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隆

    酸爷（之一）

    酸爷一生的艰难是自找的。据说他父辈很有钱，但我没见过。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胡同西头169号院的两间南房里，没工作，靠老婆养活。他老婆在街道塑料制品厂当会计，至多挣人民币五六十块钱，还供着一个女儿上中学。日子过得虽然很窘气，但酸爷却没有一点不景气的样子。每天早晨照例在西口的饭馆吃早点，两根油条、一个茶鸡蛋、一碗豆浆；衣裳也干净整齐，还养着一缸金鱼、几只鸟儿，人亦有仙风道骨之貌。街坊们都说，这是他老婆的功劳。我却不以为然。从根儿上说，酸爷亦非常人也。此乃其出身使然，性格使然，修养使然。

    酸爷是旗人，并且是皇旗。祖上做过“钦天监监副”“南书房行走”“《御纂朱子大全》校理”之类的官，也算源远流长的诗书世家，能没有一点学问底子吗？好歹从祖宗那儿抖落出来一点尘土，也够用一辈子。何况酸爷确有真才实学，攻读过《资治通鉴纲目大全》《朱子大全》《大清会典》《佩文韵府》和《康熙字典》，卷帙浩繁可谓铺天盖地，只是未逢时运和机遇罢了，否则怎能在小学校里教珠算课？后来珠算课取消了又去教大字课，后来连大字课也取消了，才烧锅炉的。据说他烧了三年锅炉，得了矽肺，被照顾提前退休，才在家赋闲的。但在退休之后，酸爷仍不忘记做学问，专攻禅学。

    酸爷攻禅学，并非好其道，也没有“兼济”与“独善”的矛盾痛苦，而是真正的以“平常心”“见性”，真正的“放下”了，真正的“开悟”了。

    他对我说：“世间有三境，第一境，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第二境，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我问他：“你现在是第几境？”

    他说：“我是第四境，既无所谓山，也无所谓水。”

    仅这一点就把我震住了。我又怎么能不高看他一眼？可以说，差—点就够上“高瞻仰视”了。

    然而，他的悲哀在于，除了我，不该对别人乱讲什么禅学。因为我们那条胡同里的人，既不懂得东方神秘主义，也不了解西方现代物理学，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全部的学问顶多也就是到了熟悉“提成”“回扣”“傍肩”“自摸”啦这么个境界，哪能领会禅学这么高深玄妙的做人艺术和处世方策？！

    酸爷时常以“呵佛骂祖”扫除圣贤与权贵笼罩个人的阴影，以“罔象无心”抛却世俗纷争的喧嚣烦恼，然而他的街坊们记住的只是，“禅是五斗米”“禅是人在桥上”“禅是干屎巴橛”。

    可惜的是，酸爷谈禅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不敢吹，如果我能得其教诲，定已“见性、悟道”了，起码到今儿也可以成为半个禅学家。嗟乎，失之于远年。如今，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他说话的时候，脸红得如醉蟹，喉结上下滑动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酸爷姓山，大名山吾泉。他老婆是山西人，把“山”读成“酸”，街坊们便叫他“老酸”，我们因此叫他“酸爷”，这里面绝无讽刺挖苦的意思。

    酸爷身为一位禅学家，自然处世的方式与做人的艺术都与众不同了。他仿佛生活在一个壳里，除了吃早点，遛鸟儿，在街上很难见到他的身影。没人知道他长年累月躲在家里干什么。他不读书，也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躺在床上睡大觉或者抽鸦片烟的嫌疑，我们只能推断他在静心养气在悟禅了，他老婆在院里和邻居吵架他都不出来。他认为这是他老婆的事儿，与他无关；当然他也从不做家务活，因为那也是他老婆的事。不擦桌子扫地，不铺床叠被，也没什么，他老婆乐意惯着他。只是他宁可饿着也不做饭，而且既没有心理矛盾也没有任何精神痛苦，这不能不被看作是禅的力量。

    有一次，是冬天的晚上，他老婆厂里加班，他和女儿围着蜂窝煤炉子坐着，烧开了—壶水又烧开了一壶水，还没有吃晚饭，女儿实在顶不住了。

    “爸，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啦，咱们煮点面条吧？”

