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分化引发人民抵抗运动兴起

    卫建林[14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全面审视、综合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认为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全党同志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世界从哪里走到今天，又将走向何处。在世界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被历史置于一种怎样的时代坐标，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如何认识国际大气候的来龙去脉，在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中实现这些使命，是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关于30多年来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走向，可以做出十个判断。

    一 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混乱、动荡、绝大多数人灾难深重的时代

    新自由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用私有化抢劫自然资源和人民财富，用“小政府”摧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这一第三世界自卫的最后防线，取消政府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的职能，用“金融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之类为资本全球无限扩张清除路障。国际垄断资本权益，这就是它的出发点、全部过程和落脚点。它首先在西方和拉美推开，然后以东欧演变、苏联解体标志其最高成就，强行推向全球。

    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承认，过去15年，10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减少。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把20世纪的最后10年称为“令人绝望的10年”。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披露，总人口9亿的50个国家至少在一个发展目标上退步了，总人口12亿的另外24个国家直到2040年也不能完全达到联合国的“千年目标”，18个国家综合收入、预测寿命和教育等关键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自90年代以来明显倒退。正如一位葡萄牙学者所说，“新自由主义是最近50年来最违反社会和人性的资本主义”。[144]

    二 这是一个在巨大倒退中蹒跚踟蹰，越是涂抹现代化光怪陆离的色彩，往往越是陈腐的时代

    国际垄断资本携带奴隶制、封建君主制卷土重来，奴隶现象的猖獗超过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血汗工厂”是一种现代奴隶制。美国人口占世界5%，监狱囚犯占世界25%；囚犯作为“准奴隶”被迫制造“爱国者”导弹、F-15战斗机、F-16战斗机和“眼镜蛇”直升机。资本扩张在全球恢复原始资本积累。西方工人阶级不得不重新开始夺回曾经在20世纪争得的权益的斗争。苏联退到1917年以前。东欧退到二战以前。对第三世界强制“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145]资本主义以民族独立为前提。然而现在，欧洲成为美国的附庸，任由驻军，意大利和自称美国“情妇”的日本，提出脱离美国控制而自立的问题。日本挑起的和中国、韩国的岛屿争端，被看作“帝国主义回归”。[146]

    人民对国际垄断资本这种复辟的直接回答，是怀旧，是从怀旧走向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否定和绝望。利比亚有人希望实现君主制，有人怀念卡扎菲。阿富汗有人怀念塔利班，有人怀念苏军占领时期。在苏联和东欧，人们终于看明白，所谓“与文明接轨”，原来是“举起双手表示投降”。[147]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普遍怀念，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达到高峰。

    三 这是一个由于人民的艰辛劳动从未有过的财富巨大增长的时代，又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加剧的时代

    1999年的数据显示，世界最富250人的财产相当于世界2.5亿最穷人口的一年所得，顶端3位富翁的财产超过48个第三世界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世界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差距，从1973年的44∶1扩大到2000年的227∶1。在全球，通常所说的第三世界之外，出现“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第三世界”。世界70亿人，30亿日均生活开支不足2.5美元，每年因贫穷生病死亡1000万人。

    美国再次走在世界前列。基尼系数连续40年上升，从1980年的0.403增加到2010年的0.469，最富20%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比例从30年前4.4%上升到50.2%，最穷20%家庭则从4.2%下降到3.3%。总统竞选辩论，候选人罗姆尼说，“47%的国民没有交纳过所得税，我对这部分人毫不关心。”他说了老实话——美国47%的人处于交不起所得税的贫困状态，走到一个世纪以来贫富分化的最高点，“民有、民治、民享”，变为1%有、1%治、1%享。

    四 严重的失业使世界丧失今天，更为严重的青年失业使世界丧失明天

    失业剥夺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和社会尊严。这个资本主义的黑洞，越来越深不见底。2008年以来，至少5000万就业岗位消失。全球劳动者实际上11亿人没有工作。预计2013年还将有500万人失业。全球青年失业率30%。非洲30%以上，肯尼亚40%。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超过50%。美国《时代》周刊称今天青年为“失业的一代”，说半数以上青年失业，创历史新低，“我们是在倒退”。[148]“啃老”成为全球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每40秒钟就有1人自杀，“自杀现象正在向年轻人蔓延”。

    五 国际资本垄断转向金融垄断，过剩资本导致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证券化

    巨额资本和利润不再产生于、也不再使用于生产领域，而是作为投机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赌博代替生产，虚拟经济摧毁实体经济。标准普尔500企业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占到40%。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分别达到125%和157%。债券市场、股票市值、金融衍生品天文数字背后，就是美元霸权操纵的肮脏的全球金融讹诈。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基础，正是沉迷于寄生和投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体系。

    六 2001年“9·11”事件，成为“美国世纪”终结和美国走上下坡路的历史里程碑

    “反恐战争”越反越“恐”。政坛高层丑闻不断，国家体制瘫痪，政治、经济、文化愈益分裂，“华尔街精神”崩溃。“民主”沦为金钱游戏和“富豪民主”，80%居民不信任政府。中产阶级神话破产，“美国梦”成为“美国噩梦”，只有一个靠美元霸权余威、舞刀弄枪、巨额债务和抢劫第三世界资源、市场、盘剥廉价劳动力维持运转的社会。

