说：从古至今，你见过几个识字的女客？没文化人的话，计较得么？

    秀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又肯帮人忙，开得玩笑，在村里人缘就好。队长又考虑到他一肚子的墨，派活时，就派些轻松的给他。犁地虽然是一门技术活，但比起割稻、打稻方、施粪、上农药等农活，要轻巧许多。而且犁地还有些个人的小好处。犁花生地、番薯地什么的，可以捡到落花生以及泥地瓜。犁杂草地，可以带只簸箕，将被犁甩翻了根的巴根草、玉竹草捡起来，带回家，晒干，当柴烧。

    我第一次牵了牛给秀才时，犁的就是番薯地。番薯地里也有玩耍着的孩子，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眼睛尖溜溜的，朝犁尖头上看。有圆滚滚的红泥蛋出来，就一扑而上，谁抢到手归谁。秀才见此情景，就让我跟在他身后，只要看到他用脚死劲踩一下，就表明有名堂，我就扑上去，扒他的脚后跟。这一招，其他的孩子就不敢用了。扒在秀才脚后跟上，他就尖着嗓子喊：哎哟，我脚后跟都扒掉了。这样，半天下来，我扒了半篮子番薯。将瓜篮悠在黄牛背上，我在前牵牛，秀才背着犁在后面，很得意的样子，直着喉咙唱：

    青油灯草白白的心哟——

    秀才灯下学孔明；

    小娇娘暖了热烘烘一个被，

    问呆子，今晚还摆哪门子阵。

    番薯一人一半，秀才说：看不出，你个子矮，灵活倒是灵活。好好读些书，会比我有出息。

    我说：还读什么书，老师也跑了。

    秀才说：这是你们的不对啦。这样吧，我其他的教不了你，教你练练字还是可以的。

    我喜出望外，对他说：那你就是我的老师啦！

    他说：老师不敢当的。话说回来，书读不读得出，字很要紧。字像蜘蛛爬的人，哪里读得下去书。

    秀才就真教我练毛笔字。

    他说：农村娃子，没得整块时间练字，要会插空。我放牛时的空子很多，牛放到哪，就在哪地方刨出一小片地画，弄沙子，刮平，用树枝当笔，写一个“福”字。秀才先教我福字。秀才说他写了好些年的字，就这一个字写得最多最饱满最黑。秀才还教我，练字要练腕力。他让我学耕地。耕地时，那只扶住犁尾的手，是要用大力巧力的。

    牛归栏时，我骑在牛背上。牛耕了一夏的地，背脊上的毛都磨光了，牛皮被太阳、风雨弄得糙乎乎黄兮兮，树棍子轻轻一划，就是条白印。我就在牛背上练字。牛很悠闲，得意，误以为我给它挠痒痒。一会工夫，牛背上老大的一个“福”字，歪歪斜斜的。牛动，我动，仿佛那福字，也在动。

    几个月下来，我写字的技艺就有很大长进。过年时，爷爷买一刀红纸，截开来，说：放着胆，写些对联自家门上彩一彩。

    受爷爷鼓励，我真写。写了七八副对联，剩下的纸写福字。结束了一看，福字最多，有十几个。

    爷爷看了说：这字四方得正的，乌漆一样黑，算得好字墨了。爷爷就将它们贴了。对联贴门上柱子上，福字呢？谷橱、灶台、水缸、箱柜、鸡舍、猪栏、箩筐，凡是能贴得下福字的物件上都贴一贴。

