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武堂学员的一次讲话
金亚东
东北陆军讲武堂[54]第八期学员，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开始召集考试的。
属于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的各部队，按分配报考的名额，选送适合规定要求的现职军官，按期到北京军团部报到应考（初试），录取后仍回原部队听候召集入学。
属于其他各军团和各军事机关的现职军官也经过这样类似的程序，选送应考的人员，听候召集。
约在当年的七月下旬，各部队应考的人员，都按期到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本校报到，随即举行入学考试（复试）。
考试后，共录取学员四百八十余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各部队的。
学员的级别，最高的是交通旅的第二团上校团长安定远，中校级的少数，少校级的较多些，最多的是上尉级的，中、少尉级也很少。
九月十四日开始上课，没有举行开学典礼。
十一月上旬，在操场上举行毕业典礼。这天，天气阴冷，为了照顾张学良总司令身体健康情况，没举行仪式，即按队发给毕业证书，宣布毕业人数，然后给优等生发奖品，就算典礼完毕。总司令没训话，也没照相。
约隔两天后，天气晴朗，中午时还很暖和，我们全体学员（有部分同学已经离校）被召到帅府（张学良的公馆），在花园里集合，总司令很喜悦地给我们讲了话。
讲话的大意是勉励同学们回到部队后，要本着所学，好好工作。更要在工作中继续不断地自学，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争取上进。学无止境，不要一毕业就把书本一丢，那样是要落伍的。其次他又告诫式地说，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正派，不要做那种没“出息”的事。有的同学给我写信要钱，胡说什么爹死了、妈病了等等假话，这就是没“出息”的表现，这是很不好的。像这样的人，是不配做军官的。同学们应当鄙视这种人。要知道谁也不能把钱随便给人乱用。俗话说，善财难舍、善门难开嘛！希望你们今后要不断学习，努力做好工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
讲话后，侍卫副官宣布，总司令赠给每人一枚纪念章，现未做成，先发给凭证，以后持证再来领取（纪念章是有总司令肖像的十字章）。
回校后，同学们就在依依惜别声中离别了母校，分道扬镳，各自返回原部队去了。
东北陆军高等军学研究班
金亚东
一
一九二七年，奉军主力的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所属的各部队各级司令部，都感到参谋人员缺乏，影响指挥工作。张学良军团长决定设立高等军学研究班，由各部队招考优秀的现职军官，加以深造。
约于七月间，在北京组成，共录取学员约三十余名。为了教学的方便，借用陆军大学第二院部分房屋，作为校舍，并由陆军大学教育长李端浩（原是军团的人）兼负该班全部责任。利用陆大现成的教材和教官等进行教育，只设立事务性的简单机构，就开学了。
一九二八年，高等军学研究班退回沈阳，在工业区裕民油房旧址，开始复课，称为东北陆军高等军学研究班。复课后不久，约于十月末就草草地结束学业，举行了毕业式。
二
学员毕业后，当局决定把这个班继续办下去，并确定该班为东北军正式的高等军事教育机关，一切仿照陆军大学办理，学制二年（比陆大缩短一年，取消政治、经济、高等数学等课程）。每年招考一期学员，校址仍设在原裕民油房旧址。
该班的组织很简单，设教育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各一人，教官若干，以及副官、军需、军医等少数人员。
当时的少将教育长仍是李端浩，还有上校教务主任周庄，上校训育主任孙遇洪，上校教官宁士毅、苏焕宗等十余人。另有日籍教官永重雄、滨本、须田忠三人，入籍的白俄教官多马赛夫斯基、齐维耶罗夫二人。
约在十二月初，由各部队召集第二期学员，经考试录取的约四十名。学员级别最高的是原步兵第十师上校参谋长刘晓云，其余都是中、少校和上尉级的。
第二期学员入学后，因校内没有宿舍，采取走读办法。学员大都携眷住在附近，只有少数人住在校内。
一九二八年末，东北易帜，实现统一，这期学员算是安定地学习了一年。秋季因中东路战事，辽宁编成第一、第二两军，开赴古、黑两省增援，教育长李端浩被临时调任第二军参谋长，一度离校数月，但全班教育没受任何影响。
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间，又继续招考第三期学员，共录取王产东、高福源、金亚东、王理寰等约四十人。学员级别最高的是炮兵某团上校团长张化清，中校级的有高福源、韩家麟、董敏修等三人，其余都是少校和上尉级的。这期学员来自辽、古、黑、热四省部队和军事机关，范围较全面。
三
一九三〇年夏，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为统一东北军事教育系统，以讲武堂为主体，把东北高等军学研究班以及步兵、炮兵、军需、军医等研究班统改为东北讲武堂的附设机构。我们这个班，就改为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约在九十月间迁到东山嘴子讲武堂的东院，班部设在原来的营房团部小楼，二、三两期学员就住在原来的营房的一个营部小楼和一幢平房（原是一个连的营房）。实际第二期学员大都没搬进来，仍住在家中。
搬来不久，第二期学员就结束学业。举行毕业典礼时，张学良将军亲临，并与全体合影留念。仿照陆军大学的制度，除发给毕业证外，还发给每人一枚毕业徽章（徽章正面当中是参谋符号，两旁是高研二字）。
几天后，张又在长官公署礼堂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毕业学员，以示重视。席间有军乐队演奏。
这时裁掉训育主任，改设队长、队附各一人。
接着，又继续招考第四期学员约四十余人入学。当时，很缺少教官，适逢在陆军大学第八期的学员毕业归来，从中派来金奎璧、樊光普等数人任教官，并又加聘日本教官矢崎勘迁等三人。
第三期学员在学习期间，曾到辽南进行过现地战术实施，并顺便对日俄战史进行实地对照研究。又到山海关进行一次要塞构筑的现地研究。当时，驻山海关的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设宴招待，表示欢迎。
一九三一年夏，因讨伐石友三叛乱，第三、四两期学员中，因原部队参加作战，临时将该各部队的学员金亚东、陈镇藩、李镜平等十多人调回，担任原职工作。战事一结束立即回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我方为避免冲突，在不抵抗的错误行动下，东北所有的主权机构，迅即全部崩溃，这个高等军学研究班也就自然地完结了！
东北步兵研究班
郑殿起
东北步兵研究班，于一九三〇年十月间成立，是东北讲武堂的一部分，相当于日本的步兵学校。当时东北军培养军官的教育机关，可分为高、中、初三等，高等的有“高等军学研究班”，相当于陆军大学，中等的有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炮兵学校），工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工兵学校），初等的有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和工兵研究班，都是一九二八年先后成立的。只有步兵研究班成立较晚。在此之前，步兵第一旅旅长王以哲于一九二九年春，在旅内成立了步兵研究班，聘请在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当中校主任。至一九三〇年秋共训练了两期学员，成绩很好。王以哲将此情形，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决定在讲武堂内成立东北步兵研究班，将东北军的校、尉级军官，加以深造，派杜长龄为步兵研究班上校教务主任，负全责。
杜长龄受命后，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初到任开始筹备。当时东北讲武堂的第九期学员和第十期学生先后毕业出校。杜长龄由在讲武堂第十期当队长队附的人员中，调刘作柱、陈智信、郑殿起、秋宗鼎四人，帮助筹备，地址在沈阳东山嘴子营房（也叫东大营）东院。
步兵研究班的编制是：教育长一人，教务主任一人，专任教官十六人，队长、队附各一人，副官四人和书记、司书、绘图员等八人。步兵研究班还附有一个步兵教导队，是学员实兵指挥时的演习部队。当时教育长一职，张学良未派人，指定由教务主任杜长龄负全责。
张学良兴办新民小学
魏奎一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将军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他刷新政治，统一内部，励精图治，立意把东北建设成为振兴中华的基地。他遍察世界列强科学进步、国富民强的根本原因，在于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于是他下决心增强教育设施，并从小学教育稳步做起，培养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新人才。他办新民小学的目的就在于此。
当时东北仅有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等高等学校，在县城里只有男女中等学校一二所，乡村里一般的尚很少有正规的小学，有的地方还存在着私学馆。在教育内容上，还没有普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耻教育。与此对比，日本以满铁为名出资，在一些地方设立公学堂、高等公学堂、日语学堂、南满中学等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腐蚀。
张学良将军洞察上述情况，便个人出资，首先在辽宁省设立三十六所小学，取名新民小学，开展新教育，培养新人才。新民小学由张学良将军直接领导，亲自委派校长，统一建筑校舍，一切不受当地教育机关的节制。建校地点选择适当地方，其中一个决定设立在铁岭县新台子站西的安心台。当时新台子站是附属地，工商业比较繁华，但因为是日本管界，所以新民小学不能设在那里，只能设在站西的中国管界。这所新民小学于一九二八年开始修建，当年完工，于一九二九年初开始招生。
新民小学采用的教材和课程设施虽与当时其他小学一样，但教员在讲课中多讲述国耻事件，激发学生爱祖国反抗外侮的思想。我记得由初小升高小时的考题是《记国耻一则》，让学生论述近代史上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和原因。每周一早晨举行总理纪念周，校长亲自讲话，也经常讲述孙中山先生革命斗争的事例和辛亥革命以前各次起义失败的过程、原因及牺牲的烈士姓名等。我记得曾讲过黄花冈七十二烈士，黄兴的名字在那时就已经记得很清楚了。总之，新民小学的教育是以灌输爱国思想、反抗外侮为宗旨。有一次张学良将军派来一位督学视察教学情况，当他对学生们讲话时，非常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点。
新民小学校舍占地面积虽不太大，但校舍修建得非常规整。校门朝北，教室朝南。校舍的南面是操场，有足球、排球、篮球、网球及儿童用的滑台和体操用的铁杠等设备。此外还有游戏室，内有乒乓球和各种棋类。最重要的设备要算图书馆和试验室了。图书馆设在教室的东头，内有各种儿童读物、画报等，学生休息时可以随便阅读，亦可借出馆外。其中关于科学的读物也不少，卫生常识也很全，确是一个对学生很有吸引力的较为完整的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建筑在校舍的西头，与图书馆遥遥相对。实验室内设有各种仪器，如说明大气压力的仪器，说明真空和光谱的仪器等。当时，像这样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的设备，就是在一般中学里都是少有的。
新民小学的学制分高等和初等两级。高等学制二年，初等学制四年，由初等升高等时必须经过考试。
新民小学另一个特点就是训练学生自治能力和守纪律的精神。当时一般正规小学里，普遍只设有级长、路长等。新民小学却设了学生会，主席下有许多委员，分工负责管理有关学生的事宜，如体育、纪律、生活等。
新民小学的童子军是很正规的，有大队、小队、班的组织，而且都穿制服、戴制帽，身带警绳、口笛，又像军队又像警察。他们像军队一样在操场上练操，又管理学生的各项纪律等。此外他们还有抵制社会上不良现象和违法行为的责任。因为童子军都是青少年，遇事大胆认真，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所以有些做坏事的人，非常害怕童子军。童子军坚持正义，人多力量大，又有组织系统，一人高呼，全体响应，很受社会人士的称赞。同时童子军严格约束自己，遵守校规和社会公德。
为了消除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学生能够买到较商店物美价廉的文具用品和简单食品，新民小学在校内设置了贩卖部，由选出来的学生自己经营。学生都喜欢到贩卖部去购买文具用品和简单食物。贩卖部多数是在中午休息时开店。这种贩卖部当时在一般小学中甚至在中学中也是没有的。新民小学的贩卖部虽然规模不大，经营品种单一，但方便了同学，消除了中间剥削。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继占领辽宁全省后不久，有一天来了十几名持枪的日本兵，他们在校内各处搜查，摘下并拿走了孙中山先生的肖像和国旗，把图书馆内有关革命的书全部拿走。不久由日本帝国主义管辖的伪铁岭县教育局派来了校长，并把新民小学改叫“新台子小学”，开始了伪满的奴化教育。但新民小学的教育给许许多多青少年的心灵深深印下了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烙印。张学良将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应该记入史册。
张学良再办同泽中学
安泉溥 张玉璇 张鸿翮
张学良将军在青年时代具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曾办过同泽小学、同泽中学。我们是同泽中学的师生，现就记忆所及，把当年张学良将军创办同泽中学前后和内部情况做一概括介绍。
初办同泽中学
第二次奉直战争，张学良为了重建东北军，委派郭松龄整军经武，在东大营（东山嘴子）成立东北军军官教育团和东北教导队等军事机构，培训军事人才，输送东北军内，充当中下级军官。军官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但由于军官的文化水平低，适应不了学习和训练的要求，郭松龄乃向张学良建议，办一所中学来提高军官的文化素质。经张学良同意，于一九二五年，在东山嘴子军营内，辟出一部分院落为校址，开办了同泽中学，招考初中学生两个班，计一百零四名。