    “不用吃面条，我也能让你不饿了，”他正襟危坐，双目微合地说，“丫头你听着，你把胃看成你自己的，你当然会觉得饿。如果你把胃想成不是你自己的，再深—步去想，就算它还是个胃，跟你也没什么关系，甚至它并不存在你也就无所谓饿还是不饿了。”

    他女儿哭起来，不知是被吓住了还是被感动了。

    是夜，他老婆下班回来，做的是炸酱面。他吃了四大碗，他女儿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老婆要叫醒女儿吃画，他说：“不用了，我已经替她多吃了一碗。”

    他老婆也够坚强的，并未当时就气晕过去。但后来还是猝死于心脏病。我不敢说是酸爷气的，因为人命关天，连医院的验尸报告都不敢妄加猜测。

    就是他老婆死的那一年，闹起的“文化大革命”。他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了半年多，然后每天按时清理胡同里的垃圾、打扫公共厕所。他女儿被送到晋北去插队，我记得她当时还不到十六岁，细长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小辫儿也细细的，皮肉也细细的，就像一根豆芽菜。

    酸爷被揪出来批斗的原因，一是他的言论，那些禅说，那些“呵佛骂祖”“罔象无心”异端邪说；二是他整天待在屋子干什么？肯定是进行反革命的秘密活动。因此，他没少挨打，有一条腿还被打折了。

    有一天我去倒垃圾，正好他在垃圾箱那儿干活。我看到他的伤腿上，虽然包裹了许多的棉花和布，但还有血从里头渗出来。

    “你怎么不去医院看看？”

    “人家不给我这等人看。”

    “不疼吗？”

    “不疼。这腿不是我自己的，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要不是走路用它，又怕你们看着痛苦，我才不会用布包着。”

    我觉得此时这位禅学家做到了真正的洒脱，达到了超然于物外的境地。决不像某些人说的，酸爷实属可怜而不自知，乃是可悲地麻木不仁。对此我不敢苟同，其时可悲之人又有几个如酸爷这般放出一个响屁来呢？

    不仅如此，酸爷的洒脱居然在厕所里也创造出来了奇迹。那是被当时的一个“大人物”发现的——不知他的汽车怎么走进了我们那条胡同，吩咐司机，停下车来，哇里哇啦地大叫，把我们整条胡同所有的砖缝都震得往下掉土。

    “我要见见这个负责扫厕所的人！”

    不知是凶是吉，整条街的革命群众都慌了神儿。他们终于在另一个公共厕所里找到正抱着一把笤帚靠着墙根儿打盹儿的酸爷。

    酸爷赶到那个厕所时，那位“大人物”因为等不及已经走了。革命群众个个若有所失，只有酸爷一个人莫名其妙。

    幸亏那位“大人物”并非不置可否地就走了，而是留下来几句话和一本他使用过的“红宝书”。

    话是这么说的：“厕所种花，体现了一种革命的情绪，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我看值得认真地宣传。”

    “红宝书”当然是作为奖品赠给酸爷的。

    于是当天下午就来了很多记者，让酸爷手捧“红宝书”站在厕所门前拍照，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来酸爷的相片、那个厕所还有那些花。

    这个热闹的场面我没赶上，因为我正在长“痄腮”，不让出门。但我至今还保存着刊登着酸爷照片的报纸。在我记忆中，酸爷是我们那条胡同里第一个上报纸的人。

    当然，我也见过酸爷栽培在厕所内外的那些花，过去都是种在各家各户院子里或屋里的，扫“四旧”被扔进了垃圾箱，酸爷把它们捡出来，一盆一盆地搬到厕所，我还帮助搬过。

    酸爷说：“这些花花草草都是活物，也是一个一个性命。”

    我那时还笑他这么说，并笑他会把这些花熏臭了。他说：“其实，世界无所谓香也无所谓臭。”现在想起来，我不敢笑了，虽然我还不能理解到他体悟过的那种深刻。

    因为那位大人物的到来，酸爷便从此不打扫厕所了，也不清理垃圾了，又回到他自己的屋里。当然，仍旧没人知道他在屋里都干了些什么，总之，他再也没有从那屋里走出来。

    他死的时间是那年冬天，刚下过第一场雪。当然是自杀。但关于死因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只能把它归之为死于一种文化。