    爷爷守着这一屋子的福字，乐得不得了，逢人便说上一句：真算得秀才。爷爷这么说，指的是吴秀才。

    一跨过年关，正月里亲戚来走动，爷爷就让我把秀才请来家坐坐，吃酒。

    秀才来了，手里托一包芙蓉糕。爷爷很生气，说他：你怎么倒过来，我孙子是你的学生，该他孝敬你。

    秀才就说：正月里上门，热辣辣的，哪好空着手，老规矩，坏不得的。

    吃酒前，爷爷就领着秀才和几个亲戚从正堂走到灶间，到猪舍，去看那些我写的对联和福字。亲戚里有齿俐的，说：啧啧，这一手好字墨，比对门那家人的福字不晓得好多少。

    亲戚这么一说，爷爷的脸就沉下来，哼一声，说：三脚猫的花头，也值得夸么，这几个鸡爪印子，不值对门的分厘。

    爷爷说着，用眼瞟了瞟秀才，因为对门那字是秀才写的。亲戚远道而来，哪里知道。

    其实，一村的对联、福字、囍字，都是秀才写的。年关前，家家户户都夹几张红纸到秀才家，告诉秀才写多少副对联、几条横批、几个福字，秀才就弄张红纸记下：林福，红纸四大张，求对联四双，横批六条，福十二个。

    一张纸记得密密麻麻的。一般从农历十二月廿开始，到三十夜结束。春联写好了，去拿的人，手里端一只瓷白大碗，碗里装十条年糕或十二只糯米稞，也有送糖糕、芝麻片、八宝菜（豆腐干、丁香萝卜、白萝卜、冬菜杆子、姜丝、蒜苗等炒在一起）的，没人空手，因为是过年。这么一来，秀才家过年就不用打年糕、包糯米稞什么的。

    连着忙十来天，一直到三十夜暮色将合，秀才堂客烧好年夜饭，摆上桌，对秀才说：吃年夜饭啦。

    秀才唔一声，回答：还有两三笔东西。

    堂客一想，不对呀，他光顾了给人家写，自家门上还白乎乎的，没有彩气。就说：自家的还没写？

    秀才一拍脑门心，说：看我这记性。赶忙铺开红纸，欲落笔时，却犹豫了，写什么好呢？秀才想总不能和别人的相同。略沉吟一番，秀才喊有了，精神一振，毛笔上下左右一挥：今日是今年，明日是明年。一气呵成时，庄子上空鞭炮声已炸成一团了。

    秀才有功德，故而爷爷不乐意自家亲戚贬他的字。不过爷爷很机灵，用那话弥补了秀才的脸。爷爷还高声对我说：你这几个八脚，只能在自家爬爬，到外面你敢划一笔，我就折断你的爪子。

    我对爷爷迟疑地说：晓得了。

    然后就开始吃酒。秀才三杯酒下肚，脸色就红润起来。他让我走过去，夹了一个猪肉葱酱馒头给我，很和蔼地说：按讲，你的字写得不错了，要紧的是满不得。要好好地坚持下去，高出我，就不会像我这般没出息。

    爷爷接着说：哪里话呢？他这一世也别想高过你。我让他将几个字练得黑一点，将来出去闯世面，说不定就用得着。

    正月一过，秀才写的那些春联、红福，就在人家的门板、木栓、谷橱上飘飘摇摇了，都是用米汤水刷上去的，再牢，也只能维持两三个月。这种时节，惊蛰雷满地打滚，村里人早荷着锄，光着脚板往田野里跑，有谁还顾着那些春联呢？

    这时节，要是谁家小孩子脸上长了疔疮脓肿，挤拔出雪白的一个脓头，就随手揭下谁家门上的对联一角，撕一小片，贴在脓肿上。大人们见了也不说，他们省了买膏药钱不讲，说不定还加一句：对联有喜气的，贴贴好得快。这样，你在村子里走走，常见孩子脸颊上、鼻头尖上贴着红纸，顺笔画辨去，还隐约知道那是一个年字或一个福字。

    有一次，秀才去一家人屋里吃酒，吃得头晕腹胀，去猪栏头放尿。一泡尿浇出去，啪啪地响。秀才以为尿住了什么东西，揉揉眼看，红丝丝的，是一张沾满猪粪鸡屎的福字，就踢了一脚，将红纸踢进猪栏里面去。栏里有猪，正拱着稻草，见有东西飞进来，就去啃。

    秀才有味道地看着猪把一张红纸连同那个福字全吃进去。回到堂里，秀才说：林福，你家的猪要发了，把一张福字吃落肚。

    这话被林福堂客无意听进耳内。几个月后，她想想，那猪好像真的长胖了许多。她是个快嘴，串门或洗衣时就嚷嚷开了。真有几个堂客半信半疑，想一想还是信好。回家找福字，早没了，就到秀才家讨福字。秀才疑惑，又不过年，讨福字做啥用？