在组织机构上，由郭松龄出面组成董事会，董事有张学良、郭松龄、祁公亮（教育厅长）、王永江（省长）、袁金铠等人。
学生学习的内容，按普通中学课程标准，有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美术、音乐、体育等。由于校方工作抓得紧，教员教学质量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在校学生集体食宿，每星期日进城一次，因而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也严明。当时，同泽中学在外边很有点名气。
同泽中学复校
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同泽中学瓦解，学生纷纷考入他校就读。我们当时考入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
一九二六年，我们正在一中上学，忽然接到同泽中学复校的通知，召集原有学生回校，恢复学籍。这时，张学良自己接办了同泽中学，任董事长，并委派他的秘书李静澄为校长，刘申光为教务长。原来的教职员工均有他就。校址临时确定在小西关子孙堂胡同一家大宅院内，匆忙开学。教员有贾文韬、崔明飏、马惠五等人。于此间时，张学良拨出巨款沿小河沿筹建新校舍。临时校舍因学生食宿在校，校舍不够用，在小西关回回营后边，又租所一住宅，作为学生宿舍。学校无运动场，学生安步当车，每天往返于课堂与宿舍之间，稍得锻炼。校长李静澄系山西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教务长刘中光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肄业。他们二人风华正茂，祟拜西洋办学方式，特别是刘申光处处提倡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办学精神来办同泽中学。这时的同泽中学，课程以英文为主，学生外表力求整洁美观。一年两套哔叽制服，戴新型制帽。学生参加校外活动也多，诸如体育会、文娱会等，学校整装列队，通过活动，名声远扬，几乎成为辽宁省中等学校中的佼佼者。实际说来，学生英文课是比较好的，其他课程均属一般，外表华丽，徒有虚名。
同泽中学新校舍落成
一九二七年暑假，小河沿新校舍落成：南面有两层大楼，东西厢为两排平房，西厢为食堂、宿舍，东厢北头是两间教室，南头仍为宿舍。楼内有办公室、招待室和教室，一切设备力求新颖。校长室、教务处设有写字台、转椅，接待室设有沙发。教员室的办公桌椅也比一般中学为好。特别是有暖气设备。师生欢天喜地迁入新校舍，学生的学习情绪高，教职员工工作劲头大。学校新招一年级生两个班，连二年级共有四个班。校长李静澄、教务长刘申光物色有名教师到校兼课。当时，市立中学教员工资按奉票发放，最高工资每月一百五十元，折合现洋不到三十元，而在同泽兼课，每周上课一个小时，津贴现洋一元六角。当时，优秀教师多到同泽中学兼课。有一些留学生在大帅府工作，也到同泽中学兼课。
一九二八年，在校舍北面建一大礼堂。礼堂东面又建一三层大楼，内有教室、实验室、仪器室、图书室、阅览室等。这时又招新生两班，共有初中一、二、三年级六个班。
一九二九年最高年级已进到高中一年，实行文理分科。理科的物理、化学教科书，采用英文原本，由美国运来。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要进行实验，对实验室进行充实和扩大。这时，又招新生四个班，两个一年级，两个补习班，共有十个班。
一九三〇年，新聘美国留学生徐国祥为体育处长。在礼堂西侧建一大楼，作为体育馆，招新生两个班。
一九三一年再招新生两个班，共七个年级（有一个年级是补习班），形成一个初、高中均有的完全中学了。学生入学后，要经一年补习班学习，所以学生成绩比一般中学都好。
同泽中学办学方针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这是其侵略中国野心的一次大暴露。张学良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因而在他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励精图治，谋求教育救国之道，以南开为榜样，学习西方。
同泽中学的体制，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李静澄负责对外筹款和扩建校舍的工作，学校不断地扩大和充实，校内事务由刘申光教务长负责（无副校长）。学校的组织机构有：教务处、学监处、舍务处、医务室、体育处、总务处。总务处又分庶务、会计、文书、图书仪器管理、消费合作等等。学校的班级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从同泽中学建校之日起到一九三一年，学校的班级已从初一发展到高三共六个学年。每个学年有两个班，外加两个补习班，全校共有十四个班级，学生约有六百人。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素质，慎选师资，讲究教法。国文课聘选国内宿儒如尚节之（著有《辛寅春秋》）、路之淦、孙吉阶、王廷思等任教；英文课改聘南开大学毕业生王柳，刘涤凡等任教，并聘请基督教青年会牧师华茂山（丹麦人）担任兼职教员；数学课由崔明飏（兼舍监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孙鹏、贾文韬（兼学监主任，沈阳高师数理化科毕业）担任；高中数学课改用英文原本；理化课由李国凤（兼教务，沈阳高师数理化科毕业）担任，后改为留学生担任，李国凤改任数学教员；史地课由卢书勋（北京高师毕业）任教，博物课由李学海、李法清（兼学监，沈阳高师博物科毕业）任教，美术课由徐延年担任，体育课由徐国祥（兼处长）担任；校医由矫又新、宁秀峰担任。教员阵容强，教学质量好，学生学习成绩好，特别是英文更好。
教员的教学方法，采用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学生长于写作，自办半月刊，选举张凌云、梁孝植为总编辑。学生成立自治会，选举郭庆禄、杨春霖为主席，制定自治条例，纪律严明。学生请假，由自治会管理，无故不得擅自请假。学生操行由学生民主评定，由学校通知家长，收到良好效果。学校纪律严明，学生自治力强，校风要比一般学校好得多。学生平时不许外出。在校内学生互相监督，绝少缺课，均能勤奋学习。虽有一些军人子弟，但无优越感，老师对他们并不优待，同学之间都能和睦相处。
学生学习除正课以外，晚间有两节自习。为了提高学生的社会知识和体验社会生活，每年除踏青游园以外，还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初年级到抚顺露天矿，中年级到大连，高年级到京、津、沪等地；有时还组织学生参观市内的肇新陶瓷厂。学生的视野开阔了，知识面增加了，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反帝思想。
学生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有话剧团、歌咏队和乐队，聘有专人指导。学院有礼堂，每周演出话剧或歌舞，培养了一些话剧演员。九一八事变后，有几个人跑到上海的电影界当了演员，最出名者为赫玉春（改名为姜明）。
学校体育设备较好。学生课余大半都参加球类比赛，或田径运动，进行体育锻炼。学校有校队，有时参加全市性的球类比赛，水平较高，出现不少球类运动健将。
一九二九年，学校开始军训，每次参加校外活动，按军队组织，有校旗和军乐队为前导。校旗由两面的紫色大绒做成，上面绣有同泽中学字样，四边为黄色走穗，旗杆成矛形。学生身着草绿色制服，头戴草绿色大盖制帽，金丝线帽圈，黑色皮遮，帽徽为椭圆形，上有同泽字样，蓝地黄字，外包黄铜片，中心是透明板。胸前佩有校徽，校徽制法与帽徽相似，但成盾形。
一九三〇年元旦，张学良将军将东北大学和男女同泽学生召集到北陵别墅，举行联欢大会。别墅大门两侧，设有抓彩箱，与会者进门时每人抓彩票一张，按照上面的号码，赠实物一件，彩彩不空。赠品中最贵重的有照相机，其他如冰鞋、皮鞋、毛衣、毛背心等，院内临时搭设一座大席棚，里面有很多人包包子，供学生们食用。最后，大家集聚在别墅楼下，张学良将军在二楼走廊上，向全体学生讲话，勉励大家刻苦学习，锻炼身心，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等等。讲话完了，早已准备好的糖块，由楼上撒下，大家争抢，很是热闹。通过这次活动，可以看出张学良将军对同学们的关怀和爱护，大家都为之感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同泽中学解散了，当时仅有高中两个班的同学毕业。东北沦陷后，大多数同学跑到关内平津一带，有的继续求学，有的到外国留学，有的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转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的为国牺牲了，有的后来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最著名的如张学思将军。
（李国凤 整理）
国难中的东北中学
舒毅敏
创办缘起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三省相继被日军侵占。事变后，不甘受日军压榨、立志抗日复土的各界人士，先后入关，在北平奉天会馆组织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筹募救济款项，号召组织和支援各地义勇军，分赴沪、宁各地宣传鼓动抗日救亡。
在东北的大、中学校师生不甘受日军蹂躏践踏。决心抗日救国者，也纷纷相继入关，汇集于北平。当时衣、食、宿皆极端困难。国民党当局对此漠不关心。东北抗日救国会商请张学良将军决定，临时筹设东北学院，以收容和教育这些逃亡关内的学生。借北平市社会局西单皮库胡同仓库做校址。不久，东北大学另觅得校址复校，东北学院余下的中小学生仍留原处。一九三二年改为东北中学。按学生学历，分为高、初中，编制十余班，请东北流亡北平的各校教师分担教学。
学校组织
东北中学组织机构是秉承张学良将军旨意建立的。张学良自任董事长兼校长，指定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一、孙恩元等为董事，成立董事会。派王化一为该校主任，孙恩元任教务，李孟兴任总务，崔笠堂任训育。课业仍按教育部规定，外加军训，由东北讲武堂教官担任，进行编队训练。此后，王化一以孙恩元、李孟兴、崔笠堂三人不与合作，予以排挤，三人被迫先后离平。
东北中学所需费用，一向由张学良董事长和东北救国会筹措，国民党政府从不理睬。只是在后期由财政部贴补一部分。西安事变后，又停止发给。
学校南迁
张学良将军从意大利考察回来，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此时，因《何梅协定》规定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致东北中学在北平已无法存在，张学良将军遂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将东北中学由北平迁往鄂豫间的鸡公山，借用山上靳云鹗大楼和华中避暑山庄作为课堂和宿舍。食堂向无坐凳，师生每饭捧碗立食，此举曾遭致在那里避暑的洋人不满，认为搅乱了他们的宁静，对此师生极为愤慨。
改组整顿
东北中学内部人事关系，一开始即较复杂，师生中党派林立。有国民党的CC派与复兴社，有国家主义派和国社党分子。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该校教师霍维周在学生中组织国家主义派，后因国家主义派主张放弃东北，霍登报声明全部退出而被刺杀。一九三六年春，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高中一年级学生要集训。七、八两个班级去开封受训时，有的被蒙蔽加入复兴社，翌年九、十两班又去武昌受训。从此，复兴社在校有了组织。一二·九运动后，一九三六年暑期，中共地下党发展了革命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掌握学生会的领导。国民党等反动组织，明争暗斗，压迫进步师生，一九三六年初，王化一开除进步学生十一名，引起广大学生罢课，去武汉请愿，要求改革校务。当时张学良将军已调任西安，他得悉学潮真相后，决心整顿，将王化一及其亲信，即教务、训育、军训和总务等负责人，悉行解职，张自兼校长，同时决定邀请孙恩元代理校长职务。当时孙恩元正在上海担任东北救国会、东北义勇军与上海各救亡团体的联络工作，乃于一九三六年八月离沪去西安，会见并请示张学良将军，然后去鸡公山东北中学任代理校务。孙对学校力加整顿，校内空气为之一变，进步正气上升，学习气氛浓厚。但派系斗争，仍在暗中进行，反动分子伺隙思动。校内复兴社分子曾向武汉和开封国民党军政部门，捏造黑名单，诬陷进步师生。
课外活动
学校课业除按教育部规定外，外加军训。所有学生各保有三八式步枪一支，用做操练与打靶，还有机关枪和匣枪多挺。适逢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国内出现新局面，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东北中学于一九三六年秋为适应新形势，开展课外活动，如宣传鼓动、医护急救、电讯收发与吉普车驾驶等，学生可按个人爱好，随意选修。此外，为迎接全面抗战做好准备，兴建浴池，充实医药，改善师生生活与健康。同时各班级经过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进步学生黄永生、李快、辛桂馥、李文杰等当选为主席与干事。同学们利用节假日，奔赴鄂豫两省邻县信阳、孝感、武胜关、开封、广水、潢川等城乡和京汉铁路沿线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残酷暴行。为了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早晨，学生们下山到京汉线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傅作义将军在华北百灵庙抗日获大捷，东中师生异常振奋，曾缩减伙食，捐凑数百元现金汇寄北平学联，请代慰劳傅军抗战将士。
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
李宗颖
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是一九二三年创办的。兹将东大的人事更迭，校址变迁，教学概况，学生运动和毕业生工作安排等项，略述于下。