    他火化那天，在晋北插队的女儿没有回来，不知是没人通知还是请不下假，或者没有路费。而且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豆芽菜的女儿，听说是嫁给一个窑洞里的农民，生了四个娃娃。

    板儿娘（之二）

    板儿娘是我们胡同里活得轰轰烈烈的一个女人。

    她家住十六号院，和我家斜对门，两间西房，还有唐山闹地震那天搭出来的一间。按说间数不少，可面积不大，每间都不足八平方米，六口人，挤得像鸽子笼—样。她四个儿子，两个大的住搭出来那间，两个小的和他们老两口住在西房里。后来因为夫妻夜里办事不方便，让两个小的也住到搭出来那一间里。做了一个四屉床，最大的睡在最上面，最小的睡在最下面，好像一个货架子。

    板儿娘姓什么只有街道居委会主任和派出所的警察知道。当然就更没有人知道她是哪里人，怎么嫁到我们这条胡同里来的了。她长得很端正，一脸有弹性的肉和一双像水—样透明的眼睛，说明她年轻的时候也漂亮过。只是人高马大，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显得比别的女人大—号。特别是那两个奶子，大得即使你心里有非分之念也不敢乱想，就像你面对的是一个大猩猩。她的四个儿子也像她一般，长得武高武大，虎虎生生，号称“四只虎”。

    俗语说：“女人无故乡。”板儿娘的故乡便是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她几乎把全部的母性和精力都倾注在他们身上了。五个男人簇拥着她走在街上，骄傲得她全身的每个汗毛孔都放光。

    据我所知，板儿娘没上过学，好像总共认识的字不到一百个。认识人民币、各种票证以及常用的商品牌价，别的，她说“用不着”，“记住了也是给自个儿心里头添乱”。

    白天她在街道工厂里糊纸盒，晚上回家就是对付她丈夫和四个孩子。这就是她的—切，而且是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任务。她一点也没觉得劳累和委屈，也不懂得思索存在、检视人生这—套，更不知道退让、逃避和悲悯为何物，永远是跃跃欲动、虎视眈眈、雄心勃勃的。

    她把丈夫和四个孩子管理得像五条狗—样。左邻右舍无—不由衷佩服。因为在她家里永远不可能发生诸如两口子打架闹离婚、孩子不服管教彻夜不归这类的事儿。

    她丈夫过去是蹬板儿车的，后来在火车站当装卸工。人老实得好像嘴里没长着舌头，除了点头哈腰笑，没见他跟老婆抬杠顶过嘴。每天—下班回来，夹着板凳，拿着茶杯，就到胡同口的树底下看下棋。—般的是在边儿上“支着儿”，偶尔也下—两盘，但从没有赢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就跟他对他老婆的态度—样。很难说，这是做人的短浅还是宽厚。

    七点左右，板儿娘把饭做得了，往院门口一站，眼睛都不用往胡同口这边儿瞅，不出三分钟，他不论是正在“支着儿”还是下棋，保证夹起板凳，拿起茶杯，笑出去老远地往家里跑。

    “你还等着我用八抬大轿去请你呀？”板儿娘劈头就是这么一句。

    “我哪敢呀！这不是刚看见你的人影儿就脚不着地儿往回跑吗？！”他说话的时候看着的不是板儿娘的脸，而是板儿娘的脚。

    “我真是上辈子该你的！”板儿娘一路往回走，一路说，“酒我已经倒在杯子里了，就许喝那么多。别又喝多了半夜里撒酒疯，闹腾得孩子也睡不好觉。”

    “是是，我什么事不听你的安排呀。”

    她对四个儿子也是这样。她说：“孩子只能当狗养活。你要是不让他们吃糖，他们就永远不知道糖是甜的。”

    四个儿子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买来一块大布，套裁。外衣内衣裤衩都是这一块布上出。道理是破了好补，也省得相互计较攀比。四兄弟如同在她手下当兵差不多。

