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作特征来看，刘醒龙的中篇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对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有深入的探究和客观的呈现。他的中篇小说故事性强，在题材的选择上也多聚焦于苦难的社会底层生活，对于偏远山区的教育问题有深入关注，如《凤凰琴》；对于中国庞大政治体系的基层环节有全面关照，如《分享艰难》中对小镇政治的反映，《挑担茶叶上北京》中对村长这一群体的描写，都体现了作者对基层政治生态的严肃审视和思考。可以说，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体察、向现实生活深处的努力开掘，构成了刘醒龙小说最醒目也最为坚厚的艺术品质。
中篇小说《凤凰琴》关注偏远地区农村的教育问题以及民办教师的生存问题。界岭小学是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一个缩影，这里办学条件简陋、文明水平低下、自然环境险恶、教师资源匮乏，每年冬天，学生们都要在寒冷的教室里上课，像动物一样为过冬的吃穿问题发愁，每次上下学都要翻山越岭。老师们不仅要教课，还要负责接送孩子们上下学，以免路上出现危险。与此同时，教师们工作待遇低下，挣扎在饥饿线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教师们保持了基本的道德良知，恪守着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在界岭小学，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组成了这样一个“教育团队”，他们像火光一样照亮了贫瘠的土地和寂寞的大山，书声琅琅，这是大山的希望。然而，这个“教育团队”也有一份迫切的希望，这就是一纸象征着身份和认可的转正文件，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支撑他们固守大山的精神支撑。作为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张英才显然具有与余、孙、邓不同的生活认知和工作理想，从写举报信反映入学率造假事件到写长文为界岭小学正名，赢得外界的声援改变界岭小学的命运，张英才从一个书生意气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和担当意识的成熟的人，这是他自我的进步，也有现实生活的催化作用，是现实让他更“现实”。小说最后的高潮是转正名额的到来，围绕着一个转正名额所展开的故事让人动容，当梦想照进这所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亮光，这让人们对于山区的教育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凤凰琴》不仅描绘了中国教育的一方景象，还传递了爱与希望。
在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中，刘醒龙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将社会基层的艰难呈现并“分享”出来，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以镇委书记孔太平为人物核心，客观描绘了当下中国小镇基层政治生态的复杂性。镇委书记孔太平和镇长赵卫东的明争暗斗是主要的矛盾线索，小镇本身在政治和经济上面临的重重困境则加剧了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派出所黄所长、挂职干部孙萍、养殖场场长洪塔山均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他们根据各自的利益或明或暗地紧靠在相关的领导人身边，既努力争取既得利益，同时也成为小镇政治舞台上的戏子与棋子。作为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最基础的一环，小镇基层的生态是令人忧虑的，但孔太平式基层官员的存在又让人从乱象中看到些许光亮。
发表于1996年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是刘醒龙早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小说以村长石得宝为人物核心，通过对以石得宝为代表的一众乡村干部与乡镇领导的多维关系展现乡镇基层的复杂生态，以采摘冬茶这一违反自然生产规律的矛盾性事件揭开官场中某些隐秘的潜规则。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干部，石得宝无疑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作为干部，他要服从乡镇领导的工作安排，无条件完成任务。同时，作为一个乡村干部，他又与广大民众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他是广大村民利益的代表，要维护村民们的利益。因此，面对着摘冬茶的任务，石得宝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尽管最终老方“妙计安天下”替他解了围，但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妙计”毕竟不能解决石得宝的长期困境，石得宝的难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难题，是所有乡村基层干部在开展政治工作时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蕴含了他对于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他的书写不是简单的描绘，同时饱含着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有敏锐的发现和洞察，他用厚实的笔触与大家分享个体的艰难、分享时代的艰难，让大家从艰难中看到问题，同时亦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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