东大的人事更迭
一九二一年，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就有创办综合大学的意图。一九二三年春，他决心创办东大。同年四月，成立了东大筹备处，九月开学。以后，校长数次易人。一九二八年夏，张学良将军继掌东北政权，乃自兼东大校长，取消总务长制。以原私立民国大学副校长刘风竹为东大副校长，承办校务。又为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增设教育学院，以留美教育博士李树棠为院长[55]。东大原设总务长，只负校务行政之责，关于教学措施，均由各院长（原称学长）主持。在校长领导之下，事权分立，尚能分工合作。刘风竹到校后，秉承张学良将军意旨，掌握全面，遂与四个院长相互之间，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摩擦。周天放、臧启芳、高惜冰三位一体，拉拢孙国封对抗刘风竹。孙国封专心办学，芥蒂不大；刘和周、臧、高互相倾轧，有增无减。一九三〇年春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刘风竹征得张学良将军同意，撤换周等三人，竟采取开除学生的方式，挂出牌示，开除周、臧、高三个院长，学生们也都感到诧异，引为话柄。张学良将军派该三人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并调前文法科学长，当时充任东北交通大学校长的汪兆璠为文法学院院长，仍由孙国封充任理工学院院长，颇受学生们的欢迎。刘风竹旋因前嫌而倦勤，主动辞职，被调为秘书。张学良将军认为副校长制颇多纷扰，乃以边业银行总稽核、美国留学生宁恩承为东大秘书长。宁恩承就职后，又与汪、孙两院长有些抵触。嗣借选举风潮，调汪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而以美国留学生刘伯钊继任文法学院院长。孙国封未被更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迁校北平，孙与李树棠辞职，以工厂厂长杨毓桢接充理工学院院长，前附中主任姬振铎为教育学院院长。一九三二年秋，张学良将军调任宁恩承为冀察晋绥统税局局长，也便于安排部分毕业生。并以美国留学生王卓然继任东大秘书长，曹国卿接充文法学院院长，方永蒸接充教育学院院长。一九三三年春，张学良将军下野，由王卓然代理校务，翌年秋回国后遥领校长仍负全责。一九三五年冬，张学良将军曾以周鲸文为过渡的秘书长，并派西北总部秘书美国留学生杨维桢到北平接充文法学院院长。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令秘书长王卓然同东大师生再迁西安，并将教育学院在平结束。改委留英法学硕士白世昌接充法学院院长。杨毓桢到陕后，创办酒精厂，所遗理工学院院长一职分由留美工学硕士王文华、金锡如继任。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扣押，不能理事。东大虽在一九三二年名义上改为国立，但在以前和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时，均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而是一个独自为政的高等学府。从被臧启芳攫取后，就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了。
东大校址的变迁
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将军继掌东北政权，亟思通过办教育，以谋求社会的改进。乃亲掌东大，又添设教育学院，暂附于理工大楼。并捐出私资数百万元，兴建文法大楼（文学院称汉卿南楼，法学院为汉卿北楼）和教育大楼、学生宿舍、教授住宅（分布在本校园两侧，称为东新村、西新村），以及能容万余观众的新型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为华北运动会会场，大会在这里举行。张学良将军主持开幕式，训勉有加，并备大批奖品，以资鼓励。各省市参加运动会的师生，莫不赞羡东大规模的宏大。一九三〇年春，楼舍竣工，文法学院和附中的师生，都欣然地迁入新居，全校一元化，再无南北之分了。宁恩承又请张学良将军捐助巨资大修新式道路，采购美国有五个灯的华丽电杆，装置两侧，闪耀辉煌，胜过当时各大都市柏油马路。院内三条干线，则以三校长之别号命名，分称岷源路、海泉路、汉卿路。与刘风竹时所修的大楼相媲美。在东大流行着“刘修楼，宁修道”的美誉。可是盛极一时的东大好景不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日军疯狂侵略下，东大也无法生存，宁恩承解散附中携向东大师生迁到北平，从此离开可爱的校园。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夙嫉东大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竟霸占了东大校舍，搬走了工厂设备，改作兵营。东大迁校北平，在张学良将军统筹之下，利用西直门里陆军大学旧址为文法理工各学院教学之所，彰仪门里北京师大研究院为教育学院院址。学生宿舍则分散各处，文法学生在南兵马司，理工学生分居于外交大楼和棉花胡同。“华北特殊化”后，东大内外交迫。一九三六年春，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赴陕晋谒，请求西迁。张学良将军在西安金家巷一号官邸设宴招待，慰勉谆谆，并有东大校友会负责人洪钫、李荫春、应德田、王中立、马文治、郭维城、金长佑、吴家兴、徐维藩等十余人作陪，以示联欢。旋即令由王卓然结束教育学院，率同文法理工学院师生迁于西安城外西南方的新校址。虽然校舍和一切设备不如沈阳，也较北平逊色，但能安心教学，并往进步的方向发展了。
教学概况
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将军为适应当时的学制，招收高中毕业生，不再经过预科。他急于培育大批人才，虽非中学毕业生，具有同等学力者亦可报考。不分籍贯，全部免费。东北学生当然占绝对多数，也有一些关内学生被录取者。此后又在南校添设夜大学（称东大夜校），令由文法学院院长兼主其事，使无大学学历的各级职员，能有深造的机会。张学良将军掌握东北政权后，他兼理的东大，蓬勃发展，也有些新气象。当时，东北没有女子大学，高等学校也不招收女生。中等女校毕业生，仅能报考关内各大学或到外国去升学。东大开始兼招女生。当时女子中学寥寥无几，她们又多志愿投考教育、文、法三学院，因此各系的女同学只占极少数。九一八事变后，迁校北平，东北的财源断绝，东大很受影响。一九三二年张学良将军商取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同意改为国立，解决了经费问题。但因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渐少，每年只能招考数系而已。一九三六年结束教育学院，迁到西安后，在校学生更少了。
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时期，以高薪增聘章士钊、罗文干等为文法学院教授，梁思成、刘华瑞等为理工学院教授。章士钊月薪高达八百银洋，并在校内供给独院的眷属住宅，可谓优礼厚币了。
历届毕业的高材生，张学良将军皆予资送赴英、美、德、日等国留学，学成回国，多被留校充任教学，有的被擢任为院长。这有助于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和提高教学质量。先后留校任教者，计有白世昌、王文华、陈克孚、应德田、王际强、沈启巽、金锡如、李酉山、崔九卿、刘保藩、刘树勋、曹树仁等人。
东大的学生运动
（一）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张作霖后，谋我日亟，屡向张学良将军提出无理要求，既为张学良将军所拒绝，也激怒了东大学生。一九二八年十月东大学生正拟掀起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运动。张闻讯后，驰往南校图书馆召集学生训话，他说：“我先说个比喻，一个富翁死了，留下一个孤儿，才有七八岁。他的邻居是恶霸，占去一些良田，又抢他家财物。他无力抗拒，气愤要死，但他想徒死无益，姑且忍气吞声，等长大了再说。十年之后，身躯强壮，比那恶霸有力气，就夺回比原来失去更多的东西。你们痛恨日本鬼子，要游行示威，我有杀父之仇，更是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正像那个孤儿一样，现在打不过它，闹出事故，它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愤图强，决有报仇雪恨之日。我天天碰到恼人的问题，谁卖国，我张学良决不卖国！它若逼我太甚，我干不了的时候我不干，也决不屈辱投降、甘做卖国贼，致贻后世之讥。但愿有朝一日，把它压倒，消除心头之恨，死而无憾。前几年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叫我到日本观操，我在横须贺看过它的海军军舰、水上飞机和潜水艇。群机狂飞，多艇跃水，显然是对我们示威。我不能为它张目，可是它的一切军备，现在都强于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必须长志气，卧薪尝胆，急起直追。以我东北之大，奚啻天府之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几年后就有越王灭吴的力量，痛饮黄龙，欢歌将代替了怨叹。大家不但要长期抵制日货，更要群策群力，致国家于富强，不受外国的欺侮。”彼时张二十七岁，不免有些保守思想，这和一九三六年他在长安军官训练团所强调的两军作战哀者胜，抗日复土必然胜利的进步观点不同。东大学生听他训话后，没有展开示威游行运动，只是采取了消极办法，在互相监督之下，实行抵制日货。
（二）选举风潮：一九三〇年夏，宁恩承秉承张学良将军意旨，叫全体学生票选赵雨时、王卓然、王化一为国民代表，除让各院长贯彻执行外，他也直接动员学生都投这三人的票。学生们反对垄断，主张选举自由，对这三人没有好印象，要选他们所爱戴的汪兆璠、孙国封两个院长。注册部主任夏博泉也为自己竞选积极活动，一部分学生愿予支持。汪、孙两院长无意应选，又重以张之命，都在事先进行劝阻。可是届期投票，宁恩承虽强调选举赵和二王，而学生却都选了汪、孙、夏三人，以示反抗。宁未完成任务，在向张复命时，推诿责任于汪、孙、夏三人的操纵与破坏，对汪更多所攻讦，张找去汪、孙、夏三人严词质问，并责汪不应包办选举等语。汪兆璠为表明心迹，急不择言发誓说道：“哪个王八蛋才包办选举呢！”张怒不可遏地说：“你包办选举，鼓动学潮，你要造反吗？枪毙你！”汪不屈服，陷于僵局。适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旁劝说，带走汪、孙、夏等，暂交沈阳县长兼选举监督李毅看管。学生闻讯后，全体罢课，表示声援汪等，反对宁恩承。张闻宁报告，驰往东大进行说服，法律系第二班学生申恺，遥望张的汽车刚入校门，立即喊叫同学们：“校长来了，不管有无教授讲课，我们全在教室里看书好了！”张巡视各室，并无罢课情况，当即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讲话：“我听说你们罢课，闹学潮，我要来看看。有人不让我来，说我来了，你们要打死我，我是不怕打的！”申恺不待他再讲下去，马上起立说：“我们跟老师学，听老师的话，怎能罢课呢？我们没有反对老师的，更没有想打老师的。请即告知哪个人跟老师说的，他离间师生感情，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张随即笑着说：“你们都很好，没有罢课就算啦，好好念书吧！”旋经臧式毅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袁金铠等为之缓颊，始将汪等开释。张调汪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以刘伯钊继任文法学院院长，孙、夏仍复原职。
（三）“一二·九”周年反内战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开军事会议，并驻临潼“督剿”，妄想消灭革命力量，张学良将军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建议，竟遭到无理驳斥。一二·九周年纪念日，东大学生和西安各校学生数千人游行请愿，高举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旗帜，向临潼进发。西安警察局长，军统特务马志超，因有东大学生作先行，不敢冒犯张学良将军，也就不敢横施迫害，乃以电话报告蒋介石，蒋竟命令张、杨两将军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将军驰行灞桥下车讲话：“你们激于抗日爱国热忱，游行请愿，我是很同情的。你们要往临潼去，不但见不到蒋委员长，还怕发生意外的不幸事件。我劝你们先回城，一切由我转达。并要相信我三天之内就有圆满的答复，你们都回去吧！”东大学生均唯张学良将军之命是从，也就带头返回各校了。
东大毕业生的工作安排
张学良将军统治东北华北时期，对于历届毕业的高材生，如文法学院陈克孚、白世昌、应德田、王德生、金长佑、刘保藩，理工学院崔九卿、沈启巽、李酉山、王际强、王文华、金锡如、刘树勋、曹树仁、王善为、王善政等均给以公费，送往美英德日等国留学，以资深造。文法学院毕业生除俄文系到中东路工作外，其余都分配到各省的文教政经司法各部门充任中下级职员；理工学院毕业生，分派在各实业建设、铁路交通、厂矿等单位工作。张在当时责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厘订姓名、年龄、籍贯、职务、学识、能力、品行、操守、言谈、气度、志愿、体格、生活等十三项内容，分函各机构的首长，据实密报，作为考核的资料。对于条件较优者随时予以提拔，借资勉励。如法律系第一班毕业生张其威，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学生中年岁最大，学品经验较佳，就委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之职。