    美国从资本主义的灯塔变为展览资本主义走向的橱窗。在历史提供的舞台，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的一切它都做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丑陋、卑鄙和衰落及末世光景，它也无不具备。当把全球的一切权力和利益集中于自己的时候，它也就把全球的怨愤、不满、仇恨集中于自己，孑然一身成为世界“一切危机之母”[149]。“财政悬崖”和更大的实体经济悬崖步步逼近，将导致美国最大的国难。

    七 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不仅如格林斯潘所说“百年不遇”，而且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交叉重叠的多重危机，是这一体系本质使然的深层的、整体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危机，是其内脏腐烂、自我爆裂和不可逆转、无法自我修复、失去发展多样性的危机

    危机是掠夺。救市是掠夺。复苏同样是掠夺。危机5年，没有“危机后”，只有“后危机”。美国国会2012年11月14日报告称，“复苏疲软”成为美国的“新常态”。所谓复苏，两大亮点：一个是军火，2011年占全球军售78%；另一个是金融资本，2012年第三季度高盛公司、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公司“回到生意兴隆的大好时期”。至于全球总体经济形势，10月间的几个消息就足够了——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金融风险增大，美、日面临长期风险；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东京年会闭幕，预测全球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解决债务危机仍无良方；29日，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刊出《美国经济的病态人格》。

    八 社会动荡和灾难引发全球抗议：从否定新自由主义到质疑资本主义

    1991年6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一个社会主义垮台的欧洲国家，那里万人空巷、满城美国国旗，高呼“布什爸爸”、“美国，我们的父亲”。经历那个年代全球向往膜拜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狂乱，历史成为真理的教科书。

    不过20年，曾经宣布美国胜利即历史终结的福山，调门变为美国“跌下神坛”。整个资本主义神坛崩毁。对人的剥削走到同人类绝大多数为敌。对自然的剥削走到地球灾害频仍和加重。两位美国学者说，西方生产率增长达到顶峰，财政和生态达到极端，“我们的体制破裂了”。[150]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在需要资本主义的时候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成熟到腐烂的时候埋葬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命运临界点的标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质疑资本主义，成为最广泛的世界性思潮。

    九 人民抵抗运动：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到“替代”

    零星的抵抗从未中止。从1994年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打响第一枪，到拉美的群众斗争、欧洲反新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和2011年美国“占领”运动，直到2012年厌倦选举闹剧的美国小姑娘，共同的口号都是“受够了”。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大规模示威，走到2000年这一新自由主义“被全球追击的一年”，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成立，“替代”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传遍全球。

    然后是2011年——“全球愤怒年”和“改变世界的一年”。2012年30多国卷入针对美国人侮辱穆斯林先知的大规模群众斗争。斗争的直接后果，是非洲出现保护本国货币和实施“资源民族主义”的动向，伊朗在西方的严厉制裁中成功举办120个成员国和20个观察员国参加的不结盟运动峰会，印度爆发5000万人参加的抗议“休克疗法”的示威和开始反思亲西方政策的教训。

    “替代”——直接的目标是世界再也不能容忍新自由主义，是彻底埋葬撒切尔夫人那个“别无选择”的咒语；“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历史再次叩响社会主义的大门。

    十 马克思伟人回归和“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没有一次历史的进步不以重大的倒退和灾难为前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不仅激起世界人民对自己历史创造伟大传统和成就的回忆，而且使资产阶级思想武库愈加暴露出它的虚伪和贫乏。从援引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到赞同他的若干基本论点再到重新推出他的学说和他的事业，再度被置于人类认识领域的最前沿。现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再次进入视野和成为新的历史创活动的灵感来源。正如一家法国报纸所说，“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151]

    在社会主义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题目下，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比如当前世界人民的斗争目标集中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问题，社会所有制、平等和人民大众的民主参与、劳动者合作经济问题等等，仍在讨论和探索中。

    上述十个判断，轮廓式地勾勒了30多年来世界的横向与纵向的基本面貌和大略走势。世界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球凯旋走到它的凋零，从美国霸权不可一世走到它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从苏联解体、一片废墟走到社会主义重新成为人类的历史选择和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的起点。

    中国在世界历史运动的这一进程中生存和发展，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受它的影响也打上自己的印记。党的十八大宣布，“世界历史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这里有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创造，有着党对自己人民的深深的信赖。基于世界和中国历史规律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何等的马克思主义的胆魄和智慧！

    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李炳炎 王冲[152]