    她说男孩子穿什么不重要，只要冻不着露不着就行了，关键是吃好。中午晚上必是一汤两莱，有荤有素，一个星期包两次饺子，蒸一次包子。四兄弟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腮帮子上的肉嘟噜着。我没见他们四兄弟吃药打针上过医院。据说有一次四虎放学回来就喊脑袋痛，不想吃饭。板儿爷建议去看大夫，板儿娘说，不用，你去商店买一斤蛋糕半斤奶油糖给他。他要是吃就是没大病，多喝点开水就行了。要是不吃再带他上医院。她的办法果然灵验，四虎吃了蛋糕又吃了糖，喝了一大壶水，倒头就睡了，第二天又精神得跟小牛犊子一般。

    板儿娘人缘也好，谁家有什么事儿求着她，她从来都是眼不眨、眉不皱地冲在前头。从来没见她因为一斤菠菜两棵葱跟街坊们红过脸。四只虎在外面打架，不论有理没理，她都是二话不说地打自己的孩子。

    如果为人不以高低论英雄，板儿娘有一桩至今被整条胡同传为美谈的丰功伟业，就是为大妞闹离婚那件事。

    大妞就住在他们院里的东屋，早早出嫁了，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据说大妞和她爱人是在东北兵团时认识的，也算患难夫妻。回城以后，她爱人当上了一个处级干部，又遇上了什么部长的女儿，两人一见钟情，水深火热。你们多深多热，大妞能够隐忍，按说也不会有什么风浪。主要是那男的，把忍让视为好欺负，对大妞越做越过分，竟然拳脚相加，每周都制造一回鼻青脸肿。大妞无计可施，每次挨打，都抱着孩子回娘家。她妈哭成个泪人，她爸却毫不同情，反而要大妞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他不愿意陪着现眼。因此大妞妈就来求板儿娘，板儿娘就过去说和，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终有—天，大妞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了，回到家，跪在她父母面前恳求留下，再也不回去了。她父母不知该怎么办，找到板儿娘。

    “这好办。”板儿娘说，“我替大妞去一趟就能把这事了啦。”

    她带着“四只虎”来到大妞爱人家，进门就对大妞的爱人说：“刘和平，你清点你屋里的东西吧！看看这每件东西值多少钱，一共是多少，报给我一个数！”

    “哎哟，大妈！您这是干吗呀？”

    “我叫你点数你就点数，点——！”

    大妞的爱人刘和平无可奈何地清点一遍，报出来一共值多少钱。板儿娘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小子还真有个数呀！大虎点钱给他，二虎三虎四虎你们给我砸！砸它个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反正是不过了！”

    物极必反。板儿娘砸了刘和平的家以后，想不到的是刘和平反倒怕了，怕板儿娘闹到他们单位去，他的名誉前程全完了；带着酒、点心和水果来向板儿娘求情向他的岳父岳母赔不是。

    刘和平的岳父岳母咬住理不撒嘴，非要离婚不行。大妞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

    板儿娘看出来大妞并不是真要离婚，只求刘和平回心转意就行了。她便对刘和平说：“你一天来一趟吧，什么时候大妞不哭了，我再帮你说句话。”

    后来也没用板儿娘说话，刘和平来了五趟，大妞就跟着他走了，以后，再也没听说过他们打架。

    “你可真行。”左邻右舍的老娘儿们都这么夸赞板儿娘，“那个小白脸应该这么教训他。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嗨，说不定我也是瞎参乎。”板儿娘说，“这两口子的事儿谁说得清楚？”

    她说的是句实活。但我从这句平平常常的实话里，分析出来板儿娘的内心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平静。

    也就是说，偶尔，我从她那张明亮而爽朗的脸上也读到过深深的哀伤和一个女人的困窘与尴尬。但她做出来却依然是轰轰烈烈的，使你看不到她的丑陋和痛苦，感到尴尬和困窘的反而是别人。

    那是一件不需要把它写得很详尽的事儿。

    那是四月，柳树已经由黄变绿了，满地都是杨花。正是睡午觉的时候，板儿爷回来了——一年之中他也没有这么一回，因为上午干活的时候把手砸了，给了他半天假。他兴冲冲地走进家门，却意外地发现他的板儿娘和另一个陌生的大男人在一起。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出现在眼前。造成这种局面并非由于板儿娘的大意，而是她不在乎，她当时连屋门也没闩。见丈夫进来，她也没有慌慌张张地把那个人男人打发走，只是脸上露出一片自嘲的微笑。