一九三一年，张将军进驻北平，组织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和北平政务委员会，以洪钫、张其威、王中立、马文治等十余人充任中级僚属。翌年，东大在于毕业生率多分配到冀察平津各部门工作。一九三三年张将军下野，仍遥领校长之职，尚有少数毕业生由学校函介到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工作。尔后的毕业生，就与各院校同样走向自谋前程的道路。有一些人参加了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等所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是符合大多数青年的心理的。也有极少数人误入CC的圈套，参加到他们的各种外围组织，舞文弄墨，帮着愚弄东北青年，成为反动统治的工具，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将军从意大利回国，嗣在武昌组织豫鄂皖三省总司令部，调去洪钫、王中立、应德田、王德生、马文治、李春润、郭维城、秦祥征、印永法、何叔康、吴家兴、徐维藩等充任中下级职员。一九三五年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在原有二十人外，又将李荫春、李承骧、李文圃、张庆泰、杜者蘅等十余人安排在各处工作。张学良将军资助王化启创办私立育杰中学，以历届毕业生充任教职员。并叫洪钫、李荫春、应德田、王中立、王德生等组织“东大校友会”，团结散在各地的同学，为抗日复土做准备。同年元月，张学良将军移驻西安，又把这批人带到西北总部，以洪钫为办公厅第二科科长，翌年升办公厅副主任，由王中立接充科长，李荫春、应德田为秘书，李春润主任军法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司法科科长，余则分配在各厅处工作。东大毕业的女生王金蓉、韩启英、王希文等也到总部服务，开了军事机关有女职员的先例。
张学良时代的东北大学
王振乾
一九二八年七月，东北大学添招文、理、法预科新生各一级，工预科二级，师范部教育学系新生一级，同时招收本科编级生若干名。八月刘尚清因事辞校长职[56]，东北保安委员会委任张学良为校长，并以刘风竹[57]为副校长。是月中旬，文、法学院改行选科制；九月，添招女生，给予女青年以研究高深学术的机会，各院、部共录取女生五十余人。周守一[58]以新校舍将落成，请辞师范部主任兼职，经校长委任教育系主任教授李树棠[59]兼代。
一九二九年一月，周守一、高惜冰两院长奉派赴平、津、京、沪各地考察。归来后对校务兴革多所建议，各科改院计划见诸实行，二月，教育学院及附属中学校舍落成，教育学院添招国文专修科、博物专修科新生各一级。三月，张学良校长以校舍分散，办事多有不便，拟向北陵新校舍集中，但增建房屋需款甚巨，省库负担困难，乃慨捐私款一百万元。当即招商投标，开始建筑。暑假后，新校舍落成，即将文、法两院迁入。夏间又添建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及教授俱乐部。
同年五月[60]，华北十四届运动会决定在沈阳举行，以东大体育场为会场，张学良又捐助其父遗产三十万元，建筑罗马式体育场。之后增筑图书馆、化学馆、试验馆时，张又捐助五十万元，是为第三批捐款。
同年七月一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按照学校规定，各系各专业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者，均由学校资送英、美、德留学，但俄文系除外。这一期出国留学的有金锡如、刘树勋、陈克孚、应德田、白世昌、赵玉昌、夏鹤一等。以后年年均有资送欧美留学的学生，直至九一八事变后，经费无着乃停止。
同月，师范部改称教育学院。又添设农学院，以柳国明为院长。附中以姬金声[61]为主任，完全占用了原沈阳高师校舍。这时东大共有学生一千二百余人。
张学良的思想倾向欧化，对旧派尊而不亲。左右号称亲英美者每遭日方之忌，而亲日派如丁鉴修、陶尚铭之徒，则并不为张所信任。当时亲英美派被称为新派。王树翰、刘尚清是中间派。张的反日思想和倾向欧化，对东北大学是有影响的。他还广为招贤，不惜以重金礼聘，一时名流学者纷来沈阳讲学授业。文法学院计有黄侃（季刚）、林公绰、李光忠（笑同）、章士钊（行严）、罗文干、梁漱溟、余启昌（戟门）等；理工院有冯祖旬、刘仙洲、梁思成等；体育方面有郝更生、吴蕴瑞、申国权和宋君复；甚至把来华表演的德国人——步起，也留下来任教练。这说明他是肯花钱办教育的。
东大的经费是充足的。一般教授月薪四百现洋，还有特级和其他优待条件。至于建筑，除汉卿南楼、汉卿北楼、国际体育场、新式礼堂、图书馆、教授宿舍相继落成外，又把“长春路”“桂云桥”修建起来。各种规章制度大都完备，图书、仪器、标本应有尽有，而且不断增加。“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材，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宗旨已非常明确。还请刘复（半农）先生作校歌，由名作曲家赵元任博士谱之，其词如下：
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
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
地所产者丰且美，俗所习者勤与劳；
愿以此为基础，应世界进化之洪潮。
沐三民主义之圣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
痛国难之未已，恒怒火之中烧。
东邻兮狡诈，北族兮矫骁。
灼灼其目，霍霍兮其刀。
苟捍卫之不力，宁宰割之能逃。
惟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
惟知行令一方为贵，无取乎空论之滔滔。
惟积学养气可致用，无取乎狂热之呼号，
其自迩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
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
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能不奋勉乎吾曹。
东北易帜以后，周守一、臧启芳、高惜冰等很嚣张，他们结伙反对领导。刘风竹把他们解聘了，又把汪兆璠请回来[62]。同年十二月张校长将文法合为一院，理工合为一院。以汪兆璠为文法学院院长，以孙国封为理工学院院长。不久刘风竹辞副校长职。
一九三〇年三月，废除副校长制，张派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宁在南开学习过，后来留英[63]，张学良主张改革东北金融，宁回国后，就委他为边业银行总稽核，并组成金融整理委员会，研究金融整理方案）。同年五月停止招收预科生，七月一日举行二届毕业典礼。适国大代表[64]选举，张指令宁恩承迫使汪兆璠和孙国封动员学生选举王卓然、王化一、赵雨时为国大代表，受到全体同学抵制。张一怒之下，将两院长收监，改派杨毓桢代理理工学院院长，以刘百昭[65]代理文法学院院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东大距该处不远，受险特甚。师生大率入关避难，公私财物损失奇重。抵平后，学校假奉天会馆收容学生，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一面分送学生到平、津各大学借读，一面筹借校舍以便复校。十月十八日，就北平南兵马司税务监督署开学，借读生也返校复课。一九三二年二月，借得北师大广安门大街校舍。适东北交通大学学生由锦州逃来一百五十人，也归东大收容，于是又添设交通学院。人事也有变动，宁恩承调长华北统税局[66]，所遗秘书长职，由卫卓然[67]接充仍兼代校长。同时文法学院院长刘百昭辞职，以曹国卿继任，理工学院院长仍为杨毓桢。教育学院院长一度为姬振铎，姬辞去后，由方永蒸充任。七月一日，迁入西直门里崇元观五号——原陆军大学旧址。同时冯庸大学电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在东北搞国家主义是很出名的，在该校任教的霍维周，是青年党的头目，在中东路事件边境冲突时，曾蛊惑学生组织“歼俄义勇队”，开赴北满前线。国家主义思潮在东大也有影响。赵侗、苗可秀都是骨干分子，高鹏也被拉拢过。一九三四年六月，青年党投日，霍维周率东北党员一千七百人脱党。
在热河失陷后，校长张学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提出辞职。人所共知，他是代人受过，被迫下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他乘罗西伯爵号轮（意大利船名）携于凤至、赵媞及四个儿女，还有美国顾问端纳、爱尔德和护士等，赴意大利考察。行前和幕僚密议“还乡大计”，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并起用王卓然，以秘书长名义代行校长职权。张以托孤的口气说：“为办东北大学，本人先后捐款近二百万元，实在费了好多心血。当初的目的，在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邙的野心。谁知变起仓促，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注意，即不徒怨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要训练东北青年知耻自强，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之目的。”他又说：“保存东北大学，不是由于封建思想，而是因为东北土地亡了，要用东北大学作联系。它是东北的生命线，在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以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在国内同胞可借此睹物伤情，痛鉴覆车，愈知效忠于国家。所以东北大学除了它的本身使命外，实具有最深远的国家民族意义，一定会受到政府的维持，国人的援助的。”最后他又郑重地说：“严格讲起来，自己不配做大学校长，但是命运、历史，造成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没法逃避。为担负起来这一责任，需要一般先进青年同胞，为救国还乡宏愿，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办理好这个大学，应按照这个使命的需要，特别注意去发现这样的人，认识他们，并训练他们。要是有丝毫造就私党之心，以遂个人争权夺利之欲，必遭天诛地灭，永世不能做人。”
按张校长的说法，要尊重青年人格，给他们以充分的爱国自由，要他们在行动中自己获得教训。而王卓然的主张是训练青年要负责任，守纪律，平时埋头苦干，不罢课，不游行；到国家急需时候，便投笔从戎，效死疆场。他们之间，在办学的主张上是有分歧的。
一九三三年，东大文法学院增设边政系。边政系是国内少数高等学校新设的系。东大边政系分为两个组：俄文组与日文组。日文组的课程主要是关于日本方面的内容。俄文组则主要是关于苏联方面的内容，除俄语语法，俄语讲读、俄语会话，以及俄文文牍外，还有苏联历史、苏联地理等科目。任课教师中除中国人外，还有苏联人和白俄。国内知名教授如曹靖华和王之相，曾在该组任教。
了解苏联，研究苏联，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活动。俄文组的学习内容，大都为苏联革命方面的东西。同学对苏联的认识逐步加深，对苏联产生好感，从而受到了革命的启发教育。
这个系先后招收了三个年级，国民党接管后就停止招生了。
九一八事变前，东大的经费从来是充裕的。在北平复校后，自一九三三年九月起，南京每月拨给补助费两万五千元；是年十一月，又决定每年补助设备费两万元，虽不无小补，但仍感十分拮据。由于经费困难，是年农学院停办。
一九三四年初，校长张学良欧游归国，王卓然等亲赴香港迎接，同船到上海。张发表书面谈话，大意是：意、德之所以复兴，是因为他们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国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要是国民不甘心做亡国奴，非大彻大悟，信仰、拥护领袖不可。这番谈话的主旨显然是鼓吹在中国实行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投合了蒋介石独裁的企图。二月，蒋便任命张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东北军不打日本，却调到湖北，投入反共内战。
同年五月，张学良奉蒋命，取消东北爱国人士秘密组织的复东会，改建拥蒋独裁的四维学会。四维者即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谓也。这个组织于五月二十四日[68]，在武汉成立。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王卓然为理事长。于是东北大学乃严格实施军训，厉行“新生活运动”，甚至把三民主义都收起来了。同年十月又在校内建立了东北青年“励志社”，作为四维学会的外围组织。当时东大校内反动分子，相当猖獗。他们在师生员工中，收买一些狗腿子，组成一张法西斯统治网，对迫切要求抗日救亡的广大同学进行监视、诬陷、挑拨、离间，动辄记过、停伙，并以休学相威胁。这种倒行逆施，不断激起同学们的反对，爆发过多次尖锐斗争。
一九三五年七月，东大将教育学院停办。《何梅协定》订立后，华北名存实亡，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外迁。一九三六年二月[69]，东大勘定西安西门外原陕西农业专科学校为校址，将工学院先行迁往，作为西安分校。同年暑假，学校改组，以周鲸文为秘书主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东大同学奋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在运动中，校内党的组织有了发展，在党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同学倾向进步，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当时，党领导学生运动的旧学联中间，有东大学生会代表参与领导工作，旧学联在任何学校都未能立足，只有设在东大最安全。曹靖华先生说：“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信不诬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才妄图拔除这个据点，但是都被同学们击退了。
张学良办同泽新民储才馆
李荫春
成立缘起