    一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理解新自由主义，应考察其思想的演进。自由主义最初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伯里克利、希罗多德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理念。而自由主义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学说体系，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需要一整套维护其利益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此时的自由主义被称为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侧重于对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通过对两者关系的界定，限制政府的权利范围，给予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传统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保证公权不对私权的侵犯，同时维护个人的自由，因此对政府的限制至关重要。对此，洛克提出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分权、代议以及法制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而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私利不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主义相契合，并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约翰·密尔成功地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融合为一体，这也标志着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传统自由主义都是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为假设前提，以建立和维护新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为传统自由主义矛盾激化的时期。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以及放任自由的经济理念面对经济大萧条无能为力。对现实的无法解释，以及对萧条的束手无策使传统自由主义面临窘境。传统自由主义所信奉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反而使分配不公进而导致矛盾的激化。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凯恩斯一反传统，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思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西方经济。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的局面。滞胀这种新的经济现象不仅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走向绝境，而且助推了经济学向传统的复归。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并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回归，它汲取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以及个人主义等思想。新自由主义认为，为了维护个人自由，正确的做法应是极大程度地反对限制个人自由。政府权力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害，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权利集中的政府，主张建立不受政府权力约束的自由市场制度。同时，强调个人机会上的平等，而对结果的平等与否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但这两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推广的载体便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反观《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行，苏联和东欧改革的失败，1994年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其后拉美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危机。显而易见，新自由主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是不能说成功的。这也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性产生的怀疑。

    二 一种新的发展观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凭借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玛蒂亚·森的理论直接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的论述，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与格林的一些思想。阿玛蒂亚·森坚持人本主义原则。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阿玛蒂亚·森不认同新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并重新界定了自由的理念。当代著名思想家伊赛亚·伯林（1958）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进行了跨时代的划分，对人们理解自由的实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认为，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含义和意义不同的自由的概念。即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其中消极的自由被定义为“免于……的自由”，即可解释为免于他人的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越大，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也越广。积极的自由则与此不同，其被定义为“去做……的自由”，即当个体是自主的，那么他将是自由的。

    由于消极的自由强调主体不受外部力量的主导或束缚，因此消极的自由更强调人们权利领域的平等。伊赛亚·伯林更为倡导这种自由，而新自由主义者也将消极的自由放在了核心的位置。即当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时，人们便实现了自由。不可否认，消极的自由强调权利的同时，便限制了国家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消极的自由尊重个体选择，崇尚制度和秩序，限制政府规模的思想也便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

    阿玛蒂亚·森对消极的自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消极的自由将自由仅仅理解为权利有些片面，个人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存在差异，这也导致结果的差别。因此，阿玛蒂亚·森认为，从实质意义上来看，自由应被视为“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社会所赋予个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当具备拥有支配这种权利的能力时才能实现。一个人要实现更多的权利，就必须具备较多的能力。而在个人的权利一定时，个人能力的高低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在能力的保障上，能力的实现同样也离不开权利。个人能力的获得，取决于社会赋予个人权利以及权利的实现程度。如果人的权利遭到限制，那么其能力也难以实现。权利是个人取得能力的最基本的保障。同时，权利不仅涉及到法律维度，也包括道德维度。仅在法律范畴内考虑权利对能力的保证显然不够充分，维持人生存的尊严需要道德权利。因此，道德权利的实现同样是获得能力的基本保障。阿玛蒂亚·森认为，应从权利与能力范畴同时考量自由，其实质是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统一，是消极的自由基础上对积极的自由的追求。

    其次，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思想作了批判。并主张“积极政府”以实现发展以及人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继承的传统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思想。市场机制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个人的自由。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并通过自由自愿的选择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政府权力的扩张会威胁到自由市场制度，进而影响个人自由。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并限制政府权力。

    阿玛蒂亚·森以他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阿玛蒂亚·森认为，以往的发展观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因素，但这种思维是狭隘的。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但自由还依赖与其他的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收入标准只能属于工具范畴。发展的最高标准应为自由。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性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性自由即前面所提到的“包括免受痛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因此可以说，自由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发展应强调自由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促进自由的手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市场能够理想化运作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与之配套。在现实情况下，市场追求效率以及机会平等的被忽视，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和环境的恶化。这正是市场天然的缺陷。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以此来实现机会的均等。因此，政府在在维护实质性自由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阿玛蒂亚·森认为，政府可通过保证和扩大五种工具性自由来促进自由终极价值观的实现。这五种工具性自由为：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这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扩展实质性自由。

    阿玛蒂亚·森重新解析了发展，并通过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提出批判。阿玛蒂亚·森认为积极的政府行为并不会对个人自由产生危害。相反，如果自由的内涵被扩展并提升到道德层面，积极的政府不仅能维持和完善市场制度，还将对自由起到促进作用。

    再次，新自由主义者推崇个人权利，并认为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衡量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准为是否按照程序。因此，满足市场规则的条件下，由市场竞争所引起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便是合理的。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同样提出了批判。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既是在规则之内的活动，而且，是对规则的否定。只有当一个人能成为自身的主人时，他才是自由的。因此积极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终极价值。而追求积极的自由，必须注意到个体的平等。起点的平等涉及到对资源、机会等的初始分配的平等，是个体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保证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同时，还要注重结果的平等，即通过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阿玛蒂亚·森认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同样重要。因此，不仅需要保证初始的权利机会的平等，也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实现结果的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的维度，保障人能够过上体面而尊严的生活。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发展视角下的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克服了以往新自由主义的缺陷，继承了传统的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思想，并吸收马克思的积极的自由思想，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相结合，倡导消极的自由基础上的积极的自由。阿玛蒂亚·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新时期的发展提供的崭新的思路。