    她丈夫顿时怒火从五脏六腑里喷出宋，抓起—只凳子就往那个男人的脑袋上砸。板儿娘挺身而出挡在了前面。那凳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差点儿，板儿爷自己砸在自己的脑袋上。

    “你一脑袋屎呀！你看见什么了你？”板儿娘吼起来，“你不愿意，你也来呀！我哪天不让你来啦？你行吗？你哪天行啊？”

    板儿娘的吼声震撼了我们整条胡同。

    从此，这条胡同里的大男大女老男老女，羞得不敢正视板儿娘那张脸。然而这并不影响她那张明亮而爽朗的脸上放射着轰轰烈烈的光辉。

    纪先生（之三）

    七号院里有一棵枣树，就在纪先生家的窗前头，高过屋顶，歪向九号院里，遮住半个院子。据说这棵枣树有三百年了，结一种大白枣，阳面上微微有一点红，吃起来脆得像心里美的萝卜。它死过几回又活过几回，如今活着的都是新枝新杈。

    就因为它有三百年历史，纪先生从不说这树上的枣是属于他的。谁愿意摘就摘，谁愿意吃就吃。就是收枣的时候，他也是和他太太一起把打下的枣儿分送到左邻右舍的屋里，从不多拿一颗。因为三百年前，他祖上还在河南献县种地，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因为连年闹旱灾才跑到北京混生活。他小时候在一家粮栈当学徒，后来又在一家布店当伙计。北京没有一片瓦属于他，怎么敢霸占一棵枣树呢？

    他总对人说他是外乡人。说话时还保留着献县的口音。几十年，从心理上到文化上都没有彻底和这个都市认同。

    我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胡同东口卖菜的。后来，我大一点儿了，才知道他是那个商店蔬菜组的组长。这个组长大概不算是什么干部，可能也不一定多拿工资，只是工作上负点责任，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罢了。换句话说，就是有个名义，多干活，体现一种无私的敬业精神。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组长都能体现出这种无私的敬业精神。

    好像整个世界只有纪先生一个人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天不亮他已经在商店门口擦洗门框柜台，清扫马路了；天大黑以后，他才从商店踽踽地走出来，是最后一个和值夜班的告别的人。他太太说他成天长在商店里。

    因为他当这个组长，每天上班总是空着两手，下班时空着两手回来，从来不带包儿，从来不从商店买东西，来去都是清清白白的。他的道理是，免得让同事和街坊邻里看着你包里鼓鼓的起嫌疑。谁能说得清你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是买的还是白拿的？因此，他也从不让他太太到他们商店里买东西。因为同样的道理，给少了人家也会怀疑你给多了，交钱了人家也会怀疑你没交钱，你没法儿向所有的人一个一个做解释！

    几十年啊！这几十年里，油蛋鱼肉糖，都实行过票证，土豆大白菜也有供应紧张的时候，纪先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做，不容易。经过这么多运动，每次运动都内查外调，像摇煤球一样，闹得天翻地覆，但都没能把他这个组长运动下来。他几十年一直是组长，而且年年还能捧回几张奖状贴在墙上。他还出席过各种各样的表彰会，还和时传祥、张秉贵一起进过中南海，和国家领导人吃过饭、照过相，但他从没有因此而骄傲过。他说，你一个卖菜的，就是让你撒开了骄傲，你能骄傲到哪儿去？还不是卖菜。

    当然别人谁也不像他这样。人家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既把自家生活搞得丰富充实又能做到滴水不漏。他的太太虽然从未说过什么，可街坊邻居都背后议论他：最起码有点儿傻。要是说得严重一点是有病。

    纪先生对此看法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做人最重要的是，上头对得起领导，下头对得起良心。”

    领导和良心，这两条，纪先生并不是都做到了，因为它们有时候有矛盾。也就是说，你要对得住领导就对不住良心，要对得住良心就对不住领导。后来，终有一天，连纪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他陷入这种矛盾中，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我们认识的纪先生，其实是个非常平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扑克、不听戏，也不看电影，更没有逛公园下饭馆的习惯，几乎是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好像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他读过几年私塾，顶多小学四年级水平，毛笔字写得不错，算盘也打得挺好，这都是工作上用得着的，算算账，在木牌上写写菜价，有时还帮助店里写写通知启事什么的。