一九二六年，张学良将军在京设立军团部，指挥十几个军在京汉、京绥各沿线进行战争。张将军一方面调兵遣将，亲赴前线督战，一方面对于教育事业亦极为注意。他既掌握奉系陆海空军的军事教育，又兼顾普通教育的扩展，曾在奉天办有规模较大的私立同泽中学和同泽女子中学，一九二七年先兼北京民国大学校长，一九二八年改兼东北大学校长之职。军阀混战期间，接管各地盘，多以文人知州、县，既不足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且旧官吏率多贪婪腐朽，难以刷新众人耳目。但若派新毕业的大学生，虽有朝气和学识，但无从政经验，也是行不通的。张将军为了培养新生的县政人员和军用文官，决意招考大专学校毕业生，使之学习更为高深的社会科学，并实施军事训练，期能造成文武兼备的人才，以之派充县知事（后改县长）或在军队中充任秘书、军法等职。遂报请其父张作霖同意，从军费项下拨款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段祺瑞故居，创办同泽新民储才馆，为当时别开生面的特种最高学府。
张将军自兼同泽新民储才馆监督，韩麟春兼充馆长，都因军务匆忙，不能亲自照料，委由军团部军法处处长朱光沐兼任教育长，以军团部秘书汤国桢兼教务主任。张将军原拟自兼军事学教官，亦因无暇兼顾，委由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张厚琬代课储才馆的大门口，经常站有武装士兵，担任警卫，俨然是一个军事学校了。
顾名思义，同泽新民储才馆是意味着世界大同，袍泽与共，“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储备一些文武兼优的人才。它反对风靡一时的苛政，主张修明政治，早除民困，以改善社会秩序，而跻国家于富强。但是这种改良主义，实际上是在革命高潮中企图维持摇摇欲坠的军阀统治。朱光沐绝口不谈三民主义，而只本着“民德”作演义，在教室内高悬“忠勤廉慎”的馆训，并将四字绕以嘉禾，绘在盾形的木板上作为馆徽。这一方面显示个人的态度，争取张将军的信任，一方面使学员们都能够驯服地为张将军父子效劳。他和汤国桢常在精神讲话时，对馆训四字作深刻的解释，叫大家都要忠于职守，勤学钻研，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廉以律己；慎思明辨，谨言慎行，成为将来有用之人。一九二八年一月，补行开学典礼，张将军亲临训话：“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学问比我高，现又继续深造，前途无可限量。你们都要以馆训‘忠勤廉慎’四个字作为座右铭。言之匪艰，行之惟艰，必须永久地身体力行，不可当作口头禅。毕业后出去做事，更要发扬朝气，不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勤政爱民，致国家于富强，这是我们青年人的使命！”
在张将军宅内服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张将军回到奉天治父丧，七月四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以翟文选为奉天省省长，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朱光沐为总部军法处少将处长，汤国桢为总部军衡处少将处长。储才馆的学员们，对于张将军继掌东北军政大权和一系列的人事安排，联系到自身利益，感到特别兴奋，幻想着被朱、汤二人引用充作基干。八月，储才馆迁入城内通天街，临近帅府西辕门。朱光沐召集全体学员讲话：“奉监督面谕，叫你们轮流到总司令官邸服务，以便考核，加深印象。你们都要小心谨慎地听候差使，唯命是从！”当时张将军和夫人于凤至，女儿闾瑛、儿子闾珣和闾瑜住在帅府大楼（办公厅、会客厅分在大楼东部的上下层）西侧小院的东厢三间瓦房内，北房三间为侍卫副官长谭海所率的卫士们住，西厢三间一明两暗，少将医官马霁雨住北屋，储才馆学员住南屋。每班两人，值勤七天，一日三餐，均是盛筵，每样菜吃几口就饱了。可是张将军与眷属数人吃的菜，不过六七样，相差很多，足见自奉俭约。学员服务的主要任务，是承转张将军和郑谦秘书长之间的机密文件，凡不直接送交或郑秘书长不及面呈者，均由学员作桥梁。因为东南厢房距离很近，张将军不分昼夜，每隔三四小时，就喊马大夫去打药针。他在吃饭之际，也有时喊去学员说几句话，或交下密件，令在郑秘书长上班时送达。他在公余之暇，常到学员屋里交文件或谈话，了解学员思想和身世等情况后，谆谆指示整顿吏治、报国救民之道。
到各县见习
十一月，学员服务快轮完了，张将军计划派到各县去见习，以充实县政兴革的经验。命令储才馆组织见习委员会，以陈文学为主任委员，朱光沐为副主任委员，汤国桢、郑世棻、段鹤寿等为委员，段在文书方面负实际责任。规定见习期限三个月，旅费实报实销，月发津贴三十元现钞，不受地方招待。学员到外县都穿便服，以便征询民隐，了解民间疾苦。学员到达县公署，先向县知事报到，随即开始见习。所有县署的一切措施，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司法、治安、实业、建设、地理、民风等情况，均须全面了解，加具兴革意见，按月汇报见习委员会，评定成绩。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公署改为省政府，省长改为省政府主席，奉天城改为沈阳市，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三月，学员见习期满，纷纷回馆，也不重穿军装，在未分配工作期间，食宿津贴，恢复旧制。
一九二九年夏，张将军兼任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除以朱光沐、汤国桢兼充委员外，拟从储才馆学员中选派委员，但以参加国民党的学员为限。他叫朱光沐开列名单，朱说储才馆学员均无党系色彩，没有国民党员，不用报了。张将军说：“他们服务时，我知有一个人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我没问，或许还有人在，你快查报吧！”朱光沐回到馆里，查出只有李绍沆一人是国民党员。复命之后，张将军就将李介充辽宁省党部委员了。以后又将储才馆学员集体介绍加入国民党，但都没有领到党证。张将军为改进吏治，拟将毕业学员派在辽宁、黑龙江两省充县长者各二十人，余者另行分配。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婉词拒绝，只是当辽宁省政府主席翟文选面请指派某县县长时，才按照储才馆学员毕业成绩的名次，写出姓名，交他任用。先后计派冯执经、李荫春、阎珀玉、庄绍裕、赵仲达等为开通、瞻榆、双山、突泉等县县长。因不能久候县缺，遂委冯耀宗、张鸿儒等为各旅军法处处长，并将杨国光、张士英、夏毓麟、周以诚、张希贤、田应麟、宋朝贵、卫德纯等数十人交由高纪毅派在东北交通委员会和北宁铁路局工作，彭世桂、何泽远等充东北电政监督处股长，陈儆、赵云璞充沈阳市政公所股长，陶树田等充各县政府的承审员。所有学员都已得到安排，这个储才馆也就结束了。
就业后的概况
张将军对于毕业学员之充任县长者，期望甚殷，在他们谢委、请训、禀辞之际，他叫好好干，并说钱不够用，来信就补助，切勿贪赃枉法，要树立廉能的风气。八月，他给瞻榆县县长李荫春写去一封亲笔信：“荫春县长，来函悉。你能兴利除弊，勤政爱民，殊堪嘉尚；但切盼勿骄，要继续发扬朝气，永久保持清洁性，勿为官场恶风所染，并要打倒一切旧束缚，励精图治，勉为循吏，把地方治好了，这是我们青年人之使命！”但是这几个乍出茅庐的青年县长，操切图功，做法生硬，一年半载之后，终为另外的势力所压倒，张将军也就陆续地另予安排了。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联合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将军于九月十八日发出武装调停、助蒋息争的巧电，汪、阎、冯同时下野，战事就此结束。东北军入关，接管冀察平津。储才馆一部分师生，如李荫坡、齐岱、白伦璧、赵云璞、陈儆、周以诚、阎乃斌等调充张学铭（张将军的胞弟，先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旋升兼天津市市长）的主要僚属，张登文、姚东屏出任河北省青县、昌平等县县长，李荫春先后充任察哈尔省赤城、阳原两县县长。一九三一年，张将军进驻北平，组成陆海军副司令行营，储才馆一部分师生，如朱光沐、汤国桢、李绍沆、张希贤、彭世桂、何泽远、张守成、夏毓麟、阎珀玉等又都调到行营和平绥铁路局（张将军派汤国桢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留在东北的储才馆学员，率多抱义入关，另谋前途。只是赵仲达、庄绍裕没有民族气节，当了汉奸。一九三五年，张将军在武昌行营时，调去李荫春、阎珀玉、张登文、赵云璞、杨国光、张守成、周以诚、田应麟、陈大锟、宋朝贵、陈儆、卫德纯、夏毓麟等人充任中级职员，并叫李荫春组织同泽新民储才馆毕业同学会，团结各地同学，共做抗日复土的准备工作。同年九月，张将军移驻西安，又把这些人调到西北总部，分别承办秘书、军法、党政等业务。一九三六年春，于学忠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张将军派去的赵云璞、王文乐等被委为金库主任、会计主任等职。
同泽新民储才馆司法班、警察班
一九二八年，张将军继掌东北政权后，设立东北最高法院，以孔昭炎为院长。为培养司法官吏，适应扩充法院、改良司法的需要，又在沈阳成立同泽新民储才馆司法班，以孔昭炎兼任教育长。司法班的招生、学科、学制等项，都和当时在北平的司法储才馆相同。学员毕业后，就安排在各级法院，实任推事、检察官，或充各县司法公署的审判官。一九二八年，张将军在成立司法班的同时，为了培育优良的警官，又成立同泽新民储才馆警察班，以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兼任教育长。学员毕业时，因为高纪毅已经改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宁铁路局局长，就被安排在各铁路局的路警处工作了。
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的财经
荆有岩
一
一九二五年第二次直奉战后，奉军势力大肆扩张。郭松龄拥有十多万精锐部队，李景林和张宗昌分别掌握直隶、山东军民两政，各自扩编军队。奉系军队势力延伸到沪、宁一带。兵力所及，经济也随之扩张，奉票为粮饷之源，遂即泛滥至华北、华东各地。当时，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实行纸币政策，为奉系军阀扩张政治势力铺平了道路。纸币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奉票的大量发行。原来奉票是有信用的，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几次挤兑，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奉票并非有十成准备金为后盾，其所以能维持信用，根源在于东北地广人稀，物资丰富。就农产品而言，当时大豆、高粱年产七八千万石，大部分过剩。高粱运到关内作汇兑基金，而大豆及其制成品豆饼、豆油输出海外，可以换取现金和外汇，数额颇巨。一切交易均用奉票为媒介。东北境内一概由政治势力法定使用奉票。除丝绸、糖、京广杂货，由关内进来物品，需付与现金外，尚有巨款可以购置枪炮火药硝烟供军阀扩张地盘之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费数字，固无统计数字可考，但据外籍新闻调查报道约计奉大洋一亿五千万元（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盛京时报》）。另据调查东三省官银号一九二六年初奉大洋发行额为二亿元，哈大洋发行额为一千五百万元。各官署贷款为二亿七千万元，军费超支即在此数之内。一九二五年奉大洋与现大洋百元的比价，高值为一九九·〇〇元，低值为二三九·七〇元。
第二次直奉战，奉军以其胜利，积极向南发展，需款愈巨。东三省官银号设筹调课在公主岭、孙家台、铁岭、沈阳、大连等出粮地区，积极收购东北特产大豆出口；高粱、玉米入关换现，以弥补庞大的军费支出。当时日本侵略者利用奸商捣乱破坏，张作霖一面令于冲汉为官银号总办，与日本人以情面周旋，一面用镇压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杀投机倒把大钱商刘善庆、冯浚川、李墨轩、黄献廷等人，金融风潮稍为平息。复以战事胜利，李景林、张宗昌两部军需取之冀、鲁两省人民。且将冀东一带赋税收入划归奉天，京绥、京汉北段货运收入，张虎多陆地关税统归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京榆驻军司令部所收。所以一九二五年奉票的贬值不大，市场物价波动不大，是时奉军有四十六万人，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大洋汇兑券发行额为一亿九千万元，奉票与现洋一元之比例为2.29（十月十七日）、2.81（十二月十五日）奉票的增发率与其下落率为30％。第二次直奉战胜利后的财经情势，概略如斯。
二
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以来，东北金融有波动，奉票继续贬值。一九二七年张作霖在北京执政，而军需饷糈仍多取自奉天，奉票增发至四亿元，低落与现洋之比为5.80-11元，增发率不及下降率。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奉军在关内总撤退，影响市面，物价愈加高涨。军事费用由于客观形势，谈不上有预算；用款，除北京安国军政府支应外，仍由东三省官银号空头支付。王永江早已不安于位，在其一九二六年辞呈中指出，张作霖的机密费即一千万元。罗掘已穷于求，奉票的发行真如黄河决口一般，大量涌出。据《盛京时报》记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奉票与现洋比值为25比1，而二月一日为50比1。据笔者所知，该报所载颇有夸张。一九二八年春季物价，在奉票与现洋之比一月五日为16.60比1，四月末为25.58比l。是现洋一元比奉票在20.30之间，有时接近30，在此幅度内，忽高忽低，上下波动。三月七日奉天省长刘尚清增加地亩税，上等地每亩由现洋一点四零元增至三点六零元，中等地每亩一元增至二点四零元，下等地由零点六零元增加到一点四零元。以此增加财政收入，但数额不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奉票发行额为十二亿五千万元。张作霖于五月决定总撤退，金融波动最大，奉票与现洋之比在50至60之间，有时在60以上。六月四日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当时政治形势是恐怖动荡，人人惶惑，认为外患将临。由于人们的爱国热情，金融并未波动，直至六月二十一日张学良主政。总之，一九二八年奉票贬值比一九二七年的低五倍。一九二七年二月猪肉每斤奉票一点八零元，玉米面每斤零点二六元。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猪肉每斤八元，玉米面每斤二点二零元。东北财政金融极不稳定。