    三 人的发展与“分享型经济发展”

    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实现了发展思维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从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机会平等，到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结合，使人们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真正认可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发展。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代表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将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念中国化，将对中国未来经济面貌的改变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念是与“分享经济发展”理念范畴相契合。“分享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在与阿玛蒂亚·森的理念存在异曲同工的同时，因是探索中国经济的产物，其立足于中国实际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实践产生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

    “分享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如下三个维度作出表述，第一，“分享经济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是我国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定位；第二，“分享经济发展”是基于“利益分享”的经济发展方式，即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因此既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又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分享经济发展”摒弃了传统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而是更为专注于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幸福度等人的需要指标的经济发展，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念。其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分享经济发展”概念的完整内涵。同时也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发展”作为“中国模式”发展的探索，与前文所分析的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念是相一致的。

    “分享经济发展”与阿玛蒂亚·森的发展观同样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分享经济发展”的创立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以及马克思有关经济思想的指导。“分享经济发展”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实践设计。[153]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可划分为c、v、m三部分，v+m作为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存在，成为一个整体。由于资本关系的作用，劳动所得v与资本所得m 始终相互对立。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构成公式，这显然没有错，但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中，至今仍在套用w=（c+v）+m=k+p，将会导致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因为在初次分配中形成了工资和利润的不合理形式。只有在实践中采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构成公式，即w =c+（v+m），以及采用与之相配套的净收入分成制，才能真正解决资本对劳动的侵蚀，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使劳动报酬与GDP同比例增长，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从而实现经济成果的全民共享。

    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揭示了未来发展中人的中心位置，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是发展中要探讨的重要课题。“分享经济发展”在对中国经济的实践探索中得出了与阿玛蒂亚·森相一致的发展观，而作为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分享经济发展”，其实理论探索与实践设计也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启示

    吴宁 冯琼 冯旺舟[154]

    大卫·哈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当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的空间：走向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2005）、《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和《新帝国主义》（2003）等著作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可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形态的认识，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对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家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80年代，是在西方经济萎靡不振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条件下吸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主张有：在经济上宣扬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财产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否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国家干预；在国际上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等方面的不同主张。哈维指出，墨西哥接受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投资，就被诱入了债务/信用陷阱，当墨西哥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就必须接受制度改革，重点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要求，因此“墨西哥的情况说明了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对前者来说，贷款人要承担错误投资决策造成的损失，而对后者来说，借款人却要被政府和国际权力机构强迫承担全部偿还债务的代价，而不管这样做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要求把资产按处理价交给外国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这样做……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允许美国的上层阶级从世界其余地方抽取特别的高额回报”[155]。新自由主义必须被看成一个不稳定和进化中的关于资本积累的制度，而不是一个稳定协调的关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功能结构。新自由主义表现为“反常化、私有化，以及把国家从众多的社会供给领域中撤回以达至阶级力量的归位”[156]。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切的金融化和资本积累的权力中心的重构，这种重构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因此具有全球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及集团都热衷于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的整合。新自由主义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断较量而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

    哈维从国家的角度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功能及特点，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为商业服务，就是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包括国内外市场的整合、市场经济的实行、市场法制化的推进、福利制度的消除等）。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促进就业、消除平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值和获取最大利润，而不会维护社会、生态、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资本已经渗透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资本在各部门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利润的关键。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已经被资本所绑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已经放弃了由其控制和管理的社会公共部门和领域（如运输、电信、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公用事业、社会住宅项目、教育等）。这些领域现在都交给私人来掌控，实际上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哈维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为资本集中和权力垄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压制阻碍资本积累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运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方面将其能够私有化的社会公共部门的职能减少（如大幅减低其在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的责任，将这些责任推向市场，从而使得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系数降低）；另一方面对无法私有化的部门加强控制，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轨道，这样“公共部门承担所有风险而公司部门收获各种利润的公私合伙关系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决定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国家还会求助于强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纠察规则）以驱散和镇压集体形式的反抗”[157]。新自由主义国家还严厉打击各种威胁其统治权力的各种运动（如劳工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绿色运动等）。第二，实现资本的市场自由化。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逻辑的存在，导致资本需要在全球寻找其增值和扩展的地理空间，这样，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就必须建构一种整体性的市场（既有诸如商品市场、货币资本市场等具体的市场形式，又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宏观的市场形式）。这些市场的整合和开放有利于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际资本势力的强大，使得它们往往成为垄断性的经济力量。资本“在国外开辟新的高利润领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开辟新殖民主义式资本主义活动场所时，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被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在这方面，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创造新的国际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也典型地与政府权力进行合作”[158]。这样，资本与政治权力相联系，资本与国家也实现了联姻。第三，实现国家与金融系统的利益一体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新自由主义国家对金融也很热心，不仅通过政治权力推动金融业的发展，而且为金融制度的完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对金融破产进行补偿和救助，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投资银行的风险进行管理。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旦被金融市场看好，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也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导致利润降低、经济萎缩、市场紊乱等一系列的问题。国家已经被绑上了资本的“火车头”，一旦被金融市场看好，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也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导致利润降低、经济萎缩、市场紊乱。当金融系统的利益与民众福祉相冲突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国家必将选择前者。第四，推行反民主措施。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已经同资本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家的目的就是为资本积累和增值服务。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建立了一系列机构（比如中央银行、准政府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等），这些机构完全不受民主权力的影响，民众被束之高阁，政府自行指定其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国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市场领域。社会的成败完全归结于企业家个人的原因，而与整个国家系统没有关系。对于国内的反对运动和意见则被严格限定在个人的权利坐标上，集体行动的基本手段通过非选举（许多情况下是精英领导的）的各种权力支持来确定和表达。非政府组织（NGO）在新自由主义下迅速成长和扩散开来，引起了如下幻觉，即认为在政府体制外和在某些号称为“市民社会”的独立团体内发动的反对活动是反对派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动力之源。