    来讨字的堂客就告诉他，给猪吃！

    秀才先是一怔，想一想就笑了。说：讲讲玩玩的，哪有这事。

    讨字堂客说：你骗人。

    秀才说：真的不骗人。

    讨字堂客说：管你骗不骗，反正纸也吃不坏猪，你只管写几张就是。

    秀才拗不过，只得写。

    秀才堂客听说此事，也想试试。她自家栏里也有两头猪，捉来四个多月了，只有七八十斤，堂客就对秀才说：你给我也写几张。

    秀才有些火，说话就有些冲头：你咋也信这些？

    堂客就凶起来：你这个老花佬，嫌我老啦是不是？那几个烂堂客没叫，你就夹尾巴，我求你，你倒打花眼，你安的啥心？

    秀才经不住骂，连忙说：写！我写还不成么。他一边铺纸，一边斜眼瞄一瞄到厨房里去忙乎的堂客，嘴里咕哝：真该多写几张，让你也吃吃看，说不定能治你这毒嘴。

    结果，秀才家的猪不肯吃那些福字。堂客就弄把扫把去打猪，边打边说：我们这家里没运道，得不了福。

    秀才看不过去，劝堂客：都是没话的畜生，打它做啥？

    堂客就眼一瞪，说：这下你心里快活了是不是？

    秀才只好闭口不言。事后他和我说：其实，我这家里墨味已经太多，那猪日日嗅的，早就不觉得新鲜了。

    秀才很怕老婆。说起来也奇怪，他五大三粗的，和牛都能抵上架。他老婆却是病病歪歪的，一生气，额上冒几根青筋，小蚯蚓般，会啪啪地扭动。

    据说，秀才堂客做姑娘的时候，长得很好看，腰身很细，前影后影飘飘忽忽的，秀才见头一面心就动了。没料到这事姑娘的父亲反对，说咬文嚼字的人，咯咯巴巴，当看不当用。姑娘自家倒很满意，骂父亲：你还说用不用的，识字班到家门口，你都不让我去，现在好了，把我名字画你脸上，我也认不得。

    父亲一听，这话有意思，就说：你认不得我，我也认不得你。你脱下衣服滚，今后别再进我家的门。

    姑娘性子很烈，真的三扯两扒，脱剩一件布内衫一条短裤，下雪天，跑十多华里山路，到秀才家来投门。

    拜堂后，两人喜欢得很。女人怀孕生产时，接生婆要男的避避。未等秀才跨出房门，她就大叫。秀才一脸惊慌又回身。女人抱住他胳膊，好厚的肉，她一口咬住，牙齿钻进肉里去。秀才喊：等等，咬那只，这只咬坏了写不得字。

    孩子养下来了，是个死胎。接生婆为秀才包手。布薄，一息功夫血就渗出来，再包一层。接生婆感叹，亏得这一口咬。

    等女人月子坐出，秀才胳膊上的痂才掉。好奇人听说了，拉秀才的胳膊看，那疤酒盅大，圆圆的，似一朵梅花。

    后来女人又养几胎，全是死胎。女人又累又伤心，将好好的一条身子就削了几圈肉般，瘦得出奇。

    秀才的几个死孩子，都是他亲手用草席包了，清早或晚上挟到大溪滩去埋。挟着死孩子，欲跨出门槛，女人在房里喊：埋深点，有野狗。秀才就答：我带着锄头呢。

    出了门，不得碰上人。乡俗是谁碰上埋死孩的，要倒大霉。秀才贴着墙根走，前后注意着人影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像在偷一件东西。

    我和秀才在大溪滩上犁地时，秀才扶犁的手总是很小心，生怕犁尖会戳住一样什么。

    休息的时候，他仍用树棍在地上划。划来划去，总是一个福字。

    他对我说：我那大儿子不死，也有二十多岁了，最小的也懂事啦。他边说边划，划好福字涂掉，涂掉又划。

    秀才的堂客生了大病，烂背脊骨。到公社卫生院治了治，重了，就央人抬回来。遇一过路郎中，说能治。开了药方，让秀才自己去采。怎么采，郎中的药方很怪异，透一股杀气。有味药：蜈蚣、蕲蛇、蝎子、人头骨。秀才先是不敢采，怕误事。后来，见堂客一日日病重，眼看气绝，就抱住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采到了前三味药。人头骨药店不配，只好自己动手刨坟。