三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张学良由滦州军团部回奉，在滦州首先摆脱张宗昌、褚玉璞（这是他在滦河西侧的绊脚石），于七月四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对内为厉行寓兵于农，以过剩军队从事屯垦；厉行开源节流，以休养生息。
下半年，张学良在东北办了几件大事：调整了东北三省的文武机关，设立兴安屯垦区，缩减军队，压缩兵工厂，整顿财经。将滦东军队一律撤回关外，发表收缩军事通电。这是张学良励精图治，由其父之扩军黩武，一变而为裁军自守的阶段。
为使收支平衡，休养生息，必须缩减军事开支，把旧有旅以上的师、军、方面军等番号均行取消，而以旅为单位。师长改为旅长。师长以上的将官如军长（包括炮兵司令）均予以军事参议官名义，优其薪给。自十一月一日，奉、吉、黑、热四省国防及省防军定为三十个旅，计奉天十五个旅，吉林八个旅，黑龙江七个旅。人数由四十万减为三十万。部队番号旅团均冠以“东北军”的字样，四省统一编排。步兵而外还有骑兵七个旅，炮兵三个旅，工兵训练监部附交通、探照大队。此外有航空、海军及军事教育学校，均缩减开支，但仍保持原有实力。兵工厂经费缩减为二百万元，奉天出一百万，吉林出六十万，黑龙江出四十万元。政费仍按旧额支出，但张学良执政之初，裁减、屯垦开发、编遣开支处处用款。而在金融方面，纸币贬落不是在战事中，而在战后，所以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奉票发行倍数仍维持不住下落倍数，即下落率超过发行率。一九二九年三月东三省官银号发行每张五十元，一百元大票，商民恐慌，物价波动愈甚。三月一日为每现洋一元合奉票三十二元，四月一日合四十二元，五月一日合四十九元，六月三日合五十四元。六月二十四日奉票落至七十二元，即七十二元换现大洋一元，是为最低纪录，旋有回升。关于开源方面，大量出口粮食换现，计有大连、营口、安东三海关。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记载：本年出口粮食为八万九千九百三十万吨，其中大连关为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八万吨，营口关为二千六百六十万吨，安东关为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二万吨。另外整理税收，取消零星捐税，于十月二十八日改征粮捐。1.杂粮：高粱、小米增加1％；2.细粮；大米、粳米、小麦、小豆增加2％；3.豆类：大豆、青豆、黑豆增加4％；4.油料：芝麻增加5％。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末，东北政局稳定，财政经过缩减，整顿财政收入，初步达到收支平衡。山海关以西与国民党交通阻隔，商民鲜通往来。但日本侵略者仍积极进行扰乱，他们以日元抢购粮食，南满铁路沿站的日本银行、钱桌子兑换金银日钞，制造奉票与现金、日元比价差距，其为害一时尚难制止。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奉票与现洋比价为六十四五元。十二月中旬，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他亲自主持。会议成员均为财经负责人；奉天财政厅长张振鹭、吉林财政厅长荣厚（叔章）、黑龙江财政厅长庞镇襄；东三省官银号总会办鲁穆庭、荆有岩、吴恩培；边业银行总副总裁彭贤、杜惠林，总稽核宁恩承。这次会议除财政收支略有节余外，最重要的是计算东三省官银号的库存现金银及财政的余存款项，改为现金银和奉票的发行额核算，规定奉大洋五十元即奉小洋六十元合现洋一元。以七成现金银和三成有价证券为准备金。当时奉票比值已有回升，略高于规定比价。以同样办法约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发行现洋纸币；借边业银行库存券加盖联合准备库印，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由四行共同管理。该库设在边业银行，定期由社会团体、工商联合会共同检查，以昭信用。从此东北金融稳定下来，且有随时兑换现洋之规定，但前来兑换者并不多。一九三〇年一—五月兑出一百八十五万七千九百元，五月十五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只兑出现洋八十三万三千零三十五元，平均每日兑二十二万五千元左右。
财经会议并决定发行整理金融公债现洋五千万元，实际都用作建设基金了。由荆有岩为代表，奉天财政厅科长冯兆异为随员，赴南京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立法院长胡汉民接洽，经国民政府立法手续通过得在上海发行一部分。
一九三〇年初，张学良令设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作为金融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奉天省长臧式毅为委员长，以林成秀、荆有岩、宁恩承、肖纯锦（东北大学经济教授）、方煜恩（奉天商务会长）为委员，李希庚为秘书。约用半年时间，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本《东北金融史》。这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刊物。
四
一九三〇年初，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向英、美借款关系，予英、美烟草公司以便宜，将其卷烟七级税改为三级税。这等于低级卷烟提高税率，而高级卷烟不提级。需要中央补贴东北一部分税款。又因为是出厂征收的统税，东北虽有英美烟公司的厂子（一九〇〇年六月英美烟公司在奉天设分厂），而关于税率税款调拨也需要洽商，张学良再令笔者赴南京洽商，亦承准予按数补贴。又孔祥熙主办的中国国货银行，欲与东北发生经济关系，设立东省国货银行于沈阳、哈尔滨两地，经笔者电请张学良允许，在沈阳小南门里成立东省国货银行，由上海国货银行总行拨来二十万元，由东三省官银拨出八十万元成立，笔者兼任经理。此系张学良与蒋系财阀经济上的联系之一。国货银行预定在哈尔滨成立支行，未果。九一八事变发生，全部财产被日本所夺去。
五
一九三〇年度，东北三省财经愈趋稳定，物价无波动。民族企业如纱厂、窑业、造纸、火柴等轻工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铁路交通，打通沈海、四洮、洮昂联运；葫芦岛筑港，经济形势极为活跃，除东北大学由张学良私款拨五百万元作基金外，文教、卫生都有所发展。虽一九二九年冬有中东路之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动用陆海空军，与苏联红军作战，有所损失，但不久即恢复军队原有建制。奉天省国地税收入年为三千余万元，军费占三分之二，其余为政费。交通收入归交通委员会用于建设。吉、黑两省财政皆有盈无亏，东北政治经济形势相当稳定，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时加威胁，不时制造事端。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争夺华东一带地盘，动用数十万军队，进行中原大混战。广东陈济棠拥有雄厚兵力，盘踞西南，举足轻重，但未与阎、冯同时对蒋发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成为蒋和冯、阎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拉拢东北，派往沈阳的代表初为何成浚、方本仁、李石曾，何、李住沈阳时间较短。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以方本仁为委员。十月南京政府改组，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继之以张群、吴铁城来奉，以至“易帜”。阎锡山派傅作义、温寿泉、李培基为代表；冯玉祥派邓哲熙、门致中（吉林人）、秦德纯为代表，均常住沈阳；汪精卫也插足其间，派覃振、陈公博为代表，往还平沈道上。这些人每日均有拉拢活动，纵横捭阖，冀求张出兵相助。但张学良优礼有加，并未表态。夏末，中原混战蒋占优势，韩复榘倒向蒋介石，张学良派一部军队进关。阎、冯失败。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吴铁城与张学良协议，张接收平、津、青岛三市和冀、晋、察、绥四省政权，改编阎、冯部队，旋受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节北平。阎锡山下野潜往大连做寓公，冯玉祥亦离开部队出国考察去了。张学良组织部队，令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共步骑十旅，附有炮兵团。自一九三〇年十月起，这两军除被服费用（每士兵为二十元）统一由奉天被服厂供给外，其官兵薪饷、粮秣代金则由北平行营支付。其时奉天军费开支每月约节省一百万元，财政开支宽裕。这个情况为时仅有一年，到九一八事变，一切皆为日本侵略者所攫有。
六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蒋、阎、冯中原大战方酣，张学良发出巧电主张息争，实际上是帮助蒋介石获内战胜利。张的目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于学忠部西进，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天津，二十六日进抵北平。东北军步骑十旅之众陆续开到关内接防，分驻平、津、冀、察各重要地点。张学良以南京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名义，掌握了华北军政大权。张学良的军政权势，已于辽、吉、黑、热四省之外，又增平、津、青岛三市和冀、晋、察、绥四省，而棘手的是华北财经问题。三市四省的财政收入如果依旧不变，厘金不撤销，尚可支应，而裁厘就河北一省而言，就少收二千万元。阎、冯所遗留之晋军、西北军数目庞大，编遣裁减各不相下，蒋将华北军政大权交张，又不肯多济饷械。他调集与阎、冯作战之部队回师江南，一意围困江西红军，扩大反革命战争。
副司令行营财政是以收入核定支出，笔者当时担任河北财政特派员，总管收入部分，举凡国税，如关税、陆地关税、盐税、统税、烟酒印花税，路局货捐，均为财特署收入，每月约为二百五十万元左右。由财特署汇总代表南京财政部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河北省财政厅收入裁厘之后，地方税收大减，在行政费外，每月交协饷五十万元。北京市协款十万元，天津市协款二十万元，青岛市因沈鸿烈继胡若愚为市长，海军第三舰队费用由青岛收入拨付，其协饷数为五万元，山西省财政总收入为二千二百万元，裁厘后减为六百万元，军队缩编后，交协饷八十万元。绥远交协饷二十万元。裁厘后各省的主要收入，以田赋为主，其他则为税和捐。税为营业税、契税、当帖税、执照税、屠宰税等；捐则为车船捐、肉捐、筵席捐、学捐等。张的实际收入，省市协款多不能如数交纳，只有财特署的收入较为可靠。在编遣晋绥、西北军时需款较巨，缩减后，只军官一项就裁减两千余人。张学良将军命笔者多次赴南京和宋子文商洽财务问题。最后由财政部拨编遣费一百万元。每月华北协饷收入一百万元。石友三部队另协饷四十万元，由平汉路局代为拨付。迨石友三叛变，此款乃停拨。
关于支出方面，东北进关部队，步骑十个旅，炮兵一部，及行营费用（包括直属部队刘翼飞旅及刘多荃部）约为一百五十万元。晋绥军，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各为二十七万八千四百十九元。孙楚部为二十四万四千余元，周玳部为二十三万余元，赵承绶部为十三万余元，共合一百六十八万元。西北军石友三部约六十一万元，宋哲元部三十六万五千余元，庞炳勋部十一万余元，孙殿英部二十二万九千元，刘桂棠部六万五千余元，张成德部四万余元，共合一百四十万余元。
按以上计算，收入总计约为五百三十五万元，支出总计为五百二十万元，收支相抵可以平衡。但一九三一年夏，石友三叛变，副司令行营令东北军辽宁三个旅、黑龙江两个旅进关。及石乱平息，常经武旅又复调回原防昌图一带。九一八事变辽宁省军队之在关外者尚有王以哲、张廷枢、孙德全、常经武旅及其他少数部队亦陆续进关，则行营的军费开支大增，而收入仍旧，僧多粥少。华北财政委员会几经筹划，由副委员长王克敏拟定三十五天发一次饷，这等于一年开十次饷，以弥补不足之数。一九三三年三月，张学良下野，何应钦来主持军分会，仍按旧规，没有变动。张学良初在北平时的副司令行营，“九一八”后改为北平绥靖公署，热河沦陷后，改称军分会，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动。日本侵热之前，笔者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往返南京，请求抗战饷械，终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得已由长芦盐商方面挤出芦盐验照费四百万元，拟购军械。不久，张被迫下野，此款遂为何应钦掌握，为军分会所用。
七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裁撤厘金，意在以财政枯竭而致非嫡系之各地军阀于死地。裁厘金后，中央开办统税，就厂征收，各厂商均在津、沪、汉大商埠，为中央所直接掌握，税收归中央。除蒋政权直辖省份外，多不听命。湖南省何键不但不裁厘，反加重厘金的征收。河北省裁厘每年少收税金二千万元，山西省裁厘后由二千二百万元减至六百万元，其困难可知。张学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召集行营秘书长王树翰、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及笔者商讨裁厘问题。张毅然决然主张裁厘，一是取消近百年的恶税，为人民和工商界解除桎梏；二是拥护统一。遂于一九三一年元旦发出通电，首先响应裁厘，这是政治上一件大事。
八
附录
当时几种税收史话：