    二 新自由主义的扩张、矛盾与替代方案

    哈维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原因、过程和特点。他批判了美国在伊拉克标榜的自由，指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宣扬其给伊拉克带来了自由和解放，但“自由是匹很好骑的马，但骑着它是为了到达别处”[159]。哈维进一步以美国在战后伊拉克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来说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伊拉克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及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机器和资本扩展的工具。

    哈维指出，在19世纪到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主流的经济思想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政府必须介入经济的运行并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福利，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三个原因：其一，新自由主义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断较量而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通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能为力，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其二，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1976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促使新自由主义流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到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认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如美国里根政府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大量削减预算、减免税收和实行非管制化，这称为“沃尔克冲击”。英国则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并打击工会势力，大力推行个人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其三，前苏联东欧地区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全球竞争性的经济体系中，被迫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另外，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巨大的进步以及东亚国家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胜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进一步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地位。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从智利到美国和英国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智利从20世纪70年代依据自由市场的原则开始重构其经济，采取了诸如财产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措施，虽然智利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却成为在英国和美国主导下的向更加开放的自由主义政策转变的仿效模式。英国经过长达十年的阶级对抗和斗争才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得以实现。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代价要低很多，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它们最终的结果不一样，但是都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经济思想，政治自由化、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

    哈维指出，虽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解决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的问题，但这是在高失业率、低福利、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代价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好，“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即使在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160]可见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被鼓吹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效。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日本、联邦德国和东亚“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与英美等国根本不同的制度，但它们却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功。哈维认为人们相信新自由主义是最好的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联邦德国，20世纪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这实际上正说明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但这两者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正如卢森堡曾明确承认的那样，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正。”[161]虽然如此，但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将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归结为他们自身的文化和能力，掩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因。

    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还会产生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是指过剩的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闲置起来，还没有找到赢利的途径和方式。为了解决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剥夺性积累”的政策。“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延续和扩张，采取的措施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162]实际上，过度积累是在国家强权维护下，资本进行全球地理空间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国家通常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制推行上述政策，即使违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经过广大工人阶级和群众多年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共有财产，现在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

    哈维认为正是由于“剥夺性积累”的存在，造成了新自由主义内部的诸多矛盾。第一，独裁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体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坚持把个体作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场，的确为关于广泛的个体权利的激进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但是着眼于这些权利而不是着眼于实质性公开民主政府机构的创造或再创造，这种反对派所用的方式也就无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的命运。”[163]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金融化和财产私有化，就会建立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哈维称之为独裁主义或权威主义。这个阶级的再生产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又同个人的自由和福利相冲突。因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统治者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利润的最大化，会使得资本到处流动，寻找合适的聚集地，导致投机性资本流动的加剧和社会的动荡。这直接威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在经济繁荣期和衰落期都不会得到垄断权力的怜悯；另一方面个人追求的自由是建立在其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个人由于缺少追求自身权利的经济资源很少会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威胁垄断权力的地位。个人只能诉诸抵抗运动和支持群体，如近来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哈维指出这些非政府组织并不是民主机构，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远离他们所要保护或帮助的人，已经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个人的利益在独裁主义的设计中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第二，资本的竞争性积累和霸权主义的矛盾。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波动直接威胁着霸权势力的地位。这是由资本的剥削性和野蛮性决定的。虽然马克思已经揭示资本主义曾经一度以动态性和不稳定性为特征，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它迫切要求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资本才能在差异性的地理空间中实现积累和扩张。“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体系的全景。在其中，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促使单个资本家采取某些措施，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利润率，但在长期却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生存能力。”[164]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竞争性积累机制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此外，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争夺市场的经济斗争，还是国家间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哈维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例指出，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借助“9·11事件”，在全球进行军事行动和建立军事基地，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军事侵略和占领说明美国既要消灭危害其利益的短期威胁，又对其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予以警示。随着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武力打击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世界霸权主义的势力一方面要在全球推广其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会控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减少资本扩张带来的不稳定危害。第三，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矛盾。哈维认为任何权力都需要获得国家的保护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对于领土权力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一定的地理空间才能生存，国家总会被限定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国家追求的是集体利益，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而资本家也需要依赖一定的地理空间才能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资本家总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对其他人负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资本积累的运动需要地理空间的扩张，而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经常脱离资本的运行轨道运转。国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处于一个中心环节，尽管这两种权力逻辑通常是不协调的，但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政治经济实践。“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165]