    他的字正经有点“南宫”味。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幻想做书法家，因为使不起宣纸就放弃了。后来便拉京胡，会《女起解》《四郎探母》《三娘教子》《骂金殿》许多段子。那时是为布店老板的姨太太学京戏串个音用的，不久便上了瘾，也想当个乐师，白天晚上着了迷似的拉，手上起了泡又结硬茧子，也没闹出个名堂来。

    卖菜便结束了他的艺术生涯。他家里没有笔也没有纸，写信的时候，就从儿子的作业本上撕一张。只有那把京胡还在，挂在墙上，成为用来教育儿子的东西，叫儿子永远也不要摸这类荒废心性的玩意儿。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他问儿子。

    不知道。儿子摇摇头，那眼神表示他也不想知道。

    我说的意思就是让你争口气。他说，别像我这样，和白菜萝卜打一辈子交道。

    儿子不说话，斜看着父亲那张干枯而悲怆的脸。

    他太太也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也像她丈夫—样悲壮。

    这女人好像一生一世都没说过什么话。因为她家庭成分不好，土改时跟着舅舅逃到北京，后来嫁给了纪先生。当然，纪先生为她没少受苦。她怎么能不感激她的丈夫呢？这种感激之情完全转化为她对丈夫的无限忠诚，丈夫怎么说她就怎么说，丈夫怎么做她就怎么做，丈夫是什么表情她就是什么表情。

    在一种方式一种表情下教育出来的儿子，并没有成为他们希望的那样。虽然没有去卖萝卜白菜，但去种萝卜白菜了——上山下乡那年背着他们上了火车，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六年，回来的时候，有一条腿折了，架了一支拐，还带回来一个媳妇，而且还有了一个孩子。

    他回来不久就在长途运输公司找了一份卖力气的工作，打包，他媳妇也在那儿做仓库工。他们从家里搬了出去，就住在仓库后头那边平房里。据说他们住的那间房里死过人，一直空着。他说，我十六岁去了东北兵团就没怕过什么！什么样的活人我都见过，还怕什么死人！

    关于他的腿是怎么折的，他的媳妇、孩子，还有东北兵团的生活，他一句也不跟纪先生和纪太太说。他们问急了，他也急了，红着脸吼起来：“说了有什么用？说了也白说。你们就知道盐是咸的，知道盐是苦的吗？”

    纪先生看到儿子的眉心和眼角也像他一样长出来很深的皱纹。

    这些皱纹让纪先生担心，后来果然出了事情。

    那是一九七六年春天，街上到处是走来走去的人，去天安门广场或者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纪先生听说广场上写满了诗词，演说的、朗诵的、唱歌的、喊口号的，波涛汹涌，把整个北京城闹得热火朝天。

    四月五号就传来了不祥的消息：《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什么？》——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开始了“一清三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开会，会上追查清明前后谁去了天安门广场，谁在那儿贴了或抄了什么诗词、照了相片。凡是去了的，都要和“反革命事件”划清界限；凡是去了不说，被揭发检举出来的，就是“现行反革命”。

    本来这事儿和纪先生无关。他除了关心商店的事儿，连家里的事儿都不上心。那几天他太太病了，让他陪着去看看中医，他都说没时间。自然，领导也不把他当作“一清三查”的对象。他自己也从不说什么，每天下班以后照样跟着大伙开会，跟着瞎耽误工夫。

    不久，“一清三查”的热乎劲儿就过去了。他们商店抓走的一个小伙子也放回来了。忽然有—天，商店党支部书记还带着两个外边的人找纪先生。书记介绍说，这两个人是长途运输公司的，也就是他儿子那个单位的。

    书记笑着说，那两个人也冲他笑着说，你儿子已经交代了，他把在天安门写的诗词和照过的胶卷藏在你家里，你不能再替他隐瞒了，隐瞒就是害你儿子！

    纪先生蒙了。他脸色灰白声音颤抖地说，怎么会有这事儿呢？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是让我回家问问我老婆吧……