（1）厘金创始于清季，镇压洪、杨革命，曾国藩筹办饷糈，属战时的一种非常税。后因财政枯竭，因循七八十年不能裁撤。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后与英、美、日、葡等国改订商约，订明所有厘卡及征抽行货税捐之类关卡，须一律裁撤，嗣后并不得改名或借词将此项关卡复行设立。但为筹款应急迄未能实行。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各省复在厘金制度下，变本加厉，更有厘金之外各项统捐、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海关五十里外常关税、杂税苛捐，名目繁多。厘金为通过税，百货运转，行之于区域内，境界均层层征收。手续繁难，每经一卡，税吏复多方挑剔，如货票不符或斤斗不实，吹毛求疵，弊端百出。财经学者以其增加人民负担，阻碍工业发展，称之为廉洁政治的巨敌，贪官污吏之总汇。一九三五年国民党财政部召开财政会议，全国分区设税务局。以统税为主要税，各省征收营业税，厘金之残余亦即废除。全国厘金征收数目年约八千余万元。
（2）国内通过税，系对国境通过税相对而言，国境通过税，即海关边关对国际贸易所课之关税。国内通过税名目繁多，常关、厘税局卡均属之。常关是国内通过税之一种，其性质与厘金完全相同。但常关税起源最早，见于周官，代代相承，而厘金则创始于清季。常关税率历朝皆有明文规定，较为统一。辛亥革命后，以值百抽二厘五为通则。厘金则省自为政，其税率不特省与省不同，即一省之中各地区亦不一致（如四川省军阀分占地区，各地区自立税则）。常关税收向解部库，作为国家正供，厘金则就地开支。故常关监督为部派，而厘金局长则由省委，显有国税、地方税之别。厘金税种有三，一为起运地厘金，即出产税；二为中途厘金，即过境税；三为到达地厘金，即落地税。销场税是到达销地的课税。而产销税者，系免除中途厘金，乃货物由生产地起运之时，课以出产税；于货物到达消费地卸货时，课以销场税，免去中途需索留难。常关有五十里内常关，其税款由海关代行征收，五十里外常关为陆地关，由关监督征收，如山海关监督、张多关监督、塞北关监督（绥远）等。全国五十里外常关收入不足千万元。
由海关代行征收除五十里内常关外有子口半税，复进口半税，及由此口到彼口之出口税。子口半税又名子口税，子口即内地关卡，及对沿岸之海口新关而言，子口税者即内地关卡税。如洋货进口欲运销于内地，或由内地购办土货装运出口者，除纳值百抽五之海关正税外，还须纳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税。其时洋货进口，不问货主为华商或洋商，纳二五子口税后，由海关发给子口单，运赴单内所指定的地点，沿途局卡查验放行，即以此单为凭免除内地各种通过税。土货出口者亦不问货主为华商或洋商，应向海关监督领取三联单，赴内地购定货物之后，即提出三联单于途中，沿途关卡查验放行，免除内地各种通过税。沿岸贸易之移出移入，土货纳复进口半税及沿岸贸易之出口税，这类货物由帆船运载，而非由轮船运输者。
（3）崇文门关监督，崇文门税关为清初所设立，只征收北京区域以内的一种货物税，专供清室内廷脂粉费用。其初征收为数无几，凡零星货物或所值不及银十两者一律免征。每月以统计之数七成奉解内廷，三成留充公费。每年派王公轮值督理，所以称为显赫优差。咸丰年间僧王接任时，以清苦无力赔垫为词，呈请不就。清廷为酬功计，改为三成报解，七成留用办公。于是该税又成为轮流酬谢调济各王公之优差。一九〇〇年光绪帝时，令肃王接办，复将税款全数奉缴，经费作正报销。税率增至外商值百捕三，而国人则值百抽三加一。征收手续，一任税吏估值，黑幕重重。清初征收年不过十数万两，清末达百余万元。辛亥革命以后，又改为总统府公费之用。军阀递嬗，移入国库，充军政费用，扩大商品种类，增加税率，年收二百余万元，区域亦扩展至古北口，设立分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张学良将军令厘金撤销，人心大快。
张学良和东北边业银行的兴衰
韦锡九
一九二四年冬季，张作霖战胜直系军阀接办天津边业银行时，我由沈阳东三省官银号汇兑所襄理调充该行会计股长。经过筹备、开业以至后来我负该行总经理责任，到一九三七年春季停业，在这十二年半之中，除一九二九年秋季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国外未归，对于该行内部情形不甚详知外，余时我都在行内任职，各项情况我都熟悉，只是其间有些数字和时间等，记忆不甚清楚。兹就较为重要的各项情况叙述于后。
边业银行的组织、人事及沿革
一九二九年姜德春病故，边业银行的重要负责人有所变更。其时彭贤辞去了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职务，于是年秋季正式负起边业银行总裁责任，并由张学良委派杜荣时（惠霖）为副总裁兼总理，梁文彬仍为协理，新由英国留学归来的宁恩承为总稽核。彭又加派高钧阁为总文书，调东三省官银号郭尚文（重安）、张宝锡（纯嘏）为经、副理，升任郭集珍为帮副理，把总行经理高藻翔以总行经理待遇调充哈尔滨分行经理。
张学良对于东北金融的改革，也曾有过决心。当时他的方向，是学习英美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措施是，一面令宁恩承等成立金融整理委员会，研究金融整理方案，并在沈阳成立四行号联合准备库，发行大洋钞票，改成大洋本位，先从南满施行，然后再渐及于北满。张学良在造就银行人才方面也颇注意。例如一九二九年他派我到美英两国实习银行制度，业务，并到大学研究银行课程，又令东三省官银号选派行员于朝宗、莫东启赴美，何松亭赴英学习银行业务，以期回国后为该行服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边业银行在关外的总分机构、全部资产和一切业务，尽被日人接管、没收。沈阳边业银行于九月十九日被日军派人将库查封，被迫停业。继而又由关东军军部派人到行清查账目，并派日人酒井辉马带领一些日人前去办理接收。九月二十四日即行开门营业，仍旧沿用边业银行名称，但实际已属清理性质了。其时边业银行的重要职员总裁彭贤在辽阳养病未归，副总裁兼总理杜荣时及协理梁文彬已先后逃到北平，只有经理郭尚文、副理张宝锡等仍旧到行照常上班。十月间，日人又派阎泽溥为边业银行总裁。次年三月间，关东军军部又改派日人中川帆三郎为边业银行驻在员，受东三省官银号驻在员日人铃木辉之的指挥办理边业银行事务。边业银行就是这样继续清理了一个时期。
在清理期间，日本关东军军部于九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管理办法，对存款的提取及钞票的兑换有严格的限制。除中国军政机关等存款一律停付外，一般存款如未满五千元者，概不许提取；五千元以上未满一万元者，不许一次提出超过六千元，一万元以上者，每增一万元提款得增加一千元，且每人每星期只准提取一次。兑换钞票的限度，每日每人限兑五十元，并有不许携带百元现洋出城等条款。这样，便给予了中国人民很大的困难。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一日伪满参议府公布了伪满中央银行法后，六月十五日即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七月一日开始营业。按照伪满政府同时公布的伪满中央银行组织办法第六条规定：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在伪满中央银行开业的同时，即归并于伪满中央银行。伪满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在所公布的伪满中央银行开幕公告中，也宣布了该四行号于七月一日合并于伪满中央银行。因而边业银行的名称即于七月一日已缩小，不久即取消了总裁制改为经理制，派当时驻在天津的长芦盐运使荆有岩兼任边业银行监理，我为经理，共同担负全责。
其时边业银行由于资金所余无几，力量薄弱[70]，曾请准张学良向住在关内的东北人士募集了一些股金，并于一九三六年成立了董监事会，此时又从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了。当即公举刘尚清为董事长，毅庵（张学良）、卫树翰、张作相、于学忠、马占山、高纪毅等九人为董事，靳造华等二人为监事，并升任我为总经理。
边业银行从张家独资经营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又重新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办了登记立案手续。但是，不到一年，董事等鉴于国内形势变化，资力又感不足，难于维持开支，没有发展前途，就纷纷抽回股金。抽股办完，边业银行又复成为张家的独资生意了。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反被蒋介石监禁于南京。分析各方面情况，边业银行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我就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亲到奉化雪窦寺，拟见张面谈停业意见。但为警卫人员所挡，未能见张，不得已乃托宋子文给张转去一信，不久得到复信准予停业。边业银行即于是年四月间全部停业准备结束。此时边业银行不欠存户一文存款，没倾民众一张钞票。最后边业银行的清理案件都交给了沈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接办去了。
边业银行的目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张学良继掌东北政权后，他对东北币制的改革采取积极态度。他曾命令沈阳的中国、交通、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四行号成立发行联合准备库，储备足够的现大洋为兑换准备金，借用东三省官银号票版的钞票为联合准备库的发行。他为顺应东北舆情，爰于同时宣布了改用大洋为东北各项收支的本位币。这仅是东北币制改革的一个开始，因为当时在北满一带尚有哈大洋等币的存在，还需要继续加以整理改革。实行两年有余，很著成效，不料以后竟遭到了九一八事变日伪的破坏。当边业银行接办时期，东北地区很少有关内大洋券的流通。边业银行的初设总行于天津，正是为了先打下一个发行现大洋券的基础，币信稍见稳固后，次年即把总行移到沈阳。移总行于沈阳加印钞票，也正是为了增加币信，扩大流通区域，以利东北币制的改革。这一个始于张作霖而成于张学良的为公的目的，总算已经开始达到了。
论到为私方面，边业银行的接办一开始，张作霖本人就拿出了五百多万元现大洋作为股本，而且又是独资，这对当时国内各大城市中的一般商业银行资本来说，确算得起是很雄厚的。其后获利逐年增加，自然利益的大部分归张作霖私人所有，一小部分作为职工福利奖金。至于为巩固权势，张作霖很少直接利用边业银行明显地做些什么，不过因边业银行信誉地位的逐渐增大，间接地给予张作霖由掌握东北政权进到大元帅地位以很大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决心维持关内边业银行的存在。他的目的初时也有与张作霖相近似之处。他派遣行员留学英美，又请孔祥熙派过上海中央银行顾问英人兰曲（Lanch）到北平研究过边业银行计划，并未研究出什么结果。其后他又派我到南京见宋子文，商谈过与宋合作经营边业银行问题，结果也未成功。以后则随国内形势之发展变化，在西安时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决定维持边业银行的存在，作为将来收复东北金融事业的一个准备机构。这就是他保留边业银行的目的。
边业银行的作用
张作霖为了维护和积累私有财富，巩固统治地位，才接办了边业银行。在达到这些目的的行径上，边业银行在各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也都不外如此。例如东北整顿金融、改革币制的一些措施，在张作霖生前实现了一部分金融整顿工作，而在张学良执政期间，边业银行发行的大洋钞票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北丰产的大豆运销国外，小麦产量亦属不少。这些农产品的总产量年在五六百万吨以上，几乎半数以上由日本商人购运出口。他们操纵行市，压低价格，农民遭受损失不少。边业银行因而每年在收购豆麦农产品上，投资不少，以期挽回一些权利。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的四个行号，每年收购这些农产品总值在大洋二亿元以上，约占总产量的一半，由奉天东三省官银号的附属机构利达公司运销一些出口。这样不仅抵制了日本商人的操纵，挽回一部分经济权利，而且农产品价格不致被日商任意压低，对于农民也极为有利。
在各大中重要城市，边业银行设立很多分行，对各地工商业近千万元的贷款，都采用信用投放，而不使用物资抵押贷放，有些是直接投放，有些是通过其他私营银号间接放予，这便利了工商业的资金周转，促进了一些经济繁荣，同时也增加了各地税收。
一九二九年，东北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东北方面趁此时机即命令中东铁路把收款移交边业银行存储。依照过去规定，所有该路收款须各以半数分存中国银行和苏联的远东银行，都不付利息。当时中东路督办是英德惠，理事是吕荣寰，正局长是苏联的耶穆沙诺夫，副局长是中国的范其光，莫、吕、范三人都是东北方面推荐的，当然都听从东北当局的命令，于是就把该路收款由中国银行移存到哈尔滨边业银行。其数额经常在百万元以上，亦照规定不付利息。但另有一宗关于粮商交付铁路运费的款项，仍旧交存中国银行。其主要原因是该行能开货物运费单，而边业银行所开出的不受粮商及各站的欢迎，故仍由中国银行收存办理。其数额亦常在五十万元左右，也是不付利息。
总之，张氏父子之所以期望边业银行能在各方面起到一些作用，都是为了首先巩固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因为东北地大富饶，他不愿外人在东北染指得势，沾损他的利益。把守住东北王朝，巩固住东北地盘，他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他要把东北治好。办好边业银行并能使其起到一些作用，也都是为此。至于说他利用边业银行维护和积累私人财富，从账面上看，可以说财富是得到了增值，也得到了一时的维护，因他当时把历年所得的红利及存款利息等都存入了边业银行。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关外边业银行千万元以上的资产，以及张家在该行寄存的黄金四万七八千两和古董等，全被日人没收无余，张学良仅从关内边业银行得以提回一百余万元的余款。从损益相较，张家是损大于益，亏本的生意，所以边业银行的接办，初时起过积累财富的作用，而于九一八事变时反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张学良改革东北币制
王瑞之