    哈维认为，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界定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日本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移植，而日本和欧洲也从中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新自由主义的引入不是某个霸权势力，例如美国，强制推行一些正统模式的结果，而是多样化、创新和竞争（经常是一种垄断型竞争）的结果，这些竞争包括民族间、区域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城市间治理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166]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与新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进一步纵容了市场自由放任原则，因而更加容易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随着信贷扩张，虚拟经济最大化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金融危机。”[167]这次危机让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新自由主义遭遇到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强迫人们相信除了生活在这种制度下别无选择，而不管会造成怎样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失业、激进的资本重组和资本贬值、缓慢的经济增长、环境的恶化以及成堆的经济丑闻和竞争麻烦，并且对许多国家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因此，哈维指出，一方面要明确新自由主义的权利体系的不公正；另一方面，要坚持人类基本的权利和恢复人权政治，坚持这些权利将会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就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

    哈维论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方案。其一，新保守主义的方案。哈维认为新保守主义虽然仅仅是剥掉了权威主义的伪装，但也的确为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个人主义和私有化，而市场、竞争以及放任的个人主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需的，这符合新保守主义的泛军事化策略，“新保守主义很愿意施加强力，然而他们还是承认一定程度的拥护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义寻求恢复一种道德目标感，某种可形成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中心的更高秩序价值。其目标在于由此控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露骨的矛盾，并对新自由主义典型地产生的个体利益混乱造成的解体效应进行抵制”[168]。哈维指出这种道德目标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因此，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避免堕入民族主义的竞争，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文明优越论的霸权主义行列，最终失去了解决新自由主义矛盾的可能。其二，激进政治运动的方案。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由于内在的矛盾滋生出包括工人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等一系列反对运动。这些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剥夺式积累所带来的个人权利的损害，反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但不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些激进的运动会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层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措施来严厉控制。其三，改革世界性的经济组织的方案。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强大的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全球经济设置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原则。当某个国家需要资金时，它们就胁迫这些国家制定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否则将会失去援助并导致崩溃的危险；而接受援助的国家被纳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轨道，为资本的流动打开不受限制的大门，资本实现了扩张和增值，这些国家却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新自由主义实施霸权的场所和工具，只有改革或解散这些强大的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全球的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

    三 哈维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启示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尽管也有其理论的局限性，但对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反抗新自由主义必须找到社会变革的主体与过渡性积累的根源。哈维认为现在的危机是早已存在的过度积累的危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并未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反而使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加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方面，“在哈维看来，只要不改变阶级力量格局，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任何摆脱目前危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169]。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需要唤醒全球的劳苦大众，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反资本主义全球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哈维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又无法找到变革的主体，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哈维强调过度积累危机又同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相关，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对个人及国家权益的严重损害，将剥夺性积累当成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根源，这夸大了剥夺性积累的危害和重要性。实际上当今世界普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以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为逻辑，关键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不同而已，据此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性是片面和武断的。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并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已经分化为商品化、再商品化和结构重组这三种方式，并不是所有的积累都要依靠超国家的权力的介入才能实现。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激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新帝国主义侧重于政治规划和权力控制，权力的控制者依赖于对领土的占有和资源的分配以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新帝国主义“新”在帝国权力的扩展范围相对传统帝国来说更加广泛，所运用的手段更加侧重于文化和经济渗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将产生新帝国主义。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并不如哈维所说的是资本与国家的相互交织运行的逻辑，而是以资本的竞争性积累逻辑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霸权逻辑，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从属于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正是在权力的资本逻辑牵引下，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展了其意识形态的范围，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南北之间的差距。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发展过程和最终归宿，指出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在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全球危机中又重新被激活，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社会主义的重构。

    第三，阶级政治和权力重构有助于反抗新自由主义。哈维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在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中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哈维侧重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的批判，将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寄希望于权力斗争和改变甚至废除现今的国际经济组织，提倡各种反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组织水平和全球民众的参与度，呼吁美帝国主义的国内外对手一起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哈维只看到新自由主义危害的一面，而对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估计不足，这些国家正是从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利。要反对新自由主义，既不能拒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也不能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转型和所谓的“全球治理”，而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及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民族-国家出发，加强民族-国家内部的联合，通过阶级政治和权力的重构来逐步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的民主化和合理化。哈维警示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世界背景下社会主义如何去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侵入，避免发生颜色革命，但他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扩展的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时忽略了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权力的分析，尤其忽视了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兴起及工人阶级的分化重组的分析，他对国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中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能很好解释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崛起的事实。“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全球化的生产之中，操纵着全球性的积累循环，这就从空间和政治层面上给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领土和政体的客观阶级存在和认同。”[170]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世界新的统治阶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性扩展同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资本的积累与增值，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大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最美好的制度，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促进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霸权体系……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171]。新自由主义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而忽视人、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发展模式是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的。