    他回到家里，话还没说完，纪太太就吓得瘫在了地上。

    纪太太告诉他，上个礼拜，儿子回来在里屋顶棚里藏了—包东西，不知道儿子说的是不是那个？

    纪先生从顶棚里取出来，也没打开看看是什么，就交给了党支书，党支书交给了那两个陌生人。

    第三天，他儿子就因为这包东西被捕，判刑三年零七个月。

    这三年零七十月里，纪先生心里—直在翻腾，那个布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就几首诗词、几卷胶片，要坐四十三个月的牢吗？——本来明白的世界，怎么变得不明白了？

    三年零七个月以后，儿子从监牢里出来，一句也没有怨恨自己的父母，反而安慰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儿，是那两个人耍了个小小的计谋，大家都跟着上了个当而已。

    纪先生问儿子，你没说你把东西藏在家里，他们为什么要说你说了呢？

    儿子说，我怎么知道他们。

    纪先生说，他们说，你说了你把东西藏在家里，我才信的。

    儿子说，我知道你们。

    纪先生又说，我从来没有骗过别人，他们怎么能骗我呢？

    儿子不说话，也不想说话。他觉得没法跟父亲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或者说也不想解释什么。

    可纪先生却觉得对不起儿子，像牛反刍一样，反反复复地咀嚼这件事，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每个星期天儿子回家，他都要对儿子说，你没说你把东西藏在家里，他们为什么要说你说了呢？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儿子不说话，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听凭他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在那里自言自语。

    大家都很可怜他，但也渐渐地开始讨厌他了。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人家可怜他又讨厌他，仍然在反反复复地想：这是为什么？

    原载《广州文艺》1993年第12期

    点评

    《人物笔记》是关于记录人物的系列小说，小说分为三部分，讲述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若说三位主人公有何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固执之人，因为固执而有了鲜明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小人物，各有各的心酸与苦衷，或是大环境使然，或是自身性格所致，但他们都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社会相处。

    酸爷是研究禅学、对人生有着与众不同看法的旗人。在作者看来“酸爷一生的艰难是自找的”。事实上，酸爷就是个“禅谜”，一个只知禅宗佛理、不懂世俗生活的“怪人”。他仿佛活在一个壳子里，退休在家，专攻禅学，没有人知道他在房间折腾什么，也没有人理解他；他以禅学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表现出许多不可理喻的举动，以致把妻子活活气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禅说言论和在房间内潜心禅学的“反革命的秘密活动”被戴高帽批斗，每天清理垃圾、打扫公共厕所，而女儿被送到晋北去插队。一日，他因在厕所种花，被大人物赞扬革命精神。从此之后，他不再在厕所种花。他在一个冬天自杀，作者把他的死归为死于一种文化。在我看来，酸爷的死既是死于对禅学的执着，也是死于不被人理解接受的文化氛围，是死于一种找不到知音的孤独。

    板儿娘是活得轰轰烈烈的一个女人。她几乎把全部的母性和经历倾注于家庭，做事利索，把丈夫和儿子管理得服服帖帖的，遇到邻里有事，该出手时就出手。你看不到她的痛苦和丑陋，但她也有深深的哀伤和女人的困窘与尴尬。她代表着许许多多的普通底层女性，有着苦衷和伤口，却有尊严地活着。那本性的自私、困窘不影响着她散发光芒。她饱满的人生里，可以读出生活的智慧。

    纪先生是一个十分谨慎之人，做人处事有着自己的方寸，小心翼翼地与这个社会，但还是免不了招来厌恶。“先生”这一称呼严肃而正式，给人距离感，与纪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十分相符。纪先生无论做什么事都严肃而紧张。虽是自家院子枣树长的枣，但他自知不是自己种的树，就是收枣也要分送给左邻右舍，自己不多拿一颗。作为商店蔬菜组的组长，他从来都是空着手上下班，为避嫌不带包，自己从不到商店买东西，也不让太太买。他小心翼翼地活着，不落下把柄，组长的位置稳固，不料，却中了他人的算计将儿子送进了监狱。他无法消化这件事。认为“我从来没有骗过别人，他们怎么能骗我呢？”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生存法则不适用于社会，正直地活着却被人视作有病。

    人物笔记不同于人物传记。笔记注重于人物的性格刻画，记录的不是伟人、名人。作者笔下的小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过客，但又具有代表性，从他们的身上可以一窥大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活。胜者讲述历史，而很多被生活淘汰的人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人生百态，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佘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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