    那段日子他发疯般刨坟，先是捡无主的，后来顾不得，刨了有后代的坟，就挨骂：绝子绝孙的，不得好死。

    秀才听了，平静一笑：绝子孙早应验了，怎么死法就管不得许多。

    药，他不敢放家里煎，怕堂客见了，不敢喝。他拎只铁锅，在田野里架个灶。水一开，雪白的骨头，一股股恶臭味冒出来，熏得秀才干呕。嗷——哇，嗷——哇，一声高一声低的，在黄昏降临了的田野里飘荡。晚归的人，毛骨都耸起来，叹着气说：作孽呢。

    吃了一阵偏方，秀才堂客病竟见好了，只是不彻底，背脊骨、头颈骨都死，不能活动。到她能下床走走时，弯不得腰，要转，身子一起转，木偶一样。

    秀才的一双手，却有了毒气，没日没夜地烂，淌黄水，冒臭味。

    这年的年关，无人上秀才的家讨字墨了。秀才家就冷冷清清。

    新年爬起来，是个闰年。堂客对秀才说：我们的寿棺该做了。

    秀才说：好的。

    就请了木匠，锯了买来十来年的两棵粗杉木，打出两口厚棺，堂客说：你在老寿头上号个字。

    秀才就伸出手来，手腕板死，弯也弯不了，说：没有腕力，怕是运不了笔呢。

    堂客不管，搬出砚台、毛笔，坐着磨墨。手动，身子也动，连轴转的样子。磨墨时，堂客气喘吁吁，说：求求你，号吧。

    秀才心为之一动，就饱了笔，蹲在棺头上，静默许久，手抖抖颤颤地写出一个福字。休息会，写第二个，大汗淋漓。秀才对我说：这手笔，砚台跟我数十年，这会我没用了，你拿去吧。我怎么下得手拿呢？秀才说：你不要就砸掉了。

    秀才搓着两手，眼睛模糊，仰着头说：我再也写不出字了。

    木匠等墨干，就顺着秀才的笔迹刻。几刀下去，木里是黑的。再刻数刀，还是黑的。待两个字全刻好，就看见两个浮雕般黑的福字。

    木匠和我都惊呆了。木匠长叹一声，说：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等到我读上了初中，还未毕业时，秀才和其妻相差几天故去。埋秀才的新棺时，我默哀许久，低沉地叫一声老师。

    原载《上海文学》1990年第3期

    点评

    小说从“我”的视角讲述了三位小学老师的任教经历，三个人物各有风貌和特征，也有共同的身份属性：小学老师。

    小说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对三位主要人物的成功刻画，陈算盘严谨、正直又有一些陈腐气；薛老师年轻漂亮充满朝气，与学生的关系也最为融洽和谐；吴秀才并没有真正到教室里拿起粉笔教书育人，却成为“我”最亲密的导师和伙伴。对于贫瘠的乡村和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担负起了启蒙的重任，不管各自的性情和命运如何，他们的付出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尽力地传授知识给这些孩子们，也尽力地与乡村固有的风俗体系融为一体。

    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乡村所固有的精神风貌和民风民俗，村人们对屎的重视和对春联的在意，都体现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虽然物质匮乏，但在精神上这里却有着浑然天成的体系，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等待着衰老，他们安然、恬静、不慌不忙。几位老师的存在实现了对乡村教育的接力，但“后继无人”，仍然暴露出乡村教育的困境和问题，从陈老师到薛老师再到吴秀才，“断裂”的危机始终存在，不仅是简陋的教室让人唏嘘，人才的匮乏才是更大的问题。薛老师走后，祠堂大门紧闭，生锈的铁锁再无人开启，仅仅依靠吴秀才这样的“教师”显然无法完成教育的重任，这块亟待被开垦的土地，需要更多的力量支援。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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