    第五，加深对经济模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要性的认识。哈维指出，虽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解决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的问题，但这是在高失业率、低福利、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代价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两极分化。哈维揭示新自由主义追求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和最大程度自由化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会加剧国家、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的作用、公民的权利、社会的发展模式。我们要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反民主本性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对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启发我们要消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打压和思想文化渗透。

    第六，新自由主义既有破坏性又具有建设性。哈维否认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有扩大的趋势，认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是用来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是为了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推向世界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那些国家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既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有建设性作用。但哈维却无视新自由主义是以牺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哈维的这些观点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无法真正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后果，最终也无法找到一条替代新自由主义之路。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蓄谋改变其他国家发展的轨迹，其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垄断资本的全球控制，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贩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在国家层面上是财富急剧聚焦到少数人手里，在国际层面上是财富大量注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各个国内，财富被各国的经济政治精英攫取；在世界范围内，财富被少数强国的金融中心攫取。新自由主义主义最大的弱点是其对政府调控的弱化，故意弱化政府的调控也正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些好的方面值得汲取，如对商业自由、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视，对法制和社会程序的强调，对金融、信息技术的倚重，对于个人努力、私人企业的鼓励。但新自由主义借市场化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会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拉大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总之，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发现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统治精英建立或重建阶级力量，这一结论对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我们应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点及影响，既要吸收新自由主义增加个人私有财产和激发社会活力的主张，也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地结合起来，保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宏观调控，尽一切努力缩小社会不平等，将自由引向正确的方向。

    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与出路

    田春生[172]

    以20世纪90年代初出炉的“华盛顿共识”为标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达到了它的顶峰，并对全球经济各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产生影响。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变为政策，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了大约20多年，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国际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十分深刻，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达到顶峰的具体体现，也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总危机的集中体现。

    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经济政策，也是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和目前难以复苏的重要原因。全球化的蔓延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同时主导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也需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支撑，两者互为因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表现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但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能够体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特征是：第一，效率和资本高于一切。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中，将资本、利润和效率推崇到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利润与效率的唯一手段；第二，抬高虚拟经济的作用，使虚拟资本的利率和利益最大化。特别是，放松金融管制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全球的金融产业和货币价值急剧膨胀。例如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利润只是非金融部门的1/5，2000年后这一比例达到1/2；第三，包括民生和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政策被挤出政策管辖，而达到所谓的国家对社会的完全市场化。这就推高全球资本的力量，而使社会力量被排挤出政策和决策过程之外。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遭到全球各国的质疑、批评与抨击。新自由主义何去何从是这一理论及其政策面临的选择。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认为：

    1.目前阶段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在经历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这几年，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断受到国际上的质疑与批判。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危害，各国都已经有深刻认识。因此，如果不能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危害及其根源加以认识，并加以调整合进行改革，那么，全球经济将很难走出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难以很快消除。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在对资本的权力进行控制节制，各国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和规制、通过鼓励发展实体经济抑制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干预或者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得到体现和发展。

    2.在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国际环境难以改变。以美国所主导的西方国家，仍然把持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仍然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采取一些急救措施来纠正原有的过度非理性。由于新自由主义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继续控制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及其政党没有被削弱，这使得以新自由主义为发展模式的全球经济的变革尚需时日，克服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影响，需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

    无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向何处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怎样变化，对于新自由主义以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质，各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制定符合自己国情与发展方式的政策。

    揭露新自由主义本质防止走新自由主义的邪路

    李艳艳[173]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国家实施并向世界推行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四化”，即“经济非调控化”、“私有化”、“自由化”、“福利个人化”。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渐渐被披上“普世”的外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了影响，也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由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坚决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邪路。

    一 防止经济非调控化倾向，加强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

    所谓“经济非调控化”是指，崇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否定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让市场自由地配置各种经济社会资源。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非调控化”主张，其根本错误在于，它立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然而，若要市场的自发平衡机制起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即市场拥有足够的产品供给和适度的货币流动性。一旦市场不能提供充足的产品或滥发货币，市场机制就会失灵。

    本质上，“经济非调控化”是为国内外资本家和国内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要不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的住房、粮油、禽蛋等关系民生，及石油、铁矿石等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速度较快、涨幅加大的势头，因此，当前必须加强和完善政府对于此类市场的宏观调控工作，严厉打击各种借着市场化名义的投机行为，防止市场出现较大的波动风险。

    二 揭穿鼓吹“私有化”的险恶用心，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

    所谓“私有化”是指，抽象地认为私有制最能保障人权、最有效率，主张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主张，立足于私有产权神圣化和公有制效率低下的偏见。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只要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人们就能够掌握市场生产、交换的主动性，从而产生高效率。

    但是，这种理想模型只能存在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一旦市场出现了生产向少数企业集中的趋势，私有制将成为限制自由的根源。