张作霖被炸以后，奉票毛荒日益严重，苦无收拾办法。民国十七年十一月某日，我随张学良乘专车前往葫芦岛参加航警学校毕业典礼，随行人员还有胡若愚、朱光沐、高纪毅、沈鸿烈、宋式善等。车行闲谈中，涉及东北币制问题。张先表示恼丧，继谓“奉票暴落真是无法挽救”。有人说应当募集现洋公债，再以此公债为准备而发行新币，收回奉票；也有说应以官产为准备，发行有利息的债券，兑回奉票的，还有认为应从根本上着手，改发新币的。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从这一段谈话中，可看出张有意改革币制。不料计划尚未成熟，而奉票价格竟一日数跌，严重影响到广大人民和一般公务人员的生活，张学良对此甚为焦虑，但以无充分准备，想不出彻底办法。奉省金融当局几经计议，为救燃眉之急，乃仿照北京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行准备库的章程，成立一联合发行准备库。于是由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四家组成联合准备库，专门办理兑换券的印刷和发行，兑现准备金的保管，不做其他营业。同时为应付市面急需，发行纸币一时来不及，就暂时借用边业银行旧存的美制票券，加印联合发行准备库戳记及监理官印章，正式发行。票面有十元、五元两种，决定发行总额为一千五百万元。截至民国十九年，共发行十元券一千万元，五元券四百万元。其准备金是现金七成，有价证券三成。发行后充分兑现，颇有信用。
在此同时，张学良复向南京财政部磋商，发行辽宁省卷烟统税库券三千万元，得到现款二千七百万元，连同官银号动产、不动产，共约计七八千万元，作为准备金，遂按当时市面行市，作定奉大洋五十元顶现大洋一元的价格，在各地流通（当作价时市面奉小洋价格为六十一元有零即合大洋五十元余）。一方面又由东三省官银号发行规大洋兑换券，借以收回奉票和联合准备库时所借用边业银行的票券。此种办法施行后，因充分兑现，故东三省官银号的现洋券，流通甚畅，人民乐于使用。迨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此项现洋券不但东三省畅通，即关内也能行使。至此东北币制走上稳定和正常流通的道路。惜为时甚短，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改革东北币制的措施，随着东北的沦陷而付诸流水。
张学良与冀北金矿公司
黄曾元
“九一八”变起，其时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居北平，王子文[71]携东北矿务局一部局款与局员入关，拟伺机在关内办矿。
河北兴隆县一带盛产金矿（其地与马兰峪接近），兴隆县之大倒流水、小倒流水一带产量尤丰，商民纷纷申请开采。其时河北省政府主席为王树常，实业厅长为何玉芳，皆属东北系者。何玉芳主管矿政，于矿商呈请，准驳未能持平，矿商怒，控之于张学良。张派员查访，认为何玉芳别怀私见，操守难信。何玉芳入见，遭其严斥，即下令撤职看管，先欲交与卫队，后王树常出为缓颊，始交王树常看管。何玉芳囚于王树常私邸多日。何玉芳既撤职，所遗实业厅长以史靖寰继任（史靖寰本任驻营口之山海关监督，“九一八”后避地来北平，亦张学良夙所信任）。
张学良知河北金矿为大利所在，又谋之于冶矿专家王子文与刘尚清，遂拟创办冀北金矿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开采。
冀北金矿公司董事长为张学良，副董事长为刘尚清，董事兼总经理为王子文。河北省政府主席，财政厅长、实业厅长皆为董事，其余董事有河北士绅陈宝泉（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严智怡（省府委员）、矿商卢仪卿。
冀北金矿公司原定资本一百万元，由官商合办，官则河北省政府，商则张学良以次诸人也。于是呈请注册，勘查金矿，议定矿权，并与已取得矿权矿商合作。进行多时，规模粗具。已取得矿权诸商亦均愿以矿权加入公司，作为资本。盖筹集厚资，改土采为洋采，固为王子文办矿之一贯方法；而商民多资力较薄，鉴于洋采厚利，亦不能不受此垄断也。
矿区蕴金最富之矿为大倒流水一处，矿权早已为矿商卢仪卿所得。卢初不愿与冀北合作，嗣经冀北种种劝诱，许以董事，卢始允加入。
最先升股东会时，股东中尚有军阀张宗昌，及公司正式成立，张已在鲁遇刺矣。
在公司进行期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风声鹤唳，一日数惊。绝大部分矿区均在长城以外，形势岌岌，于是诸股东均存观望，延交股款，实收之数只有省政府拨省库款七万元，又陈宝泉交二千五百元。公司虽具规模，洋采并未实施，所收股款只供开办诸费用。无何，长城战起，金矿均在战区，事自停顿。迨《塘沽协定》拟定，长城外已同瓯脱，计划中之冀北金矿公司顿成画饼矣。
史靖寰任河北实业厅长，以东北旧交邀余为秘书主任。史任此职，张学良谆嘱协助冀北金矿公司，余又与刘尚靖、王子文皆有旧谊，是以于公司进行颇知其详。其时公司人员时因公来厅接洽。一日公司科长孙子铁来，事毕闲话，余戏询：“如此计划则每一董事年可得利润若干？”孙谓：“每年当可得五万元。”余笑谓：“如此巨金，宜推算干支八字，有无如此财运。”其后事既无成，子铁每见，辄举前言为笑，谓：“不幸果如君言也。”
冀北既停顿，无何张学良出国，北平政局一变。王子文乃在北平创办平兴实业公司，其业务则开采门头沟一煤矿，借以维持东北矿务局流寓来北平的旧人的生活，然其资本仍系东北矿务局余资。此公司直至解放后始行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来东北陆军的沿革
夏 时
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将近二十年，其中，包括二十世纪整个二十年代。这时，正逢国内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的时代。张作霖曾几次入关，势力伸到长江流域，将苏、皖、直、鲁以及热、察、绥等七个省份都囊为所有，盛极一时。
审其原因，不外天府之东北，人财物三个方面力量充实，掌握了较强大的陆军，并逐步发展，形成为一个军事集团，具有陆、海、空三方面强大力量。仅就陆军方面的变革概况，分述如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民国十三年）
在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东北整军经武，保境安民，养精蓄锐。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野战军共编为六个军。
第一军：姜登选，以步兵第四、十二、十六各旅为基干。
第二军：李景林，以步兵第一师之第三、第五两旅为基干。
第三军：张学良，以步兵第二、第六、第十九三个旅为基干。
第四军：张作相，以步马第八、第十、第十四、第二十六四个旅为基干。
第五军：吴俊升，以步兵第一、第十七师两个旅为基干。
第六军：许兰洲，以骑兵第一、第三两个旅为基干。
各军除指挥上列部队外，将各特种兵分配于各军。
东北军旅制改为师制（民国十四年）
在民国十三年，经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收容许多直系部队，增编旅数，为统一并便于指挥起见，遂将所有各旅统改为师制，并冠以东北军的字样，共编成二十个师。
此外又增编骑兵第十一、第十七、第十九各旅，以及独立骑兵第二十一旅，步兵第三十旅。
东北军势力伸张长江流域的时期（民国十四年）
东北军于第二次直奉战后，沿津浦路南下，势达于长江下游各省，声势浩大。东北军那时扩展于直、鲁、苏、皖、热等省区，军队共编成六个军团。第一军团李景林，第二军团张宗昌，第三军团张学良，第四军团姜登选，第五军团张作相，第六军团吴俊升。
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联合的时期（民国十五年）
上述六个军团，其第三、四方面军团组成为联合兵团，以张学良、韩麟春为军团长。将步兵师又改为旅师制，以上设军制，统御各旅，以奉天军队编为七个军及特种兵等部队。
1.第八军：万福麟，步兵第二十三旅、第六旅、骑兵第五旅。
2.第九军：高维岳，步兵第五旅、第二十七旅、第四十旅。
3.第十军：于珍，步兵第四旅、第十二旅及骑兵第六旅。
4.第十一军：赵恩臻，步兵第二旅、第二十六旅、第四十六旅。
5.第十五军：汲金纯，步兵第十四旅、第三十六旅。
6.第十六、十七军：胡毓坤、荣臻，第五旅、第十六旅、第二十二旅。
7.炮兵军：邹作华，第二、三、四、五、七、九各团及重炮兵团。
8.工兵司令：柏桂林，第一、五、六各营。
9.辎重司令：牛元峰，第一至第六各营。
其余属于三、四方面军团的特种兵部队，有甲车队、汽车队、探照灯队、铁道大队、通讯队、航空队、交通旅等。此外尚有陆军第八师，骑兵第十三师，步兵第一至第七共七个补充团，奉天第一游击队等。
东北军旅制改为暂编师的时期（民国十五年冬）
三、四方面联合军团，仍编为六个军。各军所属的部队，仍与以前相同。惟以旅改编为暂编师，其番号变动如下：
步兵第八旅改为暂编第十师
步兵第二十三旅改为暂编第十一师
步兵第十九旅改为暂编第十二师
步兵第四十五旅改为暂编第十三师
步兵第四十九旅改为暂编第十四师
步兵第三十四旅改为暂编第十五师
步兵第一旅改为暂编第十六师
步兵第六旅改为暂编第十七师
步兵第四十旅改为暂编第十八师
步兵第五十旅改为暂编第十九师
步兵第二旅改为暂编第二十师
步兵第十二旅改为暂编第二十一师
步兵第二十一旅改为暂编第二十二师
步兵第三十七旅改为暂编第二十三师
步兵第二十七旅改为暂编第二十四师
步兵第四十八旅改为暂编第二十五师
步兵第四十六旅改为暂编第二十六师
步兵第十六旅改为暂编第二十七师
步兵第五旅改为暂编第二十八师
8A：暂第十一、二十四师、十七师
9A：暂第十六、十八师、一七七团
10A：暂第十、十二、二十一、二十六等师
15A：第十四B、三十六B
16、7A：暂第十四、十九、二十、二十七、二十八等师
除上列各军组织外，又将第十三、十五、二十三各暂编师组成为二十九军。以七个补充团编为预备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卫队扩充为旅。又将炮兵团编为三个炮兵旅，而以炮兵军统一管辖。其余各部均无变化。将预备军的七个补充团编为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各旅。将第三十旅，第四十七旅改编为二十九师，与以前第八师一起编为三十军。又将于学忠部编为二十一军，郑泽声部编为三十七军。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将预备军改为十一军。骑兵第十七师及第五旅，编为骑兵第二军。预备军重新扩募，另行补充。将第三、四方面军团的卫队改编为第十九师。
东北军编国防、省防军的时期（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
东北军部队，在华北各地者，于同年夏班师回滦州以东，解决张宗昌残余部队。是年冬取消军制制度，将所有军队改编，别为国防军与省防军。步兵改为旅制，炮兵改为团制，工兵改为营制，辎重改为教导队制，通讯、铁道队、战车队也略有变更。省防军步骑为团制。
（1）国防军：
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辽）王以哲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旅（辽）丁喜春
东北陆军步兵第三旅（辽）何柱国
东北陆军步兵第四旅（辽）刘翼飞
东北陆军步兵第五旅（辽）董英斌
东北陆军步兵第六旅（辽）李振唐
东北陆军步兵第七旅（吉）赵桂祯
东北陆军步兵第八旅（吉）李桂林
东北陆军步兵第九旅（吉）李杜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旅（吉）张作舟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一旅（吉）[72]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二旅（辽）张廷枢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三旅（吉）吉兴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五旅[73]（黑）王永盛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六旅（辽）缪澂流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七旅（黑）于兆麟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八旅（吉）丁超
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九旅（辽）孙德荃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旅（辽）黄显声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一旅（吉）赵芷香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三旅[74]（河北）于学忠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四旅（辽）黄师岳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五旅（辽）姚东藩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六旅（吉）邢占清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七旅（河北）刘乃昌
东北陆军步兵第三十四旅[75]（吉）冯占海
东北骑兵第一旅（辽）郭希鹏
东北骑兵第二旅（黑）程志远
东北骑兵第三旅（辽）张树森
东北骑兵第四旅（吉）常尧臣
东北骑兵第五旅（辽）李福和
东北骑兵第六旅（辽）白凤翔
东北骑兵第十团（黑）涂全胜
东北炮兵从第一至第十团。
东北工兵第一至第六各营，第七营（吉）。
东北辎重第一营（吉），第九营（辽）。
（2）省防军：
辽宁省防步兵第一、二、三团。骑兵第一、二、三、四团。黑龙江省防第一、二、三旅。骑兵第一旅，第二、三、四各团。
东北陆军方面将近二十年的兴革更替和变迁过程，概述如上。东北虽在一九二八年易帜，一九三〇年东北军入关，促成和平统一，而军队番号并未改变。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促成张学良下野，始把东北军编为五个军，三个炮兵旅，即五十一军、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步兵包括一〇五师至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三〇各师。骑兵第三、四、六、七、十各师。炮兵包括第六、七、八各旅。还有工兵、辎重、通讯各大队。待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采取分化东北军的阴谋政策，孤立各军，利用抗日战争之机，东北军一个一个地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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