    本质上，“私有化”倾向是为少数垄断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在现实社会中，利润最大化是私有制企业生产的唯一的最终决定目的。而在公有制经济下，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生产能够真正为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也受到私有化思潮的冲击，一些观点试图用“民营”的幌子为私有制经济正名，甚至把公有制经济误解为官本经济，从而彻底模糊经济制度的阶级属性。实际上，如果不谈所有制性质，以“民”为本就会变成以“资”为本。

    三 揭露“自由化”倾向的巨大危害，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

    所谓“自由化”是指，在全球化的国际交往中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活动绝对自由化，民主政治绝对自由化，舆论媒体绝对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自由化”的主张，立足于西方中心论和全球化理论。18世纪以来，该观点一直主张，自由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实现自由的唯一模式，应该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在世界得到普遍推广。但是，这种以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念一统世界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它忽视了自由作为一种观念，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之中。

    本质上，“自由化”倾向是为了“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7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有了话语权，谁就更自由。

    四 防止“福利个人化”倾向，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所谓“福利个人化”，程恩富教授指出，这是“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175]如果对“福利个人化”缺乏正确、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被其所误导。

    新自由主义“福利个人化”主张的理论根据是，福利国家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干扰了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建立自发秩序的能力。

    本质上，“福利个人化”倾向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本家的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在当今中国，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但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还存在着福利水平低、覆盖面偏窄、受益不公平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海南省东方暴力袭警事件、江西省南康事件、湖北省石首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等群体性事件表明，若社会福利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回转变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为了妥协解决这类问题，也为了落实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防止福利个人化的倾向，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当前，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方面的渗透；另一方面，要在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赌场资本主义——缺乏监管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末日

    帕特森[176]

    眼前的经济危机的猛烈程度不逊于1929年那场世界经济危机，这是被经济理论家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们基本上只是把这两场经济危机看作短暂的经济下滑。然而，我们只有站在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根基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白这两场经济危机的要旨。

    古哲学和基督教是资本家的自我写照的两条根基：古哲学使资本家懂得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这取代了家族成员的集体观念；基督教教义给了他对于物质世界和体力劳动的积极态度。对第一个起身反抗的资产阶级企业主来说，以市场经济的规则盈利是一个迹象，它表明资产阶级生产的东西是被社会所需，是上帝所选。

    资本主义堕落主要根源于封建制的家庭传统——名义上要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后代。因此，每一代得到的遗产都比自己工作赚来的要多。进而财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家庭。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创造性与平等的劳动之上的。对于继承时代遗产的资本家个人而言，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手工工场获利，而财产和收入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这点值得注意。

    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需要取得平衡。积累需要不断地投入再生产，否则产品和服务的滞销会导致企业家缩减生产规模和工人失业等严重后果——经济将陷入萧条。结果是少数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以及更多的利益积累。

    人们声称发明与创新能够给市场带来成功，可结果是投资下去却收益甚微。事实上，与所需的巨大投资相比，创新给经济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进入潜在的经济萧条，这就是例子。经济萧条常常不会再度恶化缘于资本市场的国家金融信贷消费以及将越来越大的资本投入作为支撑。通过经济人、银行家、经济咨询顾问、保险商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委托授权，过剩储蓄重返市场，通过投机的获利用于实体经济市场的消费。

    德国与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避免经济萧条，在于它们长期的贸易顺差，比如，德国人购买力低下，但这被贸易顺差所弥补。但是，贸易顺差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这意味着该国举欠外债，因为与贸易逆差的国家相比，同样的出口所对应的资本更少了。然而，这对于贸易顺差的国家意味着就业的变化和工业化降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工业化的降低，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现在它的经济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当今出台的经济政策不足以对抗经济危机，有些政策甚至加重了危机，使经济系统更加脆弱。如果减少相关的公共消费，急令停发国债之车将直接加剧经济萧条。而鉴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买入国债的投资者会扩大消费，或在实体经济市场中寻找其他可替代的投资项目。资本市场上更严格的规制也许会限制投机，但同样也会阻碍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借助央行的零息贷款，大量的额外货币淹没了市场，这会暂时消除经济萧条的危险。然而，额外货币的流动也会导致更多投机，增加通胀的风险。

    所谓的欧债危机与此次经济危机原理大体相同，只是成为欧元区国家之后，债务使得经济贫弱的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欧元区国家不允许新举外债，而现存债务又要清还。为避免他们宣称破产，这些国家接受欧洲金融救助计划的援助，欧洲中央银行接管了他们的债务。这种做法也与欧元区条约以及欧洲央行的原则相违背。欧洲国家接管了债务的风险，这种做法使欧元区国家更加衰竭。尽管宣布破产会产生一些动荡，然而我们有多条理由相信这是个更好的选择。欧洲国家应该通过发放货币补贴债务国家，帮助他们重振旗鼓，而不是让他们陷入旧债未平、新债又起的困局。

    资本主义的治本之计是营造一个更公平的财产与收入的分配体系。在不对企业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以高税收（尤其是针对遗产税）的手段摆脱国家对滥发国债的依赖，甚至在允许的条件下实现削减债务。然而，该政策实施的前提是更深刻的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全面退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经济体系，对经济活动的原则开展一场价值重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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